南昌的父亲已经解除隔离，回到家中，接着养病。只是每周要交一份汇报，汇报每日的活动。大姐分配在一家钟表厂当学徒，二姐去了市郊农场做农业工人。南昌底下的一对双胞胎兄弟其实并未到正式分配，但写了血书，终于获批准，双双去内蒙古插队落户。这家的孩子，都渴望离开家庭，并非是出于政治上的立场，而是想摆脱那一股阴郁的气氛。这样的情况，南昌是可协调留上海厂矿，于是便等待就业通知。妹妹们在学校里的学业日渐正常，每天上课下课。这个家庭在经过一度的打击和混乱之后，又平静下来，走上生活的轨道。还是大姐操持家务，她是常日班，晨起暮归，一早一晚两顿饭便可照应，中午由放学回家的妹妹们简单烧煮。于是，整个白天，都是父亲和南昌相守着度过。父子间虽然存着隔阂，但朝夕相处，总免不了要说话。父亲的每周汇报由南昌递交去单位，汇报完全是流水账，几时起床，几时用餐，几时就寝，结尾总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所记不谓不如实，但却透露出讥诮的意思。南昌向父亲提出，应当诚恳些，父亲谦逊地请教如何诚恳，依然是讥诮的。南昌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将“汇报”重新叠起来，走了。心里有些恼怒，想，关我何事！下一次，父亲有恙，歇在床上，请南昌代笔。南昌斟酌一时，结果还是按原样写下，末后也是“一日无人来，一日无外出”。再后来，父亲病虽好了，可“汇报”的事情却从此落在南昌的身上。他干脆一气写好多张，临时再标日期。就好像小学里写大字，趁一时兴起，大楷簿一气写去半本，将垫纸隔在当日的作业之后，然后一日一日往后挪。老师一般从垫纸揭起，批毕即罢。也曾有被老师识破伎俩，统统批完，等于多做了作业，但老师并未从此提高警惕，加强识别，原因是老师也是懒惰的。所以在同学中，一直流行着这种作业法。父亲对南昌的代笔只提过一条意见，就是字写得不够好，让南昌模仿自己的笔迹。南昌这就发现父亲写一手娟秀的钢笔字，有些像出自女性的手。而且，令他颇感惊奇地，他的字，其实也有类似父亲的地方，略用心靠拢，就像了。从这点出发，南昌又注意到更多的与父亲的相像：发际正中都有一个发尖，右边脸颊略比左边瘦削，是由于多在左边咀嚼，咬肌发达不一致的缘故。有时候，他听见自己的咳声会惊一跳，以为是父亲在咳嗽。甚至于，洗过脸永远绞不千毛巾，任毛巾水滴不止这一个习惯。这些发现使他感到惊慌，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习惯，可是，却越来越经常地听到大姐的数落：父子俩一样的毛病！碗里的饭没有吃干净，脚汗沤烂袜底和鞋垫，衣领上的脑油气味，洗过手脸，还是绞不干毛巾——大姐把这一对父子当成孩子似地管教，她正当谈婚论嫁的年龄，看起来却像一个养儿育女的女人。没有人追求她，她似也没这方面的要求。她就像那类跳过青春时期直接进入成年的女人，在她们身上，感情和情欲全单纯为一种，母爱的责任。有一回，父亲忽对南昌说：你们终是要离开我的，只有你大姐会留在我身边。父亲流露出的依恋，令南昌很觉难堪，他支吾着找了个借口，立刻走开去了。

    大姐的师傅，一个钟表匠出身的机械师，为表示对徒弟的关心，例行公事前来家访。他带着诧异的心情走进公寓，他没想到这名吃苦耐劳，形状如同劳动大姐的女徒弟竟是住在钢窗蜡地的住宅内。当然，以他的经验，一眼看出打蜡地板上的水迹，白木家具上钉着公家的名牌，房间内充斥着葱蒜的辛辣气味。这家的人也同样感到惊讶，一名产业工人竟然如此风范：毛料裤烫出笔直的裤缝，白皙的窄脸上架着金丝边眼镜，头上打着发蜡，光可鉴人，而且，他和父亲有着相同的爱好，就是养鸟。这次家访之后，师傅又上门一次，送给父亲一只开了舌的八哥。自此，父亲就常对了笼中鸟教说：你好。父亲教说“你好”的声音很温柔，而且带几分稚气。南昌听了不由难过，父亲似乎变成了孩子，需要他的怜惜，其实是他长大了。有一回，他翻箱倒柜找一件上装，找得火起。父亲也随着他忙活，不时递过一件，接过来看看不是，又丢开。他看见父亲的眼睛，竟然有奉迎之色，于是歇下手不找了，心想丢就丢了吧。不料大姐下班回家却提着这件洗白了的军装，原来是晾晒在窗外掉下去，被人拾起放在信箱上失物招领。他要是出门去陈卓然那里，这些日子，他的朋友只剩一个陈卓然，他在陈卓然那里待得忘记时间，回家晚了，便会看见父亲房间亮着灯。他很想进去说一声“我回来了”，却是没进去，只是重了手脚，咳嗽着，表示人已回来。果然，不一会儿，灯就熄了。就这样，琐细之间，父子间养成了一些尴尬又酸楚的亲情。

    这是一个少有的温馨时期，在他们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似乎是，事情已经坏到头，反而局势明朗，所以，就也安全了。有主张的大孩子都离了家，只剩下几个人事不省的，晚饭桌上，半懂不懂地说些外面的世道，很引人发笑。有一个星期天，父亲甚至携全家去了一趟动物园。对于这个常年处于动荡不安中的家庭，是破天荒的出行。在北京时，南昌有过几次游玩，都是随父亲的公务员，后来就是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所以，这一次活动就显得很隆重。日前，大姐就准备了水果糕点，一早起来又将开水冲满几个军用水壶。水壶分给各人携带，食品装一个草篮，由她提了。父亲建议带上望远镜，但不知抄家有没有抄走，柜子里找了一阵，竟然还在，就由南昌拿着。父亲告诉说，这架望远镜是在苏联买的，在莫斯科时，他和他们的母亲常常看歌剧和芭蕾。为避免一家人出门招人眼目，大姐让两个小的先结伴走，其次是南昌和父亲，大姐压阵，也是负责关门关窗的缘故。他们三批人在公共汽车站聚合，依然装成不相十的陌生人，互不搭讪，只用眼睛看来看去，生怕走散。一直到各自买了门票，走进公园，大姐喊了一声，就像集合令，看走在最前面两个小的转身飞奔过来，南昌都有些兴奋起来。他们一家团成一堆，走在公园的甬道。又是深秋，树叶已经凋零，裸露出粗壮的树干，树身上的白与褐的斑纹显得分外明目，枝权有力地划在蓝天，也是明目的。他们真的像一家人，本来就是嘛！他们这一团人又松散开，妹妹们跑去看路标，然后跑回来报告，哪条路通往哪里：猴山，熊山，孔雀馆，水族馆……动物的腥臭已可嗅见，那些受欢迎的动物前的路径几乎是簇拥着，多是阖家出游。大时代的夹缝里，小民的快乐从不曾湮灭过。

    中午，在公园餐厅吃饭。偌大个餐厅，挤挨着无数张方桌和圆桌，菜碟与汤盆在人头上传递，四处是叫喊点菜催促上菜的声浪。因为人多，是不是一伙的都拼挤一张桌，就这样，还排起长队。和他们一家拼桌的是几个东北人，出差来上海，很豪爽地将啤酒斟在大碗里，还请父亲同饮。大爷——他们这么称父亲，两个妹妹就直笑，大爷，干一碗吧，也是有缘。父亲竞也喝了几口，然后将碗传给南昌。他们这才看见南昌，称他兄弟——兄弟，和大哥干一碗！聊天问，知道他们是长春汽车厂的技工，大姐便也代表全家报出身份：钟厂的学徒工。他们全是第一次来上海，对这城市有着无限的好奇。他们问为什么公共汽车停靠站时售票员要奋力拍打车壁，又问半两粮票能买到什么？菜为什么都是甜的？一进口，后脑勺就发麻。但这一切他们都能接受，唯一的意见是不该把孩子叫成“小人”，因“小人”指的是卑鄙之徒，不可用来蔑称孩子。北地的方言自有风趣，人又是热心肠，再加喝了酒，饭桌上的气氛甚是高涨。饭毕出来，都有些不舍，握一阵手方才告别。午后的太阳暖和许多，又是饭饱，父亲就有些懒散，意兴略有消沉。于是，南昌陪着在树下长椅打盹，大姐带妹妹们看一种名叫“山魈”的奇异动物。父亲小寐一阵，睁开眼睛，只看见南昌一人在身边，便问那几个去了哪里。父亲的眼睛里忽流露出惊惧，停了一下，他给南昌说了一段旧闻。说是在南京动物园的熊山，一个父亲将儿子骑坐在颈上看熊，不料孩子一个前倾，父亲来不及握住小脚，已经落下熊山，三头大熊蹒跚过来，从容不迫地将小孩子分吃了。煌煌的日头下，南昌竟打了个寒噤。前边有几个黑点迎着他们过来，是大姐和两个妹妹，不等她们到跟前，南昌就站起身说：回去！带着通常的高xdx潮过去之后阑珊的人意，他们走上了归途。和来时一样，在公园门口他们便装作陌路人，暗中相跟排队等车。上车时，父亲第一下没迈上踏脚，南昌在父亲的臂肘托了一把，心里一惊，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父亲的身体。虽然是隔了几重衣服，他依然能感觉出父亲的身体：骨骼，肌肉，以及在这之下已趋衰落的活力。一路上，南昌的身体变得紧张，为防止再接触到父亲，他极力收缩手脚。可是偏偏车很挤。父亲坐到一个座位，他站在父亲旁边，后面的人总是将他朝前推，于是，他的膝，肚腹，甚至于胸，就不停地贴到父亲身上。他想抵抗，可是不止是人挤，车还在激烈地晃荡。他抵抗不了，干脆放弃，顺从人群的推拥。这时，他嗅到了父亲的体味。有一些灰尘的气味，有一些油脂的气味，有些樟脑的气味，还有些药味。在家里，四处都是这种气味，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可是在喧腾的人群里，这气味却突拔起，扑面而来。

    这次出游以后，偶尔的，南昌会去父亲房间坐坐。自父亲回家，他便从父亲书房搬出来，住到原先兄弟合住，现在只剩他一个人的房间，不再踏进父亲的书房。现在，对着书房紧闭的门，他感到不安：父亲在想什么呢？在动物园里，父亲的惊惧的眼神，一直打扰着他，使他感到骇怕。开始，他借口到父亲书橱里找一本书。父亲坐在书桌前，背对着他。他有些慌张，随便从书橱里抽一本书，就退出去。下一回，他是以还回书为理由进房间。这一次，父亲已躺在床上被窝里，伸手向南昌要去那本书看了看，书名是《小逻辑》，黑格尔所著。父亲翻了翻，问能看懂吗？南昌老实说看不懂。父亲说：这对你有些难，你可以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运用哲学方法，解释现实的问题，还是从具体进入抽象比较可行。南昌将《小逻辑》放回书橱，再找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然后出了房间。第三回进父亲房间，却没有继续读书的话题，而是谈天气。这是一个暴冷的上午，姐妹们都不在家，父亲让南昌替他冲一个热水袋。南昌冲好后送进去，父亲急切地接过来，紧捂在怀里，手指几乎是痉挛地揉捏着，热水袋的胶皮柔软地扭曲。一股嫌恶从心底升起，就像是一个久远的记忆，带着些隔膜的腥臭，面前这个人是谁啊！热水袋的暖意从这人的手指传递到身上，他渐渐镇静下来，嗫嚅了一声：真冷啊！南昌转身要离去，父亲却又开口说话了。

    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会使人倍感抑郁，父亲说，南昌停住了脚步。大河流域的地理环境，适合耕植，养育庄稼的同时，也养育着忧郁，父亲继续说。你这是为悲观主义找借口，南昌克制地轻声说。不，我是在为悲观主义找原由，悲观主义更可能是一种疾病。悲观主义是世界观，南昌坚持。你好，八哥说话了，这古怪的声音一点没有使场面变得滑稽，反而更显压抑。你难道不觉得世界观是由多种因素形成，也包含有物理性成分？父亲脸上有了些许红润，是暖和所致，还是谈话刺激了他。南昌的脸却绷紧了：世界观是人类精神。父亲笑了，他那惯有的尖刻又回来了，近日内几近泛滥的父子情义将它暂时地掩藏了。自小就滋生的对这个男人的恨意也回到南昌的心里，他强调：这是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父亲以请教的口气问：唯物主义不是说，存在决定意识吗？南昌说不出话来，憋红了脸，停了一会，说：你要好好改造世界观。说罢立即转身走出房间，反手将门带上，快步走开，好像生怕有什么会追逐而来。这天上午，父子俩都没出房间。中午，妹妹们回来，将昨日的饭菜热了，喊他们吃饭，他们出来吃完又各回各的房间。南昌听见父亲让妹妹替他灌热水袋，妹妹说，为什么不叫南昌？但也还是灌了，然后再去上学，家里复又安静下来。傍晚时气温似转暖一些，风声也息下来。大姐下班，在厨房里烧煮煎炒，有饭菜的香味弥漫开来。门厅里的灯光从门下漏进南昌黑着灯的房间，生出一股令人伤感的暖意，南昌趴在桌上，忽然哭了——为什么是他，又为什么是我？偏偏要是父和子？哭泣使心情澄宁了，南昌安静下来。

    他决定不再跨入父亲房间，可是却轮到父亲叫他了。他装作听不见，第一次赖过去了，第二次也赖过去了，第三次，父亲竟过来敲他的门，他只得去了。父亲令他在书桌前坐下，口授一份思想小结，让他笔录。南昌准备好笔和纸，开始了——吾闭门思过数月余，犹有心得，特此汇报于领导、群众。近来所思所想，颇多而杂，去芜存精，总起一条，吾为何种人，居社会何阶层，位意识何形态，然后方能裁定行为何其性质——南昌勉强记到此，已不胜其厌烦，抬头说：能不能简明一些？父亲惊讶道：这还不够简明？你说何为简明？南昌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应当使用当今时代的语言。父亲虚心请教——比如？比如“我”就是“我”，为什么偏要用“吾”，多陈旧啊！好的，父亲同意，将“吾”改为“我”，再比如？南昌将方才句子从头搜寻一遍，并未搜寻出具体的不妥，只觉得气味不对，摆摆手，让父亲继续——“我”出生于江西南昌，父亲停下来，补充一句：就是你那个“南昌”的南昌，据族谱所记，明万历年间，有先人任职礼部，官至尚书；然而中国人编系族谱，多有攀附之习，是出于宗族血缘的迷信认识，好比戏曲里人物登场必自报家门，即此陋习——南昌又忍不住了，这回是嫌父亲太多赘言，说自己就说自己，何必扯到戏曲上去？是卖弄见识吗？父亲立即听取意见，删除戏曲的一节，但关于族谱攀附的意思，则要保留，因为关系到下面的结论，结论是——我因此以为族谱所言不足为信，尚可查证的仅以上三代；依族谱叙，我家原为明室遗民，于闯王进京时节潜走，绕道返回原籍，于鄱阳湖畔置地买田，隐入乡间；此言暂不究其虚实，总之，到曾祖一辈，确已是耕读人家，有良田数千亩，人丁百余户，族中有宗祠，义堂，称得上是旺族；然而——南昌一听“然而”就烦了。不由皱眉看去一眼，父亲止住说明道：我以为必须从根子上检讨起，才能真正判断自己是何种世界观！听到“世界观”这三个字，南昌脸红了，他怀疑起来，是单位里真要求父亲写思想小结，还是——看起来就像上一回的事还没完，父亲要与自己纠缠到底。他收起纸笔，朝向父亲道：你们单位什么时候向你要思想小结的？我怎么不知道！他这么问是因为这一向父亲与单位的联络都是由他担任。父亲坦然地望着儿子：检讨与反省不就是我一生的工作？天气回暖，太阳从落了叶的梧桐枝上照进房间，明晃晃的。江南的寒潮就是这么倏忽来，倏忽往。在回升的气温里，父亲好像活过来了，他脸上甚至有了一种神气。你自己写，南昌将纸笔一推，站起来。你必须写！父亲说。为什么？我是父亲，你是儿子！你想搞独裁！南昌愤怒起来。父亲也愤怒起来：我告诉你，父亲对儿子的独裁永生永世。南昌说：我就不相信。信不信不由你！那么，南昌指着门，我现在就贴出声明，和你划清界线！父亲伸手在他脸上掴了一下，脸颊火辣辣的，奇怪的是，一股痛快淋漓之感充满全身，他亢奋地想：来吧！还有什么，来吧！父亲一甩手：滚！

    他们僵持了两天，第三天深夜，大姐敲开南昌的门，说父亲病了，要去医院。不得已下，南昌穿衣起床。大姐将父亲从房内扶出，南昌跟随其后出门去。转身时，南昌看见父亲烧红了的脸，忽然间，父亲横扫他一眼，眼光犀利。南昌几乎要觉得，父亲是用生病来整他。父亲得的是急性肺炎，留在观察室输液。次日南昌便去单位汇报，单位再往更上级汇报，两天之后，转入特许病房的单人间，并规定除直系家属，不可有外人探望。其实他们家哪有什么外人？在建国初期便赋了闲的父亲，早已从社会生活中退出，离群索居。然而，入住特许病房却给人一种重人社会的印象，连南昌都感染了这气氛。他一天两次给父亲送饭，很快和警卫护士混熟了。晚饭送来了，也不急着走，而是坐在休息室里看报纸或者看电视。电视节目无非是一些纪录片，偶尔也播放样板戏演出，报纸的内容也大致相仿，但他一坐就可坐很久。病房的生活，入夜很早，七八点钟光景，休息室和走廊都无人了，只有清洁工在拖地，拖把在水磨砖地上无声地来回移动。窗户外的天空已漆黑，里面却被日光灯照成白昼。南昌看见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好像是另一个自己，陌生，又使他自得的自己。

    在医院里，南昌变得和悦了。他对病人父亲，就像大人对孩子，很宽容。父亲呢，生了病，总归就软弱了，由人摆布。有时任性，起些小小的反抗，终也会被南昌温和地压制下去。只是有几次，南昌又发觉父亲用犀利的目光横扫过来，奇怪地，心里会一惊。他们没有继续争执，也很少说话，反抗与压制只占了极少的时间，大多时间里，父亲只是沉默着，对了雪白的天花板，或者略侧了脸，看窗台上麻雀啄食。先是两只，后是三四只，再后有五六只，一周过去，竟是成群结队簇拥而至，喳喳地吵闹。大姐有一回来看父亲，抬头望一眼窗台上的麻雀，说：谁给它们喂食呢！南昌这才注意到窗台上总是有一些米饭粒儿和馒头屑，无疑是父亲的手笔。南昌推开窗想驱赶它们，不料它们反扑将过来。那些麻雀都养得滚壮，简直像小鹞鹰，南昌宽容地一笑，罢手了。医生有时找他过去，给他看父亲的胸片，报告病情，然后提醒某些生活细节，比如少抽烟，多吃鱼、蛋之类优质蛋白。南昌便笑着，抱怨着父亲的坏毛病，仿佛他们是一对亲密的父子，互相了解，事实上他都不知道父亲饮食上的偏好。他也觉着自己是有一些虚伪，像他们这样，扮演一对正常社会里的父子，多少是别扭的。而且，父亲显然对此不感兴趣，他那横扫过来的一眼，就是提醒南昌：别太夸张了！南昌立即就不自然了。所以，他们又远比通常的父子，互相更为了解。南昌不免恼怒，觉着父亲的扫兴，就会以训导的口气说：我希望这次住院，不仅治好你身体的病，也治好你思想的病。父亲便向他诧异地睁大眼睛，好像在问：思想的什么病？南昌补充一句：虚无主义病。父亲作出一个恍悟的表情，重又合上眼睛。南昌感觉到父亲沉默中的更加甚的讥诮，还有轻蔑。他很愤怒地又去驱赶麻雀，麻雀再向他扑来，比前一日更多更凶猛。他砰地关上窗户，走了。下一日，他还是准时来到病房，给父亲送饭，然后到休息室看报纸。护士们轮班在休息室吃午饭，一边讨论学习的议题，她们学习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南昌想起阿明远在皖南也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知什么时候起的风气，勿论懂不懂的，都在学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初，当陈卓然向大家引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面的章节字句，人们就像听见了圣典，高不可仰。南昌忍不住要插进话去，向她们解释背景，中心大意，主题思想，以及如何映照今天的革命形势。她们听得很入迷，说南昌应该在院里做学习报告。南昌也挺得意，心情很好地骑车回家了。可是就在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陡然地颓唐下来。

    下午，妹妹们放学回家，说同学们都在议论，今晚上电视播放全场芭蕾舞《白毛女》，有个同学的父亲在某机关工作，机关里每个星期六都放电视，这天正好就是星期六，那同学便邀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去看。她们不属那女生要好的人，自然没有被邀，心里却是很想望的。这阵子，妹妹们都迷上了芭蕾，学着用脚尖走路。南昌曾在小老大客厅里见识过真正的芭蕾女演员和她的足尖鞋，晓得她们全是徒劳，但因向来懒得与她们说话，就任由她们瞎折腾。可这一日不是心情好吗？所以他欣然提出，带她们去病房休息室看电视。妹妹们不相信有这等好事，越不相信，南昌就越要带她们去不可了。于是，三个人早早吃了晚饭，等大姐把父亲的饭菜装进保温瓶里，大妹抱着坐车后架，小妹则横坐前车杠上，三个人就这么上路了。他们兄妹从没这么接近地挤在一起过，感到颇不自在。但这一段，尤其这一天，他的心情这么好，这点小不自在就也无所谓了。来到医院，天还早，安顿父亲吃饭，等他吃罢，他们几个分头收拾碗筷，打热水，领换洗病员服，一切停当，还余半小时才开播电视。两个妹妹就坐在休息室沙发上耐心地等待，南昌看装电视机的柜子上着锁，便跑去找值班护士要钥匙。值班护士说钥匙在护士长处，可护士长却下班了。南昌问值班护士除了护士长外，谁还掌管电视机柜的钥匙，值班护士说总务处吧。南昌就问总务处在哪里，值班护士指点他出这栋小楼，再一转，就是办公楼。听到要出这栋小楼，南昌心里就打怵了，可他还是硬了头皮下楼去。

    楼里很安静，此时，探视的人都走了，医生护士除了当值的，也都下班了。走廊的灯亮着，墙面洁白，墙裙漆成天蓝，墙角连接着灰白的水磨砖地，统在反射着幽光，有一种肃穆。南昌走下楼，推开蒙着白纱布的玻璃门，走到水泥路面的甬道。两边是冬青的墙垛，在昏黄的路灯下呈现出几何体的阴影。他生出要退回去的念头，可还是咬着牙打消了。他从办公楼的背面绕到正面，门却是开在另一边的侧面，再绕到另一侧，终于进了楼。这是一幢简陋的三层旧楼，地板和楼板留着白蚁咬噬的印迹，踩上去，发出空洞的声音。门都关着，楼道里没灯，几乎伸手不见五指。他依次推过门去，已经不抱希望，一扇门忽地开了，他几乎一趔趄。站稳脚，只见眼前灯光里站了一个大汉，臂上套红袖章，问他干什么？他极力定住神，说找总务科。找总务科干什么？拿电视柜的钥匙。什么电视柜的钥匙？特许病房的电视柜——南昌话没说完，那人已经将南昌搡出门外，说：是来治病还是看电视的！南昌一个人又站在了一团漆黑之中。方才几个回合的对话如此急骤，前后总共不过几秒钟，南昌一时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摸下楼梯，走过冬青夹道的水泥路，回进小楼。休息室里没有人，两个妹妹已经被人打发走了。他慢慢想过来了，那值班护士从开始就没打算让他们看电视，过去看电视，是因为他们自己要看，南昌不过沾光而已。南昌到父亲病房站了站，问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就要走。父亲却叫住他，他惊讶地看见父亲在微笑。父亲微笑着说：知道吗？这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独裁！南昌压低声音，一字一句地回答：我向你保证，一定解放我自己。父亲说：解放万岁！躺回枕上，南昌夺门而出。父子俩又一次决裂。

    接连有两天，南昌没往医院去，都是两个妹妹送饭去的。那天的事，妹妹们早已忘在脑后，她们生长在这个家庭最末路的时期，对世态炎凉很有适应力，所以，她们甚至都没有向南昌抱怨什么。可南昌无地白容。事情本身的难堪不说，还有父亲的讥嘲，很快，后者就压倒前者，他心里充满了对父亲的无限的怨怼。这种迁怒其实正出自父子问的亲情，他又不能同社会斗气，那是铜墙铁壁，只有将气撒在自家人身上，或许还有一些儿回应。所以，这怨怼里又藏着一股凄楚。晚上大姐从医院回来，说父亲已好得差不多，医院里关照明天去个家属，带父亲去拍个胸片。于是，下一日，南昌只得又往医院去了。

    这个医院的建所很分散，遍布于马路两边，斜过一个十字路口。南昌让父亲坐在轮椅上。推他去马路那边的放射科。行人里夹杂着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病人的推车或推床也在马路上穿行，身边还有举着输液瓶的家属紧随着。熙攘中，一个医工推着一架光着床板的病床，上面是一个形状可疑的蓝布包，看长度和轮廓，大约是具尸体，而那推车的医工则气定神闲地走在煌煌的日头底下。放射科设在医院的主楼，门诊，急诊，配药间，化验科，都在此，所以也是医院里最为拥挤和嘈杂的地方。放射科在三楼，有病人专用电梯，南昌推着父亲的轮椅等电梯下来。身边的人渐渐积多，有个妇女在哭，克制着抽噎，不让出声，可不时透出的啼泣却更谴人压抑。奇怪的是周遭的人，包括开电梯的女人，都视之平常，没有人询问，也没有人安慰，听凭她哭泣。南吕推了父亲走出电梯，听见电梯在身后合上门，也合上了那女人的哭声，然后升上去了。在放射科取了上一回拍的旧片，为作对比用，被吩咐往十二号室去。十二号室在走廊的尽头处，走廊两侧的长椅上坐着等候的人，也有推床，床上是四肢受伤，上着夹板的人，还有病疴沉重的人。走到地方，之前排有三四人，其中有一个妇女，极其消瘦，脸色是一种铜铁的金属色，正很艰难也很努力地喝一种乳白色的剂液，剂液糊在嘴边，更衬托出肤色的青黄，显得很可怕。人们都沉默地坐着，偶尔门推开，走出一个医生，白大褂夹裹着一阵风，过去了。护士隔一时喊一个人名，有时立刻应了，也有时没有人应，那人名便久久在走廊里回荡。终于捱到完事，走出这幢大楼，重新走上街道，几乎有回到人间的心情。救护车尖啸着驶过，但近午的太阳暖和地照在身上，抵消了惊惧的气氛。他听见父亲嘟囔了一句，以为他有什么要求，向前伏下身去。父亲又重复了一遍，说的是：遍地哀鸿。

    后来，南昌又单独去了那楼里一次，是遵医生吩咐，去化验科送父亲的血样。穿行在表情淡漠的人群里，脚下的水磨石地面，被拖把，鞋底，以及轮椅的胶胎磨得极粗糙，染着暗红色的血迹，黄色的碘酒。来苏水与酒精的气味特别强烈，显得很夸张，似乎足要刻意掩盖着某些恶劣的气味。医工们端着一篓一篓污脏的棉球，绷带，药瓶子，挤来挤去。就好像被传染的，医护们的脸，也是青黄枯萎，而且表情漠然。今天没有哭泣声，但却更为哀伤，似乎，似乎万事万物都在饮泣。他想起父亲那一句话：遍地哀鸿。他想，医院这地方是不能呆的，眼看着他也要染上悲观病了。回到父亲的病房，父亲正在驱赶一只麻雀，它误入窗内，想要回去窗外，归队到它的同类中，却几次撞到窗玻璃上。窗玻璃外面的窗台上聚着一群麻雀，喳喳叫着。屋内的这一只更加焦虑急切，几乎奋不顾身地往玻璃上扑。父亲将它向隙开的半扇窗上赶，它却以为受到威胁，越是躲开，一时上满屋沸腾，气氛十分紧张。等南昌来到，那麻雀已有些虚弱，并且晕头转向。南昌拿起衣帽架上父亲的帽子，一下子将它兜住，直接送出窗外，窗内窗外都安静下来。父子二人喘息未定地站了一会，好，父亲说了一声，坐回沙发里。南昌在椅上坐下，拿起一张报纸，将父亲的视线隔开。现在，他们时常这么坐着，南昌不再去休息室，休息室就像个伤心地，他只能呆在病房。房间很小，怎么坐都难避免和父亲相对，于是，或者是他，或者是父亲，只能看报纸。真是窘啊！甚至连父亲都不那么自然了。他们这一对父子，剑拔弩张的时候反是自然的，略一亲近却感尴尬。父子间的亲情就是这么一件难办的事情。

    接父亲出院的还是南昌，谁让他没事呢？前一日，大姐已经收拾好东西，带回去一部分，余下的装在一个网兜。南昌帮父亲在棉袄外面套上大衣，两人一前一后下楼，走出有暖气的小楼，一阵料峭，父亲打了个寒噤。南昌不得不靠拢过去，将他的围巾系紧，又替他竖起大衣领子。有一瞬，他们脸对脸的，几乎可嗅到对方的呼吸，但很快又分开了，依然一前一后走出院落，来到马路上。父亲乘上三轮车在前，南昌骑自行车在后。天已入冬，即便地处江南，景象也肃杀起来。平常日子的上午，马路上人很少，很安静，听得见三轮车和自行车各自的辐条声，咝咝作响。到家，家里也安静着，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这套中型公寓显得很空廓。南昌将父亲送去他的房间，门一推开，满地的阳光，八哥说了声“你好”。父亲忽流露出一些激动的样子，止不住地有了笑意。南昌看她父亲对家的依恋，尽管是这么个残破的痛楚的家，儿女都隔着心。南昌退到厨房烧水，奇怪地鼻酸着。这一阵子，他变得软弱了，容易伤感。这一个白天，就在这戚然的平静中度过。晚饭后，两个妹妹又去学校，参加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的庆祝游行。他和父亲依然各回各房间。大姐在厨房熬猪油，油香弥漫。不时地，大姐将炸好的猪油渣送到他们的房问，给他们吃。酥脆的油渣，洒了些细盐，入口喷香。游行队伍在窗下经过，一阵急密的锣鼓点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渐渐听不见了。两个妹妹回来，家里人都已熄灯睡了。

    第二天一早，南昌还没起床，就有人敲门。他钻出被窝，很狼狈地趿了鞋开门，眼神迷茫地看着门口的人。来人是小兔子。小兔子挤进门，说：听没听见最新指示？他这才看出小兔子严肃的表情，感到了不寻常。他清醒过来，摇摇头。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小兔子说。南昌“嗯”了一声，还在懵懂中。小兔子向他逼近道：你知道吗？我们可能都要去农村，全国的青年都要去农村！南昌又“哦”了一声。小兔子再向他逼了两步：他们不需要我们了！南昌退回到自己房间，从椅背上抓起农裤往身上套着，一时间，只听见小兔子的声音清脆又急骤地从耳边掠过。他意识到，有一件大事情要来了，什么事情呢？小兔子不间断地说着话，表情变得愤怒，他说：放逐，你知道吗？这是一种放逐！他们利用我们打开局面，现在我们的作用完成了，于是，放逐出城市！南昌的头脑被催促得飞快运作起来，他想：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小兔子还在说，一边说，一边在南昌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走动。南昌的思想清晰了，一个念头浮出水面：他已经离开政治生活很久，。他很抱歉他不能和小兔子同等程度地激愤，他甚至有一些儿高兴，似乎，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生活中有一个改变来临，现在，这个改变来到了。他突然加快了动作，套上袜子，登上皮靴，去浴室里撒尿，洗脸，刷牙。小兔子一直跟着他，走过父亲房间时，父亲拉开门往外看了一眼，两个年轻人已经走过去了。南昌从门厅的饭桌上抓起一个凉了的烧饼，和小兔子一起出了门。转眼间，两人的自行车已经骑在街上了。沿马路的宣传栏果然张起了新写的语录，店铺上方也拉开新横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他们两人都是在毕业分配中延宕下来的，本来是在留城和下乡的两可之间，现在，也许就要像小兔子预计的那样，去农村了。他们去找七月，七月在中专技术学校，正很放心地等待分他进某一家工厂，但现在形势变化了。转眼间，他们三个人骑在马路上了，忽就感到茫然，再去找谁呢？同伴们，有的已经在工厂上班，有的去了农村——邪多半出自理想，而不是像他们，无可选择。他们三个人在马路上盘桓一阵，然后分手，各自去了各自的学校。南昌想不起去学校是多久前的事情了，往学校的路又熟悉又陌生。渐出市区，路边偶有一片农田，现已收割，田里盘结着庄稼的残枝断藤。有郊县的班车从身后上来，蒙着一层浮土，驶向前去。在田野的更深处，传过来柴灶的烟味和牲畜的粪味。很快，学校的围墙出现了。这才蓦然想起，那些个孤军驻守的夜晚，大姐将他从床上叫起，走出学校，之后，他冉没回去过。怪不得他心里有些生怯呢！他已经看得见校门了，也拉了新横幅，写了新字样。骑进去，校园里的拉线广播嗡嗡响着，播着歌曲。校园里竟有些熙攘，多是一些小孩子，在他看起来，还是小学生，却已是他的校友。臂上也戴着红卫兵袖章，宣传栏里贴着红卫兵战报，从署名看，有排，连，营，团的梯级编制，好比一支编外的部队。“红卫兵”组织显然纳入了体制，与当年他们的造反军性质完全不同了。走过操场，听新生们说话，许多是郊县口音，因是划地块就近入学，所以就多是郊区的孩子。南昌有些怅然，但也有一种轻松，许多难堪的记忆就此可以消退了。他进了教学楼，果见走廊上簇拥着人，都是还未分配走的三届毕业生。与那些在读生相比，就已是成人的样子了。人丛中是一个穿蓝棉大衣，身材魁梧的男人，人称何师傅，他至多比他们年长三五岁，但因已经走上社会，简直就是长一辈的人了。他微笑着听人们发问，并不回答，只是抽烟。他抽烟的方式很怪，当一支将抽完时，就接上另一支，一支连一支，从不间断，也没有烟蒂。能看出烟瘾很大，手指和牙缝都让炯油染得蜡黄。这是他们学校的工宣队师傅，来自一家大型机器厂。上课铃响了，学生们涌进各自的教室，沓沓的脚步在楼道与楼梯轰响一阵，第二遍铃响时，便安静下来。南昌不由恍惚，似乎回到了过去的读书的时光，但坐在教室里的人不再是他们。此时，他们这一伙在走廊上站着，显得很过时。何师傅的笑容分明带着宽容的意思，他很耐心地忍受着他们的聒噪，有时候会说一句：一切按毛主席指示办！或者背一句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这么样说话本来是教条，而且古怪的，但因他的权力身份，却有了特别的含意，挺骇人的。人们不南安静下来，期待他透露更多的信息，等了一时，他果然又说了一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句引用的语录更令人摸不着头脑了。南昌注意地看那何师傅一眼，在愚顽的眼神之下看出一股蛮霸之气，不可一世。他从这张平塌的脸上，奇怪地看见了自己的从前。曾经，他，他们，也是这样的无视于天下，自以为是时代的先锋。南昌离开人群，下楼推起自行车，向校门口骑去。

    这天晚上，小兔子又来了，随他一同，还有七月。仅隔了一个白天，小兔子的情绪已有大转变，从早上的愤慨，一改而为激昂。他的那张清秀的小脸，此时赤红着，好像喝了酒。他说，他们——包括七月，还有一些其他人，计划专成立一个跨学校的战斗队，报名去最艰苦的地方干革命。什么地方？南昌懵懵地问。兰考！小兔子说。兰考？因为出了一个优秀县委书记焦裕禄，于是全国都知道了这一个贫瘠的县份：盐碱，缺水，沙尘，灾荒，还有质朴的农民。小兔子设想着，要在兰考改良盐碱，引黄河之水建灌溉系统，还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农村的阶级社会。他在地板上摊开一张全国地图，地图上都找不到“兰考”这地名，只能大约地指出方位：郑州以东，接近山东，沿铁路线的某一个点。七月也很兴奋，说他们这一支战斗队，就起名叫“三五九旅”，要开发新南泥湾，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个新型的农场平地而起。南昌听着他们说，也兴奋，却没发言，他说不出什么建议，他似乎跟不上他们了。他和他们有了隔阂。下一日，他们再来时，计划已经变成去往内蒙古，旗帜为“乌兰牧骑”，为草原送去新文化和新文艺。还记得吗？小兔子说，那个芭蕾舞女学员，她也要跟我们去。南昌想起小老大客厅里，那个面无表情的女生，踩着足尖鞋为他们表演。他真是与他们相距甚远了。其时，南昌连上一日的那么点兴奋也没了。看着他们说话，竞好似隔岸观火，与己并无任何干系。小兔子他们的战斗队第三次命名为“西双版纳”，顾名思义，是转向南方，内中却有一个机密，就是寻找缅甸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南昌为自己难过了，他觉着自己丧失了激情，无法和小兔子们一起激动了。而且，他还看出他们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小兔子从来是将革命当节日，他实际是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七月呢，当然要淳朴得多，但对于革命，亦只是瞎起哄；革命中的思想者，比如说陈卓然，他已经转向——南昌禁不住想，他是不是太清醒了，以至于有了暮气。

    这几天，小兔子，七月不停地造访，每一次都带来奇思异想，令人耳目一新，应接不暇。然后，他们又突然消失，从此再不上门。就如潮涨和潮退，来也急迅，去也急迅。倒是两个妹妹，开始从学校带来一些消息，虽然平淡，却较切实。说的是今后的去向全是农村，不再有上海厂矿，甚至连郊区农场也取消，所去地区共有六个省份：安徽，江西，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学校将南昌召去开过两次动员会，南昌很快就表了态，坚决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只是在去往哪个地方的问题上，还未下决心。他从学校带回来一些县份的名字，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比如安徽霍山，固镇；江西的寻乌；吉林的梨树；黑龙江的齐齐哈尔……这些县份的名称，不期然地使南昌兴奋起来。他趴在全国地图上找寻这些地名，大多是和“兰考”一样，找不到。也有时候，那地名陡然出现在河道，铁路，公路交织起来的网络上，就变得更抽象了。他去到各个宾馆，求见那些各地派来带知青的领队干部。宾馆门口壅塞着和他一样探访的学生，还有家长，人头攒动，难得一见来人。但南昌依然兴奋着，随着人群拥来拥去，然后一无所得地回家。马路上，时有锣鼓敲击着欢庆的曲牌子经过，是给上山下乡的青年送喜报。沿街可见不少住户的门上贴了大红喜报。商店里也挤满了人，凭着通知购买配额的用品。还涌现出许多穿戴无领章帽徽的崭新军棉衣的男女，那是赴东北建设兵团的青年。这城市充斥了一股要开拔的空气，就像到了战时。然后，奔赴边疆和农村的知识青年乘坐着大客车从街上巡游而往火车站。即将上路的知青们胸口佩戴着大红花，从车窗探出身子，向着街边伫步的行人挥手致意。看起来就像在与这城市作告别，情景很有些悲壮。火车站调排出越来越多的输送知青的专列，连北郊的货车站也起用发客车了。可南昌还没决定去往何处。一日早晨，他起床后进到父亲房间，问道：去江西好不好？其实他未必真想去江西，只是，他想和人商量一下。父亲的回答却是他始料未及，父亲说：不好。

    为什么？南昌问，那不是你的出生地！父亲回答：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使人抑郁。南昌第二次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了，但这一次他没急着反驳。父亲继续说：空气中有着太大的湿度，冬天时阴冷，暑天时溽热，雨季到来，从三月至六月，日日沥沥淅淅，墙壁，屋瓦，木器，甚至石板，霉菌一下子发了芽，绿莹莹的，人心里也发了霉，只不过看不见罢了；坡上的竹，田里的稻米，家前屋后有名无名的草木，都变得森绿，暗沉沉的；湿漉漉的空气里，庄稼，植物，牲畜，霉菌，病菌，都在疯狂地繁殖；那么一个洼地里，四处是泥泞，挤簇着何其多的活物，活物也都是阴湿和泥泞的；什么活物都赶不及人口的繁殖速度，人似乎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也不需要什么养料，比一株草还好活，真是贱啊！和霉菌一样，四处开花，也是绿黄的颜色，如同脓肿。南昌止不住打了个寒噤，太阴暗了！他说。是的，父亲同意，我是阴暗的，这是～种疾病的人格，与生长环境有关。可是，南昌不解地问，可是，像你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么会参加革命呢？

    这是个好问题！父亲说，我想，这是一个时代的际会，你知道，“人民”这个概念，你当然知道，这于你们是天经地义的概念，与生俱来，而在世纪初，简直是振聋发聩！那些烂了眼窝的瞎老婆婆，给牛踢断脚杆的老倌，饥荒年里裸着背上的大疮口要饭的乞丐，鸦片烟馆里骷髅似的瘾君子，就像蛆虫一样活着的称不上是人的人，忽变得庄严起来，因为有了命名：人民，也可说民众；于是，我们的抑郁病——这是世纪初青年的通病，一种青春期疾病吧，我们的抑郁病就扩大成为哀悯，对人民的哀悯，抑郁病升华了。南昌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父亲笑了笑，接着说：这也许可说是一种幸运，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的幸运，它提供给青春期抑郁病更多的资料，来自于更广大的人世间，这有效地挽救了虚无主义；革命是虚无主义的良药，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人民”将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的抑郁病提升到了人道主义；现在，人民也要来拯救你了。我不需要，南昌嘟哝了一声。你不需要人民？不，我不需要拯救。那是因为你还没看出自己的病症。我没有病！南昌坚执。父亲宽容地一笑：你知道疾病与健康的界限？健康人知道自己有病，于是积极求医，而真正的病人却从不以为自己有病。我没有病，南昌还是坚执。我有病，父亲说。你不是说，“人民”医治了你的抑郁病？南昌诘问道。可是，“人民”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旧病又卷土重来。这回轮到南昌笑了：原来不是你需要人民，而是人民需要你！父亲承认：我的说法有错误，换一种说法，是人民的伤治好了，我的病就又复发了。南昌更笑了：原来你需要的是有病的人民，原来你们的所谓抑郁病，其实是自大狂！父亲又一次认了输：你说得有道理！当人民强壮起来，我们的哀悯没了对象，抑郁就又还原到病态的症状。这不结了？南昌得意地说。

    可是，父亲说，从遗传学的角度说，你可能也患有我的某一种疾病。比如？南昌谦虚地请教。比如，忘乡病。什么病？南昌没听明白。忘乡病，忘记，或者说憎厌家乡的病症，父亲解释。我没有，你有，你都反对我去江西，你的出生地，你的家乡。不错，我是憎厌我的家乡，你不也憎厌吗？父亲说。不，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就去报名，插队江西！父亲冷笑道：多么造作的思乡啊！一个你从来没生活过，听不懂它的乡音，在学生履历表上，籍贯这一栏里，甚至填的是“广东”，一个更抽象的地方，何其虚伪的乡愁！南昌争辩道：人总是需要家乡的。父亲更是冷笑：你不过是要一个抽象的家乡，具体的，你却抱了憎厌。南昌再争辩：我没有憎厌！你憎厌，你憎厌我！父亲话一出口，两人都默了一下，南昌先说没有，停了停，承认了：是的，我憎厌你。父亲并不恼怒，反笑了一声：我也憎厌我的父亲，大概这也是一种遗传的现象，每一代都憎厌上一代，血缘亲情是由憎恶传递下来。南昌缓和地说一句：青年总是叛逆的。父亲断然一摇头：不，憎厌不是背叛，这完全是两个概念；背叛是理性的，背叛里面，包含着成长，像蝉挣脱蝉蜕；憎厌却是如同沼泽一样，黏滞湿陷的情感，它导致的结果完全可能不是成长，而是相反，重复同一种命运；背叛是有逻辑的，像锁链样，一环扣一环；憎厌呢，它是自噬的，它自己吞噬自己；说到底，这也是抑郁病的症状一种。南昌气恼地跳将起来：照你这么说，抑郁病是所有革命和不革命的根源！那么阶级呢？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呢？父亲举起手：好，我投降！这不结了！南昌气呼呼道。

    父子俩默着，有一些时间过去了，然后，父亲以一种怯生生的口吻说：你什么时候去？去哪里？南昌抬头纳闷道。去报名，报名去江西，父亲说。南昌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不去了！是不去报名还是不去江西？父亲追问着，多少是存心地纠缠。南昌憋闷了一时，忽然斜过眼去：你既然不爱你的家乡，为什么要给我起名南昌？你不要的东西硬栽给我吗？父亲狡黠地映映眼：这就叫阶级烙印，懂吗？南昌被噎了一下，继而又起：那么你呢？你的阶级烙印是什么？抑郁病？父亲却没理会南昌的挖苦，而是正色道：我把我自己定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工商地主家庭，在我曾祖一辈，家业达到鼎盛，鄱阳湖畔有良田，茶林，果园，竹山，鄱阳湖以东的德兴，有铜矿，南昌城里开了厂，甚至九江还有一个专用码头；但如此繁荣的景象，我却并没有看到，在我出世的日子里，看到的是夜半从盗贼劫抢中脱身跑来报信的乡人；歉收求告减免租金的佃户；工厂起火，彻夜不灭的血色天光；讨债的人在门厅里吃大户；还有一场瘟疫，家中的鸡、鸭、猫、狗，统统宰尽，抬到城外焚烧，家中日日夜夜燃着成片的红烛，祭的是何方神圣，我亦不明了，但那气氛甚是阴惨可怖；我还看见什么？父亲沉浸在回忆中，南昌等待他继续，有好一阵静谧。我还看见，父亲接着说——妻妾成群，鸦片灯的昏黄的亮，在花厅后面一间厢房内，有祖父的一口金丝楠术棺材；有一回，我们堂兄弟玩捉迷藏，一个堂哥不知怎么会躲进棺材里面，过了一天一夜才想起找他，早已经憋死；人们到底也想不明白，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是怎么搬开棺材盖，躺进去，然后原样盖好，却没有再顶开来；这个记忆一直在我心里，南我的感情，心智，知识，培养着壮大，壮大成一个象征，象征着什么？就是那个，你们课本上学习过的，方烈士的“可爱的中国”——这就是我所位居的阶层，破落的地产，脆弱的原始工业——小资产阶级，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在家塾略读了些四书五经，又上了公学，然后接触了“新青年”，“新小说”，“新社会”，再又开始学习俄文……我的知识结构是杂糅的，植根在旧的里面，又逢新的雨露，保守主义出发，再走入激进政治，于是，产生革命；革命，是什么呢？真是朗朗乾坤啊！那抑郁的阴霾，忽然间烟消云散，可是——可是什么？南昌小心地问。父亲无语。革命很艰苦？南昌问。父亲无语。很复杂？父亲依然无语。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南昌以前所未有的温和语气说，他很想帮帮这个人，这个他称作父亲的人。父亲又开口了，却离开了革命的题目，另起一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尴尬的处境，倘若是没受过教育，懵懂的人，他对生活，人生，是无条件服从，南此产生信仰，信仰他所遭逢的一切，信男信女，就是这类人；倘若是一个对世间万物有了彻底认知的哲人，因为了解，他亦会有信仰，信仰他的真理；而我，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见了，又看不全，世界有了轮廓，却没有光，你渴望信它，怀疑又攫住你——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摇摆病，南昌说。父亲一笑，也是讥诮的，奇怪的是南昌并没有生气。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父亲说，讥诮的。南昌还是没有生气。你们什么都知道，父亲说。并没有，南昌温和地反驳。你们有一个知识系统，是以语言文字来体现的，任何事物，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一旦进入这个系统，立即被你们懂得了。你指的是教条主义？你看，你又懂了！这回轮到南昌无语了，他听出这不是夸奖，却不知批评的是什么。在我们做青年的时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后，渐渐有了，轮廓，是啊，是啊，我们把轮廓交给了你们，却没有光，没有给你们光，因为我们也没有。南昌忽然插言道：我认识一个人，一个医生，她告诉我他们当年的校训，叫作“光和真理”。父亲笑了，这回笑得比较有诚意了，他说：医生，是个好职业，你将来就做个医生吧，先来医治我，你的父亲，你父亲的抑郁病！南昌无语。

    南昌出门，下楼，推出自行车，上了车。是一九六八和一九六九年的相交之际，梧桐树落了叶，裸出粗壮的枝，树身上的图案，直射的阳光炫了他的眼睛。街道上的人似乎少了许多，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年们相继在离开，但他感觉到这城市的静谧，使它变得庄严了。他想起陈卓然关于“小市民”的观点，他承认，这城市有着它的思想，不是深邃，而是隐匿。在假浪漫主义的壁饰，偻型，弯曲街角的微妙处理，在这些多少是轻浮的华丽的格调里面，流淌着正直的思索。他就要离开它了。他刚刚有些尊重它却要离开了。他觉得有什么湿润的物体在流出他的眼眶，模糊了视线。被泪水变形的前方，忽有一个小小的奔跑的身影掠过，好像是舒拉，在全力奔跑。舒拉这孩子，真是的！像她这样年龄的孩子，总是那么执着地奔跑，就像前途有什么确定的目标似的。南昌抹了一把脸，羞怯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