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书前的序言是序作者本人的读后感。并且是隐恶扬善，多溢美之词的。有的序却是“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趁给别人写序时说些自己要说的话，竟常常与所序的书无关。郑柯今天出了一本小说集，嘱我写序，无非是想让读者在读他的小说之前就对他的创作先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年轻作家出的头一本书，好像都需要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人引荐：“请多多关照”，等等。我对郑柯说，其实你不必这样羞怯，你就大大方方地往读者面前一站，任人评头品足好了。郑柯的小说，早在1985年我就作过评论，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了读书界。我极少写评论文章，因那既不是我所长而且我对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很隔膜。郑柯发表《大大谷》时候还不是专业作家，刚刚从大学毕业，年轻得很。我为他写评论完全出于自发，也是“有感”。感于那个短篇之中的灵气。评论是一气呵成的，因他的灵气触发了我的灵气。这么多年下来，生也坎坷，他的灵气得到磨练，少了些浮扬多了些深沉。所以我觉得他站在读者面前应该是无愧的。

　　然而，郑柯却有郑柯的顾虑。

　　因他的顾虑，又触发了我的感慨。这里我也不禁“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了。

　　原来，现在大喊大叫的“出书难”其实并不难。过去，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送到出版社，先要一审，后要二审，再要终审。终审判决下来，即使排上了计划，也要等上个一两年。而现在，只要有钱，想出一本书竟在弹指一挥间。张三李四，写的白云流水，悼文情书，政治上没问题，马上就能见校样，不久即可上架。至于印多少册，也不是由书籍市场的需要而是由你的荷包来决定。照过去的标准，很多可出可不出的书和根本达不到水平的书，现在都可泛滥。那些喊“出书难”的作者，力道真是用错了地方。与其发牢骚，不如去捞钱。有了钱，小学生作文式的文章都能收集起来出版，何况你的煌煌巨制。前几年，有位刚从鲁迅文学院毕业的作者跑来找我，要我给他安排工作。我说你现在这个机会正好，刚出校门还没有单位，何不趁此多在社会上跑跑，先当个体户，既有了生活积累，又能赚点钱为今后创作作准备。可是他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不收留他，愤而离去。前不久在街上碰见，好像他就有点“悔不当初”了。据他说他的一位“鲁文”的同学，就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除了不倒军火什么都倒”，别说出一本书，开家专印自己著作的出版社都富足有余。

　　因为有这种情况，郑柯就有点担心，害怕读者也把他的这本辛辛苦苦、倾注了个人心血的小说集当成那一类出版物，尽管他为了出这本书也付出了一定的“跑钱劳动”。要我作序，除了前面所说的那层意思外，还有点想取得一个“证书”的味道。证明什么呢？就是证明他这本书值得一看。

　　可是，我的确不怎么太乐观。我总觉得现在认真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古人说，读书，要头顶上再长一只眼。庙里的菩萨有许多是三只眼的，中间那一只，就是所谓的“慧眼”。郑柯的小说，如果你光用正常的两只眼睛去看，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情节并不复杂，不如武侠或通俗小说吸引人；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高大形象或令人玩味不尽的阿Q式的典型。翻过去，也就完了，留不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要是你开了慧眼，你就能看到篇章中弥漫着一股灵气。其实，千古文章，难得的也不过在这一点上而已。

　　开慧眼，那需要内心极为宁静安详。所以古人在读书之前都要先焚香沐手，正襟危坐，然后平心静气地翻开书本。现在，一般人哪能有内心宁静安详的快乐。成天营营苟苟，争利于市，争名于朝。于是只好去找些武侠或通俗小说聊以打发“争余”的时间了。所以我已经预料到郑柯的这本集子发行量不会很大。如果它能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我就为他感到高兴了。

　　然而，话又说回来，即使引起了文学圈子的注目，又如何呢？文学事业，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行当；“人不知而不愠”。真正有灵气的种子，正是在寂寞中得到内心无比的快乐的，而且也只有从寂寞中得到。有人可能说，你张贤亮老是热闹，你才说这样的风凉话。叫我们寂寞你却不寂寞！事情看来好像是这样。而我，真心的，从来也没有把热闹或不热闹当作一回事。如果我老想听别人说我些什么，被别人所左右，我也就失去了自己的“阿赖耶”识，写不成东西了。可是，郑柯是一个江南才子，又是一个年轻的作家，他是很想热闹一番的，我知道。我以为，凭他，既年轻，又有才气，热闹，也可能热闹得起来。我只希望他热闹或不热闹之后，有一番思索。

　　我想，我的话最好到此为止。序不应该是引言或索引，何况我这又是“有感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