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少时以学业优异和脑瓜灵光而小有名气，那时惟一的理想是做一个科学家，最好是理论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或天文学家，甚至在诺贝尔奖金的名单上写上中国人的名字。对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我常常有本能的迷恋，当得知时间可以变慢空间可以扭曲，当懂得自然界的七彩原来只是因为电磁波频率的不同，当我知晓亿万生命只是由4个密码所构成我总是感到一种发自心弦深处的共鸣。

　　公元1966年，正当紧张的高考复习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说两个星期，又变成两年，然后是3年下乡，3年上山（矿工）。在社会最底层的艰难生活中，少时的抱负、少年的灵气都慢慢枯萎和风化。1978年，我在辍学12年后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成了石油系统的一名机械工程师。在这个岗位上我干得不算差。当然，比起少时的雄心，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有时难免怅惘地想，假如没有这个文化革命，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单上是否会有王晋康的名字？抑或这只是少年的狂妄？这一点永远不可能验证了，现实中毕竟没有时间机器可以使我重走一遍人生。被某些人的政治私利误了一生的又何止我一人。怅惘中，只有苦笑着抛开这些恼人的思绪。

　　但我没有料到，从少时就牢牢种在心中的科学情结并没有真的死亡，它只是在休眠着，等待着，终于有一天，在科学和文学的交界处长出一棵茯苓。我闯入科幻文坛纯属偶然是被儿子逼着讲故事逼出来的，即不少报刊转载过的十龄童逼老爸成科幻新星。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那就是我深藏心中40年的科学情结。我努力在作品中写出少时的激情、少时的爱憎和少时的思考。即以本集中的生命之歌为例，其科幻构思便是我青年时的遐想并且至今仍然深信亿万生物所共有的求生本能必然有其物质表达方式，也终有一天会被人类破译。有一些读者来信说，这篇作品激起了他们最美好的情感，帮他们确立了投身于斯的志向。果真如此，则我也可说此生无憾了！

　　有朋友说，我的作品哲理味过浓，脱离了中国读者的口味，因为普通中国人并不关心人类异化这类过于玄虚的思辨。我承认这位朋友说的事实，但却不同意他的结论。的确，中国人过于务实，过于功利，不愿思索果腹之外的东西。在西方国家，生物伦理学家的声音是非常响亮的，而且，随着科学发展已开始直接异化人类，他们的声音会更加受到重视。在我国，这样的声音太弱了，几不可闻。所以，在别人喊出敬畏自然时，我们在战天斗地其乐无穷；别人在敬畏生命时，我们在对待敌人像严冬那样冷酷无情。十几年前我见过国内一个公开报道，东北某医生用人的精子同母猴杂交并产下后代，并振振有词地说，人类多余的精子弃之如敝展，何妨拿它来培育一些低级劳动力呢。这种大无畏的思想真使我不寒而栗。而且我十分怀疑，在中国的普通人中，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种作法的危险，能有理有据地驳斥这种源于无知的无畏？我想不会大多，这在国人的意识中还是一个空白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把自己不成熟的思考继续讲给读者，为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多少做一些铺垫，即使一时的曲高和寡也在所不惜。

　　有人赞我的作品冷峻苍凉，有人则批评为缺乏亮色。在这里我只能请批评者予以宽容我从艺太晚，只能做一个本色演员了。少年和青年时代，我们接受的是过于理想化的教育，认为世界像水晶球一样通体透明。这样，等我们面对真实的社会和自然界时，不得不用很大力气来纠正视野上的扭曲和心理上的失衡。我不是反科学主义者，因为只有瞎子才看不到科学带给人类的进步；同样，只有瞎子才看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毕竟，在盛唐和古希腊时期并没有死亡数千万人的战争、数千万人的吸毒和死亡数千万人的不治之症而这些都和科学进步直接相关。我相信，即使人类最终消灭了战争、吸毒和艾滋病，仍然会有更大的灾难在前边等着人类。光明和阴影永远不可分割。我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廉价的乐观主义者，我愿意达观地看待世界。即使人类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我们也要尽情创造和享受这一个灿烂的人生。因此，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描绘世界的本色，我认为，90年代的青年也有权了解世界的本来面目。我想，这正是90年代科幻作家和50年代科幻作家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