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City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故宫方面表示，该咖啡店系故宫自主经营品牌，属于故宫奥运前进行的经营网点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与此前星巴克的性质完全不同。

　　九卿值房易帜，不同还体现在招牌上——在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如此就地取材、摇身一变难免给人一种唐突而荒诞的印象。一切似乎应了那句“与其让别人祸国殃民，不如让自己祸国殃民”——如果的确如先前所说，咖啡馆的存在有损故宫伟大而光辉的形象。

　　对于如何看待故宫新开的咖啡馆，来自新浪网的相关调查显示：有38%的人认为故宫不应该开咖啡店等类似的商业店铺；30%的人认为不应赶走星巴克，这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支持开中国人自己的咖啡馆的人数则占到了20%。如此看来，赶走星巴克未必是民意使然。至少，透过这项简单的调查支持星巴克留任的人数似乎要比“中华老字号”还要多一些。

　　近年来，有关文化殖民、全球化的争论此起彼伏。星巴克在故宫做了几年，没想到一被符号化，一被有志青年“檄文”了，便开始“侵犯中国文化主体性”了。

　　然而，如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则来自欧洲。”假使中国人不那么妄自菲薄，愿意承认西方文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借鉴于中华文化，是部分中华文化在大西洋边的开花结果，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将其完全视为异域文明，或者外来者文明。

　　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若非如此，任何以民族标榜的文化都将行之不远。事实上，即使是咖啡文化，也是东西交融、不断拓展的产物。一方面，咖啡并非西方土生土长，十八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另一方面，咖啡文化在欧洲的形成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谁能想到，若干年前，许多中国人在大街上想起麦当劳，既不是因为麦当劳提供了质量上乘的美食，也不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某种象征，而是因为麦当劳的厕所里随时有人在做卫生，并且备好了柔软的手纸？

　　故宫“内瓶装外酒”的幽默，不禁让我想起有关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一段故事。1949年，朱可夫元帅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品尝了可口可乐，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是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渐渐不愿意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众所周知，可口可乐一度被当作美国的象征，自北约建立以后，其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此，朱可夫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据说，这一想法很快便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过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该公司特地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没有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标签则是一枚苏联红星。这一切，就像几十年后，故宫的爱国主义者将星巴克换成了“中华老字号”。

　　抛开种种政治或文化的冷战，朱可夫元帅知道，无论贴上什么标签，“爱国主义”也罢，“帝国主义”也罢，可乐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和许多平凡的人一样，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卓越功勋的元帅，挡住了德军，却没有挡住生活。有趣抑或无趣的是，几十年后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坐在故宫的九卿值房外体验老年朱可夫之烦恼，继续徘徊在标签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