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1989年11月，东欧的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华盛顿和伦敦的多数人来说，那是出乎意料的逆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见了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人昂纳克，也许是下了命令，要求他们为那年春天开始的席卷民主德国的群众性自由运动让路。几周内，在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原有秩序被打乱，陷入一片混乱。很明显，莫斯科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办法，采用武力维持一个昂贵而效率低的帝国，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垮。

　　莫斯科一直希望其对官僚体制的改革取得成效，1986年，世界原油价格暴跌，这也许是对莫斯科这一想法最致命的打击。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收入，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但1986年之后石油价格暴跌，此时苏联民众对改革的呼声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许多改革的承诺，而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接踵而来的经济混乱，是莫斯科领导人切断与华沙条约的东欧卫星国联系的主要原因。莫斯科希望，在联邦德国强大经济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德国能够作为合适的伙伴帮助重建正在倒塌的苏联体系。

　　对苏联在东欧40余年统治戏剧性的终结，美国官方公开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私下里，布什总统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布什本人曾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受到美国情报部门潜移黙化的影响。在英国，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派同样对所谓“德意志第四帝国”的前景感到恐慌。

　　帕热金·沃索恩是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主编，其观点在英国的权势集团中颇具影响，他曾明确表述过撒切尔保守党对即将出现的新德国的看法。沃索恩是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继子。战争期间，诺曼与希特勒的财政部长雅尔玛·沙赫特一直有联系，并在1919年之后与纽约的摩根银行亲密合作，对战败的德国施加残忍的道威斯赔款计划。

　　1990年7月22日，他撰写了题为《好德国人问题》的头版社论。社论中，沃索恩以嘲笑的口吻回忆起蒙塔古·诺曼：“我的继父蒙塔古·诺曼曾是英格兰银行行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为拯救德国经济作出过许多贡献，他活到了可以看出德国经济奇迹出现苗头的时候。”沃索恩回忆，诺曼在去世前有过这样的评论：“我一直认为我们一定会打败坏德国人；但是，我希望我们也一定能够很好地对付好德国人。”

　　沃索恩得出了他的观点。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统一的德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好的大国，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设想，统一的德国会给教俄国如何变成一个好的大国，然后又会怎么样呢？……事实上，危险性可能更大，而不是更小。如果一个统一的德国打算遵循规则赢得成功，那么在这个地球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她呢？德国将会变得非常强大，而正如阿克顿勋爵教导我们的，权力导致腐败……但德国的地位最终将充当这样一个绝妙的角色——把斯拉夫民族带回礼仪之邦。

　　沃索恩的《星期日电讯报》由一家英美控股公司霍林格尔公司拥有，它的董事有亨利·基辛格博士以及英国前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卡林顿勋爵也是基辛格的纽约基辛格顾问公司的合伙人。

　　撒切尔政府的贸易部长尼古拉斯·雷德利曾经公然把科尔政府和希特勒的帝国作对比，他本人也因此被迫辞职。在提到这一颇具争议的对比时，沃索恩总结了雷德利反对德国统一的精彩评论：雷德利先生纯粹是在胡说八道，但也许他的胡说八道并不完全是痴人说梦……也许英国的角色应该是保持足够自由的独立，并在适当的时刻，充分利用这些抱怨。在成为好德国人的过程中，德国迟早会树敌过多，就像她过去干坏事一样，美国必然会是其中的一个敌人……早晚会重新达到均势政治。对英国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机会，因为英国深谙均势之道……

　　根据伦敦媒体报道，那年夏天，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情报机构中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为的是大力加强在德国的行动。另外，布什政府开始加强其情报收集能力，监控德国的发展。1990年春天，“前情报机构官员联合会”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西奥多·萨克雷告诫在座的美国情报专家，考虑到新德国的情况，他们应该开始从有不满情绪的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以及相关的人士中招募人才，在柏林建立美国的情报资源。萨克雷曾经参与过颠覆伊朗国王以及非法的枪支换毒品活动。

　　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和苏联可能将依托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开放，加速经济现代化。对伦敦和纽约的战略家来说，所有这些潜在的长远战略影响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专门为金融人士及客户撰写投资报告的经济学家大卫·黑尔在1990年1月提出警告说，如果德国实现统一的话，对美国金融市场将构成战略“危险”。据说他与布什的财政部有联系。

　　最近几周，华尔街经济研究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东欧经济发展可能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均衡产生影响，正是这种全球金融均衡，使得美国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借到超过一万多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这一研究结论，他们显得洋洋得意。

　　黑尔随后指出：实际上，在记载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史时，分析家可能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金融动荡，足以与让人心有余悸的东京大地震相比。柏林墙的倒塌象征了一个剧变，它最终会把成千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转向一个60年来在世界信贷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地区。

　　黑尔的结论据说很有影响，并且在华盛顿政策圈内的人士中流传，他说：近年来，德国事实上一直只是美国市场上的一个小投资者，对此，美国人不应该感到宽慰。1987年以来，在美国的最大投资者是英国（兼并与收购的出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使用德国剩余的储蓄，英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

　　1989年11月29日，柏林墙倒塌几天后，职业杀手炸毁了受到高度保护的德意志银行总裁阿尔夫雷德·赫尔豪森的汽车。赫尔豪森是科尔政府的主要顾问，仅仅在几天前，他还在对《华尔街日报》谈论他的宏大计划，要在十年内把民主德国重新建成欧洲经济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6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瓦尔特·拉特瑙遭暗杀的事件。瓦尔特·拉特瑙是拉帕洛计划的设计者，这一计划设想借助于德国的工业技术实现苏联的工业化。有思想的德国人都把赫尔豪森的遇害与拉特瑙的遇害联系起来。但是，波恩政府继续推进统一德国的计划，并把帮助重建崩溃的苏联经济作为莫斯科支持德国统一的条件。

　　这位德国总理在上一年11月对全国宣布了建设一条现代化铁路的设想。这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巴黎、汉诺威和柏林，并延伸到华沙，最终抵达莫斯科，这是即将出现的新欧洲的基础设施的基础。自1948年以来，戴高乐将军“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经济合作的概念，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这种思潮下，伦敦金融城的观察家注意到，法国和英国的高层商务人士和外交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急剧增多。英国的策略是：利用法国对强大德国的潜在忧虑。社会党人、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生具有亲英倾向，是英国观念的最好听众。英国悄悄地开始重建1914年之前的双边联盟，并为对付“德国威胁”做好了建设新的英法协约的准备。但是，真正的战略斗争却总是在远离欧洲中心的地点发生。

　　1989年的某一天，他们以中东以及它丰富的石油储备作为舞台，作出发起进攻的决定。这一次，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们决定，必须使用英美的“石油武器”反击欧洲大陆经济扩张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这次行动采取的方式很快震惊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