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后遗症，以及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伦敦和纽约的道威斯计划，引发了战后最具破坏力的后果，即全球性的长期投资相对停滞。与战前相比，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量的绝对下降，以及整个欧洲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倾向于短期贷款，通常不超过一年。

　　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即以短期投机获利作为判断投资的核心标准。这又助长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股票市场近似疯狂的繁荣，这种繁荣得到了来自伦敦和非洲大陆资金的推动，这些钱都希望在持续上涨的纽约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灭了。

　　石油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高利率冲击的后果，有时被称作“高通货膨胀”，与20世纪20年代的后果如出一辙。对世界生产性投资造成沉重负担的凡尔赛赔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债务“重组”计划所造成的繁重负担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17％，这实际上也就限定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个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赚钱。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里根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难题的求解，其倡导者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剥去这一经济思想的面纱，我们看到了它造成的恶果，它导致了有史以来个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以牺牲国家经济健康的更大利益作为代价的。

　　1982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后，他们从第三世界国家征收了上千万亿美元，给美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金融资金带来了一大笔横财。但是，华尔街的意识形态以及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想把政府从金融市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热情，导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80年代末，当混乱局面有所缓解，一些人开始意识到，里根的“自由市场”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货币稳定的基础。

　　里根以为仅仅减轻个人或者公司的税收负担就能释放出“被抑制的创造热情”以及企业家才能。在这一简单而错误的论点支持下，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1年8月签署了战后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法案。法案包括减税优惠条款，同样适用于某些投机型房地产投资，特别是商业房地产。政府对公司兼并的管制也取消了，华盛顿给出了非常明显的信号，“只管去做吧”，只要能刺激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就行。

　　到1982年夏天，白宫征得保罗·沃克尔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意，将利率水平慢慢降低，投机发财的好机会来了。那年春天，一个不起眼的石油和房地产银行——俄克拉荷马州宾州广场银行的破产，与墨西哥的危机结合起来，使沃克尔相信，是放弃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了。从当年夏天到12月这段时间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竟然连降了七次，降到不足原来的40％。随着利率的降低，金融市场开始变得疯狂起来。

　　里根“经济复兴”政策的真正面目是，除了小部分军事航空公司得到了政府大量的国防合同外，在鼓励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率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股市以及在德克萨斯州或者科罗拉多州的油田进行投机——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合理避税”。

　　随着沃克尔的利率进一步走低，这种狂热变得几近疯狂。借款是一种新时尚。人们认为，在低利率水平下，今天借钱明天还钱“很划算”。但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城市经历了为期20年的持续衰退，由于缺乏维护，桥梁倒塌、公路断裂，新建玻璃墙环绕的购物中心虽然雄伟，但里面却空无一人，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从大量的税收减免中赚到了足够的利润。

　　里根供应学派信条的根本特征，又一次得到了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呼应，她把工会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形成了英国式的阶级对峙，其结果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被解体。

　　政府放松对交通运输业的管制，是主要的政策手段。卡车运输和航空运输被认为是自由市场。一些专营“便宜”航线的航空公司和载重汽车运输公司激增，在这些公司里常常没有工会组织，它们的安全标准也通常很低，甚至没有。意外事故发生率攀升，属于工会会员的工人工资水平急降。里根的“复苏”政策使得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很快成为千万富翁，好像就在敲打计算机的一瞬间暴富，但是，这一政策降低了技能熟练的蓝领工人的生活水准。在华盛顿，没有人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认为，工会“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组织”。19世纪英国式的“廉价劳工”政策在华盛顿占据主导，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到1982年，在经济不景气和对卡车行业放松管制的情况下，曾经十分强大的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不得不接受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这实际上相当于工资冻结。全美汽车工人工会，曾经是美国技术工人最有影响力的组织，1982年与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谈判时，也接受了降低工资的条件。钢铁工会等组织，在不顾一切地保护老年工人的养老金，或者避免裁员的努力中，都作出了让步。虽然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有大幅上升，但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社会在不同收入水平中逐渐分化。

　　从华盛顿到纽约再到加利福尼亚，到处都在讲“后工业社会”的新观念。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投资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再也没有关系了。钢铁曾经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因为钢铁厂已经生锈，鼓风炉实际上也被炸毁了。购物中心，闪闪发光的新大西洋赌城、娱乐场，以及豪华度假饭店才是“能挣钱的地方”。

　　里根任职期内，投机盛行，货币也从国外流向美国为这种狂热行为提供资金。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纯债务国，这是1914年以来的第一次。债务是“便宜的”，并且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了购买住宅、汽车和录像机，家庭负债已经达到了最高纪录。为了给损失掉的税收以及扩张的国防建设提供资金，里根政府也开始举债。里根“复苏”政策的预算赤字揭示了美国潜在的经济状态，它是病态的。

　　到1983年，政府每年的赤字开始攀升到前所未闻的2000亿美元。伴随赤字的增加，国债扩张的部分，全都用来支付华尔街债券商和他们的客户的利息，数字达到了最高纪录。美国政府总债务的利息支付在六年内翻了一番——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时为520亿美元，1986年超过了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政府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尽管有这些警告信号，货币还是从德国、英国、荷兰和日本流入，目的是为了利用高价值的美元以及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盈利。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感或者有长期记忆的人来说，这一切太熟悉了。这些都在“喧闹的20年代”里发生过——直到1929年市场崩溃才使得轮盘赌的轮子突然停止。

　　1985年，暴风雨的阴云开始笼罩在美国经济上空时，这对雄心勃勃的副总统乔治·布什竞选总统是一个威胁，石油又一次前来“援救”；只不过，这次与20世纪70年代英美的石油冲击方式完全不同。华盛顿显然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提价，那么，当对我们有利时，为什么不能降价呢？”因此，他们说服沙特阿拉伯进行“反向石油冲击”，向已显萧条的世界石油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石油。欧佩克的原油价格像石头一样直线下降，仅仅几个月前还是26美元/桶，到1986年春天降到了10美元以下。不可思议的是，华尔街经济学家宣布，取得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胜利”，但是，他们忘了石油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通货膨胀或80年代降低膨胀过程中的作用。

　　紧接着原油价格进一步下降，不仅威胁到独立的小石油生产者的利益，而且威胁并动摇了英国和美国石油大集团的切身利益。1986年3月，乔治·布什悄悄来到利雅得。据说，他告诉法赫德国王，应该停止价格战。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扎基·亚马尼王子理所当然地成了华盛顿制定的石油政策的替罪羊，然后，原油价格稳定在14～16美元/桶的较低水平。德克萨斯州和其他产油州陷入了萧条，然而，房地产投机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以最快速度上升，同时股票市场开始了新的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6年的这次原油价格大跌，释放出的能量可与1927～1929年之间美国的投机泡沫相提并论。由于想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大赚一笔，大量货币流入美国，因此，利率下降更为剧烈。“杠杆收购”这一新的金融行为在华尔街流行起来。货币成本下降，股票价格明显上升，里根政府发挥“自由市场”信仰，在市场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例如，一个经营有方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工业公司按部就班地开展经营活动，无论它是生产轮胎，还是生产机器或者纺织品，都可能成为这些新的企业“袭击者”的目标。这些“袭击者”被称为华尔街的“食肉鹰”。在杠杆收购第一线的各色人物，如伯恩·皮肯斯、迈克尔·米尔肯，以及伊凡·博斯基等都成了亿万富翁。为了给这一疯狂行为以合理解释，一些严肃的学术机构如哈佛商学院，以市场“效率”的名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公司管理哲学。

　　在一个典型的公司杠杆收购案例中，如伯恩·皮肯斯这样的收购者会对借来的资金作出承诺，将要购买某个公司的股票控制权，例如加利福尼亚的联合石油或者是海湾石油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值是收购者所持货币价值的很多倍。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因为收购攀升。如果成功，他将接管一个大公司，这几乎完全靠借来的钱实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通过公司发行一些“低级别的投资”债券来偿还债务，这些债券就是所谓的“垃圾债券”。如果公司破产，那么债权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在攀升，所以没有人注意这一风险。里根的税制改革使得公司承担巨额债务要比发行股票更“赚钱”。

　　为吸引买主，这些“垃圾债券”支付的利率非常高。这些收购者被称作“鲨鱼”，非常迅速地去“剥夺”新公司的财产，为了迅速得到收益就廉价卖清资产，然后又去寻找新的目标公司，非常像南美的比拉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行为毁灭了华尔街，推动道·琼斯指数上升，使得公司负债达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些债务并没有用于投资现代科技或者新的工厂设施。这是里根和布什政府自由市场时期允许金融投机的恶果。

　　在里根在位期间，几乎一万亿美元用作投机房地产市场，这是最高纪录，几乎是前些年总和的两倍。期望保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受拉丁美洲动乱影响的银行，第一次直接进入了房地产贷款领域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公司贷款。

　　储蓄贷款银行，是在大萧条时期建立的独立管制的银行，目的是为了给家庭购买住宅提供可靠的长期抵押贷款资源。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的华尔街自由市场推进的一部分，它们被“解除了管制”。允许以很高的成本“吸引”大额存款，称作“经纪人保证金”。里根政府在1982年10月通过了“甘恩·圣哲曼法”，取消了所有管制上的限制。这项法案允许储蓄贷款（S&L）银行按照它们自己的愿望进行投资，为防失败，美国政府为每个账户提供全额10万美元的风险担保。

　　在签署法案时，里根总统热情地对应邀而来的储蓄贷款银行家们预言道：“我认为，我们已经摸到了头彩。”这个“头彩”便是拥有1.3万亿美元的储蓄贷款银行系统开始崩溃。

　　新的法律为储蓄贷款银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这些银行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批发金融业务，从事投机冒险，而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该法案还使得储蓄贷款银行成为犯罪组织洗钱的理想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毒品生意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唐纳德·里甘从前的美林雇主在卢加诺的办事处就因为涉嫌在所谓的“匹萨连锁案”中帮助黑手党洗钱（数十亿美元的海洛因黑钱）而受到牵连。

　　这种粗放而模糊的不受管制的经济环境，形成了一种氛围，那些敢冒风险受理来路不明资金的银行很快超过了守法经营、运行良好的储蓄银行。银行在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运作资金的同时，也为黑社会家族或其他有组织的犯罪家族洗黑钱。副总统的儿子尼尔·布什，是科罗拉多州希尔弗拉多储蓄贷款银行的董事，后来被政府指控违法操作。1988年，尼尔嗅觉灵敏，就在他父亲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那周，他辞职了。

　　为了与不受管制的新银行和储蓄贷款银行竞争，所有金融部门中最保守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房地产投机作为主要业务。但是，鉴于过去的守法奉公，与储蓄贷款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同，政府对保险公司从来都没进行过监管。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保险基金为保单持有人提供保障。对银行则不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储户提供保障。到1989年，保险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估计有2600亿美元，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1000亿美元。但是，1989年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萧条的时期，房地产市场崩溃，由于惊慌的保单持有人纷纷索取他们的钱，保险公司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破产。

　　事实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以来，纽约的金融财团拥有压倒其他一切财团的力量，以至于在1982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华盛顿就没有听到过不同的言论。债务以惊人的数量增长。当里根在1980年底赢得大选时，美国的私债和公债总额为38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达到了1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债务负担增加了60000多亿美元。

　　随着生产性经济的债务负担增大，以及美国工厂设备和劳动力状况恶化，20年来对这些忽视累积起来的后果开始显现，国家主要的公共设施大规模损毁。

　　公路因缺乏日常维护而断毁；桥梁因结构安全问题而有很多倒塌；在匹兹堡的贫困地区，水系污染严重；主要城市的医院无人就医；为中低收入家庭准备的住宅用房破败不堪。到1989年，建筑业行业协会性质的美国承包商协会估计，仅仅按现代标准重建美国破败的公共设施，就急需3.3万亿美元的净投资。华盛顿没有人听取这一建议。到1990年，布什政府提议由自由市场中的私营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华盛顿处于预算危机之中。里根“复苏”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最终体现在美国政府对生活在贫困线下美国人口的统计数据中。1979年，当保罗·沃克尔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开始实施货币冲击政策时，政府数据显示有2400万美国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标准定为全年收入少于6000美元）。到1988年，这个数字增长了30％多，达到了3200万人。里根－布什的税收政策把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研究显示，自198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32％。

　　作为对“自由企业”补贴和政府补贴的综合反映，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即便如此，还有37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美国大城市的黑人和西班牙失业工人集居的地区，健康水平跟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而不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

　　撒切尔在英国的11年统治也带来了同样悲惨的结果。撒切尔的经济政策严重歧视工业投资，歧视这个国家日益恶化的公共设施——例如铁路和公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和伦敦金融服务“产业”的普遍增长却掩盖了上述事实。1986年伦敦金融城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被历史学家称为“金融大爆炸”，是撒切尔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事情都露出了真面目：利率再一次上升到两位数，工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出现了战争以来最严重的萧条，并且通货膨胀上升到撒切尔1979年就职时的水平。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撒切尔经济失败了。作为其孪生姐妹，里根经济也失败了。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伦敦和纽约石油和金融界的利益。在“后工业时代”石油和金融集团的统治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它们要求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减少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干预——法兰克福、东京、墨西哥城、巴黎、米兰、圣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