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

　　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谭家人胡理臣罗升：送来厚被窝一床、洗脸手巾一条、换洗衣裤并袜子脚布一套、紫棉马褂一件、棉套裤一双、笔墨信纸并白纸等件、枕头一个、呢大帽一顶、靴子一双、扣带一根，均同来人送来为要。

　　又取铜脸盆一个、筷子一双、饭碗一个。

　　第二封信

　　来信知悉，尔等满怀忠爱，可嘉之至！谢得军机折，不用递了。

　　昨送来各件，都不差缺。我在此毫不受苦，尔等不必见面，必须王五爷花钱方能进来；惟王五爷当能进来。并托其赶快通融饭食等事。

　　湖北电既由郭寄，我们不必寄了。戈什可回湖北，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第三封信

　　速往源顺镖局王子斌五爷处，告知我在南所头监，请其设法通融招扶。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我遭此难，速请郭之全老爷电告湖北。此外有何消息，可顺便告我。

　　主人谭复生字

　　第二封第三封信秘密交出的时候，已是入狱第三天的清早。取信的狱卒偷偷告诉他，抓进来的人有八位，都隔离监禁。除谭大人外，还有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谭嗣同心里想：徐致靖是向皇上保荐他们的大臣，被牵连还有个道理；张荫桓只是康先生的同乡而已，且是当朝的办外交的第一把手，他怎么也被牵连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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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时间，张荫桓在南所末监里，正靠在墙上，以三分玩世的嘴脸，悠然想着：“他们说我勾结康有为，其实康有为他们只是新进小臣，我在他们以前，早就做了大官了。说他们勾结我，还差不多。我的被捕，其实啊，结怨在我从英国祝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登极六十周年回来送礼送出了差错。我那次回来，在英国买了红宝石送给皇上、绿宝石送给老太太，但却因看不起李莲英那太监，结果在老太太欣赏绿宝石的时候，李莲英在旁边挑拨说：‘难得他如此分别得明白，难道咱们这边就不配用红的吗？’这下子正挑拨到老太太的痛处。在妻妾衣饰分别上，按规矩，大太太用红色、小老婆用绿色，西太后这老太太出身小老婆，这下子老太太多心了，把宝石退了回来。当时我磕头认罪，老太太没有立刻算账，今儿却是趁机来算账了。”

　　他又想着：“四天前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还没吃饭。我叫九门提督等我吃过饭，他同意了。临出门时候，他们偷偷提醒我：‘有什么话，跟夫人交代一下吧。’我才知道原来是要杀我了。我很干脆，说：‘不必了。’就跟他们来了。不过，杀我容易，但向洋人解释却不容易，看老太太怎么解释吧！”想到这里，他狡猾地笑了一下。

　　由于张荫桓是有名的大官，气焰又盛，他在刑部狱里，倒比别人拉风得多。这时他六十二岁了，他在官场打滚几十年，什么黑暗都见过，在黑暗里，他以部分玩世的从容，面对着世事的波谲云诡，也颇能自解、自得和自脱。但是这次，他仿佛感到自脱不得了，但他仍达观得不太介意。他虽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做了大官，实际上，几乎已是外相、外交部长的身分，但他并不是科举出身。在几乎人人科举出身的官场里，显得非常刺眼与索寞。科举出身的讲究梯次，同一年考取的叫“老同年”、先前考取的叫“老前辈”，在办公场所、在大庭广众，到处是“老同年”、“老前辈”称呼得此起彼落，把他窘在一旁。但是张荫桓却别有自嘲嘲人之道。他找来三个名戏子：秦稚芬、王瑶卿、朱霞芬，叫她们戏称他做“老前辈”，他自己戏称她们叫“老同年”，以为反讽。如今，他身陷牢里，角色换了，所有先他坐牢的，都成了“老前辈”；所有与他同时坐牢的，都变成了“老同年”，他寻思起来，不禁好笑。

　　他虽不是科举出身，书却念得极好，很多古文他都背得烂熟。在无聊中以背古文自遣，背到方苞那篇《狱中杂记》，他忽然大有所悟。近一百九十年前，清朝大学者方苞被判死刑，关在牢里，那个牢，不正是这座刑部狱吗？方苞后来被赦出狱，写的那篇《狱中杂记》，所写的内容，岂不还流传到眼前吗？方苞写监狱黑暗，写这监狱一共有四座老监房。每座监房有五个房间：狱卒住在当中的一间，前面有大窗通光线，屋前有小窗透空气；其余的四个房间都没有窗，可是关的犯人经常有两百多。每天天还没黑，就上锁了，大小便都在房间里，和吃饭喝水的气味混在一道。加上寒冬腊月，没钱的犯人睡在地上，等到春气一动，没有不发病的。往往一死就死上十来个。监狱的规矩，一定要等天亮才开锁，整个晚上，活人和死人就头靠头脚对脚的睡着，没法闪躲，这便是传染病多的原因。还有奇怪的是：凡属大盗累犯或杀人要犯，大概由于气质强悍旺盛，反倒被传染上的不到十分之一二；纵使传染上，也很快就好了。那接二连三死掉的，却都是些案子轻的罪犯、或嫌犯、或保人，是些不该绳之以法的人们。方苞问狱中一个姓杜的，说：“京师里头有顺天府尹的直辖监狱、有五城御史的司坊，为什么刑部的监狱还关着这么多囚犯？”姓杜的说：“近几年来打官司，凡情节比较重的，顺天府尹和五城御史便不敢做主；又九门提督调查抓来的，也都拨归刑部；而刑部本身十四个清吏司里，喜欢多事的正副满汉郎官们，以及司法人员、典狱官、狱卒们，都因为人关得愈多愈有好处，所以只要沾上一点边就给千方百计抓进来。人一进监狱，不问有罪没罪，照例先给戴上手铐脚镣，放进老监房，使你吃尽苦头，在吃不消的时候，他们就教你怎样取保，保出去住在外面，随传随到；再照你的家庭、财产状况，把钱敲诈来，由他们按成派分。中等以上的人家，都尽其所有出钱取保；其次，要想解下手铐脚镣搬到老监房外板屋里去住的，费用也得几十两银子。至于那又穷又无依无靠的，就手铐脚镣毫不客气，作为样板，以警告其他的犯人。又有同案一起被关的，情节重的反能取保在外，情节轻的、没罪的，却吃着苦头，这种人一肚子冤气，没好吃没好睡，生了病，又没钱治，就往往死翘翘了。”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又写道：凡判死刑的，一经判决执行，行刑的人便先等在门外，派同党进去索讨财物，叫做“斯罗”。对有钱的犯人，要找他的亲属讲条件；对没钱的犯人，便当面直接讲条件。如果判的是剐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便先刺心；不然的话，四肢解完，心还没死。”如果判的是绞刑，便说：“答应了我的条件，第一绞便包断气；不然的话，绞你三次以后还须加用别的刑具，才死得了。”只有判的是杀头，才没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但是仍旧可以扣留脑袋不给死者家属，达成敲诈目的。因此，有钱的自然甘心贿赂几十百两银子，没钱的也会卖尽衣服杂物报效；只有穷得绝对拿不出钱的，才真照他们所说的执行。担任捆绑的也一样，如果不满足他们开的条件，五花大绑时便先给你来个骨断筋折。每年秋决的时候，虽然皇帝朱笔勾掉的只十分三四，留下的有十分六七，但全体囚犯都须捆绑着到西市，等待命令。其中被捆绑受伤的，即便幸而留下，也必须病几个月才能好，甚或成为一辈子也治不好的暗伤。方苞曾问过一个老差役说：“大家对受刑受绑的既没什么深仇大恨，目的只不过希望弄点钱而已；犯人果真拿不出钱，最后又何妨放人一马，不也算积德吗？”老差役说：“这是因为要立下规矩以警告旁的犯人、并警告后来的犯人的缘故。如果不这样，便人人都心存侥幸了。”担任上刑具和拷打的也一样。和他同时被捕受审时挨过夹棍的有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给了二十两银子的代价，只骨头受点轻伤，结果病了个把月；另一个人给了双倍代价，只伤了皮肤，二十天便好了；再一个人给了六倍代价，当天晚上便能和平常一样的走路。有人问这差役说：“犯人有的阔有的穷，既然大家都拿了钱，又何必有拿多少作分别？”差役说：“没有分别，谁愿意多出钱？”方苞又写道：“部里的老职员家里都收藏着假印信，公文下行到省级的，往往偷偷动手脚，增减着紧要的字眼，奉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只上行上奏皇帝和咨行各部的，才不敢这样。”依照法律规定：大盗没杀过人和有同犯多人的，只是主谋的一两个人立时处决，其余人犯交付八月秋审后概给减等充军。当刑部判词上奏过皇帝之后。其中有立时处决的，行刑的人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便捆绑出来，一时一刻也不耽搁。有某姓兄弟因把持公仓入狱，依法应该立时处决，判词都已拟好了，部员某对他们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弄活你们。”问用什么办法，部员某说：“这不难，只消另具奏本，判词不必更改，只把案末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等到封奏时候，抽出真奏，换上此奏，就行了。”他的一个同事说：“这样办可以欺蒙死的，却不能欺蒙长官；假使长官发觉，再行申请，我们都没活路了。”部员某笑着说：“再行申请，我们固然没活路；但长官也必定以失察见罪、连带免官。他不会只为两条人命把自己的官丢掉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是没有死的理由的。”结果便这么办，案末两个人果然被立即处决。长官张口结舌给吓呆了，可是终于不敢追究责任。方苞说他关在监狱的时候，还见过某姓兄弟，同狱的人都指着说：“这便是把某某人的命换来他们的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