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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时，巴敦——巴敦著名的“Conversation”厅门前麇集了一大群人。天气特别晴和，四周的一切——无论是葱茏绿树，还是这座安乐城里一幢幢明亮的房屋、蜿蜒起伏的山峦——全都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显得兴高采烈，喜气洋洋。似乎万物都在盲目地、信任而和蔼地微笑着。人们的脸上，不论是老的少的，丑的俊的，也都流露出同样一种虽不明确但是善意的微笑。即使是巴黎卖笑妇那种涂脂抹粉的形象，也无损于这种明显而普遍的皆大欢喜的印象，而那些缀在帽子及面纱上五色缤纷的缎带、羽毛、闪闪发光的金珠银星，使人不由得联想起灿烂的春花及百鸟的彩翼所呈现的鲜亮夺目和五光十色。唯独到处传来法国人扯闲话的那种枯涩而微颤的喉音，却不能替代鸟雀的啼啭，而且也无法与之比拟。
不过，一切都照常进行。乐队在亭子里时而演奏着歌剧《茶花女》的集成曲，或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时而又是由殷勤的乐队指挥改编成可以用乐器演奏的俄国浪漫曲《请对她说》。在赌厅里，拥挤在一张张绿呢赌桌周围的也还是那些大家早已熟悉的人物。他们脸上依旧是那种呆板而贪心的表情，说不清是惊骇还是凶狠，其实这是赌博的狂热使得每一个人，甚至最有贵族气派的人都会流露出来的贪婪的神情。那个穿着非常讲究，从唐波夫来的胖地主，瞪着眼睛，俯在桌子上，根本没有理会“庄家”的冷笑，就在响起“Rien ne va plus！”的喊声的一瞬间，举起一只汗漉漉的手，以不可思议的飞快速度把圆滚滚的金路易朝轮盘的四角撒过去。这么一来，他丧失了赢钱的一切可能，即便赢了也不作数。但这些并不影响他就在当天晚上，怀着同情的愤懑，随声附和着珂珂公爵——这位珂珂公爵是一个有名的在野派贵族首领，他在巴黎的时候，曾在玛季尔达公主的沙龙里，当着皇帝的面非常清晰地说：“Madame，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e.”我们亲爱的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跟往常一样聚集到“俄罗斯之树”——a l'Arbre russe——来了。他们服饰华丽，穿着入时而又随便，他们郑重其事地相互打着招呼，优美潇洒，正符合一个高踞当代教育顶峰的人物应持的态度。但是他们进得门来，坐定之后，便完全不知道彼此该讲些什么，只好扯些无聊的空话，或是重复一位早已过时的法国文人的话，一些最最贫气、最最厚颜无耻和最最庸俗的俏皮话。这个小丑和饶舌的家伙，他的两只小得可怜的脚上穿着一双犹太人穿的小鞋，一副下流相的脸上挂着几茎稀稀拉拉的胡子。他对他们，à ces princes russes，把从《沙利瓦利》和《田达玛尔》旧杂志上看来的各种乏味的废话胡吹一通，而他们，ces princes russes，却报以感激的哈哈大笑，仿佛不由得不承认异国才子的无比高明，承认自己绝对无能去想出什么有趣的笑料。然而，这儿几乎荟萃着我们社交界的全部“fine fleur”，“全部显贵和时髦人物”。这儿有X.伯爵，我们无与伦比的才子，他富有深刻的音乐天才，能绝妙地“说”浪漫曲，其实他连两个音符都分不清，只能用一个食指在琴键上胡乱敲打，唱起歌来又像是一个拙劣的吉卜赛人，又好似巴黎的理发师。此地还有我们令人心醉的Z.男爵，这是个万能大师：既是文学家，又是行政首长、演说家、赌棍。这里还有Y.公爵，宗教和人民之友，他在酒类专卖的黄金时代，出卖一种掺了麻醉品的杂醇酒而获得巨大财产。还有一位显赫的O.O.将军，他过去征服过某些地方，镇压过某些人，可是如今却无所事事，不知用什么来表现自己才好。还有P.P.，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大胖子，总觉得自己病入膏肓，认为自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其实他壮得像头公牛，蠢得赛过木头疙瘩……正是这位P.P.，在我们时代几乎只有他是仅有的一个，还熟知四十年代，《当代英雄》和沃罗丁斯卡娅伯爵夫人那个时代的某些雄狮的风流逸事。他甚至还保持着摇摇摆摆地用鞋跟走路的姿态，“le culte de la pose”，（这句话的意思很难用俄语来表达）还有不自然的缓慢动作，呆滞的、似乎受气的脸上流露出一副死气沉沉的肃穆表情，以及用打哈欠来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还有十分仔细地察看自己的手指和指甲、打鼻子里发出笑声、把礼帽突然从后脑勺压到眉梢，以及诸如此类的习气。此地甚至还有政府要员、外交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要人，足智多谋的人物，他们竟以为黄金诏书是教皇颁布的，而英国的“Poor tax”是向穷人收税。说到最后，此地还有茶花女们那些狂热而又羞涩的崇拜者，社交界的青年雄狮，他们后脑上的头缝也梳得清楚分明，蓄着精致的连鬓胡，穿的是真正伦敦服装。这帮年轻的雄狮似乎任凭怎样也免不了像那位声名狼藉的法国饶舌者一样庸俗浅薄。可是，不！咱们国产的可不行时——因此III.伯爵夫人，她是时装和高雅风度的倡导人，被刻薄的人们起了个外号叫“黄蜂女王”和“戴睡帽的美杜莎”，若是那位饶舌家不在场，她宁愿去找那些老在乱转的意大利人、莫尔达瓦人、美国“招魂师”，还有那些外国大使馆敏捷活泼的秘书，长着一副女里女气而且不苟言笑的外貌的德国人，等等。仿效伯爵夫人的有Babette公爵夫人，肖邦就是在她的怀抱里死去的（在欧洲，大约数得出上千个妇人，肖邦是在她们怀抱里断气的）；还有Annette公爵夫人，假如不是像在幽香之中夹着一股白菜味，她不时流露出自己那种普通的乡村洗衣妇的本色的话，她可真能压倒所有一切人了；还有一位遭遇巨大不幸的Pachette公爵夫人：她的丈夫担任过显要的职位，可是突然之间，Dieu sait pourquoi，殴打了市长，并且盗用了两万银卢布公款；还有爱笑的公爵小姐齐齐和爱哭的公爵小姐佐佐，她们全都把自己的同胞撇在一旁爱理不理……让我们也把这伙美妙的夫人们撇在一边，离开这棵著名的树——她们穿着如此昂贵却又有点俗气的服装，坐在它的近旁——让上帝去减轻折磨着她们的无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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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俄罗斯之树”几步远，在韦伯咖啡厅门前的一张小桌旁，坐着一位将近三十岁的美男子，中等身材，消瘦黝黑，一张英俊可爱的脸。他朝前俯着身子，双手撑着手杖，安详而随便地坐着，仿佛从未想到会有人注意他或是招呼他。他那双棕色的、微微发黄的眼睛大而富于表情，缓缓地观察着四周，有时由于阳光耀眼而眯缝着，有时又突然死死盯着一个古怪可笑的过路人，于是便会有一丝近乎天真的嘲笑迅速地掠过他那纤细的胡髭、嘴唇以及微向前凸的下颚。他身穿一件德式剪裁的宽敞大衣，一顶柔软的灰色礼帽遮去了他半个高高的额头。乍一看去，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正直、干练、颇有几分自信的青年，这样的人在人世间真是比比皆是。他似乎是经过长期工作之后在休息，在老老实实地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景色，但他的思绪却远在他方，而且它们，这些思绪所萦绕的世界，和此刻围绕着他的完全不同。他是俄国人，他的名字叫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李特维诺夫。
我们需要和他认识，因而必须简略地谈谈他的过去，那极其单纯而简单的过去。
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的退职官吏的儿子，但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在城市，而是在农村里受的教育。他的母亲是贵族，曾经是贵族女塾的学生，非常善良，非常热情，然而也并非缺乏个性。她虽然比丈夫年轻二十岁，但是却给他以再教育，尽量把他从官吏的生活轨道里拉了出来，纳入地主的生活轨道里去，她驯服并软化了他那又硬又倔的脾气。多亏有了她，他穿戴得整洁起来，而且举止得体，不再出口伤人，也开始尊重有学问的人和渊博的学识了——虽说他当然连一本书也没摸过。同时，他尽力做到不贬低自己的身份，甚至走起路来脚步也放轻一些，讲话细声细气，总是谈论崇高的事物，这些使他花费了不少气力。有时候他心里这么想：“嗐，真该揍他！”可是讲出声来的却是：“是呀，是呀，这个……当然啰，这是个问题。”李特维诺夫的母亲照西欧方式持家，她对仆人称“您”，不允许任何人在午餐时吃得直喘气。至于说到管理她名下的田庄，那么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她的丈夫，全都无能为力：它们早就荒废了，但是土地很多，可以做各种经营，还有不少树林和一座湖泊。从前有一个地主在湖边开过一座大工厂，他虽然勤勉，但是没有条理。这家工厂后来在一个狡诈的商人手里发达过，最后在一个正直的德国生意人的经管下彻底破产。李特维诺娃太太只要不损害她的财产，不欠债，就满足了。不幸，她的健康却说不上好，后来死于肺病，那正是她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一年。由于情况变化（读者以后会知道详情），他没能毕业，回到外省去了。在那儿闲散了一阵，既不工作，也不跟人来往，而且几乎没有朋友。多亏他那县的贵族——他们没有理解“缺席主义”有害的西欧理论，更为崇尚“自己的衬衫更贴身”的土信条，对他没有好感，一八五五年把他弄进非常后备军，险些儿因伤寒病死在克里米亚，他在腐海边的土窑里驻扎了六个月，根本没看见过一个“盟友”。后来，他被选进了贵族会议，当然免不了有不少不愉快的事，于是回到乡间小住，竟然迷上了经营农业。他了解到母亲的产业在年迈体衰的老父的管理下情况不好，日益萧条，达不到应得进项的十分之一。其实，如果掌握在有经验有学识的人手里，它就会变成一座金窑。不过他心里也明白，他所缺乏的正是经验和学识——因而他到国外去学习农业和技术，从头学起。他在梅克伦堡、西列锡、卡尔斯鲁厄一连住了四年多，又游历了比利时、英格兰，他踏踏实实地学习，得到了不少知识：这些知识得之不易，但他经得起考验，所以现在，他无论是对自己，对自己的前途都充满自信，而且深信自己能有益于乡亲，甚至能造福整个乡里。他准备返回祖国，他的老父封封来信都召唤他回去，而且信里充满绝望的恳请与哀求，什么解放呀，分配领地呀，赎金呀，等等，总之一句话，种种新制度把他父亲完全弄糊涂了……可是他现在为什么在巴敦滞留呢？
他在巴敦停留，因为他的表妹，也是未婚妻——达吉雅娜·彼得洛芙娜·谢斯托娃很快就要到来。他几乎从小就与她熟识，当她和自己的姑母在德累斯顿的时候，曾和他一起度过一春一夏。他真诚地爱她，深为尊重这位年轻的亲戚。而且，当他结束自己令人烦闷的准备工作，打算进入新生活，开始一种不是干公职，而是真正的事业之前，他把她当作一个被他挚爱的女性，他的同志和朋友，向她提出了求婚，希望她能把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同欢乐，共忧患，齐工作，同休憩，像英国人通常所说：“for better，for worse.”她接受了，所以他到卡尔斯鲁厄去收拾他放在那儿的书籍、衣物、文件……但是您会再一次问道：他究竟为什么停留在巴敦呢？
他在巴敦，是由于达吉雅娜的姑母，哺育她长大的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谢斯托娃，这个五十五岁的老处女，一个非常善良、绝顶正直，但又有点古怪的女性，有着一颗自由的心灵，燃烧着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精神的烈火，esprit fort，（她读过施特劳斯的作品——当然是背着自己的侄女）而且她还是民主主义者，激烈反对上流社交界和贵族政治。尽管如此，她也难以抗拒想观光一下巴敦这样一个摩登城市的上流社交界的诱惑，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上一眼……卡彼托琳娜·玛尔柯芙娜从不穿用裙箍的大裙子，把一头白发剪成圆圈式，但是奢侈与豪华仍然暗暗激动她的心，而对奢侈与豪华予以申斥与蔑视，对她来说也不失为一桩愉快的美事……怎么能不让这位善良的老太太得到一点慰藉呢？
不过李特维诺夫能够这样安详而随便，能够这样满怀自信地环视四周，正是因为他今后的生活明晰而清楚地展现在他面前，他的命运已经确定，而他又是多么为这命运自豪，由于它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喜悦啊。
3
“哎呀！哎呀！哎呀！原来是他在这儿！”突然一个尖细的声音在他耳边响了起来，一只浮肿的手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头。他抬头一看——认出了这原是他为数不多的莫斯科旧交之一，一个姓庞巴耶夫的人。他心地善良，但腹内空空，如今已经不再年轻了，两个腮帮子和鼻子像是煮烂了似的软乎乎的，头发油腻蓬乱，还有松弛、肥胖的身躯。这个罗斯吉斯拉夫·庞巴耶夫，永远身无分文，永远因为一点小事就欣喜若狂，他叫叫嚷嚷，毫无目标地在我们多灾多难的大地母亲身上东游西逛。
“这可真是巧遇！”他又说了一句，大睁着两只眼泡浮肿的小眼睛，动着两片厚嘴唇，嘴唇上面戳着两撇染过的胡须，显得那么古怪，像是长得不是地方，“好一个巴敦！人们跟蟑螂似的全都朝这儿爬。你怎么会到此地来的？”
庞巴耶夫对人世间的无论什么人一概以“你”相称。
“我来了第四天啦。”
“打哪儿来？”
“你要知道干什么？”
“什么叫干什么！嗐，别忙，别忙，也许你还不知道，谁也到此地来了吧？古巴廖夫！正是他本人大驾光临！瞧瞧，是谁来了！昨儿晚上从海德堡乘车光临。你当然跟他认识啰！”
“我只听说过他。”
“就光是这个？天知道！我带你去见他，马上，就是此刻。这样的大人物都不认识！瞧，渥罗希洛夫来了……别忙，你，大概也不认识他吧？我有幸介绍你们彼此相识。两位学者！这位简直是凤凰！你们拥抱吧！”
庞巴耶夫说罢这几句话，马上朝一个站在他旁边的英俊青年转过身去，那人的脸虽然容光焕发而红润，然而表情严肃。李特维诺夫欠起身子，当然没有去拥抱他，只不过跟这“凤凰”彼此微微点头。而对方呢，从生硬的姿态看来，也未必太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介绍。
“我刚才说，这是凤凰，而且决不收回自己的话，”庞巴耶夫接着说，“只要到彼得堡，某某武备学校，往荣誉榜上一瞧：谁名列第一？渥罗希洛夫·谢苗·雅可夫列维奇！但是古巴廖夫，古巴廖夫，我的弟兄们呀！对他，可得跑着迎上去，应当跑着迎上去！我坚决崇拜这个人！而且不止我一个，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崇拜他。他现在正写着论文，哦……哦……哦！”
“这篇文章论述什么？”李特维诺夫问道。
“什么都涉及，我的老弟，跟波克尔相似……不过更深刻，更深刻……全部难题统统会得到解决和阐明。”
“你亲自读过这篇文章？”
“没有，没读过，这还是秘密，不应泄露。不过，古巴廖夫是一切都办得到的，一切！”庞巴耶夫叹了一口气，握着双手，“若是在我们罗斯能够再有这么三两个聪明人，什么事办不到啊，我的老天爷！我只想对你指出一点，格里戈利·米哈依洛维奇，最近这段时间，不论你在从事什么研究——虽则你一向研究些什么课题，我毫无所知；不论你有什么信念——这些我也不知道，但是你肯定能从他，从古巴廖夫那儿得到禆益。可惜，他在这儿逗留不久，应当抓紧，应当去一趟。找他去！找他去！”
一个满头棕色鬈发，矮腰的礼帽上系着一条天蓝缎带的花花公子经过这里，他转过身来，带着尖刻的冷笑透过眼镜瞧着庞巴耶夫。李特维诺夫恼怒了。
“你嚷嚷什么？”他咕噜一句，“像是吆喝着猎狗去追踪！我还没吃饭呢。”
“这有什么关系！可以马上到韦伯……三个人一起……太妙了！你有钱替我会钞吗？”他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
“钱倒是有。不过我，真的，我不知道……”
“别说了，请你。你将来会感谢我的，他也会高兴的……哎呀，我的老天！”庞巴耶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演奏《艾那尼》的最后一段。这真是绝妙！……A som……mo Carlo……瞧我这个人！居然感动得流泪了。嗐，谢苗·雅可夫列维奇！渥罗希洛夫！咱们去吗？”
渥罗希洛夫本来一直端端正正站着不动，仍然保持原先略带几分傲慢的姿态，此刻却会意地垂下眼睛，皱起眉头，从牙缝里挤出几个什么字……然而并未拒绝。李特维诺夫心里想：“算啦！就去一趟吧，反正有时间。”庞巴耶夫挽着他的胳膊，但是在去咖啡厅之前，先朝跑马俱乐部有名的卖花姑娘伊莎贝拉招招手：他忽然想买她一束花。但这个贵族派头的卖花姑娘一动不动。是呀，她凭什么要走到这种人跟前去呢？他既不戴手套，身上还穿着一件肮脏的条子上衣，打条花领带，脚上的靴子后跟都歪了，这种人，她在巴黎都没遇见过呢。于是此刻轮到渥罗希洛夫朝她举手示意了。她朝他走了过来，他从她的篮里挑了很小一束紫罗兰，丢给她一个银币。他满以为自己的阔气会使她吃惊，可是没想到她连眉毛也没抬一抬，等他转过身去，她反而轻蔑地撇撇抿得紧紧的嘴唇。渥罗希洛夫虽然穿着非常考究，甚至可以说很雅致，但是巴黎姑娘富有经验的眼睛一下子就能识破，在他的服饰、他的举止，甚至他的步调中，还留着早年军人气概的痕迹，缺乏真正的纯正的“帅”。
我们的三位熟人在韦伯咖啡厅的大厅入座，点好菜，立刻交谈起来。庞巴耶夫高谈阔论，讲到古巴廖夫的崇高意义，但很快就沉默下来，大声地喘着气咀嚼食物，一杯又一杯不停地喝酒。渥罗希洛夫很少吃喝，仿佛很勉强，但细细询问了李特维诺夫的专业之后，就发表自己的见解……不仅对这些科目，而且还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突然活跃起来，像一匹好马似的奔驰起来，又像是参加毕业考试的武备学校的年轻学生，大胆而清晰地说着每一个音节，每一个字母。同时，他还使劲乱挥着双手。他的话越来越多，越讲越起劲，更何况没有人来打断他：他仿佛在朗读学术论文，又似乎在讲课。一连串新学者的名字，加上每一个人的生卒年月，还列举刚出版的小册子的题目，等等。总之，名字、名字，一连串的名字，从他唇边洋洋洒洒飞溅出来，他那双燃烧着的眼睛说明这给予他无上的满足。显然渥罗希洛夫轻视一切旧事物，仅仅重视高度文明的精华，重视最新的先进科学观点，尽管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但他能列举某一位扎乌尔平格尔博士论述美国宾夕法尼亚监狱的书，或是昨天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阐述吠陀和普兰的论文（虽然，他肯定是不懂英语的，但他学着用英国语音讲）——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真正的快乐，幸福。李特维诺夫一直倾听着他的话，听呀听呀，但是实在弄不明白他的专业究竟是什么。他一会儿讲讲克勒特部族在历史上的作用，忽而又扯到古代史，他本来正在议论着埃吉纳湾的古石雕，热烈地议论着费忌以前的雕刻家奥纳塔斯——可是到了他嘴里又成了约南丹了，所以一瞬间，他的全部议论又像是谈论《圣经》，又像有点美国色彩。有时他口锋一转，讲起政治经济学来，而且斥骂巴斯夏虽是傻瓜、木头，“然而不见得比亚当·斯密和所有重农学派更坏……”“重农学派！”庞巴耶夫跟着他低声说……“是贵族吗？……”渥罗希洛夫又把麦考莱说成是一个过时的作家，早已被科学淘汰了，这种随随便便、信口开河的评语使得庞巴耶夫脸上都出现了惊讶的神情。至于海因斯特和黎尔，他说他们的名字只能提提罢了，嘴里说着还耸耸肩膀。于是庞巴耶夫也耸耸肩膀。李特维诺夫心里寻思：“一下子全搬出来，毫没理由，而且还当着生人，在咖啡馆里。”他注视着这位新相识的那头淡黄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雪白的牙齿（他那白糖一样白的大牙，还有这胡乱挥动的一双手，特别使他感到惶惑）。“他一次也未笑过，即便如此，也很可能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不过极端幼稚……”渥罗希洛夫终于安静下来，他那像小公鸡似的年轻响亮而又略带嘶哑的声音已经不那么响了……庞巴耶夫趁此朗诵起诗歌来了，而且又是差点大哭起来，使邻桌的一家英国人觉得他真是丑态百出；而另一张桌上，陪伴一个头戴浅紫假发、老而又老的“小伙子”吃饭的两个娼妇，竟嗤嗤地笑了起来。侍者送上账单，朋友们付了钱。
“得了！”庞巴耶夫叫了一声，笨重地从椅子上微微欠身，“再喝一杯咖啡就开路！瞧，这就是我们的罗斯。”他在门口站住，又说了一句，几乎是狂热地抬起柔软的发红的手，指着渥罗希洛夫和李特维诺夫……“它怎么样？”
“是啊，古老的罗斯。”李特维诺夫心想；可是渥罗希洛夫的脸上已经又摆出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傲然一笑，两只鞋跟轻轻地碰了一下。
五分钟以后，他们三个一起走上斯捷潘·尼古拉耶维奇·古巴廖夫下榻的旅馆的楼梯……一位戴着缀有黑色短面纱的帽子、身长玉立的夫人急促地从这座楼梯上走下来，她瞧见李特维诺夫，突然朝他回过身去，停下了脚步，似乎非常吃惊的样子。她那蒙在密眼面纱下的脸，霎时间红了起来，接着又同样迅速地变得苍白。但是李特维诺夫没有注意到她，这位夫人便更为急促地跑下宽阔的梯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