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天后，清晨，我下得床后，顿时感到我已站稳脚跟，再不会躺下了。我整个人感到康复在即。所有这些小小的细节，也许根本就不值得记下来，但是，当时，有这么几天，虽然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留在我记忆里的这些天，却是快乐而又平静的，而这在我的这本记事录里是难得一见的。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暂时还不想明说；即便读者知道个中底细，恐怕也不会相信。还是以后让事实来说话，让它不言自明的好。而现在我暂时只说一点：请读者记住蜘蛛的心这一说法。而这居然还是一个想离开他们，离开整个上流社会，一心追求“好品相”的人说的！渴望追求“好品相”，而且十分强烈，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它怎样才能和其他天知道怎样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呢——这对于我是个秘密。而且永远是个秘密，我曾经上千次地对人的这种本领（似乎主要是俄国人）感到惊奇：竟能在自己的心中既抱有最崇高的理想，又能抱有最大的卑鄙，而且二者都是完全真诚的。这是俄国人心中特别的无所不包以致无所不用其极呢，还是不过是卑鄙而已——这倒是个问题！
但是，先撇下这些不谈。不管这样还是那样，反正到来了一个平静的时刻。我无非是明白了，无论如何应当先恢复身体，而且愈快愈好，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地开始行动，因此我决定先强身健体，听医生的话（不管他是谁），至于那些暴风雨般的打算，我非常明智地（无所不包的成果）且留待出走时再说，也就是说，且待我恢复健康之后，至于怎样才能把这一切平和的感受以及享受平静的愉悦，同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般的决定时，胸中既甜蜜又痛苦又惶惶不安的心跳结合起来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又把一切诉诸“无所不包”。但是不久前的烦躁不安在我心中已经没有了；我把一切都留之于来日，已经不像不久前那样惶惶然不敢面对未来了，而是像一个坚信自己财富和力量的富豪。我的傲慢和等待对我的命运的挑战，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我认为，这多少也是因为我实际上已经康复了，也因为我的生命力正在迅速回到我身上。正是这几天，即我彻底恢复健康，甚至真正恢复健康的这几天，我现在回忆起来仍感到分外愉快。
噢，他们原谅了我的一切，也就是说，原谅了我的出格的举动，而这正是我把他们当面称之为岂有此理的那些人。我喜欢人们身上的这一品性，我把这称之为心灵的智慧；起码，他们的这一品性立刻赢得了我的好感，当然，这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比如说，我跟韦尔西洛夫又说话了，就像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一样，但也适可而止：一旦感情过分外露，稍有冲动（而冲动是常有的），我们俩就立刻加以克制，仿佛对什么事略显抱歉意似的。常有这样的情形：胜利者不能不对自己的战败者感到羞愧，因为占了他的上风。胜利者显然是我，因此我感到羞愧。
那天早晨，也就是当我旧病复发之后刚能下床的那天，他进来看我，这时我才头一次从他那里听到他们当时有一个有关妈妈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健康的共同协议；然而，他又指出，老人的身体虽然好了点，但是医生仍不敢担保他从此无虞。我全心全意地向他承诺，我以后的一举一动一定倍加小心。当韦尔西洛夫告诉我这一切的时候，我才头一次忽然发现，他本人非但非常真诚地关心这位老人，也就是说，其关心程度不仅远远超出了我对像他这样的人所能有的期待，而且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看重这个人，而他之所以看重他，并不仅仅是因为妈妈的缘故。这一点立刻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几乎使我感到吃惊，我得承认，如果没有韦尔西洛夫，我一定会对这位老人身上的许多品德视而不见，不予重视的，而这老人乃是留在我心中最不可磨灭和最奇特的印象之一。
韦尔西洛夫好像很担心我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态度似的，也就是说，他既信不过我的头脑，也信不过我的分寸感，因此后来当他看到，我有时候还是能够懂得应该怎样来对待一个概念和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的，总之，我还是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做到谦逊和包容的，——因此，看到这点后，他感到非常高兴。我还得承认（我以为我并没有贬低自己），我在这个来自民间的人物身上发现了他对某些感情和观点的看法，对我来说，这完全是新的，是我所不知道的，与我过去对这些东西的看法相比，要清楚得多，也令人欣慰得多。然而也有某些极大的偏见，他却对此深信不疑，毫不动摇，沉着得令人气愤，有时简直不能不让人气得火冒三丈。但是这一点，当然，也只应归咎于他的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他的心灵素质还是相当好的，我甚至还没有在别人身上发现在这方面比他更好的品德。
二
他身上首先吸引我的，正如我在上文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是他那异常纯洁的心灵和一点也不爱面子；所有看到过他的人，都会很快感觉到这几乎是一颗纯洁无邪的心。有一种心灵的“愉悦”。因而达到一种“好的品相”。他很喜欢“愉悦”一词，也常常把这词挂在嘴上。诚然，有时候他也常常会出现某种类似病态的兴高采烈，某种似乎令人感动的病态，——我认为，这多少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发烧，说真格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热病缠身；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好品相。也有一些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方面，他非常忠厚，有时候竟完全看不出别人对他的讥讽（常常使我很恼火），可与此同时，他又有一种十分细心的明察秋毫，他最喜欢逮住别人在辩论中的错误。他喜欢辩论，但只是有时偶一为之，而且别具特色。看得出来，他走遍了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听到过许多故事，但是，我要再说一遍，他最爱动感情，因此他总是感慨万千，他自己也爱讲那些令人感动的故事。一般说，他很爱讲故事。我听他讲过许多有关他本人云游四方的故事，也听他讲过许多有关最远古的“苦修者”生平的种种传说。我对此并不熟悉，我想，这些传说他大部分是从平民百姓的口头故事中听来的，许多事情还说错了。有些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与许多明显的胡编乱造或者简直是胡吹一气的同时，还往往会闪现出某种惊人的完整光彩，充满了百姓的感情，而且永远十分感人……比如，在这些故事中我记住了一则长篇故事《玛丽亚（埃及的）传》。关于这篇“传记”。以及几乎所有这一类故事，在此以前，我一无所知。我要坦白地说，听到这故事，几乎不能不落泪，倒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某种奇怪的喜悦：感到某种非凡的、炽热的虔诚，就像这名女圣徒浪迹天涯，走过的这片狮群出没、炽热似火的沙漠一样。然而，关于这事我就不想说了，再说我也不擅长说故事。
除了易受感动以外，他有时候还会对当代现实中某些非常有争议的事，发表某些非常独特的见解，这类观点我也很爱听。比如，有一次他讲了个故事，讲到不久前有个退伍回乡的士兵；而这种事他几乎是目击者。一个士兵退伍回到家乡，又回到老乡们身边，可是他不愿意重新同老乡们住在一起，而老乡们也不喜欢他这个人。这人走上了歧途，开始酗酒，还在某地抢劫了什么人。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确凿罪证，但是却把他抓了起来，开始了审讯。在法庭上，律师为他作了完全无罪的辩护——查无实据，这就完了，可是那士兵却听着听着，忽然站了起来，打断了律师的话，“不，你别往下说了”，他痛哭流涕，追悔莫及，招供了一切，承认有罪。陪审员们走出去，关上房门，闭门磋商，忽然又都走了出来：“不，他无罪。”大家发出一片欢呼，兴高采烈，可是那士兵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仿佛变成一根石柱似的，感到莫名其妙；他莫名其妙的还有一点，庭长对他作了一番训诫后，竟把他无罪释放了。这士兵获得自由后，始终不相信自己。他开始苦恼，开始沉思，不吃，也不喝，也不同别人说话，而到第五天却忽然上吊死了。“心头有罪，又怎能活下去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最后说，这个故事当然无足轻重，这样的事现在在所有报刊上也都数不胜数，但是我喜欢听他说话的口气，而最有意思的是他说的有些话，绝对具有新意。比如说，他讲到那士兵回到乡下，老乡们都不喜欢他时，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形容道：“大家知道士兵是什么人吗，士兵是‘被教坏了的庄稼人’。”后来讲到差点打赢官司的那名律师，他又形容道：“大家知道，律师是什么人吗，律师是‘被雇用的良心’。”这两种说法，他说时毫不费力，并没有字斟句酌，他自己也毫不察觉，然而这两种说法却包含了对这两个对象的整个独特的看法，虽然，当然喽，这并不代表全体老百姓的看法，但这毕竟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看法，是他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他从别人那儿学来的！民间对某些问题的成见，就其独特新奇而言，有时确实令人拍案叫绝。
“那么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您怎么看自杀这种罪孽呢？”我趁机问他。
“自杀是人类的最大罪孽，”他叹了口气，回答道，“但是唯有主才是这事的审判者，因为只有他才知道一切，知道一切的限度和一切的分寸。咱们应当不断地替这样的罪人祷告。每当你听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就应当在临睡前替这样的罪人不胜感慨地祷告，哪怕仅仅为他向上帝叹息一声也好；甚至于哪怕你根本不认识他，——你关于他所作的祷告，将会更易上达天听。”
“假如他已经被判罪，我的祷告能对他有用吗？”
“你怎么知道呢？许多人，噢，有许多人不信上帝，还用自己的谬论来迷惑那些不明事理的人；你不要听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踉踉跄跄地在往哪去。一个还活着的人替一个已被判罪的人祷告，是的确能够上达天听的。一个无人替他祷告的人将会怎样呢？因此，当你临睡前跪下祷告的时候，在祷告完毕之后应当加上一句：‘吾主耶稣啊，请饶恕所有那些无人替他们祷告的人吧。’这样的祷告非常管用，主也非常爱听。也应当替所有还活着的罪人祷告：‘主啊，你掌管所有人的命运，请你拯救一切没有忏悔的人吧。’——这也是一种好的祷告。”
我答应他一定祷告，因为我感觉到我的这一承诺将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快乐。果然，他脸上闪出了快乐之光；但是我要赶紧补充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来没有居高临下地对待过我，就是说，像个长老对待某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似的；相反，他常常非常爱听我对各种问题发表的见解，甚至还听出了神，他认为，他虽然是跟一个（按照他那高雅的说法）“公子哥”打交道（他知道得很清楚，应当说“年轻人”，而不是“公子哥”），但同时他也明白，这个“公子哥”在受教育程度上要远远高过他。比如说，他很喜欢讲，也很经常讲到在荒野隐修的事，而且把“隐修”看得比朝圣更高，高得没法比。我激烈地反驳他，强调这些人自私，这些人弃绝尘寰，他们本来可以替人类造福，可是他们却弃之不顾，只是为了自己修行得道的自私目的。他先是不明白我说的意思，我甚至疑心他根本就没有听懂；但是他却竭力为隐修辩护：“当然，先是可怜自己（指刚住进隐修院的时候），——可是后来却一天天地感到快乐了，再后来你就会看到上帝。”这时候，我就给他展示了一幅全景画，描绘了科学家、医生以及世界上一般的人类之友所从事的有益活动，从而使他闻后大喜，因为我自己也讲得很热烈；他则对我不住地连声称是：“没错，亲爱的，没错，愿上帝祝福你，你想得有道理。”但是，当我把话说完，他终究还是没法同意：“话虽这么说，”他深深地叹了口气，“又有多少人能经受住诱惑而不动心呢？金钱虽然不是上帝，但毕竟是半个上帝——这是个巨大的诱惑，而这里还有女色，而这里还有自命不凡和嫉妒心重。于是便把大事忘了，专做小事。哪能与隐修院相比呢？在隐修院，人就会变得矢志不移，甚至可以建立大功德。朋友！可是在尘世间又怎么样呢？”他非常动情地感叹道。“不过是些梦想而已，不是吗？拿起一粒沙子，种在石头上；当你那沙子在那块石头上变黄了，长出了芽，那你在尘世间的梦想也就实现了——正如我们俗话所说。可是基督的说法却是这样的：‘可去把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做所有人的奴仆。’你就会变得比从前更富有，富有得不知多少倍；因为你将来的幸福，将不仅是吃得好，将不仅是穿金戴银，将不仅是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而是因为你将拥有数不清的爱。这已经不是一笔小小的财富，不是十万、一百万，而是拥有整个世界！现在我们是不知餍足地聚敛财富和疯狂地挥霍，而那时却既不会有孤儿，也不会有乞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亲人，我拥有了大家，我把所有的人都买了下来，一个也没落下！眼下已经不稀罕了，连最富有和最有名望的人，对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都满不在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想出什么娱乐来排遣时光；到那时你的寿命和时光将增加似乎一千倍，因为你一分钟也不想浪费，而且你每分钟都感到心灵的愉悦。到那时您就不仅是从书本里得到聪明绝顶的大智大慧，你将直接和上帝面对面；届时大地将焕发异彩，比太阳还亮，那时将不会再有悲伤，也不会再有叹息，而有的将是无比珍贵的天堂……”
正是这种兴高采烈的出乎常规的话，似乎，韦尔西洛夫也最爱听。而这一回他恰好就在这房间里。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突然打断他的话，自己也毫无分寸地激动起来（我记得那个夜晚），“要知道，你这样说，是在宣传共产主义呀，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
因为他对共产主义学说一无所知，甚至连这个字眼他也是头一回听说，因此我只好立即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问题的一切开始讲给他听。不瞒诸位，我知之甚少，而且东鳞西爪，颠三倒四，即便现在，我也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却不顾一切，知道什么就非常热烈地统统说了出来。至今每当我想起这一切，我还非常得意，我的话居然给老人家留下了异乎寻常的印象。这甚至不是印象，而几乎是震撼。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许多历史细节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那儿？怎么形成的？谁创立的？谁说的？”顺便说说，我发现，一般说来，这是平民百姓的一大特点：如果他对某一问题很感兴趣，他就决不会满足于一般的思想，而是一定会要求提供最过硬和最确切的细节。我正是在说明这些细节上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又因为韦尔西洛夫就坐在我身旁，我感到有点惭愧，羞于面对他，因而也就更加急躁。弄到最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在感动之余只能对我所说的每句话反复说“对，对！”但是很明显，他并没有听懂，而且失去了头绪。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是韦尔西洛夫忽然打断了我们的话，站起来，扬言，现在该是去睡觉的时候了。当时我们都在一起，而且时间也很晚了。他过了几分钟，又跑到屋里来看看，我趁机立刻问他：总的说，你是怎么看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你对他有何想法？韦尔西洛夫愉快地微微一笑（但他根本不是笑我谈到共产主义时的错误百出——相反，他对此只字未提）。我再说一遍：他简直好像迷上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当他听老人说话的时候，我常常在他脸上捕捉到非常动人的微笑。然而，这微笑完全不妨碍批评。
“首先，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是农夫，而是一名家奴，”他很乐意地说道，“是一名过去的家奴和过去的奴仆，生来就是奴仆，是奴仆的家生子。家奴和奴仆，在过去那个年代，总是在非常多的方面沾染上对自己主人私生活（精神生活和智力生活）方面的兴趣。请注意，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至今最感兴趣的是主人和上等人生活中的种种事件。你还不知道他对近来俄罗斯发生的有些事兴趣有多大。你可知道他是一个大政治家？你不用给他吃蜜，只要给他讲讲什么地方谁和谁在打仗，以及我国会不会参战就成。过去，我就曾经用这样的谈话使他兴奋不已。他非常尊重科学，而在所有的科学中他最爱天文学。此外，他还在自己身上培养了一种独立精神，这是你在他身上无论如何都动摇不了的。他有信念，非但很坚定，而且相当清楚……十分真诚。尽管他非常无知，却对某些概念出人意外地熟悉，足以让人大吃一惊，因为你根本不曾想到他还能懂这些。他十分赞赏隐修，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到荒野去，也不会进修道院，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浪者’，正如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十分正确地称呼他的那样。顺便说说，你为此生医生的气也大可不必。唔，最后，他还有什么呢：他有点像艺术家，有许多自己的看法，也有不是自己的看法。在叙述的逻辑性上略有欠缺，有时候说话还很抽象；还带有一些多愁善感的冲动，不过这也纯粹是老百姓的多愁善感，或者，不如说，带有一种我们老百姓广泛带入宗教感情中的一种平民百姓十分普遍的恻隐之心，关于他纯洁的心和为人和善，我就不多说了：这题目无须咱俩来谈……”
三
为了结束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评论，我想随便讲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他讲的，说实在的，已经是讲别人的私生活。这些故事的性质很奇怪，说得更确切些，这些故事没有任何共性；其中挑选不出任何道德训诫或者任何总的导向，除了有一点，所有这些故事或多或少都很感人。但是也有一些并不感人，甚至完全是些说笑逗乐的玩意儿，甚至还有一些是嘲笑某些放荡的修士的故事，因此他在讲这些故事时直接损害了他所信奉的思想，——我曾向他指出过这点，但是他没有听懂我讲话的意思。有时候很难想象有什么动机来促使他讲这些故事，因此有时候我对他的这种喋喋不休甚至感到惊奇，我想这部分是因为他老了和他表现出的一种病态。
“他跟过去不一样了，”有一回韦尔西洛夫向我悄声道，“他从前不完全是这样的。他很快就要死了，比我们设想的要快得多，必须做好准备。”
我忘了说，我们家形成了某种类似“晚会”的聚会。除了不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左右的妈妈外，每逢晚会必来他小房间的还有韦尔西洛夫，我也每次必来，因为我无处可去；而最近几天，丽莎也几乎每回必到，虽然比别人来得稍晚一点，而且每次几乎都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也常来，虽然来的次数不多。医生也常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忽然跟这医生要好了起来，当然，不是很要好，但是至少没有了过去那种出格的奇谈怪论。我喜欢的似乎是他那种傻头傻脑的脾气（这是我终于在他身上发现的），以及他对我们家的某种依恋，因而我终于决定原谅他那种医术上的傲慢，此外，我还教会了他经常洗手，剪指甲，如果他做不到经常穿清洁内衣的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这根本不是讲究打扮，也不是为了附庸风雅，但是，爱好清洁，自然应当列入医生这一行业的规范之内，而且，我还向他证明了这点。最后，连卢克里娅也常常从自己的厨房里跑出来，跑到门口，站在门外，听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讲故事。有一回，韦尔西洛夫把她从门外叫了进来，请她同我们坐在一起。韦尔西洛夫这样做，我很喜欢，但是从这回起她就再也不到门口来了。各人有各人的脾气！
下面我穿插一个故事，未加选择，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它记得比较全。这是一则关于某个商人的故事，我想，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大城市和小市镇何止千千万，只要你善于观察就成。不愿意看的人可以绕过去不看，更何况这故事我是用他的口气说的。
四
“现在我要说的事发生在我国的阿菲米耶夫城，真是怪极了。那里有名商人，姓斯科托博伊尼科夫，名叫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整个七里八乡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了。他开了一家印花布工厂，手下拥有几百名工人；自以为很了不起。应当这么说吧，一切都听命于他，连当官的也不敢为难他，什么事都由他作主，连修士大司祭也因他热心公益事业而对他给予表彰；他给修道院捐了许多钱，每当他悲从中来时，他也曾很为自己的灵魂叹息过，为自己死后的岁月也不曾少操心。他是位鳏夫，没有子女；关于他的夫人，有谣言说，似乎，还在他结婚的头一年就被他毒打致死了，打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爱动手打人；不过这已经是在此以前很久的事了，他不想再受婚姻的束缚。他还有个毛病，爱喝酒，喝酒的时刻一到，他就喝得醉醺醺地满城乱跑，赤身露体，还大喊大叫；这城名气不大，可是丢人现眼的事却不少。等酒劲一过，他又变得脾气很大，凡是他决定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凡是他吩咐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都好极了。给老百姓算工钱，也胡作非为，他说了算；他拿起算盘，戴上眼镜，问：‘福马，该给你多少钱？’‘从圣诞节起我就没拿过钱，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该给我三十九卢布。’‘嚯，这么多钱哪！给你太多了；你整个人也不值这么多钱，你根本不配：得从算盘珠上拨掉十个卢布，你就拿二十九卢布吧。’那人不敢作声；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大家都不作声。
“他说：‘我知道该给他多少钱。跟这里的人打交道就不能用别的办法。这里的人都是下三烂；没有我，他们在这里统统得饿死，不管他们有多少人。再说，这里的人全是贼，瞧上什么东西，就会顺手牵羊地拿走，没一点男子汉气概。再比如说，这里的人都是醉鬼；给他一开支，他就拿去进了小酒馆，坐在小酒馆里喝个精光——喝得一丝不挂，出来时都成了光腚。再说，这些人还都是混蛋：坐到小酒馆对面的石头上，就扯开嗓子哭诉：“我的亲娘哎，你干吗把我这样一个苦命的醉鬼生到这世上来哎？你还不如把我这苦命的醉鬼一生下来就掐死得啦！”这样的混蛋难道是人吗？是野兽，而不是人。这样的人，首先要把他们变成人，然后再给他们钱。我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给他们钱。’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是这样说阿菲米耶夫人的，他虽然说话难听，但说的全是实情：老百姓都累垮啦，受不了啦。
“住在这城里的还有一名商人，不过已经死了；这是个年轻人，做事浮躁，结果倾家荡产，连老本儿也赔光了。最后一年，他就像沙滩上的一条鱼似的死命挣扎，可是他的阳寿已到。他跟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素来不和，还欠了他一屁股债。他临终前那一刻还在咒骂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他身后留下了一名年轻寡妇，跟她一起，还留下了五个孩子。丈夫死后，小寡妇留下来孤苦伶仃，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燕子——经受了小小的考验，更何况还有五个小不点儿，没钱养活；她最后一点财产，一座木屋，也被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收去抵了债。于是她就把他们五个一溜儿排开，站在教堂前的台阶旁；老大是男孩，才八岁，其余的都是女孩，各差一岁，一个比一个小；大闺女才四岁，最小的那个还抱在怀里，吃奶哩。日祷结束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走了出来，于是所有的孩子，齐刷刷地一齐跪倒在他面前，——这是她在这以前教会他们的，他们就像一个人似的合掌当前，她自己则站在他们身后，怀中抱着第五个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中，向他跪下：‘老爷，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可怜可怜这些没爹的孩子吧，留给他们一口饭吃吧，不要把他们从自己的窝里赶出去吧！’所有的人，不管是谁，都伤心落泪——她把孩子们教育得多好啊。她心想：‘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一定会感到面子十足，饶恕我们，把房子还给孤儿们的’，结果却满不是那么回事。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开口道：‘你是个年轻寡妇，你要的是丈夫，而不是为这些孤儿哭哭啼啼。那死鬼临死的时候还咒骂我哩。’——说罢便扬长而去，也没把房子还给他们。‘我干吗学别人的样犯傻呢（即姑息放纵）？即使做了好事也没用，他们只会骂得更凶；这一切都毫无用处，只会引来更多的流言蜚语。’而流言蜚语还当真不少，似乎，他对这小寡妇还当真有过那意思，那还是大约十年以前的事，她还是个黄花闺女，他白花了一大笔钱（她过去长得很漂亮），他忘了，这罪孽就跟拆毁一座教堂一样；不过他当时什么也没捞着。而这些卑鄙下流的事，他在全城，甚至全省，的确干过不少，甚至完全失去了这方面的分寸。
“尽管母亲和小不点儿们大哭大叫，他还是把孤儿们赶出了木屋，倒也不仅是因为他心怀嫉恨，而是因为一个人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偏要固执己见。唔，起初靠大家接济，后来她自个儿就出去帮人家干活。可咱们这里除了工厂以外，还能有什么活儿能挣到钱呢；于是她就帮人擦地板，在菜园里帮人锄草，帮人在澡堂子里生火，怀里还得抱着个孩子，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而其他四个孩子只能在这里的大街上，光穿着一件衬衫跑来跑去。当她让他们跪在教堂台阶旁边的时候，毕竟还有双鞋子穿，不管它是什么鞋子，毕竟还裹着件破大衣，不管怎么说吧，总还是商人家的孩子；而这时候他们只能光着脚丫子跑来跑去：大家知道，孩子身上的衣服不经穿。唔，可孩子们不在乎，只要出太阳，他们就像小鸟似的欢天喜地，他们的小嗓子就像银铃似的，丝毫没有感觉到他们已经离死不远了。这寡妇心想，‘冬天来了，那时候我让你们住哪呢；但愿在此以前上帝把你们召回去！’只不过她还没能等到冬天。我们那儿有这么一种孩子们常得的咳嗽病，叫百日咳，会传染，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最早死的是那个吃奶的小女孩，她死后，其他孩子也都病了，四个小姑娘，就在那年秋天，一个接一个，她也全给埋了。不错，有个小女孩是在大街上给马车轧死的。你猜怎么着？她把她们埋了，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她诅咒过她们，可是上帝当真把她们召回去了，她又舍不得了。母亲的心啊！
“她身边还活着的只有一个最大的小男孩，她对这孩子战战兢兢，疼爱得不得了。这孩子身体弱，很娇嫩，脸蛋儿像个小姑娘似的，很好看。她把他带进工厂，交给他的教父——一个管事照管，她自己则雇给一个文官家当保姆。有一回，这小男孩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玩，就在这当口，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忽然坐着双套马车跑了进来，又正赶上他喝得醉醺醺的；而这孩子恰好从楼梯上笔直地向他冲来，其实纯属无意，一滑，竟笔直地撞到了他身上，这时他刚好下车，于是这孩子就伸出两手直直地撞了一下他的肚子。他一把揪住孩子的头发，大吼：‘这是哪家的孩子？拿鞭子！给我抽，就这会儿，当着我的面。’孩子吓得半死。开始抽他，他叫起来。‘你还敢叫？给我重重地抽。抽到他不叫为止。’但是不管怎么抽他，多也罢，少也罢，他就是不停地叫唤，直到他完全昏死了过去。这时才扔下鞭子，停止抽他，害怕了，孩子也停止了呼吸，躺着，不省人事。后来有人说，当时抽得并不重，只是这孩子胆子太小。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也害怕了，他问：‘这是哪家的孩子呀！’有人告诉了他。‘真是的！’他说，‘把他送到他妈那儿去，他干吗在这儿的工厂乱跑呀？’后来他有两天没理会这事儿，两天后又问道：‘那孩子怎么样啦？’那孩子的情况不好：病了，躺在他母亲住的那角落里，他母亲也因为这事辞去了她在文官家干的活，他得了肺炎。‘真是的！’他说，‘凭什么呀？抽得很疼倒还好说，只是小小地吓唬吓唬他而已。我对别人也都这么殴打，打过就了了，并没惹出什么麻烦。’他本来以为母亲会告他，所以他板起面孔，不理她，可是哪儿呀，他母亲哪敢告他呀。于是他让人送了十五个卢布给她，还给她请了一名医生；倒不是他怕什么，而是这样的，灵机一动。而这时他的酒瘾又很快上来了，他足足喝了两三个礼拜的酒。
“冬天过去了，在最光辉灿烂的基督复活节，在这最伟大的节日，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又问道：‘那小男孩怎么样啦？’可是他一冬天都默不作声，没问过。有人告诉他：‘全好了，在母亲那，而她一直在给人家做散工。’于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当天就坐车去看望那位寡妇，但是他没进屋，而是把她叫到大门口，自己仍旧坐在车上，他说：‘是这么回事，老实巴交的寡妇，我想做你儿子的真正的恩人，赐给他无边的恩惠：从此以后，让他到我身边来，到我府上来干活。如果他能很快讨得我的欢心，我就分给他一笔可观的财产，如果他能完全合乎我的心意，那我的全部财产在我死后都可以留给他，确定他为继承人，把他当我的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不过有一个条件，除了重大的节日外，太太您不许到我府上来。如果这合乎您的心意，那明天早上您就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不能总让他玩打拐子游戏吧。’他说完就走了，撇下母亲，她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有人听到这话后，便对她说：‘小家伙长大了，会责怪你的，怪你断送了他这么好的前程。’妈妈为自己的孩子伤心落泪，哭了一夜，可是第二天一早还是把孩子送了去。而那小孩则吓得半死不活。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让他穿戴得像个小少爷似的，还请来了一位老师，于是从那时起便让他坐下来读书；到后来，竟不许他离开自己的眼睛半步，只许他待在自己身边。只要这孩子稍一分心，他就嚷嚷：‘读书！好好学：我想让你做个有出息的人。’这孩子很瘦弱，从那回被打以后，他就开始咳嗽。‘是不是在我这儿过不惯呢！’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很诧异，‘在她母亲那儿，光着脚丫子乱跑。啃面包皮，他怎么比过去更瘦弱了呢？’那老师就说：‘任何一个孩子都要蹦蹦跳跳地玩，不能总是学习；必须放他出去活动活动。’跟他讲了一通大道理。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想：‘你说的也对。’而这位老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愿他早升天国），就像个疯修士，很贪杯，甚至常常喝过了头，就因为这缘故，已经没人请他教书了，他在这城里一直靠别人的接济过活，可是人很聪明，学问也过得硬。‘我不该待这儿，’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我本该到大学里去当教授的，在这里，我好像被人扔进了烂泥坑，“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于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坐下来，向这孩子叫道：‘你就蹦呀跳呀地玩吧！’可那孩子在他面前连大气都不敢出。后来竟至于发展到，这孩子连听到他的声音都受不了——一听到他的声音就浑身发抖。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越来越感到纳闷：‘他不该这样，不该这样呀；我把他从烂泥坑里救出来，让他穿上细呢的衣裳，让他穿上绸面的矮靿靴，穿上绣花衬衣，我对他就像对将军的儿子一样，他怎么就不念我的好呢？怎么就像个狼崽子似的不知感恩呢？’尽管大家对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已经见怪不怪了，可现在又感到纳闷起来：这人简直疯了；死抓住这个不点大的小孩硬是不撒手。‘我宁可不要这条老命，也要改掉他这坏脾气。他父亲临死时，已经领过圣餐，还在诅咒我；这是他父亲遗传的性格。’其实他一次也没用过树条鞭（从那次以后，他怕了）。他把他吓坏了，就这么回事。不用树条鞭就把他吓坏了。
“后来出了一件事。他一出去，孩子就扔下书本跳起来，爬到椅子上：在此以前，他把一只皮球扔到了柜顶上，他为了能够够到这小球，他的袖子挂住了柜顶上的一盏灯；这灯咣当一声摔到地板上，摔了个粉碎，摔得满屋子都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而这可是件贵重物品——萨克森瓷器。而这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正在第三个房间里忽然听到了，他大吼一声。这孩子吓坏了，慌不迭地拔脚飞奔，跑上了屋前的凉台，穿过花园，打从后面的小门直接跑上了河堤。而在河堤上有条林荫道，道上古柳成行，是个好玩的去处。他从上面跑下来，跑到水边，就在挨着渡船停泊的地方，有人看到他跑到水边，吓得举起手来一拍，他也看到前面是水，吓了一跳——站在那里，像生了根似的一动不动。而这地方很宽，水流湍急，驳船在来来往往；河对岸则商铺林立，有一面广场，教堂的金色屋顶在闪闪发光。恰好在这时上校夫人费尔辛格带着女儿正急着过河——步兵团就驻扎在这里，那女儿也是个小孩，大概八岁左右，她穿着一件雪白的连衣裙，看着小男孩，在笑，她两手捧着一只小篮子，农村的小篮子，小篮子里放着一只小刺猬。她说：‘妈，您瞧，这小男孩望着我的小刺猬。’‘不，’上校夫人说，‘他是被什么事吓着了。——什么事把你吓成了这样呀，漂亮的小男孩？’（这一切是我后来听人说的。）她说，‘多漂亮的小男孩呀，穿得有多漂亮；孩子，您是谁家的孩子呀？’而他还从来没见过刺猬呢，他走过来，看了看，把刚才的事都忘了——孩子嘛，年龄还小！他问：‘您这是什么呀？’小姐说：‘这是刺猬，我们刚才向一个乡下人买的：他在树林里捉到的。’他说：‘这刺猬怎么是这样呀？’——说时已经笑了，他开始用手指杵它，而刺猬则竖起了刺。小姑娘则看着小男孩乐了，说：‘我们要把它带回家去养。’他说：‘啊，把你的这只小刺猬送给我吧！’他就这样十分感人地请求道，这话刚出口，忽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站在堤岸上吼道：‘啊，原来你在这儿！抓住他！’（他气急败坏得连帽子都没戴，就从家里跑出来追他。）那小男孩这才想起了一切，他惊叫一声，就向水边跑去，他把两只小拳头紧紧贴在胸前，望了望天（大家都看见了，看见了！），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于是，人们都叫起来，从渡船上跳下河去，开始救他，可是他被水冲走了，河流太急，等到捞上来时，终因呛水过多——死了。他的胸部太弱，禁不住水呛，再说这样的孩子哪能经住这样的折腾呀？这地方，在人们的记忆里，还不曾有过这样小的小孩自杀的！真作孽呀！这么一个小小的灵魂在那个世界上又能对主上帝说什么呢！
“从那以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便对这事沉思起来。人都变了样，变得认不得了。当时，他悲痛欲绝。他开始喝酒，喝得很多，戒了酒——也无济于事。他也不再去工厂，谁的话也不听。有人跟他说什么——他也不理，或者挥挥手。他就这样过了大约两个月，后来就开始自言自语。走来走去，自己跟自己说话。城郊有个叫瓦西卡的小村子着了火，烧掉了九座房子；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车去看了看。遭到火灾的人围住他，呼天抢地地哭起来——他答应救济，连指令都下了，可后来他又把管家叫了去，变了卦。他说：‘不必了，什么也不给。’——也没说明为什么。他说：‘既然主把我看成是恶棍，把我交给大伙咒骂，那就让大家伙咒骂去吧。我的名声早就像风一样四散开了。’修士大司祭亲自登门找他，这位长老在修道院里主持公务，很严厉。‘你怎么啦？’他说，十分严厉。‘我就这样。’说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给他翻开书指着一个地方：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是的，’修士大司祭说，‘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此事，毕竟与此有关。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分寸，那就有祸了，——这人非完蛋不可。而你却自命不凡。’
“可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却坐着，木然不动。修士大司祭望了他好一阵。
“‘你听着，’他说，‘并且要记住。有道是：“绝望的人说的话将随风飘散。”还有件事你要记住，连上帝的天使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十全十美和没有罪过的只有一个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而天使就是为他服务的。再说，你也并非想要这个娃娃死，你只是做事冒失而已。不过有一点我感到纳闷：那些更悲惨的胡作非为的事你干的还少吗？你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到处乞讨的事做得还少吗？你奸污幼女。坑人害人的事做得还少吗？——这不就跟杀人一样？他的几个妹妹不也是在这以前接二连三地死了吗？所有四个女娃子，几乎就在你眼皮底下一个个死了，不是吗？怎么就这一个使你心神不定，精神恍惚呢？要知道，对过去所有那些人，我认为，你不仅没感到惋惜，而且连想都忘了想吧？为什么您就那么害怕这孩子呢？其实，你对他的投河自尽即使有错，错也不大。’
“‘我老梦见他。’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说。
“‘那又怎么样呢？’
“但是他也没有再坦露什么，只是一声不吭地坐着。修士大司祭觉得奇怪，但也只好走了：对这人毫无办法。
“于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派人去请老师，请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他们还没见过。
“‘你记得他的样子吗？’他问。
“‘记得。’他说。
“‘你给这里的小饭馆画过几幅画，还临摹过一幅主教的画像。你能不能替我画一幅带色的油画呢？’
“‘我什么都能。我是个多面手，什么都能。’
“‘你给我画一幅最大的画，有整个一面墙那么大，先在上面画一条河，然后是斜坡、渡口，必须把当时在那里的人统统画上去。必须把上校夫人和那小女孩也画上，还有那只小刺猬。还有对岸，也统统给我画上去，必须看上去同真的一样：教堂呀，广场呀，店铺呀，还有出租马车停靠的地方呀，——都要同真的一样统统画上去。就在这渡口，再画上那小男孩，站在河边，站在原来的地方，而且一定要把他两只小拳头贴紧胸前，贴紧两个小乳头的神态画出来。一定要有这个。你一定要从另一面把教堂上方的天空向他敞开，使他面对教堂，面对天空，务必使所有的天使在天国之光的照耀下飞过来迎接他。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要求统统画出来呢？’
“‘我什么都能。’
“‘我本来是不会请你这样一个二把刀的，我可以写信到莫斯科甚至到伦敦去聘请头等的画师，可是只有你记得他的脸。如果画得不像，或者不很像，那我只能总共付给你五十卢布，如果你画得非常像，我就付给你二百卢布。你记住，眼睛是蓝色的……必须是一幅非常大的画。’
“作好了准备；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开始画画，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来了。
“‘不，’他说，‘不能这样画法。’
“‘又怎么啦？’
“‘因为这是罪过，自杀是所有罪过中最大的罪过。犯了这样的大罪，天使怎么会去迎接他呢？’
“‘他不是个娃娃吗，他是无罪的。’
“‘不，他不是娃娃，已经是大孩子了：发生这事的时候，已经八岁了。他毕竟应该担负某种罪责。’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闻言更加恐怖了。
“‘我可是这么想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我们不展示天空，也不必画天使；我只画出一道光从天而降，仿佛在迎接他；就这样一道光，反正有点那意思就得了。’
“就这样画了一道从天而降的光。后来，已经过了些时候，我曾亲眼见过这幅画，看到了这光，这河——有整面墙那么长，整条河都是蓝色的；那可爱的半大不小的孩子也画在上面，两只小手紧贴胸脯，还有那个不点大的小姐和小刺猬也统统画了上去。不过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当时不让任何人看这幅画，而是把它锁在书房里，不让任何人看见。全城的人都蜂涌而来，想一饱眼福：他吩咐把所有的人统统赶走。于是议论纷纷，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当时高兴得就像丢了魂似的。说什么‘我现在已经无所不能了，我只应该在圣彼得堡的宫廷里效忠皇上’，他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就是太狂妄，太自命不凡了。也是活该他倒霉：他那二百卢布一到手，就立刻开始喝酒，把钱拿给大家看，大吹大擂；他喝醉后，夜里，一个跟他一起喝酒的我们的小市民把他给杀了，钱也给抢走了；这一切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真相大白。
“这一切的结果，直到现在，那里都念念不忘。突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车来看望那位寡妇：她在城边一位小市民太太的茅屋里租了间房子。这一回他已经走进院子；先是站到她面前，一躬到地。而那位太太自从上几回发生的事情以后，一病不起，只能勉强动弹。他喊道：‘太太，老实本分的寡妇呀，嫁给我这个恶棍吧，让我在这世上活下去吧！’那位太太半死不活地望着他。他又说：‘我想，我们能再生个小男孩，如果他能生下来，说明那小男孩已经原谅了咱俩：原谅了你，也原谅了我。这是那小男孩托梦给我说的。’她发现这人脑子不正常，仿佛发了狂似的，但终究还是忍不住。
“‘这都是废话，’她回答他，‘全是因为我性格软弱。就是因为这性格软弱，我才失去了我所有的孩子。我连看见您站在我面前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受一辈子活罪了。’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走了，但是并没有善罢干休。因为这件怪事，全城上下一片哗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派人去说亲。又从外省请来了自己的两个姑姑，她俩过着小市民的生活。这姑姑倒不一定是真姑姑，好歹也算是门亲戚吧，也算看得起她们；她们俩开始劝她，说尽了好话，可她还是不肯走出茅屋。于是他又派城里的商人老婆，派大堂大司祭的老婆，派一个个官太太去说合：全城的人都围着她转，而她竟十分厌恶。她说：‘假如能叫我的孤儿们全活过来，而现在这有什么用？再说我怎么对得起我那些孤儿，会作多大的孽啊！’修士大司祭也来劝她，好话说尽。他说：‘你能唤醒他做个新人。’她闻言吃了一惊。其他人则对她感到诧异：‘送上门来的幸福不要，这不是犯傻吗！’最后他用这样的话说服了她：‘他终究是自杀的，他不是娃娃，而是半大的孩子，根据年龄，已经不能让他直接领临终圣餐了，因此，他毕竟应当承担某种罪责。如果你我结为夫妻，我将庄严地承诺：我一定兴建一座新教堂来追荐他的亡魂。’她拗不过他，只好同意了。他们就这样成了亲。
“结果是大家都感到诧异。打从第一天起，他俩就过得和和美美，彼此真心实意，恪守夫妇之道，两个人就像一颗心似的。她在当年冬天就怀了孕，于是他们就开始不断地朝拜教堂，战战兢兢地生怕主发怒。他们去朝拜过三家修道院，聆听神的启示。他还建造了他许诺建造的教堂，在城里开办了一所医院和一所养老院。还拿出一部分钱来周济孤儿寡母。他又想起了被他欺侮过的人，对他们一一作了补偿；钱花得像流水似的，因此他老婆和修士大司祭都拉住他的手，劝他适可而止，因为‘这点也就够了’。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听从了他们的劝告，说道：‘有一回，我曾克扣过福马的工钱’。于是他又把克扣的钱还给了福马。而福马甚至感动得哭起来。他说：‘我，我就算了吧……即使不补给我钱，我们也心满意足了，我们要永远为他祷告上帝。’因此，这事深入到了所有人的心，这表明，大家说得对，一个人在世时就可以做出好榜样。而那里的老百姓都很善良。
“那家工厂由他太太亲自管理，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条，人们至今犹念念不忘。他没有把酒戒掉，但是一到他酒瘾上来，她就悉心照料他，后来还给他治病。他说话也变得庄重了，甚至连声音也变了。他开始有了大慈大悲的恻隐之心，甚至对牲口也这样：有一回，他从窗户里看见，一名庄稼汉在穷凶极恶地抽打一匹马的脑袋，就立刻派人出去用双倍的价钱向那农人买下了这匹马。他变得会流泪了：不管是谁跟他说话，他都会泪流满面。当她终于要临盆时，主也终于听取了他们的祷告，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于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从那时候起还是头一回容光焕发；他乐善好施，做了很多好事，把人家欠他的债也大都免了，他还邀请全城的人都来参加孩子的洗礼。他把全城的人都请了来，可是第二天，当他出来时，脸黑得像黑夜。他夫人看到他仿佛有什么心事，就把那新生的婴儿抱过来给他看。她说：‘那孩子已经原谅我们了，他接受了我们为他流的眼泪和祷告。’必须这么说，关于这事，他俩整整一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过，他俩只是暗暗地藏在心里。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脸色像黑夜般阴沉地看了看她。他说：‘且慢，他大概有一年不来了，可是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了他。’‘听到这句奇怪的话后，现在，我还是婚后头一回心里充满了恐怖。’她后来回忆道。
“梦见那个半大的小男孩并不是无缘无故的。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刚说到这事，几乎，可以说吧，就在同时，那新生儿就出事了：忽然生病了。这孩子病了八天，不住地祷告，请来了大夫，又写信到莫斯科去把一位首屈一指的头等医生请了来，是请他坐火车赶来的。医生来了，大发脾气。说：‘我是首屈一指的名医，整个莫斯科都等着我去看病。’他开了点药水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带走了八百卢布。可那小孩到傍晚就死了。
“此后又发生了什么呢？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把全部家产都留给了他的爱妻，还给了她所有的资财和文书单据，又正确无误地办妥了一应法律手续，然后站到她面前，向她一躬到地：‘你就让我走吧，我的无比珍贵的妻子，趁现在还来得及，救救我的灵魂吧。如果我在有生之年灵魂不能得救的话，我就不回来了。我曾经心如铁石，残酷无情，让别人吃了很多苦，但是我希望，主看到我悲痛欲绝，看到我即将去浪迹天涯，决不会撇下我不管，决不会不给予我报酬，因为撇下这一切，也就背上了不小的十字架，承受了不小的苦难。’他妻子泪流满面，百般劝他：‘我现在在这世界上就只有你一个人了，我留下来又能依靠谁呢？在这一年里，我已经在心里学会了宽恕。’全城人都来规劝他，劝了他整整一个月，又是恳求他，又是决定看住他，强迫他留下。但是，他们的话他一概不听，夜里，他秘密出走了。据说，他甚至直到今天还在到处流浪，吃苦受难，可他每年都要给他的爱妻捎封家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