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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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美（ProsperMérimée，1803—1870）生于巴黎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律师，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颇有才能的画家，后从事教学工作，在美术学校担任常任秘书达数十年之久，并写有论油画的专著。梅里美的母亲是18世纪童话作家博蒙夫人的孙女，也擅长绘画。在这种家庭条件下，梅里美从小就培养了美术才能，对艺术的热爱和精微的鉴赏能力。在政治上，梅里美的父亲是一个能适应时代潮流的人。大革命期间，他持温和的共和主义态度，拿破仑担任第一执政后，他表示衷心拥护，在第一帝国期间，他更成为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梅里美的母亲也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忠实信徒。这些条件对梅里美政治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梅里美的父母是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直与政治保持着某种距离，从不卷入激烈的斗争，而是以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观看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多变的历史进程和政权的更迭。这种若即若离的处世态度也使梅里美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他以后的生活和创作中可以隐约看出这一点。
梅里美从小生活在优裕的环境中，作为独子深得父母宠爱。纤细、敏感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点。1812年，他进入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他在学校里是一个颇有才能，学习努力却相当任性的少年，长于绘画，对外国语言有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期间，他经历了第一帝国的崩溃和波旁王朝的复辟，眼见他所在的拿破仑中学改名为亨利四世中学。1819年，他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安排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但他真正的兴趣并不在此。大学期间，他热衷于语言学的研究，学习并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打下了他作为一个优秀语言学家的深厚基础。他还广泛钻研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乃至巫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使他在成为一个作家之前成了一个渊博的学者。以梅里美对古代历史文化的精湛修养而言，他在19世纪法国作家之中，要算是最突出的一个。大学毕业后不久，梅里美进入商业部任职，同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出入巴黎那些文化名流聚集的沙龙，结识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如贵族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梯也尔，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特别还有司汤达。比梅里美年长二十岁的司汤达这时已经是一个思想成熟的反复辟王朝的积极斗士，并具有了完整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梅里美接受了他的影响，与他结成了深挚的忘年之交。当时正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向封建贵族意识形态进行冲击的时期，也是新一代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口号下向伪古典主义文学开始展开斗争的阶段。梅里美从其出身与教育来说，都属于从启蒙思潮到自由主义思潮这一传统。他置身于这一营垒，是当时新派文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之一朗盖教授的沙龙中的常客，这说明他在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就接受了方兴未艾的浪漫主义运动的熏陶。
1825年，巴黎出版了一部名为《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作者署名为“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爱斯特朗兹，作品的前边还附有这位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这些都是戏剧集的真正作者梅里美和他几个朋友合作的伪造和假托，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的肖像就是梅里美的好友兑内克留兹根据他的脸庞绘制的，这一顽皮的行动典型地表现了当时新派文艺青年的某种特点。戏剧集本身并没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包括《非洲人的爱情》《女人即魔鬼》《西班牙人在丹麦》《天堂与地狱》《伊莱斯·芒多》五个短剧，内容轻松而略带讽刺，具有异国情调和轻快自然的风格，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的戏剧法则，是当时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颇引起文艺青年的爱好，并受到舆论的好评。从时间上来说，这个集子是浪漫主义戏剧的先声。
1826年，梅里美与后来在自己的画幅中热情描绘了七月革命的德拉克洛瓦到英国旅行了大半年，有机会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这对他后来写作著名的历史剧《雅克团》颇有影响。从英国回来后，他发表了一个具有浪漫主义气息的抒情民谣集。这次他又假托一个意大利政治流亡者之名，伪称这些诗歌都是从中欧地区收集的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歌。梅里美的伪造是如此充满地方色彩，在内容和风格上是如此酷似民间的谣曲，以至于人们都信以为真。歌德曾撰文向德国读者介绍这本诗集，普希金也把其中一部分译成俄文。1828年，梅里美第一部重要的作品《雅克团》出版。它是梅里美研究封建社会和接受莎土比亚戏剧影响的产物，它以思想内容方面的民主精神和艺术形式上对三一律的肆意违反而在新的文学潮流中占有重要地位。1829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轶事》，继《雅克团》之后，再一次表现了他强烈的反封建、反宗教的思想感情，而这两部作品的现实主义风格又使他作为一个与浪漫派有所不同的作家而别具特色。
1829年，梅里美在文学创作上找到了更适合他的道路，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续写出了一批成功的中篇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1830年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到西班牙旅行，结识了日后对他的生活道路很有影响的蒙蒂霍伯爵夫人一家，而且，西班牙之行还扩大了他创作的视野，带给他的小说以新的西班牙题材和对西班牙性格的描写。
1830年以后，梅里美不止一个朋友在七月王朝政府中获得了要职，梅里美本人在行政机关中也得到了晋升，他被任命为历史文物总督察官。担任这个职务后，他成为一个杰出的考古学者、历史学家，在发掘、整理和保存法国古代文物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于他的敦促，政府开始注意对文物的保护。他还多次在全国进行考察，编制散佚于各地的古物的目录，于1835、1836、1838、1840年，整理出四册《旅行笔记》，不少几乎泯灭的古迹和典籍，多亏梅里美的辛勤劳动才得以保存下来。在这一时期，梅里美还写作和发表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著作和多篇论文，如《论罗马历史》《论社会战争》《关于中世纪艺术的考察》等等，在学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创见。相形之下，1830年以后梅里美在文学创作方面远不如在学术方面活跃，每隔好几年才发表一篇小说，不过，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的两篇著名，小说《高龙巴》（1840）与《卡尔曼情变断魂录》（1845）却是发表在这个时期。此外，他还学习了俄语，于1849年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小说，使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在法国流传。
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他的老朋友蒙蒂霍夫人的女儿欧仁妮·蒙蒂霍成为拿破仑三世的皇后，梅里美身不由己地与这个肮脏的帝国有了联系。1853年，拿破仑三世任命他为上议院议员，并使他实际上成为宫廷的客卿。从此，他在喜庆游乐、仪典宴会中浪费了不少可贵的年华，他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生命实际上已经终结，在文学创作上他已是“江郎才尽”。只写出两篇不足道的小说《罗基斯》与《蓝色的房间》。在学术研究上，他也只能偶尔写出一点随笔和论文，另外，他却应拿破仑专制独裁的需要，编纂了一部《恺撒传》。晚年，他经常到外国旅行，过着悠闲的日子。1870年普法战争中，他一直忠于拿破仑三世的宫廷，坚持待在巴黎，后来才出走到南方的小城戛纳，不久在那里去世。他的生命几乎可以说是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而终结的，对梅里美来说，这是最为可悲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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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美在文学创作上称不上伟大，然而却是法国19世纪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生活在法国资产阶级从与封建阶级作最后一次严重的较量到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的时代，他的创作在思想内容上也经历了由批判过时的封建阶级到否定资产阶级文明的过程。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作家，他反封建的激情与锐气显然大大超过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因为他往往只是从某一个侧面对资本主义时代加以贬责。他的文学生涯正好是法国资产阶级文学从浪漫主义发展到批判现实主义的时期，他接受了浪漫主义的影响，但在创作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当他从资产阶级文明与淳朴、自然、粗犷的人性的对立这一角度来进行他的批判时，又流露出了对强有力个性的浪漫主义式的向往。《雅克团》和《查理九世时代轶事》是他反封建的代表作，而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则主要表现在《卡尔曼情变断魂录》等中短篇小说中。
《雅克团》（1828）是梅里美二十五岁时写出的作品，这时，他正接受了反复辟王朝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在这部作品里显示出了青年作者反封建的激情。
剧本以法国十四世纪著名的“雅克团”农民起义为题材。这次起义的爆发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4世纪法国农村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封建领主的贪欲，促使他们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压榨剥削。从1337年开始，英法为争夺法国境内的领地和弗朗德勒又进行了长期的“百年战争”，战祸发生在法国的西部和西北部。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当地的农民更受到英法双方军队的野蛮掠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1358年，法国北部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雅克团”的原文“Jacquerie”意为“乡下佬”，是封建贵族对农民的蔑称，起义由此而得名。起义爆发后，一切反动势力都联合起来力图把它消灭，与法国处于交战状态的英国军队，觊觎着法国王位的纳瓦拉国王，都来帮助法国封建领主进行镇压。最后，农民军由于政治上不成熟，中了敌人假谈判的诡计而遭到失败。
剧本的故事发生在英法百年战争的战场包阿锡地方，纪尔伯·达蒲莱蒙是当地凶残横暴的封建领主，在他的统治下，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一部分反抗性强的农民相率逃往丛林，化装为狼，；过着杀富济贫的生活。广大的农民群众遭受法国封建领主和英国浪人军队的轮番烧杀抢掠，忍无可忍，终于在一个名叫若望的修士的启发和率领下举行起义。若望修士把农民群众单纯复仇主义的要求提高一步，提出了“从地主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建立公社联盟”的纲领，他们利用英国浪人部队与法国封建领主的矛盾，和他们采取联合行动，攻克了达蒲莱蒙的城堡，杀死了封建领主，并进而围攻城镇，击败政府军队，取得节节胜利。但起义军内部情况复杂，有以法兰克为首的专为报仇泄恨而不免任意杀戮的狼人，有像皮埃尔这种在思想感情上与农民群众毫无共同点，最后为取悦贵族小姐而私自通敌的叛徒，更有与农民军同床异梦的假盟友英国浪人。因此，当封建统治者一面设下假谈判的骗局进行麻痹，一面勾结英国浪人内外夹攻时，农民军很快就全面崩溃，法兰克又率领他的狼人旧部遁入丛林，缺乏觉悟的农民军群众在失败的灾难面前，纷纷抱怨若望修士把他们引到了绝境，最后将他杀死。
梅里美在剧本的序言中说明他的意图是“要写出14世纪残暴的风俗”，他力图在剧本中表现出“产生雅克团的原因，其实是不难猜测的，封建统治的暴行自然会引出其他的暴行”。人民在暴虐的统治下不得不奋起反抗，这就是剧本中全部形象集中显示的主题。梅里美通过不止一个人物的经历表现了这一点。狼人法兰克原来是一个善良的马蹄铁匠，封建领主占有了他的妻子，把他关进监牢，还准备把他吊死，逼得他不得不逃进丛林，从此专与贵族领主为敌。西蒙原是胆小怕事的农民，只因扔石头打了爵主的狗，就受到了“该受吊刑”的威胁，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却不得不奉爵主的命令到田里去服劳役，在无故遭到总管的毒打后死去，因此，他被迫起来以暴抗暴。为了突出“官逼民反”的主题，梅里美特别集中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他们把农民“当牲口看待”，任意殴打杀伤，使人民“天天都有新的痛苦”，而对胆敢进行反抗者则施以砍手、割舌、烧死的酷刑。他们不仅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且在“领地上的一切都属于我们”的借口下，对农民任意进行公开的掠夺，使得“大家都快要饿死了”。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喊出了“农民解放、打倒领主”的口号。在历史上，雅克团这样一次农民群众反抗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一直是被封建贵族渲染为残忍恐怖的暴行的，梅里美在剧本序言中就曾指出封建阶级历史学家对这次起义的“深恶痛绝”。同样，以后的资产阶级学者对雅克团也充满了剥削阶级的偏见。和这些思想材料比较起来，梅里美在剧本中对这次起义的社会阶级根源的描写有着不可比拟的认识价值，它基本上符合社会历史的真实，表现了封建暴力下被剥削被压迫人民进行反抗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对人民的革命行动表示了明显的同情。这说明梅里美写作这部作品时思想上达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雅克团》是19世纪20年代资产阶级反封建复辟思潮的产物，它对当时仍掌握着政治统治权的封建阶级进行了历史的批判。作者针对这个阶级的特权地位和它所施加的封建压迫，在剧本的前面引用了英国的古民谚：“亚当耕，夏娃织，当时有谁是贵人？”又在第四场中通过若望修士之口这样发问：“他们比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竟让你们受苦受罪？你们不是跟他们一样都是亚当的子孙吗？”作者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观出发，彻底否定了封建制度下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他在剧本中对封建统治阶级无耻的卖国行径也有无情的揭露，描绘了法国的封建领主是如何与英国雇佣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当他们的利害发生冲突时就开打，任何一方都不是为正义而战，都没有那种因民族矛盾而产生的对敌方的激愤，而且，民族矛盾往往退居第二位，双方经常谋求妥协，停止战争。于是，在法国贵族与英国贵族之间就结成了对付农民的联盟，英国浪人成了法国封建领主用来抢劫农民、强化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的雇佣军。作者为彻底暴露贵族凶残、腐朽、丑恶的本质，还无情地撕下这个阶级用来伪装自己的种种美丽的外衣，让读者看到，贵族文明只不过是空话连篇、虚文客套，这个标榜自己具有典雅文化的阶级原来大都粗俗无文，甚至“不认识祷告的经文”，而贵族骑士风度实际上就是猎取妇女的手段，后面藏着狰狞的兽欲。作者还特别以漫画的笔法描写了这个阶级顽固坚持贵族观念，以自己的血统和门第自傲的种种丑态：贵族小姐伊丽莎白宁可遭到有贵族头衔的英国浪人的奸污，但一听农民出身的武士皮埃尔对自己的痴情就极为恼怒，厉声斥责，不过，当她父亲的城堡被农民军包围时，她为了贵族家庭的利益，又不惜利用自己的色相和身份去向皮埃尔求助；青年贵族在战场上被农民军一箭射中，临死前还“希望这射中我的箭是出于一个骑士之手”；贵族骑士虽然“既不会念书也不会写字”，比不上“精通各种技艺”的平民，但他们却目空一切，妄自尊大；有的贵族明明是出身不明不白的私生子，却自认为比出身清白的平民来得高贵。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出封建贵族阶级实际上的毫无价值与他们主观上的骄傲自大之间的尖锐矛盾，对这个阶级的血统、门第观念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此外，梅里美对封建教会也进行了批判，它通过若望修士这个反抗性的人物，揭露教会人物都是“伪君子”，戳穿教会为了赚钱如何制造宗教显灵的骗局，为了增加收入如何“保护”逃亡的农奴，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如何把十字军东侵鼓吹为“圣战”。梅里美在《雅克团》中对封建阶级历史的批判显然是出于1830年七月革命前资产阶级反封建复辟斗争的需要，特别是他批判这个阶级的贪欲和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更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对于企图复辟封建所有制，向欧洲君主国屈膝投降的波旁王朝有着直接的针对性。这正是剧本《雅克团》在当时的进步历史意义。
《雅克团》在艺术上明显表现出莎士比亚的影响。作者在剧本的形象内容方面努力显示莎士比亚式的丰富性，力图像莎士比亚那样描绘出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的画面和众多的各阶层的人物形象。在这里，不仅对农村的阶级矛盾有深刻的反映，而且对中世纪城市中资产者与手艺工人的斗争也有生动的描写。但正如作者所说的，“关于雅克团战争，历史参考资料几乎完全没有”，这给作者对历史生活的描写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而剧本显得有些图解式，其中的人物全系作者虚构，都有脸谱化的缺点，并没有真正达到莎士比亚化的水平。而且剧本场面浩大，人物过多，矛盾冲突又不集中，在戏剧艺术上是不成功的，因此一直没有得到上演的机会。在思想性方面，作者在不少地方把受压迫的农民群众表现成“好好地鞭打一下才敢跳出来抓人的猫”，而在他们起义之后，又渲染他们是一群贪图私利、反复无常，甚至奴性难以根除的乌合之众，表现了他对人民群众的某些资产阶级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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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雅克团》，梅里美又创作了另一部反封建的作品《查理九世时代轶事》（1829）。这部长篇小说以16世纪查理九世时期著名的宗教惨案“圣巴托罗缪之夜”为题材，表现了中世纪封建专制的黑暗与残暴。
16世纪初，在德国发生了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它的影响很快超越德国的疆界。法国人约翰·加尔文在路德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为激进的改革，形成了加尔文教派，信奉这个教派的被称为胡格诺教徒。由于加尔文教“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在法国得以广泛流传，形成了对抗国教（天主教）实际上也就是对抗王权的力量。尽管国王对新教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但城市中的市民阶层，包括小业主、小手工业者及城市平民，却热烈支持宗教改革。因而信奉新教的人数有增无减，很多贵族和农民也纷纷加入这个行列，特别是在南部，新教势力更大。到了四五十年代，有不少高级贵族也信奉新教，他们利用加尔文教派的组织与王权对抗。查理九世时期（1560—1574），大贵族分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国王所支持的以吉斯公爵为首的天主教集团，一个是以海军上将柯里尼为首的新教集团，并爆发了长期的宗教内战。1570年休战后，胡格诺教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但1572年8月，当新教重要人物都聚集在巴黎时，国王和天主教贵族集团于24日，即圣巴托罗缪节发动武装袭击，进行大规模屠杀，死难者达两千余人，史称“圣巴托罗缪之夜”。屠杀很快扩大到外省，由此又触发了长达十几年的宗教大内战。
梅里美的《查理九世时代轶事》写的就是这一段历史。他把小说的故事集中安排在“圣巴托罗缪之夜”前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主人公颇有浪漫色彩的经历，展示出16世纪残酷斗争的情景。
主人公麦尔基是外省的胡格诺贵族青年，他的父亲是狂热的新教信奉者，在内战中英勇地为信仰而战，并在麦尔基身上培养了对新教的忠诚不渝。1570年宗教和平后，他打发自己的儿子前往巴黎投奔新教首领海军上将柯里尼。麦尔基来到巴黎后遇见了分别多年，现任轻骑兵营营长职务的哥哥乔治，乔治在内战中改变了宗教信仰成为天主教徒，遭到其父的唾弃并断绝了和他的亲属关系。麦尔基与乔治重逢后恢复了兄弟情谊，在他的带领和引见下参加了宫廷和上流社会的游乐活动，结识了土尔芝伯爵夫人。由于柯里尼的推荐，麦尔基得到了掌旗官的职位。他很快与伯爵夫人的情人柯曼治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一场生死决斗中他获得胜利，并成为伯爵夫人的新宠。这时在巴黎已经酝酿着可怕的阴谋，国王布局对柯里尼进行暗杀，8月22日，海军上将遭到刺客的枪击受了重伤，23日晚，在国王直接指挥下，对新教徒的屠杀开始。乔治的轻骑兵营被调来参加这一行动，他拒绝执行血腥的命令，因此被投入监狱。麦尔基幸亏待在伯爵夫人家里才免于惨死，伯爵夫人尽一切力量劝麦尔基改变信仰以换取人身安全，遭到麦尔基的拒绝。不久，他逃出了巴黎，参加了胡格诺市罗舍尔城对国王的反抗。这时，被释放出狱的乔治又被迫参加了国王围攻罗舍尔城的军队，在战场上，他遭到了麦尔基亲自指挥下的士兵的枪击。小说的最后，乔治死在自己弟弟的怀里，麦尔基也沉浸在莫大的痛苦中。
在小说故事情节的框架中，作者以震撼人心的笔力描绘出“圣巴托罗缪之夜”的悲惨情景：“血从四面八方汇人河内”，罗亚尔河上每天都漂浮着大量被杀害者的尸体，到处都是焚烧胡格诺教徒所发散的恶臭。在这场浩劫中，甚至无辜的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乔治在街头看见一个怀里抱着小孩的妇女被杀害的场景，是梅里美以深刻的人道主义激情描绘出来的拉奥孔式的画面。这个妇女死于两个屠杀者的追击之下，她最后一个动作是双膝跪在地上，使出最后的力气把自己的孩子举起来向乔治托孤。作品中这些描写十分有力地表现出“圣巴托罗缪之夜”罪恶而血腥的性质，实际上是作者对本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的控诉。
作者在小说的序言中谈到这次惨案的罪责时，虽然假装为查理九世开脱，但在作品的形象描绘中，却十分明确地把国王当作罪魁祸首来加以揭露。梅里美笔下的查理九世是一个伪善恶毒的形象，他虚伪地称柯里尼为“我的父亲”，在新教徒面前装出一副宽宏大量、大公无私的样子，内心里却充满了仇恨的毒汁。梅里美在《狩猎》一章中，对查理九世那种恶毒的心理状况作了深刻的描写。这个国王把一只驯良的鹿砍倒在地，一边把刀子刺入鹿的胁肋里去，“用刀刃在里面旋转来扩大伤口”，一边用天主教对新教徒的蔑称来称呼他的牺牲品。这个场面既是象征性的，预示着不久以后对新教徒的大屠杀，又是心理描写性的，使读者从中看到，查理九世掩藏在伪善外貌下的狠毒内心终于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出来。这种蓄谋已久的仇恨和阴谋不久就成为具体的行动，他先是卑劣地怂恿乔治去枪杀柯里尼，遭到拒绝后又另派刺客进行暗杀，紧接着就发动了大屠杀。当那些被追杀的平民新教徒纷纷逃命时，这个国王“拿了一支长长的抬枪，站在王宫的一个窗口朝那些可怜的逃难者射击”。梅里美在揭露查理九世这个历史罪人的同时，也揭露了当权的统治集团和天主教教会的恶行。他通过人物之口讽刺宫廷“充斥着强盗”，通过柯曼治这个贵族阶级的骄子横行霸道、把人命当儿戏的劣迹，表现了统治阶级、上流社会中残暴野蛮的风习。他让穿黑袍的教士以大屠杀指挥者的身份出现，揭露他们到处把屠杀的狂热愈煽愈烈，“鼓动信徒要加倍残酷”，公开号召“残忍就是人道，人道就是残忍”。作者还戳穿了天主教会关于屠杀是保卫宗教信仰的谎言，揭露“圣巴托罗缪之夜”实际上是对新教徒的最残酷的掠夺和抢劫。他还用讽刺的笔墨在宗教信仰的“神圣性”上抹黑，把天主教望弥撒的仪式写成贵族男女传情勾搭的场景，神父劝诫禁欲的讲道不过是用色情的话题来娱乐那些贵族听众。
梅里美的同情是在新教徒方面。在小说里，新教首领柯里尼是“集英雄与圣者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在宗教内战中严禁自己的军队烧杀掳掠，甚至部下焚烧了天主教修道院他也要加以惩处，以明军纪。他衷心希望内乱结束、宗教自由，以便能用自己的长剑为国王和祖国效力。停战后，他襟怀坦白，一心要为国抗敌，对天主教会和国王制造的种种卑劣的阴谋都不以为意。另一个新教的代表、贵族青年麦尔基也是梅里美笔下的正面人物，他慷慨大度，豪爽高雅，忠于自己的信仰，宁可失去情人，死于屠杀，也不肯改奉天主教。梅里美这些描写有助于对照国王和天主教集团的卑劣、凶残，但把这两个人物作为新教集团的代表人物加以美化，却掩盖了历史上新教贵族集团的阶级实质和人物作为阶级成员的复杂性、真实性。
虽然梅里美面对历史上著名的惨案，把自己的同情寄予了受迫害的一方，但他并没有站在任何一个教派的立场上。他作为历史学家，表示了自己的爱憎，而他作为思想家却显示了对各种各样宗教学说的批判精神。他在描写那些新教徒狂热的宗教信仰时，经常略带嘲讽，还在不止一个地方通过表现新教派方面的阴暗面，说明新教与天主教同样的虚妄。他特别通过乔治这个人物表现了对一切宗教的否定。乔治本来是新教坚强英勇的战士，但内战中残忍的行为把他的宗教信仰连根拔掉了。他爱上一个贵妇人，新教的首领刚德亲王为了争夺这个女人，就诬陷他是“反宗教的恶魔”，并使他在战场上陷于敌人的重围。他死里逃生后就改奉了天主教，实际上，他在思想上已经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已经没有宗教信仰，在他看来，；两派宗教都是“异端邪说”、“荒诞无稽的东西”。他的一生虽然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最后牺牲在自己兄弟手下，但他临终时明确声称既不要天主教的弥撒，也不要新教的圣诗，拒绝向牧师、修士进行忏悔，表现出一种理性思想的光辉。梅里美把18世纪的理性精神注入这个16世纪的人物形象，并且让宗教信仰最为坚定的麦尔基因为乔治的死而永远得不到安慰，正说明了他自己是站在启蒙思想的立场来写这部小说，对宗教进行批判的。在教权主义猖獗的反动黑暗的复辟时期，《查理九世时代轶事》中的形象描写，无疑具有尖锐的针对性和现实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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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美在文学史上作为艺术大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靠他的中短篇小说奠定的。他这方面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一共不到二十篇，但它们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中不少都是精致的艺术佳作。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期来看，以1830年七月革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他第一篇短篇发表的1829年到1830年，主要作品有《马铁奥仗义斩子》《达芒戈海上喋血记》等。由于复辟时期的梅里美在政治上和文艺上都属于和波旁王朝对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阵营，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不论采用什么题材，都具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
1829年，梅里美第一篇短篇《马铁奥》的发表，显示出他是一个颇具特色的优秀短篇小说家。这篇小说以极短的篇幅描绘出19世纪文学中一种独特的个性，一个令人难以忘却的人物形象。马铁奥是科西嘉岛上一个强悍粗犷的农民，他为人豪爽，重义气，在当地赢得了好汉的名声，甚至也得到那些被政府追捕不得不逃遁山林的“匪徒”的信任。某天，他外出未归时，一个“匪徒”逃到他家，被他的小儿子收容藏匿了起来，官兵追到，以金表引诱孩子，使他交出了这个逃犯。马铁奥回到家里得知此事后，为了洗刷不义，亲手处死了自己的独子。马铁奥这个人物在当时的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在那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面前，发散出一种淳朴豪迈的气息，梅里美怀着明显的赞赏之情来描写这个人物，特别肯定了他那种以不法者之间的“义”来对抗法律，对抗国家机器的精神和他为忠于这种“义”不惜牺牲自己儿子的非凡品德，体现了梅里美自己与统治阶级、上流社会大不相同的政治标准。接着发表的《查理十一的幻觉》通过神怪故事的情节再现了18世纪瑞典国王古斯达夫三世被刺案件的审判场面。在这里，鬼怪小说的手法把封建时代的宫廷生活、专制王权下的阴谋案件描写得十分阴森可怕，令人毛骨悚然，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精神，正是通过那充满了鬼怪和鲜血的封建时代画面流露出来的。短篇《勇克棱堡》叙述了拿破仑的军队攻克俄国固守的一个堡垒的经过，描写出帝国时期法国士兵的英勇善战和乐观精神，表现出作者在丧权辱国的复辟王朝的统治下对拿破仑帝国的怀念。在《一赌失足千古恨》中，梅里美又以欣赏的态度写出拿破仑时期一个青年军官的形象，他是一个颇有豪士之风的人物，任何人有困难求助于他，他莫不倾囊相助，但在一次为了“维持自己国家的体面”和外国人进行的赌博中有过不诚实的行为，他为此而内疚得几乎自杀，他在与英国舰队的海战中宁肯战死也不投降敌人，最后英勇牺牲。梅里美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所描写的这些正面人物所属的时代和社会阵营以及他们身上的特点，正表现了梅里美对自己时代和社会的批判倾向，而且，也是复辟时期流行的拿破仑崇拜这一社会思潮的反映，这种思潮明显地具有与复辟王朝相敌对的性质。
这一时期梅里美最具批判意义的作品是《达芒戈》，这篇小说揭露了复辟时期贩卖黑奴的法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几内亚的土豪人贩子达芒戈向法国船长勒杜卖出了一批黑人同胞后，自己也被勒杜劫持成了奴隶。在勒杜把他们运回法国的途中，达芒戈在船上发动黑奴起义，杀死了勒杜和全体船员，但因不会驾驶海船，妻子和全体黑奴都覆灭在海上，达芒戈一人被救出后不久也抑郁死去。
作者把法国殖民主义者贩卖黑人的罪恶活动及其残酷、狡诈的手段作为小说揭露的主要内容。在达芒戈与勒杜船长成交的场面里，我们可以看到殖民主义者那些惨无人道的手段和最为可耻的诈骗：这些从非洲内陆的各地被劫持来的黑人，像牲口一样被驱上了奴隶市场，一百六十多个黑人，勒杜只付给一些破破烂烂的物资作为代价，有的老人和妇女每人只值一瓶烧酒，有的甚至只值一杯烧酒。即使如此，勒杜还刁钻地抱怨黑种人退化了，以此作为借口竭力压低价格。作者对贩奴船“希望号”和船上奴隶非人生活的描写，更是充满了最辛辣的讽刺：勒杜船长“绝没有守旧的精神”，因为他把最新的科学技术用于禁锢黑奴，船上的手铐和铁链都是“按照某种新方法制造出来的”，整个“希望号”的结构都是为了尽可能多装奴隶。因此，在六个星期以上的航程里，黑奴在船上只能拥挤地坐在一起，连伸腰的空间都没有，在勒杜看来，这完全正常：“他们有什么站立的必要呢？”“到了殖民地他们只会站得太多的！”勒杜有时也“讲点人道”，他声称：“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是人呀！”因此，他要维持这些黑奴在途中的健康，办法是每天让他们戴着镣铐出来“跳舞”、“玩耍”，用皮鞭驱使他们在甲板上蹦跳，就像“马贩子驱使那些圈在船上作长途远航的马匹踏足一样”。通过对19世纪这些贩奴新技术的描写，梅里美把他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文明，尖锐地讽刺这些技术“正大可表示欧洲文明的优越”。他还把揭露扩大到政府当局的身上，在不止一个地方以暗示性的描写，使读者看出黑奴贩子的罪恶活动实际上是在法国海关当局的默许下进行的。《达芒戈》在不长的篇幅中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提出了19世纪资产阶级时代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活动与非洲黑人的悲惨处境，而且，在作品貌似冷静的形象描写之中，深深地渗透着作家的愤慨之情，这在当时的文学中是不可多得的。然而，梅里美在作品中的思想高度，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水平，他当然不可能看出黑人解放的途径，因而，作品笼罩着一种悲观甚至绝望的气氛，过多地渲染了黑人的蒙昧与落后，最终他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一个白种“文明人”的偏见。
梅里美在发表以上著名中短篇的同一时期，还发表了一部颇有意思的独幕喜剧《送最后圣餐的四轮弓车》（1829）。剧本的故事虽然被作者安排在18世纪的西班牙殖民地秘鲁，但实际上写的是复辟时期法国的现实。剧本中那个身体衰弱、暮气沉沉、整天抱怨神经痛、昏庸不堪、极端顽固的总督，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波旁王朝的统治者。这个总督和他的同僚营私舞弊、贪图特权，也是复辟时期统治阶级的真实写照。特别是在剧本中，不仅总督花钱养了一个妖冶放荡的女戏子，而且主教大人和大学士最后也都以这个女戏子为中心，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确是为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糜烂绘制出一幅绝妙的漫画式场景。作者的讽刺在这里是如此大胆无情，他所讽刺的对象又是这样生动并具有代表性，因而，虽然是一个短短的独幕剧，却一直到20世纪还不止一次在法兰西剧院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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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七月革命后是梅里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作品是《高龙巴》和《卡尔曼情变断魂录》。
七月革命前夕，梅里美出发到西班牙旅行，革命的爆发并没有中止他在异国的游历。作为这次游历的收获，他写了三篇关于西班牙风俗人情的报道：《斗牛》《一次死刑的见闻》和《强盗》。在这里他对政治社会问题是漠不关心的，完全像一个猎奇的游客，以鉴赏的态度把当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激烈斗争的西班牙，仅仅描写成一幅轻松有趣的图画。在作者笔下，流血事件并不可怕，像儿戏一样，死刑的执行也不残酷，似乎还颇有人情味，强盗没有一个是凶残的，他们不过像恶作剧的顽童，甚至有些可爱。虽然作者避开一切政治社会问题，但是却的确从西班牙风土民俗中发掘了某些较少被资本主义文明沾染的东西，如豪爽热情的性格、粗犷勇敢的风尚、注重信义的观念、恩怨分明和不计功利的风气等等，并把它们当作正常的符合人情的东西，以欣赏的态度和调侃的笔调加以描写，奠定了这三篇报道独特的基调。这种基调后来又进一步在梅里美第二阶段的中短篇小说中发展为一种以轻松幽默的方式来叙述粗犷强烈、震撼人心的事件的风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班牙之行，的确是梅里美第二阶段创作的起点。
梅里美后阶段中短篇小说的特点，决定于梅里美在七月革命以后阶级地位的变化。七月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也中止了梅里美在复辟时期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的创作灵感。他与政府当局的关系也有了变化，他不再是当局的反对派，而是与七月王朝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仅有朋友在政府里担任要职，而且自己也成了政府官员。因此，他也不再从新的银行家王朝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中汲取批判现实主义创作的素材，他的创作量较之1829年至1830年有了锐减。而且，在这一时期，他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远离现实的政治，有意把作品的政治色彩和社会意义降到最低的程度，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1837年写的《维纳斯艳惊伊尔城》。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恐怖故事：一个青年在结婚前夕无意中把自己的订婚戒指套在一尊新出土的铜铸美神塑像的手指上，在这青年的新婚之夜，美神塑像闯进了房间把青年活活地勒死。小说的表现手法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主题抽象，只具有某种含糊的唯美主义的寓意，作者似乎要说明美是认真而严肃的，它要求人对它绝对忠实。尽管梅里美后阶段的小说缺乏对现实的针对性，但是还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发展了在《马铁奥》和西班牙书简中的主题，在著名的小说《高龙巴》和《卡尔曼情变断魂录》中追求某种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立的强有力的个性和资产阶级道德体系之外的人物形象，在银行家统治时代的资产阶级文学中别开生面。
《高龙巴》（1840）的故事以科西嘉为背景，这一地中海的法属岛屿就是拿破仑的故乡。这里民风强悍，仇杀成风。小说中雷皮诺与巴里凯尼两家有世仇，台拉·雷皮诺上校是拿破仑手下一个英勇的军官，拿破仑倒台后，他被迫回到科西嘉岛，与在复辟时期得势当了村长的巴里凯尼律师不和，并被巴里凯尼暗杀，留下了一子一女：奥索与高龙巴。奥索本来也是拿破仑军队里的中尉，在他父亲被害后不久，也被迫退伍回到了故乡。由于巴里凯尼消灭了罪证，一直逍遥法外，就连奥索也不相信他就是凶手。只有高龙巴对巴里凯尼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长期策划报仇泄恨，为此，她暗中与绿林好汉互通声气，得到他们的支持。她竭力怂恿奥索报父仇，并使用各种办法激起奥索的仇恨。当州长来调解两家的纠纷时，她当面对巴里凯尼进行了揭露，使奥索相信了巴里凯尼就是凶手，终于燃起了两家斗争的烈火。这时，奥索从法国回科西嘉途中结识的英国上校和他的女儿丽娣亚前来拜访，当奥索出迎时，遭到了巴里凯尼两个儿子的伏击，他出于自卫击毙了两个伏击者，幸亏高龙巴起了关键作用，奥索被迫自卫的真相得以大白，他才免于被法庭起诉，并且在高龙巴的撮合下，和丽娣亚结了婚。
高龙巴是整个故事的中心和动力，她是一个没有完全开化的村姑，性格开朗，作风泼辣，带有几分野性。她总是按照自然的本性和强烈的感情行事，不在乎什么“体统”，而“只问事情对不对”。她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与统治阶级的偏见格格不人，甚至完全相反。她不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束缚，完全目无统治阶级的法纪和权威。她对那些不幸的受法律追捕的犯人富有同情心，而对那个代表着法律和权力的恶人巴里凯尼却凶猛异常。作者还有意把她和深受资产阶级文明熏陶的人物加以对照，让她不仅远比文雅纤弱的英国小姐丽娣亚充满生气，而且远比少壮英武的奥索有魄力、有毅力、有个性、有才智，足以在生活中或挑起事端，或解决矛盾，使得事件波澜起伏，局面翻新。作者正是通过这样有意的对比，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文明的讽刺和对远离这种文明的强悍个性的赞赏。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文明使人变得矫饰而不自然，软弱而缺乏坚强的个性，顾虑重重而丧失行动的活力，总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蜕化。因此，在作品里，代表文明人的正面形象如丽娣亚、奥索等都是以略带讽刺意味的笔调写出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核心，即统治阶级的法律和道德作了明显的否定。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就是精通法律、代表法律的巴里凯尼，他完全是作者揭露鞭挞的对象。而且，法律在这里只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奥索希望“法律会替我报仇”的幻想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还几乎丧失性命。最后，惩罚了恶人的并不是法律和道德手段，而是奥索身上残留的科西嘉人的勇敢。在这样的描写中，作者突出了对统治阶级法律的蔑视与批判。
为了把这一批判的主题表现得更清楚，梅里美有意在作品中描写了两个强盗的形象。一个是拿破仑时代的老兵勃朗陶拉凯沃，他因为报了杀父之仇被迫流落绿林；一个是神学院的穷学生加斯德里高尼，他也是犯了命案而当了强盗。梅里美把这两个为法律所不容的人描写得十分令人同情、不同凡俗，在他们粗野的外貌之下有着除暴安良的侠义心肠，他们只与恶人为敌而保护穷人和弱者。他们把钱财视为粪土，当奥索送给勃朗陶拉凯沃一些钱时，他当即予以拒绝，声称自己“不是乞丐”。作者还通过人物之口，指出他们是“公开的反抗社会”，因此，在小说的最后，他们拒绝了奥索要他们回到社会去的建议，因为他们认为社会是恶浊的，在那里“金钱代表一切”，而他们自己却“不谈金钱”、“只看重绝对自由的生活”，自认为精神上道德上都高于社会。他们以一种自豪的感情这样宣称：“我们在枪弹射程以内到处称王，发号施令，除暴安良……这的确是最合乎道德的……我们绝不放弃……世界上没有一种生活比得上土匪的生活。”特别有意思的是，梅里美还让他的强盗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加斯德里高尼能够随口引用拉丁诗人的名句，最后，当他摒弃社会生活的时候，却向奥索讨取了一本贺拉斯的诗集。这样，梅里美就完成了对他理想的强盗的勾画，在这勾画中，既表现了他对阶级文明的批判，又表现了他对古典文化的喜爱，在这里，两者是被区别对待的。
在《高龙巴》里，梅里美再一次表达了他对拿破仑时代的缅怀和对复辟王朝的反感。他通过英国上校这个人物之口，对拿破仑军队的英勇壮烈作了有声有色、十分动人的描写。他笔下的拿破仑旧部，不论是台拉·雷皮诺上校，还是他的儿子奥索以及勃朗陶拉凯沃，都是性格刚烈、光明磊落的男子汉，而在复辟时期得势的巴里凯尼则卑劣猥琐、诡诈阴险。梅里美不仅在描写拿破仑与波旁王朝的反复斗争在科西嘉岛所引起的两派纷争时，把同情寄予台拉·雷皮诺上校一边，而且通过不止一个人物之口，直接赞美了拿破仑时代。这些描写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然而，在复辟王朝已经垮台十年之久，法国社会政治生活又出现了新的课题的条件下，作者这种政治态度不过是属于历史范畴，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仅仅从历史的斗争中汲取自己的诗情，正反映出作者并没有随着现实的发展向前进，仍停留在他反封建复辟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阶段上。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1845）是梅里美最著名的中篇小说，它叙述了文学史上一个极富有特点的爱情悲剧故事，表现了法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最为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
故事以平易而引人入胜的叙述开始：1830年初秋，“我”在西班牙进行考古活动，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个剽悍的青年，他是当地著名的大盗唐·何塞。幸亏有了“我”的帮助，唐·何塞在途中得以逃脱了官兵的搜捕。分手九个月以后，“我”再见到唐·何塞时，他已经是一个死囚了：他杀死了自己的情妇卡尔曼，自己也投官自首。在赴死之前，他向“我”讲述了自己与卡尔曼的爱情悲剧。
唐·何塞原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青年，在骑兵团当伍长，担任塞维勒城一个工厂的警戒任务。一天，一个名叫卡尔曼的女工在吵架中砍伤了自己的同伴，由唐·何塞押送她进监狱。卡尔曼是一个容貌妖艳、性格泼辣的年轻吉卜赛女人，属于一个走私集团，专事刺探消息、充当耳目，公开的职业和身份从不固定，以巫术和美色行骗是她惯用的手段。在去监狱的路上，她引诱唐·何塞放她逃走。唐·何塞因此受到降级处分，并在监牢里关了一个月。出狱后，唐·何塞又遇见了卡尔曼，卡尔曼为了报答他，成为了他的情妇。但卡尔曼犯罪的职业和她放荡的品性，又使她经常与别的男人勾搭。在一次争风吃醋时，唐·何塞失手杀死了一个军官，成为法律所不容的杀人犯，他在卡尔曼的帮助下参加了她的走私帮。不久，卡尔曼原来的丈夫加西亚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恶棍，在他的带领下，这个走私帮更堕落为杀人越货的强盗帮。唐·何塞因为憎恶加西亚的残酷，也因为要独占卡尔曼，所以在决斗中杀死了这个恶徒，并劝说卡尔曼和他离开西班牙到美洲去过新的生活，但为卡尔曼所拒绝，他只好继续干着走私的行业。不久，卡尔曼又另外爱上了一个斗牛士，这导致她和唐·何塞感情的破裂。唐·何塞哀求卡尔曼继续爱他，被卡尔曼断然拒绝，他盛怒之下把情妇砍死，自己也去自首，准备一死。
这样一个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只不过是一个混杂着罪恶的情杀案。主人公卡尔曼不属于文学史上那种窈窕淑女或高贵命妇的人物体系。她是一个邪恶的人物。她的职业就是犯罪，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有钱财可以偷可以抢，就成为她狩猎的对象。任何道德原则对她都是不存在的，唯一的原则就是有利可图。“在西班牙，一支雪茄的授受可以建立起一种友谊”，但在她身上也是行不通的，小说中“我”对她的善意，并没有妨碍她使这个外国考古学家怀里的金表不翼而飞。她进行抢劫和偷盗惯用的“武器”是她的色相，她为了走私帮某一笔大买卖，可以以卖身为代价。在这方面，她与娼妓没有多少区别，甚至比娼妓更为可怕，她的卖身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陷阱，不仅要夺去对方的全部钱财，而且还有对方的生命。邪恶的生涯带来了她身上邪恶的特点：狡诈、欺骗以及某种程度的残忍和厚颜无耻，即使是对她如醉如痴的唐·何塞也称她为“妖精”，她也承认自己就是“魔鬼”，会害得唐·何塞“上绞架”。
但是，卡尔曼并不单纯是一个邪恶的形象。她的复杂性在于，尽管她具有一些“恶”的特点，梅里美却力图把她表现为一朵“恶之花”，赋予了她某些闪闪发光的东西，让她与周围的环境鲜明地对照起来。她自觉地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声称自己“不属于这些恶棍的专卖烂橘子的商人国家”。她对这个异己的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表示公开的轻蔑，往往以触犯它们为乐事，还经常对那些不敢越出这些规范的庸人作风加以嘲笑。唐·何塞在还没有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化外之民”的时候，就被她揶揄地称为“金丝鸟”。她对这个青年的循规蹈矩表示轻视，说：“你是一个黑奴，愿意让别人随便拿一根棍子来驱使你吗？”她是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的形象，她以“恶”的方式来蔑视和反抗这个社会。她又是独立不羁性格的典型，不能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身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热爱自由和忠于自己。在她看来，“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她说：“宁可把整个城市烧掉而不愿去坐一天的监牢。”她力图保持自己个性的绝对自由，不受任何道德原则、习俗偏见的限制。她经常声称自己以吉卜赛人的方式来行动，也就是按自己的本性来行动。因此，忠于自己成为她特有的道德原则，当她爱唐·何塞的时候，她情愿在危急的关头与他共患难，一步也不离开；但当她对唐·何塞的爱情终止后，任何劝说和威逼都改变不了她的决定，即使是在死亡的威胁面前，她也始终不让步。于是，以整个生命为代价来坚持个性自由和忠于自己的原则，就成为卡尔曼这个人物最突出也最吸引人的标志。这是她在精神上优越于很多爱情作品中女主人公的所在，也是她成为文学史上最吸引人的一个艺术形象的原因。
《卡尔曼情变断魂录》作为一篇爱情小说，在文学史上之所以特别有名，一方面在于它打破了当时资产阶级文学中爱情故事的俗套，竟然把一对情人的感情风暴描写得那么强烈可怕，以致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明显地赞赏了资产阶级作家经常向往的那种粗犷强烈的“激情”，别开生面地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爱情描写提供了另一种类型的典范，因而引起资产阶级文艺家的广泛重视。但在我们看来，小说的价值却在于作者赋予了这个爱情故事以较深的社会意义，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冲突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矛盾。男主人公唐·何塞本来和卡尔曼是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他从和卡尔曼相对立的社会阶层中出来，他的思想和愿望都打上了这个阶层的烙印。虽然他已经破落，但他以自己的贵族血统自豪。他本来要通过教会的道路向上爬，只不过因为游乐成性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他当上了伍长，一心想逢迎上司以获得警长的臂章，还幻想当上军官。他循规蹈矩，从不敢越出自己作为国家机器一个小部件的职守和规范，他之所以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生活道路，成为社会的逃犯，并不由于他具有反抗性，而只因为他更爱美色，在美色之前身不由己，不仅再没有意志力去坚持他的功名打算，而且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与卡尔曼串通一气，卷入了她的非法活动，最后成为了杀人犯。虽然他从原来和卡尔曼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营垒中走了出来，与她为伍，然而身上毕竟还带着社会和传统的羁绊，这种羁绊始终和他的处境发生矛盾冲突，使他不甘心于这种非法的生活，念念不忘自己成了“坏蛋”，想要“重新做人”，而不像卡尔曼那样认为这种生活本身就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因此，在卡尔曼与唐·何塞之间一直存在着两种生活理想、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是非标准的矛盾。唐·何塞在迷恋之中又经常对卡尔曼看不惯。他像那个社会里有攒财习惯的庸人一样，看卡尔曼把金钱视为身外之物，任意挥霍，就不免有些诧异。他身上还有道德廉耻的影子，对卡尔曼在行劫和行骗中不择手段，不时感到愤怒。卡尔曼声称“自己永远是自由的”，这条原则他当然不能理解，也绝不承认卡尔曼那种独立自由的生活态度，而要实行阶级社会中形成的那种男子对妇女的专横。卡尔曼早就看出了自己和唐·何塞之间深刻的矛盾，也了解他们双方都是各自的原则和观念的固执的坚持者，因而也早就预感到他们会同归于尽。事实上，这一对男女最后悲惨的结局，正是两种观念、两种生活态度激烈冲突的必然结果。《卡尔曼情变断魂录》既具有了这样的社会内容，也就不流于简单庸俗的情杀故事，而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这是小说的价值所在。《卡尔曼情变断魂录》之所以被不同国家的读者广泛喜爱，而且，被不止一个音乐家改编为歌剧和乐曲广泛流传，主要原因也在这里。
在小说里，梅里美的同情是在卡尔曼这一方面的，他把这个自由、粗犷的吉卜赛人的典型，和虚伪、苍白的文明社会相对照，把她的非法活动、惊世骇俗的生活态度，与社会法律、传统观念相对立，让她以勇敢的忠于自己的死超越于文明社会之上，让这个“恶的精灵”在那个社会的凡夫俗子面前闪闪发光，正表现了梅里美对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批判和否定。这是他进步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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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说，梅里美的创作不是以题材的重大和反映现实的深刻见长，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中短篇小说之所以吸引读者，主要在于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思想上，梅里美毫无疑义深受18世纪启蒙思想的影响，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他对现实的态度并不执着而热烈，多少有些游离，他对生活的观察总是采取一种多少有些超脱的观赏者的态度。因而，他的作品中既没有热烈的赞美也没有强烈的憎恨，对正面人物的描写略带揶揄，对不合理事物的揭露并无不可抑制的义愤，倒是含着讥讽的微笑。他在叙述某一惊心动魄的事件或某个少见的悲剧时，总是用一种平静的态度，让自己和这一事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有这些就决定了梅里美的作品具有一种幽默调侃的基调。批判揭露的微温是其缺点，但他这种对待现实和表现现实的方式，对读者却也有平易近人的效果。
梅里美在他的中短篇中，自己往往以讲述者的身份出现，他总把自己如何获得故事的经过交代得很清楚，或者自己也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其中掺杂一些对历史、考古、地理、民俗的感想和议论，这给他的作品以真闻实录的效果。不过，这种手法并不意味着作者在感情上投入了作品中的事件，恰恰相反，他竭力避免在人物和情节上表现自己的爱憎，而以一种冷静的态度来进行描述和刻画。这样，他作品中的事件和图景就很少有明显的主观色彩，给人以客观的现实生活本身的印象，这是梅里美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特点。但同时，梅里美作为现实主义者，却又喜爱强悍的不平凡的性格，也喜爱选用震撼人心的事件，如马铁奥·法尔戈内为了义气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卡尔曼为了自由宁可丢掉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是通过对事件过程和生活场景的现实主义的描写表现出来的，但不可避免地透露着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梅里美的作品具有高度精练的优点。他的作品篇幅不长，但是其中浓缩着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如《达芒戈》就是以短短的篇幅表现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和深刻的阶级矛盾。梅里美善于抓住事件的关键和主要方面，紧凑地展开，简繁得当，结构严谨。他也善于抓住人物最具表征性的言行以突出其性格，他总是让自己的人物行动，而避免用作者抽象的分析来代替。他是一个高明的故事讲述者，他的叙述和描写既不铺陈，也不繁杂，因而整个作品呈现出明快流畅的特点。梅里美还是一个善于设置众多艺术层次的作者，他并不满足于让读者一眼就看透自己的主题和意图，而是用一些描述来挑起读者的兴趣和思考，随着情节的进展和深化最后才揭露作品的真谛。他的构思充满智慧，耐人寻味，很有情趣，《维纳斯艳惊伊尔城》就是这样一篇作品。总之，梅里美是一个具有精巧技艺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在艺术上很有借鉴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