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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很快暖了起来，闪亮之星的喧嚣是那个躁动春天的开始。3月那阵子王莹很少住宿舍，有事才来，上了课就走。她听我们绘声绘色地讲了比赛的事，却一点都不兴奋，只数落我们说，别往人多的地方扎了，那个广东来的非典型肺炎很厉害。杨澄也这么跟我说过，他基本不来学校了，叮嘱我勤洗手，少出去逛。
到了4月，似乎这一场病比我们想象的都严重起来。上课的时候大家都互相给外校的同学发短信询问情况，什么消息都有，据说中财已经死了一个教授，北交一个宿舍都中了招，他们附近的学校都未能幸免，有建工的同学说120来学校拉人了，还有的说学院路已经有了病例，只不过还没公布。恐惧比瘟疫传播得更快，四处人心惶惶，课堂上要是有谁咳嗽，整个教室便会立即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恨不得屏住呼吸。渐渐地，大课时人越来越少，同学也都间隔着坐，据说有的课甚至缺席了一半的人。
我爸他们学校发了口罩，平时那种薄薄的消毒口罩根本不管用的，新闻讲最有效的是12层的纱布口罩。全市药店的板蓝根全部脱销，不要说最常见的冲剂，连片剂都没的卖了。时不时还会出几个祖传药方，同仁堂抓药的人络绎不绝，家家都在熬药，满楼道一股子中药味。所有带“消毒”字样的商品都成了紧俏货，后来连有消毒作用的白醋，都被抢购一空。
疑似病例、新增病例、死亡病例还在不停地增加着，和平时代以来最大的恐慌在北京四处弥漫。陆续有学校停了课，秦川他们国际学校就放假了，因为最初瞒报非典的事，很多外国人都不来了。那时他每晚都给我打电话，询问我们学校的情况，毕竟我们是在非典暴发的核心区，街外就时不时响起120急救的声音。我们聊学校里被隔离的最新消息，担心彼此家人的状况，释放内心的惴惴不安，忧虑什么时候才能度过这次来势汹汹的SARS。
4月底的时候，所有焦虑与恐惧一瞬爆发。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封城的谣言，一时间北京的超市挤满了人，米、盐、饼干、方便面……食物和日用品都被抢空，晚去一步的人只能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
从那天起王莹彻底不来学校上课了，而无论必修还是选修，上课的人都有一搭没一搭的，连老师们也都在恐惧着。已经有了学生和老师得了非典的传闻，最终这消息被证实，一起被证实的还有皂君庙的一座教师宿舍楼因多人感染而被封楼。
杨澄被限制在家里不让出门了，他跟我强调真的很严重，让我最好也回家。可我不像他和王莹，公然逃学也没事，反正学校找不了他们麻烦，普通的我们只能像困兽一样，焦躁、迷惘，不知所措。
娜娜最先情绪崩溃了，她在我们宿舍坐着坐着，就突然要收拾东西买票回家。我拉住她，她嘤嘤地哭起来。
“你别闹了，这么晚，去哪里买票？”
“我去北京站排队，不行咬咬牙买张机票，反正我是不要待在这儿了！”
“你回去了，学校的课怎么办？”
“大不了这学期就折掉，总比命丢掉要好！乔乔你别管我，我死也要死到老家去。”
“那你家人怎么办？”千喜打断我们，“火车站、机场都是人流密集的地方，你一路过去又要乘公交、地铁，就算打车，也不知道那出租车多少人坐过，比咱们学校不知道多多少染病危险。万一你把病毒带回了家里怎么办？现在只是你一个人危险，到时你全家人都危险！”
娜娜听完千喜的话，颓然坐在床上，徐林走到她身边，安慰似的揽住她的肩膀，她抽泣着，“我们该怎么办呀？到底该怎么办呀？”
“不知道……但总会好起来的。”
千喜说着小船哥经常说的那句话，夜空晴朗，校园里却静悄悄的，一切都细小微茫，在灾难面前的我们那么无力，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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