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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姑娘心地狡猾，但外表忠厚，这几年乱碰胡蒙，似乎也没被什么三教九流的问题难倒过。
不过这天，我倒真的被难住了。
第一怪，要怪书上这道来历不明的题目。第二怪，要怪这念二声的“混”
字，竟然要组两个词。我的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就只好乱瞄一瞄了。尽管我知道我这类技术，不比我班上的任何一个人强。
今天的同学们不知哪儿不对劲，都把自己的作业捏得紧紧的，没有给敌人留下一点可乘之机，幸亏我爷爷在天有灵，保佑我当上了四人小组的组长，有了给人检查作业的权利。
按迷信的说法，我今天可走好运了。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十分信奉我。认为我检查作业是有益无害的。经常迫不及待地把作业拿来给我检查。我便不绕弯道地直接把目光盯在“混”上，这些兴奋者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行动，倒是我自己内疚了一番，我看到的情景，可以用我奶奶的一句话概括：作孽呀！
浮现在他们本子上的词，竟不是“混蛋”，就是“混球”，不是“混球”，就是“混帐”，不是“混帐”，就是“混搞”。其中“混搞”一词，我甚为不解，便问当事人。他的脸“嗖”地一下红了，眨巴着不大的眼睛，狡猾地说：
“少儿不宜。”
我们班的词语手册之父是龙超。
龙超四本词语手册。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分类。
按大小分三类：一本16开；两本32开，一本64开。
按贵贱也分三类：最贵的是16开的，其次是两本32开的，最便宜的是64开的。
按内容亦可分为三类：最齐全的，是16开的（包括组词，解词，课后问题的答案，基础训练，范文等）；其次是32开的（包括组词，解词，课后问题答案等）；最简单的是64开的（包括组词，解词）。
和他相比，我就显得寒酸了许多，一本“词语手册”也没有。
不仅如此，我们班64人，其中63人都有词语手册。换句话说，没有“词语手册”的唯我独尊。
我问龙超：“你要那么多的词语手册干什么？谁给你买的？”他说：
“我妈我爸我爷爷我奶奶给我买的。”噢！我的妈哩？每当我让她买词语手册的时候，妈妈总是大手一挥：
“不用啦！要那东西，还要脑子干什么！”废话！要那东西组词嘛！每学一个生字，都要在后面组两个词。比如：“寇”，后面就要组“日寇”
“豆蔻”。要是会组成语，就只用组一个词了。比如“唾”，后面就可以组个“唾手可得”。
尽管我没有词语手册，但是我是组长，可以借检查作业之名，时不时地抄一两个词。要是不抄，硬想，也能想，只不过要抓破头皮，啃破笔杆。主要是耽误我的时间。
长期这样蹭词，也不是个办法呀！
出于怜悯，龙超借给我一本，最小的，最贱的，最简单的，64开的，词语手册。
于是，上课时他把那本手册借我，写完作业了，我再把手册还给他。虽然程序烦琐，但是总比我每天带四个文具盒，上学时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放学时再一件一件的放进去好多了。
说到文具盒，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件与文具盒有关的事：
第一件是，有一阵，龙超在练铁头功。
上课了，当喊“老师好”时，陈大侠一方面要表现对老师的尊重，一方面要展示自己的铁头功，就故意把腰弯得很低，头重重地磕在文具盒上，还故意皱着眉头，轻轻地揉揉磕到的地方，无所谓地笑一笑，表示不疼。
每次别人提到他的铁头功，他总是把自己的文具盒往自己的头上砸，可能是担心别人以为他弄虚作假，他见我的文具盒比他的大，就摆出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表情。拿起我沉重的文具盒，使劲地、用力地、壮烈地照着他空荡荡的脑门子打了起来，然后拨开人群，大摇大摆地走出座位。
一个同学背后埋伏，拿我的文具盒，跟在他屁股后面，当他刚跨出教室时，只听“咣”的一声响，我的文具盒被砸出一个窝，而陈大侠的头并没被砸出一个包。我便确信他有铁头功了。
第二件，那是上音乐课，他没有带竖笛，闲得没事干，就拿起我的文具盒左看右看，动手动脚，只听“喀嚓”一声，我的塑料文具盒被他掰掉了一块。那时候正是上课，我就没有理他，再说沉默是女性的美德嘛！
直到放学，我装做很傲慢的样子，拿尺子敲着桌子说：“你赔我！”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头一摇一摇的，额头上的一撮毛更长了，直往鼻子上奔，他说：“赔你妈个大xx头！”就这样，我的四个文具盒里的50%，就被他搞坏了。
我们就开始了漫长的冷战。我是坚决要求索赔的！这样长期相持下去，永远对我有利。
龙超心知肚明，就把那本64开的词语手册让给了我。
但是书的价钱和文具盒的价钱，还是相差2块5。
龙超，我比较了解。他家虽然钱多，但是他自己手里，现金支票的没有。
他翻遍书包，发现了一张过期的贺年卡，上面写着：
龙超：
祝你新年快乐！
我指出称呼不对，犯了明显的错误。龙超答应在５分钟把名字改好。
开始，他是想努力在原字上改动。不想，“方”和“龙”，背靠背，往两个相反的方向扭。所以特别难改。经过反复改正，终于涂成了一个墨砣砣。
一不做二不休，龙超干脆把称呼，全部涂成了墨砣砣。上面变成了：
方舟：
祝你新年快乐！
我终于通过合理的途径，弄到了属于我自己的词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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