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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的刘邦,被项羽强大凌厉的战力慑住,知道不能久守,就放弃成皋,再度逃亡。跟夏侯婴同乘一辆小车,悄悄溜出北门,北渡黄河,到达韩信、张耳统帅部所在的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有东西二城,东城称小修武,西城称大修武),不声不响,投宿一家客栈。凌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节,驰入统帅部。韩信和张耳还没有起床,刘邦即直接闯到卧室,夺取韩信、张耳的印信(在中国,印信占极重要的角色,主管官如果没有了印信,就等于孙悟空没有了金箍棒。甚至以君王之尊,也必须像保护性命一样地保护他的印信。而罢黜一个君王时,第一件事就是夺取他的印信),用该项印信,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调动他们的职务或工作。韩信、张耳起床,才知道来的不是汉王的使节,而是汉王本人,吓了一跳。刘邦既取得两人的部队,即命张耳巡行各地,加强故赵王国土地的战备。擢升韩信当宰相(相国),率领没有随着张耳出发的赵国部队,向东攻击齐王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陷落,成皋出奔,刘邦不回关中(陕西省中部),却直投韩信张耳大营。像小偷一样,悄悄溜进小修武,提心吊胆过了一夜。史书虽没有记载,我们可推想,他跟夏侯婴一定有一种忧虑和恐惧:万一韩信和张耳不肯买账,紧握军权不放,他们可是死路一条。魏无忌先生手拿国王兵符,带有随从宾客,晋鄙还拒绝交出军队。刘邦和夏侯婴,不过落荒而逃的两个光棍,韩信张耳把他们宰掉,而自己称王,跟宰掉两条丧家之犬没有分别。即令不宰,把两位软禁大营,假传刘邦命令,还可控制关中(陕西省中部)。刘邦出生入死得来的江山,将全部滑入韩信张耳之手。

  刘邦不敢把他的生命寄托在韩信张耳的效忠上,假使当天晚上就投入大营,一夜之间,足够酿成背叛密谋。所以必须一直等到夺取元帅印信,重新调整军官职务之后,才敢确信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别人教导不出来的应变能力,反应疾如闪电。接着仍授权张耳负责赵军,并擢升韩信当宰相,使他们虽然军权被夺,却不以为意,而仍死心塌地。无疑的,刘邦是一个政治天才。

  纪元前203年,西楚总参谋长(大司马)曹咎镇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汉军屡次挑战,曹咎都不作反应。汉军使用心战,在城外对项羽以及西楚官员百般诟骂,肆意侮辱。几天下来,曹咎气得发抖,忘了项羽“不准攻击”的吩咐,大开东门,渡汜水(汜水流经汜水镇东门)出战,大军刚渡过一半,汉军迎头痛击,西楚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刻崩溃,成皋陷落。西楚储存的金银财宝,全到汉军之手。曹咎跟司马欣,在汜水河畔,双双自刎。刘邦遂从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东城)南下,渡过黄河,再入成皋,把重兵进驻广武(河南省荥阳县北),接近敖仓粮库。

  西楚王国(项羽)跟汉王国(刘邦)血战五年,西楚一直居于主动,占尽优势。前203年的成皋战役,是一个转捩点。成皋一失,敖仓不保,敖仓不保,西楚开始缺粮。即令钢铁部队,一旦“乏食”,便只有破败。长平战役(参考前260年),秦王国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饥饿。现在,饥饿抓住项羽。

  成皋陷落,由于曹咎这个蠢货之不能忍。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伊索寓言》上介绍过一只螃蟹,当钓竿敲打它时,它立刻愤怒地把它钳住,死也不放。这种刚愎暴戾人物,当一个码头小流氓,已到顶端,当一个领袖——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曹咎就是榜样。

  忍是一种艺术,韩信提供了另一个榜样。奴才的忍和英雄的忍,表现在外的形态是一样的,内涵却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时之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深思。

  纪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被汉王刘邦的军队击溃。项羽向南逃亡,抵达乌江(安徽省和县东北20公里乌江镇),自刎而死。

  项羽是一员名将,他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却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忽然间自以为很懂政治。政治比军事复杂得多,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资质平凡的军事将领所能胜任。项羽不但自认为他能够胜任,而且还游刃有余,他就注定的要付出代价,并连累千万无辜的人,跟着付出代价。

  纪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项羽后,各封国国王,一齐上书刘邦,拥护他当皇帝。刘邦遂在汜水(发源嵩山,曲折北流,注入黄河)北岸,筑坛登极(一任高祖),妻吕雉本称王后,改称皇后,子刘盈本称太子,改称皇太子。追尊娘亲刘老太婆当昭灵夫人。

  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20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刘邦写下的这个剧本,遂永远被奉为经典。

  秦王朝皇帝嬴政,在儒家学派刻意的丑化之下,被当做一个有百非而无一是的暴君。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的位置和排场,以及全部有利于专制行为的法令规章,却被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滴水不漏地一古脑继承,受到儒家学派的肯定,没有任何抵制。儒家学派攻击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击嬴政所做出来的摧毁人权的专制制度。

  西楚王国(项羽)将领季布,战场上曾经数度追逐刘邦,使刘邦受到很大的惊恐和羞辱。项羽死后,刘邦下令特赦季布,任命他担任宫廷禁卫官(郎中)。季布的同母老弟丁公(名不详)也是项羽的将领,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战时(参考前205年),他追捕刘邦,马蹄到处,短兵器已可刺及,刘邦情急,向丁公乞怜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代贤才,为什么不能相容?”丁公遂手下留情。等到项羽覆亡,丁公晋谒。刘邦下令把丁公带到军营,巡回示众,宣布他的罪状:“丁公当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后诛杀。刘邦说:“使后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司马光曰:“刘邦从丰沛起兵,网罗豪杰,招降纳叛,数都数不完,等到登极称帝,却只有丁公受到惩罚,什么原因?因为进取跟守成,形势不同。当群雄转战疆场的时候,人民并没有固定的领袖。只要前来投奔,就一律接受,理所当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内,都是臣民。假如不强调礼教仁义,臣民们仍心怀二志,谋取政治暴利,国家岂能长久安定?是以用大义作为标准,向天下人显示:只要你是叛徒,连新领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领袖的手段,去结私人恩德,虽然饶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义相待。杀一个人使千万人恐惧,刘邦的谋略,岂不深远?子孙们享受天子权位400余年,理应如此。”

  刘邦杀丁公,是一种最卑鄙的“引蛇出洞”型的严重忘恩负义,不过三流权术,目的只在阻吓“后世”的人起而效法丁公!然而,没有多久,陈NB572就向丁公看齐,接着英布也向丁公看齐!而刘邦反而巴不得陈NB572和英布手下的将领个个都是丁公。数千年来,丁公这类人物,多到动用电脑都数不完,司马光太高估了杀丁公的效果。刘邦的子孙当皇帝400余年,另有原因,任何专制帝王或任何独裁头目,都没有能力控制他死后政治情势的发展。刘邦刚翘了辫子,便出现了吕家班局面,杀丁公的效应哪里去了?

  张良健康不佳,一直多病,自从跟随刘邦从洛阳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之后,就沉迷在玄虚的巫术里,每天静坐,使全身气息运转,不再吃饭,而只吃一种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在家幽居,很少出门。他说:“我们张家,几代都是韩王国的宰相,韩王国亡后,我变卖价值黄金24万两的家产,向秦王国报仇,曾引起天下震动(指博浪沙行刺嬴政,参考前218年)。今天,以口舌的功劳,被尊为帝王的师傅,封一万户侯爵,这是一个平民最高的极限,对我而言,已十分满足。目前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个烦扰世界,追随赤松子先生,遨游世界之外。”(赤松子,太古时代的神仙。神农氏时,曾担任水利官,可以造雨。)

  司马光曰:“有生就有死,犹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以张良的真知灼见,足可以了解神仙之事,不过虚话。然而他仍宣称要追随赤松子,一定有他的原因,说明他具备高度智慧。功名——功勋和名位,是人生最难处理的关节。诚如刘邦所称道的,西汉王朝开创基业的英雄,不过‘三杰’。然而,韩信全族屠灭(参考前196年),萧何投入监牢(参考前195年),岂不都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张良才假托神仙,放弃现实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荣耀抛到脑后,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正是一个榜样。”

  司马光对张良晚年的怪诞行为,所作分析的原因,我们同意,以张良的聪明智慧,当然了解神仙并不存在。只不过为了保命,不得不言不由衷,信口开河。但司马光认为韩信和萧何的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却远离事实。什么叫巅峰?侯爵是不是巅峰?王爵是不是巅峰?刘邦已经封王,还不满足,喋血上爬,为什么没有杀头坐牢?不但没有杀头坐牢,反而当上皇帝,好不威风。这已足够说明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并不是招祸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威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政体,钢铁般坚固的外貌,强有力的野心家随时都可能把它摧毁,不像民主政治那么有丰富的弹性。掌握权柄的人,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用来防止叛变。每一个有能力或每一个有影响力、受到人民爱戴,以及有大功劳,军权、政权在手的人,都是潜在的仇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停止,都会被排除。最简单也是最迅速的手段,莫过于制造冤狱。韩信和萧何所受到的,不过一场大冤狱和一场小冤狱而已。韩信可能还有不收敛之处。萧何自始至终,都战战兢兢、俯首帖耳,根本没有“不知道停止”的行为,也难逃此劫。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叫你不停止进取?谁叫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嬴稷诛杀白起(参考前257年)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刘邦一连串屠戮,却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几乎所有新兴的政权,都要通过这个窄门,血迹斑斑。

  纪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196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440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879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逊色。在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

  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

  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白登解围后,刘邦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何兴建的未央宫落成(未央宫在长乐宫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圆四公里),壮丽豪华。刘邦大发脾气,对萧何说:“天下纷扰,还没有平定,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仍不知道结局是成是败,你却盖这么奢侈的宫殿?”(刘邦一直没有安全感,正是谋杀功臣的心理状态。)萧何说:“当天下还没有平定时,宫殿简陋一点,还可将就。现在,天子以四海为家,假如不够壮丽豪华,便不能显示威严。另外有层意思,就是使后世感到不必再有什么增加,也可节省民力。”刘邦才转为高兴。

  司马光曰:“圣贤君王,仁义就是华丽,道德就是威严,从来没有听说靠雄伟宫殿来镇服天下的。天下仍没有平定,更应当特别节约,用以解救人民的急困,却第一个先盖宫殿,岂知道先后轻重?从前姒文命(禹)住处简单,而姒履癸(桀)却兴建寝宫。祖先创业时,励行节俭,用以教训子孙,到了后来,子孙还流于奢侈淫靡,何况一开始就过分奢侈?而竟然说,使后世无法再去增添,可谓荒唐。于是,到了刘彻(七任武帝),终于因大兴宫殿而使人民疲惫,未必不是由于萧何这个开端!”

  大乱之后,立即为君王修建豪华宫殿,使人扼腕。然而,一个普通平民,生活稍微过得去,还要买栋新屋,布置新房。皇帝大权在握,扩张住处,正是人之常情。传统知识分子对皇帝兴筑宫殿,十分敏感,史书上频频记载反对的言论,目的虽然是盼望减轻人民的负担,但也显示它太不切实际。太不切实际的理念,没有价值。

  不知道什么原因,儒家学派总反对“住”的追求。认为稍图舒适,便成罪过。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拼命照盖;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于是,限制高度、限制间数,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结果简单阴暗的建筑物,直到今天仍挤满每个角落。

  娄敬的远见

  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单于(二任)栾提冒顿,不断攻击中国北方边境,刘邦十分忧虑,征求娄敬的意见。娄敬说:“天下刚刚安定,无论人民和战士,都筋疲力尽,所以必须放弃用武力对付他们的念头。栾提冒顿杀死老爹,把一群庶母当做妻子,这种人,用仁义说服他也不可能,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把眼光放到未来,使栾提冒顿的子孙,向中国屈服。可是,恐怕陛下办不到。”刘邦说:“说出来听听。”娄敬说:“假使陛下能把嫡长公主(鲁元公主,当时正是赵王张敖的妻子)嫁给栾提冒顿当老婆,送上一份丰富豪华的嫁妆,栾提冒顿这家伙眼皮薄,嫡长公主既是中国皇帝之女,有一个大富大贵的娘家,保证一定立她当皇后(阏氏)。好啦,她生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陛下每年过节,把中国过剩而匈奴所缺少的东西,派使节送去,馈赠问安,乘势命一些能言善道有教养的人,常去教导或暗示一些女婿对岳父的礼节。栾提冒顿活着的时候,他是女婿,一旦死亡,陛下的外孙继任单于(君王),谁听说过外孙敢跟外祖父对抗?这样做,可以不必经过战争,就使匈奴汗国顺服。可是,我必须警告,要嫁就得嫁嫡长公主。假如胡乱找一位普通的皇族女儿,或者在皇宫里随便物色一个女孩冒充,栾提冒顿一旦发觉,认为关系仍隔着一层,那可没有用处。”刘邦说:“好计谋。”就要下令送鲁元公主和亲。皇后吕雉得到消息,肝肠寸断,日夜哭泣,哀求说:“我只生一个女儿(鲁元公主)跟一个儿子(太子刘盈),你却狠心把她投到匈奴蛮荒!”刘邦的政治手段敌不过被激起的父女之情,竟作为罢论。

  娄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建议定都长安,使国家的根本稳固。而创议和亲政策,更锐利地观察到十年百年之后的外交形势。“和亲”——中国皇女下嫁给外国君王,这一次虽然没有实施,但稍后却终于实施,为国家带来海洋般的利益。

  “和亲”是一种能力,西汉王朝开始尝到和亲的美妙滋味,唐王朝简直几乎全靠和亲,才使边疆蛮族顺服。到了清王朝,和亲更成为一种秘密武器,使内外蒙古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地作中国藩属。满洲人完全执行娄敬的策略,把大批皇女嫁给蒙古王子,生下的儿子,从小就随母亲住在皇宫,不但生活习惯几乎全部中华化,而且跟外祖父(现在皇帝)、舅父(下任皇帝或亲王)、表哥表弟(再下任皇帝或亲王),玩耍在一起、读书在一起,那种浓厚的感情,使他在成年回到蒙古当权之后,跟中国关系更加密切。“和亲政策”像《西游记》盘丝洞的网,密不可破,在蒙古境内,自己、儿子、兄弟、侄儿,所拥有的家庭主妇,都是清王朝的皇女。日累月积,要想特立独行,连找个人商量都找不到。

  只有宋王朝和明王朝在儒家僵固头脑压力之下,丧失了和亲能力,认为把皇女嫁给蛮族,是一项侮辱。文既不肯和亲,武又怎么打都打不过,结局大家共知:国土日缩,人民日苦,而终于覆灭沦亡,皇女成了婢女,不得不给蛮族当奴,备受凌虐。

  刘邦于击破韩王(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信后,准备继续北进,一举消灭匈奴。北方正逢隆冬,天气酷寒,可是,身在温暖如春的晋阳宫的刘邦,却轻视这项灾难。他得到情报,匈奴汗国单于(二任)栾提冒顿正驻扎代谷(河北省蔚县)。遂决定发动一项大规模攻势,于是派出特使侦察。栾提冒顿知道西汉政府特使所负的任务,早就把精锐部队,以及肥壮的牛马,全部藏匿,使西汉政府特使只看到老弱残兵跟瘠瘦的牲畜。刘邦派出十次特使,十次特使都把所见到的据实呈报,并判断匈奴汗国不堪一击。刘邦仍不放心,再派娄敬前往,作最后观察。娄敬还没有回报,刘邦认为良机绝不可失,迫不及待地下令所有的兵力,32万人的庞大军团,向北推进。前锋刚越过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25公里),娄敬回来,警告刘邦说:“我跟前面十位特使的看法,恰恰相反。两个国家一旦决裂,敌国一定会夸张他的强大,展示他的优点。可是,我在匈奴那里看到的,却全是老弱残兵,用意十分明显,他们要引诱我们攻击,然后伏兵四起。我认为:对匈奴汗国,绝对不可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大军正向前挺进,不能停止。刘邦眼冒火星,咆哮说:“他妈的,你这个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死囚,靠着两片嘴皮,当上高官(娄敬建议定都长安,参考前202年),今天又站在这里胡说八道,打击士气,扰乱军心,散布失败思想,容你不得!”下令把娄敬囚禁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监狱,加上全副脚镣手铐。

  刘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主力仍在后面。栾提冒顿倾全国精锐——40万骑兵,乘刘邦巡视白登(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之时,把白登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七日七夜,西汉军团完全孤立。城中和城外取不到联系,传递不出消息,得不到救援,陷落就在旦夕。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的诡计,派出秘密使节,从小路找到匈奴汗国大营,晋见皇后(阏氏),送上贵重礼物。皇后对栾提冒顿说:“两国君王不应该互相围困。我们所侵占的中国土地,事实上不能长久居住,而且中国皇帝有神灵保护,请你考虑!”栾提冒顿本来跟王黄,以及赵王赵利,约定日期会师,时间已到,而赵军不到。栾提冒顿怀疑赵军跟西汉军之间可能有勾结,于是趁此机会,下令解围一个城角。正好天降大雾,西汉军使节来往,没有人察觉。陈平命卫士使用强弓,弦上多加一箭,面向匈奴,保护刘邦从解围的城角悄悄溜出。

  刘邦回到平城,西汉军主力也陆续抵达,匈奴兵团完全解围,撤退回国。经过这次挫折,西汉军无法再战,也跟着班师,刘邦回到广武,特赦娄敬,对娄敬说:“我不听先生的话,竟被困在平城(白登只是平城附近一个小城,人们习惯于用大包小)。我已把前面派出的十个瞎眼特使,全部处斩!”封娄敬二千户,擢升关内侯,号建信侯(关内侯,是准侯爵,没有封号,也没有采邑)。

  陈平用什么方法,使栾提冒顿解除白登城墙一角的包围,是千古一大秘密。史书记载匈奴汗国皇后的那段话,丝毫没有说服力量。而赵军爽约,即令跟西汉军勾结,也不会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如果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解开城墙一角之围,难道优势就可恢复?胡三省说:“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礼,故秘而不传。”更属匪夷所思,史书上斑斑可考的诡诈血腥,诸如刘邦要喝他爹的肉汤,难道不失中国之“礼”?虽然我们不知道秘计内容,但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地伤害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否则,匈奴不会平空网开一面。

  然而,刘邦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在白登之役后,了解自己力量有限,不急图报复,又向娄敬当面道歉,厚加酬报。比起以后历史显示的,像杨广在边疆丢脸之后,力求争回面子,为全国人民以及为他的王朝,带来死亡(参考614年)。像袁绍,当田丰劝他不可攻击敌人时,他跟刘邦囚禁娄敬一样,囚禁田丰,然而兵败之后,袁绍却老羞成怒,把田丰处决(参考200年)。刘邦,固一代英豪,使人击掌。

  刘邦既不能强嫁亲女,于是物色一位民间的女子,宣称她就是嫡长公主,隆重地送到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作单于(二任)栾提冒顿的妻子。派娄敬护送,前往缔结和亲盟约。

  司马光曰:“娄敬完全了解栾提冒顿的凶暴残忍,不可以用仁义感化,却主张跟他结成姻亲,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骨肉间的恩情,高贵卑贱间的区别,只有仁义的人才能知道,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手段去使栾提冒顿屈服?古代君王统治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的。栾提冒顿把他的亲爹都当成禽兽,活活射杀,对于岳父,岂看在眼里?娄敬的谋略,太不严密。何况鲁元公主已是赵国(张敖)的王后,怎么能再嫁给匈奴单于?”

  正因为对手残暴,才改用婚姻手段,怎么会有矛盾?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骨肉之情和尊卑之分,可谓天下第一奇谈,野蛮人跟文明人一样地爱护他们的儿女,尊敬他们的父兄,爱和敬不是某一个阶层人士的专利,司马光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抹杀事实。娄敬已讲得明明白白:嫁出皇女,不是改造栾提冒顿,而是把效果放在栾提冒顿的子子孙孙,这正是可贵的远见。司马光却缠住栾提冒顿本人不放。娄敬是“和亲政策”的发明人,在娄敬之前,司马光固没有听说过,但在娄敬之后,西汉王朝跟唐王朝和亲政策获得的丰富成果,《资治通鉴》记载得十分详尽,这些记载又都经司马光字字寓目,怎么忽然间咬牙发誓说:“从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

  宋王朝拒绝和亲的错误决策,已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司马光不但没有反省,反而大言不惭地说:“对于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宋王朝时的蛮族契丹和西夏,始终威胁中国生存。司马光也当过宰相,他为什么不用恩德怀柔,又为什么不用武力镇压?敌人,能击败他时击败他,不能击败他时只有和解——和亲是和解的方式之一。宋王朝就坏在战既不能战,和又不敢和的稀泥之中。人们所听的,全是些慷慨激昂、掷地有金石声的隧道声音,为害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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