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肉体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专制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的刘邦，被项羽强大凌厉的战力慑住，知道不能久守，就放弃成皋，再度逃亡。跟夏侯婴同乘一辆小车，悄悄溜出北门，北渡黄河，到达韩信、张耳统帅部所在的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有东西二城，东城称小修武，西城称大修武)，不声不响，投宿一家客栈。凌晨，自称是汉王的使节，驰入统帅部。韩信和张耳还没有起床，刘邦即直接闯到卧室，夺取韩信、张耳的印信(在中国，印信占极重要的角色，主管官如果没有了印信，就等于孙悟空没有了金箍棒。甚至以君王之尊，也必须像保护性命一样地保护他的印信。而罢黜一个君王时，第一件事就是夺取他的印信)，用该项印信，召集紧急军事会议，调动他们的职务或工作。韩信、张耳起床，才知道来的不是汉王的使节，而是汉王本人，吓了一跳。刘邦既取得两人的部队，即命张耳巡行各地，加强故赵王国土地的战备。擢升韩信当宰相(相国)，率领没有随着张耳出发的赵国部队，向东攻击齐王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传奇的君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还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世界上有很多头目，其蠢如驴，却自捧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使人背皮发紧。刘邦阁下确实先天地就有超越普通庸才之处。他所有的重要决策，都来自部属们的建议，自己几乎完全没有主见。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会立刻认错、马上改正。刘邦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能力。

　　荥阳(河南省荥阳县)陷落，成皋出奔，刘邦不回关中(陕西省中部)，却直投韩信张耳大营。像小偷一样，悄悄溜进小修武，提心吊胆过了一夜。史书虽没有记载，我们可推想，他跟夏侯婴一定有一种忧虑和恐惧：万一韩信和张耳不肯买账，紧握军权不放，他们可是死路一条。魏无忌先生手拿国王兵符，带有随从宾客，晋鄙还拒绝交出军队。刘邦和夏侯婴，不过落荒而逃的两个光棍，韩信张耳把他们宰掉，而自己称王，跟宰掉两条丧家之犬没有分别。即令不宰，把两位软禁大营，假传刘邦命令，还可控制关中(陕西省中部)。刘邦出生入死得来的江山，将全部滑入韩信张耳之手。

　　刘邦不敢把他的生命寄托在韩信张耳的效忠上，假使当天晚上就投入大营，一夜之间，足够酿成背叛密谋。所以必须一直等到夺取元帅印信，重新调整军官职务之后，才敢确信自己的安全，这是一种别人教导不出来的应变能力，反应疾如闪电。接着仍授权张耳负责赵军，并擢升韩信当宰相，使他们虽然军权被夺，却不以为意，而仍死心塌地。无疑的，刘邦是一个政治天才。

　　纪元前203年，西楚总参谋长(大司马)曹咎镇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汉军屡次挑战，曹咎都不作反应。汉军使用心战，在城外对项羽以及西楚官员百般诟骂，肆意侮辱。几天下来，曹咎气得发抖，忘了项羽“不准攻击”的吩咐，大开东门，渡汜水(汜水流经汜水镇东门)出战，大军刚渡过一半，汉军迎头痛击，西楚军首尾不能相顾，立刻崩溃，成皋陷落。西楚储存的金银财宝，全到汉军之手。曹咎跟司马欣，在汜水河畔，双双自刎。刘邦遂从小修武(河南省获嘉县东城)南下，渡过黄河，再入成皋，把重兵进驻广武(河南省荥阳县北)，接近敖仓粮库。

　　西楚王国(项羽)跟汉王国(刘邦)血战五年，西楚一直居于主动，占尽优势。前203年的成皋战役，是一个转捩点。成皋一失，敖仓不保，敖仓不保，西楚开始缺粮。即令钢铁部队，一旦“乏食”，便只有破败。长平战役(参考前260年)，秦王国所用的秘密武器，就是饥饿。现在，饥饿抓住项羽。

　　成皋陷落，由于曹咎这个蠢货之不能忍。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伊索寓言》上介绍过一只螃蟹，当钓竿敲打它时，它立刻愤怒地把它钳住，死也不放。这种刚愎暴戾人物，当一个码头小流氓，已到顶端，当一个领袖——无论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曹咎就是榜样。

　　忍是一种艺术，韩信提供了另一个榜样。奴才的忍和英雄的忍，表现在外的形态是一样的，内涵却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时之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深思。

　　纪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安徽省灵璧县东南)，被汉王刘邦的军队击溃。项羽向南逃亡，抵达乌江(安徽省和县东北20公里乌江镇)，自刎而死。

　　项羽是一员名将，他的致命伤是不懂政治，却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忽然间自以为很懂政治。政治比军事复杂得多，绝不是一个习惯于发号施令、资质平凡的军事将领所能胜任。项羽不但自认为他能够胜任，而且还游刃有余，他就注定的要付出代价，并连累千万无辜的人，跟着付出代价。

　　纪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项羽后，各封国国王，一齐上书刘邦，拥护他当皇帝。刘邦遂在汜水(发源嵩山，曲折北流，注入黄河)北岸，筑坛登极(一任高祖)，妻吕雉本称王后，改称皇后，子刘盈本称太子，改称皇太子。追尊娘亲刘老太婆当昭灵夫人。

　　明明自己想干，却装腔作势，硬说不想干，然后教唆摇尾系统发动誓死拥护的闹剧，自己才作勉强状，扭扭捏捏，登台亮相。这种无聊的小动作，在政坛上不断演出，一直演到20世纪，仍然有人乐此不疲。刘邦写下的这个剧本，遂永远被奉为经典。

　　秦王朝皇帝嬴政，在儒家学派刻意的丑化之下，被当做一个有百非而无一是的暴君。可是，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的位置和排场，以及全部有利于专制行为的法令规章，却被刘邦所建立的西汉王朝，滴水不漏地一古脑继承，受到儒家学派的肯定，没有任何抵制。儒家学派攻击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击嬴政所做出来的摧毁人权的专制制度。

　　西楚王国(项羽)将领季布，战场上曾经数度追逐刘邦，使刘邦受到很大的惊恐和羞辱。项羽死后，刘邦下令特赦季布，任命他担任宫廷禁卫官(郎中)。季布的同母老弟丁公(名不详)也是项羽的将领，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战时(参考前205年)，他追捕刘邦，马蹄到处，短兵器已可刺及，刘邦情急，向丁公乞怜说：“我们两个，都是一代贤才，为什么不能相容？”丁公遂手下留情。等到项羽覆亡，丁公晋谒。刘邦下令把丁公带到军营，巡回示众，宣布他的罪状：“丁公当项羽的部下，却不忠于项羽，使项羽丧失天下的，就是他。”然后诛杀。刘邦说：“使后世做人家部下的，再不要效法丁公。”

　　司马光曰：“刘邦从丰沛起兵，网罗豪杰，招降纳叛，数都数不完，等到登极称帝，却只有丁公受到惩罚，什么原因？因为进取跟守成，形势不同。当群雄转战疆场的时候，人民并没有固定的领袖。只要前来投奔，就一律接受，理所当然。等到已成了皇帝，四海之内，都是臣民。假如不强调礼教仁义，臣民们仍心怀二志，谋取政治暴利，国家岂能长久安定？是以用大义作为标准，向天下人显示：只要你是叛徒，连新领袖都不能容你。用背叛领袖的手段，去结私人恩德，虽然饶了自己一命，仍然以不义相待。杀一个人使千万人恐惧，刘邦的谋略，岂不深远？子孙们享受天子权位400余年，理应如此。”

　　刘邦杀丁公，是一种最卑鄙的“引蛇出洞”型的严重忘恩负义，不过三流权术，目的只在阻吓“后世”的人起而效法丁公！然而，没有多久，陈NB572就向丁公看齐，接着英布也向丁公看齐！而刘邦反而巴不得陈NB572和英布手下的将领个个都是丁公。数千年来，丁公这类人物，多到动用电脑都数不完，司马光太高估了杀丁公的效果。刘邦的子孙当皇帝400余年，另有原因，任何专制帝王或任何独裁头目，都没有能力控制他死后政治情势的发展。刘邦刚翘了辫子，便出现了吕家班局面，杀丁公的效应哪里去了？

　　张良健康不佳，一直多病，自从跟随刘邦从洛阳迁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之后，就沉迷在玄虚的巫术里，每天静坐，使全身气息运转，不再吃饭，而只吃一种据说可以延年益寿的药物。在家幽居，很少出门。他说：“我们张家，几代都是韩王国的宰相，韩王国亡后，我变卖价值黄金24万两的家产，向秦王国报仇，曾引起天下震动(指博浪沙行刺嬴政，参考前218年)。今天，以口舌的功劳，被尊为帝王的师傅，封一万户侯爵，这是一个平民最高的极限，对我而言，已十分满足。目前唯一的愿望，是离开这个烦扰世界，追随赤松子先生，遨游世界之外。”(赤松子，太古时代的神仙。神农氏时，曾担任水利官，可以造雨。)

　　司马光曰：“有生就有死，犹如有白天就有黑夜。从古到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以张良的真知灼见，足可以了解神仙之事，不过虚话。然而他仍宣称要追随赤松子，一定有他的原因，说明他具备高度智慧。功名——功勋和名位，是人生最难处理的关节。诚如刘邦所称道的，西汉王朝开创基业的英雄，不过‘三杰’。然而，韩信全族屠灭(参考前196年)，萧何投入监牢(参考前195年)，岂不都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所以张良才假托神仙，放弃现实世界，把功名看成身外之物，把荣耀抛到脑后，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正是一个榜样。”

　　司马光对张良晚年的怪诞行为，所作分析的原因，我们同意，以张良的聪明智慧，当然了解神仙并不存在。只不过为了保命，不得不言不由衷，信口开河。但司马光认为韩信和萧何的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却远离事实。什么叫巅峰？侯爵是不是巅峰？王爵是不是巅峰？刘邦已经封王，还不满足，喋血上爬，为什么没有杀头坐牢？不但没有杀头坐牢，反而当上皇帝，好不威风。这已足够说明达到巅峰而仍不知道停止，并不是招祸的原因，至少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另有所在，那就是威权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政体，钢铁般坚固的外貌，强有力的野心家随时都可能把它摧毁，不像民主政治那么有丰富的弹性。掌握权柄的人，不得不把全副精力用来防止叛变。每一个有能力或每一个有影响力、受到人民爱戴，以及有大功劳，军权、政权在手的人，都是潜在的仇敌。无论你知道不知道停止，都会被排除。最简单也是最迅速的手段，莫过于制造冤狱。韩信和萧何所受到的，不过一场大冤狱和一场小冤狱而已。韩信可能还有不收敛之处。萧何自始至终，都战战兢兢、俯首帖耳，根本没有“不知道停止”的行为，也难逃此劫。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叫你不停止进取？谁叫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文化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嬴稷诛杀白起(参考前257年)不过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刘邦一连串屠戮，却是专制政治必不可免的一项作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征，几乎所有新兴的政权，都要通过这个窄门，血迹斑斑。

　　纪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各亲王和封国国君，以及高级官员，都来朝贺。天色未明，皇家礼宾官(谒者)到现场主持仪式，依照顺序，引导大家进入殿门，分别站立两厢，东西相对。侍卫武官沿着台阶布岗，并在庭院中戒备，手拿武器，旗帜招展，一切就绪后，前面传出警告：皇上就要驾到。不久，西汉帝(一任高祖)刘邦(本年57岁)坐着御辇(君王皇后专用的人力拉的小车)，缓缓而至。皇家礼宾官引导亲王封王以下，直到年薪六百石(音dàn【但】，十升一斗，十斗一石)的中央政府科长级官员，依照爵位及官位高低，顺序向前，向刘邦敬礼。气氛庄重肃穆，一个个心颤胆惊、紧张恐惧。朝拜礼毕，摆下向刘邦祝福的酒宴，大家端坐殿上，弯腰低头，不敢仰视，仍依照爵位跟官位高低，起身给刘邦献上祝福酒，九次之后，皇家礼宾官宣布朝会礼成。这时，监察官(御史)提出弹劾，指控若干举动不合规定的官员，立即逐出金殿。自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喧哗、动作粗鲁。于是刘邦乐不可支，拍着大腿说：“到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可真他妈的过瘾！”擢升叔孙通当祭祀部长(奉常)，赏赐黄金500斤。

　　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都有朝见仪式，但都没有中国的怪诞。最突出的一点是“跪”。而跪，是一种对人最尊敬、对己最屈辱的古礼。春秋战国时代，以及叔孙通先生“制朝仪”时代，跪还是一项简单动作，大家的屁股坐在小腿肚上，只要稍稍挺身，便算完成。3世纪之后，蛮族部落的“床”，引进中国，中国人虽不再席地而坐，可是“跪”却不废，遂变作一项难堪的负担，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瘤疣，这瘤疣一方面阻碍血液正常运行，一方面培养奴性成长，直到20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在君尊臣卑原则下，君王遂远离人群，春秋战国那种君臣促膝谈心——像嬴稷跟范雎交头接耳的美好时代，一去不返。皇帝和臣属之间，隔着一条“礼教”鸿沟，这鸿沟随着时代进展，而越来越深、越来越宽、越来越无法逾越。最初，特殊的几个官员，还可以坐在皇帝身旁。但到了11世纪，司马光先生编撰《资治通鉴》时，宰相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那里。而最后，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宰相连站也不可能，跟平民一样，也得跪到皇帝面前(而且还得准备随时被揪翻在地，苦刑拷打)。中国人所陷入的，就是这种畸形的，官越小，尊严越少，平民根本就更没有尊严的传统。

　　对专制政体而言，叔孙通先生制定的朝仪，是一种屈辱剂，严重地使人权、民主，受到践踏。

　　秦王朝统一全国，综合六个王国的礼仪，选择其中使君王尊贵、使臣属卑下的部分，特别保存。叔孙通制定朝仪，大体上承袭秦王朝的规矩，上自皇帝绰号，下至官位名称、宫殿名称，都没有什么更改。后来所制定的礼仪规章，跟法律书籍，合并装订，由司法机关保管，法官们又不肯外传，其他官员跟平民，遂不知道它的内容。

　　司马光曰：“礼教的功能太大了，用到个人上：无论动态的或静态的，都有一定法则，可以遵循；所有行为，都可达到尽善尽美之境。用到家族上：能够分别内外，敦睦九族。用到地方上：长幼的辈分，划分清楚，风俗习惯，都会由丑变美。用到国家上：君王和臣属就有一定的序列，可以顺利推动行政，治理人民。用到天下：则封国顺服，纪律严明；岂只使桌面上和门户内的小动作，不陷于混乱而已。以刘邦的聪明通达，听到陆贾的建议，立即接纳(陆贾著《新语》，指出穷兵黩武一定灭亡，崇尚礼教一定兴盛。每呈阅一篇，刘邦都要夸奖一次。参考前196年)；看到叔孙通的礼仪，叹息欣赏。然而，刘邦却不能跟三代君王并列(三代君王：夏王朝一任帝姒文命、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由于他学问贫乏。当开国之初，如果能得到儒家学派巨子(大儒)作为助理，他的勋业就不仅仅到此为止。可惜，叔孙通的抱负太小，只偷窃了一点礼教的渣滓，为了因应世俗的要求，谋求君王的恩宠，遂使先王(姒、子、姬)的礼教，永远沉沦，不能复兴；直到今天，使人痛心。所以扬雄讥讽叔孙通说：从前，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有位大臣，史书上不记载他的姓名。有人问：怎么才算是‘大’？回答说：叔孙通准备制定政府礼仪，到鲁国去请教师，只有两位请不到。那人说：孔丘周游列国的本意在此，难道不是？回答说：孔丘周游列国，是传授他的学问，贡献社会。如果放弃自己的立场，去屈从别人，随俗邀宠，怎能跟孔丘相比？即令有礼教、有法则，怎能使用？扬雄的话中肯扼要。儒家学派巨子，岂肯摧毁礼教法则，而只追求一时的表现？”

　　司马光的评论，把人引到五里雾端，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更不知道旨在何方。他责备叔孙通的话，尤其使人眼如铜铃。司马光说，当时如果有“大儒”就好了，就可帮助刘邦建立万世不朽的勋业。咦，三王(姒、子、姬)时代，“大儒”如云，万世勋业何在？即以政权存在长短而论，夏王朝440年，还包括被后羿、寒浞所谓“篡夺”的67年。商王朝662年，首都不断迁移，好像难民营。周王朝879年，最后两三百年，连封国都不如。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加上后来延续的东汉王朝，虽没有“大儒”，也有411年，不比“三王”逊色。在儒家系统看来，“大儒”真是活宝，只要他出现，准益寿延年。

　　事实上“大儒”不在人间，而只在儒家的书本之上。看情形备受扬雄赞扬的那两位不肯同行的家伙，恐怕就非是“大儒”不可。果真如此，“大儒”的形象实在使人作呕。他们认为，音乐礼教，必须高贵品德累积百年，然后才可制定。礼教既如此重要，这百年之间，岂不成了真空？没有礼教，如何能有高贵品德？如果说没有礼教，照样可以培养高贵品德，那礼教岂不是聋子的耳朵，成了多余之物，还要它干什么？

　　叔孙通曾批评那两个家伙：“腐儒，不知道时代不断在变！”司马光和扬雄在听了这两句话之后，仍要对号入座，为什么如此冥顽不灵，难以理解。

　　白登解围后，刘邦回到长安(陕西省西安市)。萧何兴建的未央宫落成(未央宫在长乐宫之西，相距半公里，方圆四公里)，壮丽豪华。刘邦大发脾气，对萧何说：“天下纷扰，还没有平定，我东征西讨这么多年，仍不知道结局是成是败，你却盖这么奢侈的宫殿？”(刘邦一直没有安全感，正是谋杀功臣的心理状态。)萧何说：“当天下还没有平定时，宫殿简陋一点，还可将就。现在，天子以四海为家，假如不够壮丽豪华，便不能显示威严。另外有层意思，就是使后世感到不必再有什么增加，也可节省民力。”刘邦才转为高兴。

　　司马光曰：“圣贤君王，仁义就是华丽，道德就是威严，从来没有听说靠雄伟宫殿来镇服天下的。天下仍没有平定，更应当特别节约，用以解救人民的急困，却第一个先盖宫殿，岂知道先后轻重？从前姒文命(禹)住处简单，而姒履癸(桀)却兴建寝宫。祖先创业时，励行节俭，用以教训子孙，到了后来，子孙还流于奢侈淫靡，何况一开始就过分奢侈？而竟然说，使后世无法再去增添，可谓荒唐。于是，到了刘彻(七任武帝)，终于因大兴宫殿而使人民疲惫，未必不是由于萧何这个开端！”

　　大乱之后，立即为君王修建豪华宫殿，使人扼腕。然而，一个普通平民，生活稍微过得去，还要买栋新屋，布置新房。皇帝大权在握，扩张住处，正是人之常情。传统知识分子对皇帝兴筑宫殿，十分敏感，史书上频频记载反对的言论，目的虽然是盼望减轻人民的负担，但也显示它太不切实际。太不切实际的理念，没有价值。

　　不知道什么原因，儒家学派总反对“住”的追求。认为稍图舒适，便成罪过。历代君王自己虽不听这一套，拼命照盖；但对别人却会板起面孔，于是，限制高度、限制间数，规定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砖瓦，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椽柱，某种官位的人才可以用什么颜色，平民只好永住陋室。结果简单阴暗的建筑物，直到今天仍挤满每个角落。

　　娄敬的远见

　　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单于(二任)栾提冒顿，不断攻击中国北方边境，刘邦十分忧虑，征求娄敬的意见。娄敬说：“天下刚刚安定，无论人民和战士，都筋疲力尽，所以必须放弃用武力对付他们的念头。栾提冒顿杀死老爹，把一群庶母当做妻子，这种人，用仁义说服他也不可能，我们唯一的方法，是把眼光放到未来，使栾提冒顿的子孙，向中国屈服。可是，恐怕陛下办不到。”刘邦说：“说出来听听。”娄敬说：“假使陛下能把嫡长公主(鲁元公主，当时正是赵王张敖的妻子)嫁给栾提冒顿当老婆，送上一份丰富豪华的嫁妆，栾提冒顿这家伙眼皮薄，嫡长公主既是中国皇帝之女，有一个大富大贵的娘家，保证一定立她当皇后(阏氏)。好啦，她生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陛下每年过节，把中国过剩而匈奴所缺少的东西，派使节送去，馈赠问安，乘势命一些能言善道有教养的人，常去教导或暗示一些女婿对岳父的礼节。栾提冒顿活着的时候，他是女婿，一旦死亡，陛下的外孙继任单于(君王)，谁听说过外孙敢跟外祖父对抗？这样做，可以不必经过战争，就使匈奴汗国顺服。可是，我必须警告，要嫁就得嫁嫡长公主。假如胡乱找一位普通的皇族女儿，或者在皇宫里随便物色一个女孩冒充，栾提冒顿一旦发觉，认为关系仍隔着一层，那可没有用处。”刘邦说：“好计谋。”就要下令送鲁元公主和亲。皇后吕雉得到消息，肝肠寸断，日夜哭泣，哀求说：“我只生一个女儿(鲁元公主)跟一个儿子(太子刘盈)，你却狠心把她投到匈奴蛮荒！”刘邦的政治手段敌不过被激起的父女之情，竟作为罢论。

　　娄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建议定都长安，使国家的根本稳固。而创议和亲政策，更锐利地观察到十年百年之后的外交形势。“和亲”——中国皇女下嫁给外国君王，这一次虽然没有实施，但稍后却终于实施，为国家带来海洋般的利益。

　　“和亲”是一种能力，西汉王朝开始尝到和亲的美妙滋味，唐王朝简直几乎全靠和亲，才使边疆蛮族顺服。到了清王朝，和亲更成为一种秘密武器，使内外蒙古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地作中国藩属。满洲人完全执行娄敬的策略，把大批皇女嫁给蒙古王子，生下的儿子，从小就随母亲住在皇宫，不但生活习惯几乎全部中华化，而且跟外祖父(现在皇帝)、舅父(下任皇帝或亲王)、表哥表弟(再下任皇帝或亲王)，玩耍在一起、读书在一起，那种浓厚的感情，使他在成年回到蒙古当权之后，跟中国关系更加密切。“和亲政策”像《西游记》盘丝洞的网，密不可破，在蒙古境内，自己、儿子、兄弟、侄儿，所拥有的家庭主妇，都是清王朝的皇女。日累月积，要想特立独行，连找个人商量都找不到。

　　只有宋王朝和明王朝在儒家僵固头脑压力之下，丧失了和亲能力，认为把皇女嫁给蛮族，是一项侮辱。文既不肯和亲，武又怎么打都打不过，结局大家共知：国土日缩，人民日苦，而终于覆灭沦亡，皇女成了婢女，不得不给蛮族当奴，备受凌虐。

　　刘邦于击破韩王(首府晋阳【山西省太原市】)信后，准备继续北进，一举消灭匈奴。北方正逢隆冬，天气酷寒，可是，身在温暖如春的晋阳宫的刘邦，却轻视这项灾难。他得到情报，匈奴汗国单于(二任)栾提冒顿正驻扎代谷(河北省蔚县)。遂决定发动一项大规模攻势，于是派出特使侦察。栾提冒顿知道西汉政府特使所负的任务，早就把精锐部队，以及肥壮的牛马，全部藏匿，使西汉政府特使只看到老弱残兵跟瘠瘦的牲畜。刘邦派出十次特使，十次特使都把所见到的据实呈报，并判断匈奴汗国不堪一击。刘邦仍不放心，再派娄敬前往，作最后观察。娄敬还没有回报，刘邦认为良机绝不可失，迫不及待地下令所有的兵力，32万人的庞大军团，向北推进。前锋刚越过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25公里)，娄敬回来，警告刘邦说：“我跟前面十位特使的看法，恰恰相反。两个国家一旦决裂，敌国一定会夸张他的强大，展示他的优点。可是，我在匈奴那里看到的，却全是老弱残兵，用意十分明显，他们要引诱我们攻击，然后伏兵四起。我认为：对匈奴汗国，绝对不可采取军事行动。”这时大军正向前挺进，不能停止。刘邦眼冒火星，咆哮说：“他妈的，你这个齐国(首府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死囚，靠着两片嘴皮，当上高官(娄敬建议定都长安，参考前202年)，今天又站在这里胡说八道，打击士气，扰乱军心，散布失败思想，容你不得！”下令把娄敬囚禁广武(山西省代县西南阳明堡镇)监狱，加上全副脚镣手铐。

　　刘邦先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主力仍在后面。栾提冒顿倾全国精锐——40万骑兵，乘刘邦巡视白登(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之时，把白登团团围住，水泄不通。七日七夜，西汉军团完全孤立。城中和城外取不到联系，传递不出消息，得不到救援，陷落就在旦夕。最后，刘邦采用陈平的诡计，派出秘密使节，从小路找到匈奴汗国大营，晋见皇后(阏氏)，送上贵重礼物。皇后对栾提冒顿说：“两国君王不应该互相围困。我们所侵占的中国土地，事实上不能长久居住，而且中国皇帝有神灵保护，请你考虑！”栾提冒顿本来跟王黄，以及赵王赵利，约定日期会师，时间已到，而赵军不到。栾提冒顿怀疑赵军跟西汉军之间可能有勾结，于是趁此机会，下令解围一个城角。正好天降大雾，西汉军使节来往，没有人察觉。陈平命卫士使用强弓，弦上多加一箭，面向匈奴，保护刘邦从解围的城角悄悄溜出。

　　刘邦回到平城，西汉军主力也陆续抵达，匈奴兵团完全解围，撤退回国。经过这次挫折，西汉军无法再战，也跟着班师，刘邦回到广武，特赦娄敬，对娄敬说：“我不听先生的话，竟被困在平城(白登只是平城附近一个小城，人们习惯于用大包小)。我已把前面派出的十个瞎眼特使，全部处斩！”封娄敬二千户，擢升关内侯，号建信侯(关内侯，是准侯爵，没有封号，也没有采邑)。

　　陈平用什么方法，使栾提冒顿解除白登城墙一角的包围，是千古一大秘密。史书记载匈奴汗国皇后的那段话，丝毫没有说服力量。而赵军爽约，即令跟西汉军勾结，也不会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如果影响匈奴兵团的优势，解开城墙一角之围，难道优势就可恢复？胡三省说：“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礼，故秘而不传。”更属匪夷所思，史书上斑斑可考的诡诈血腥，诸如刘邦要喝他爹的肉汤，难道不失中国之“礼”？虽然我们不知道秘计内容，但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地伤害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否则，匈奴不会平空网开一面。

　　然而，刘邦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在白登之役后，了解自己力量有限，不急图报复，又向娄敬当面道歉，厚加酬报。比起以后历史显示的，像杨广在边疆丢脸之后，力求争回面子，为全国人民以及为他的王朝，带来死亡(参考614年)。像袁绍，当田丰劝他不可攻击敌人时，他跟刘邦囚禁娄敬一样，囚禁田丰，然而兵败之后，袁绍却老羞成怒，把田丰处决(参考200年)。刘邦，固一代英豪，使人击掌。

　　刘邦既不能强嫁亲女，于是物色一位民间的女子，宣称她就是嫡长公主，隆重地送到匈奴汗国(王庭设于蒙古哈尔和林市)，作单于(二任)栾提冒顿的妻子。派娄敬护送，前往缔结和亲盟约。

　　司马光曰：“娄敬完全了解栾提冒顿的凶暴残忍，不可以用仁义感化，却主张跟他结成姻亲，为什么前后如此矛盾？骨肉间的恩情，高贵卑贱间的区别，只有仁义的人才能知道，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手段去使栾提冒顿屈服？古代君王统治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的。栾提冒顿把他的亲爹都当成禽兽，活活射杀，对于岳父，岂看在眼里？娄敬的谋略，太不严密。何况鲁元公主已是赵国(张敖)的王后，怎么能再嫁给匈奴单于？”

　　正因为对手残暴，才改用婚姻手段，怎么会有矛盾？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骨肉之情和尊卑之分，可谓天下第一奇谈，野蛮人跟文明人一样地爱护他们的儿女，尊敬他们的父兄，爱和敬不是某一个阶层人士的专利，司马光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故意抹杀事实。娄敬已讲得明明白白：嫁出皇女，不是改造栾提冒顿，而是把效果放在栾提冒顿的子子孙孙，这正是可贵的远见。司马光却缠住栾提冒顿本人不放。娄敬是“和亲政策”的发明人，在娄敬之前，司马光固没有听说过，但在娄敬之后，西汉王朝跟唐王朝和亲政策获得的丰富成果，《资治通鉴》记载得十分详尽，这些记载又都经司马光字字寓目，怎么忽然间咬牙发誓说：“从没有听说过用婚姻作为手段”？

　　宋王朝拒绝和亲的错误决策，已使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司马光不但没有反省，反而大言不惭地说：“对于蛮族，顺服时用恩德怀柔他，反抗时用武力镇压他。”宋王朝时的蛮族契丹和西夏，始终威胁中国生存。司马光也当过宰相，他为什么不用恩德怀柔，又为什么不用武力镇压？敌人，能击败他时击败他，不能击败他时只有和解——和亲是和解的方式之一。宋王朝就坏在战既不能战，和又不敢和的稀泥之中。人们所听的，全是些慷慨激昂、掷地有金石声的隧道声音，为害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