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廷生的信

　　宁萱：

　　我们的家庭，相隔千里，境遇也是天壤之别。但是，爷爷们的死亡，却又有着某种神奇的联系——他们仿佛是同一条绳索上的麻，在不得不断裂的时候一起断裂了。

　　让我们为死去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天国里幸福。

　　让我们为活着的亲人们祈祷吧，祝愿他们在今世里平安。

　　《圣经》中说：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哥林多后书4：8-9》)

　　因为我们还拥有爱的能力，因为我们还有获得爱的品质。

　　宁萱，我读到你对爷爷的描述，就觉得眼前仿佛屹立着一棵青翠的橄榄树，那样优雅、高贵、亭亭玉立，荫庇着沙漠中停息的旅人。

　　今天，我有了比较多的空闲时间，我接着给你讲述我奶奶的故事。看，我们两人在"痛说革命家史"呢。不过，我们的家史都与那种气势澎湃的"革命"和"解放"的叙事无关，它们像树叶上的纤维一样，有着自己吸取阳光和水分的方式。

　　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在土地上耕耘过，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值得称道的"丰功伟绩"了——那部庞大的历史书，不会跟他们有丝毫的关系。

　　奶奶曾经给我谈起过爷爷去世时候的情景——爷爷挽着裤腿，赤着脚，脚上还沾满湿漉漉的泥土。他就那样直挺挺地倒在了泥水里，仰面朝着青天白云。

　　奶奶说，爷爷真可怜，一生没有穿过一双像样的鞋子。就连结婚的那天，也是穿着向本家兄弟借来的一双布鞋。由于不合脚，他走路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踩死地上的蚂蚁。平时一年四季，不论寒暑，爷爷都是不穿鞋的。不是不愿意穿，是因为穷，买不起鞋穿。

　　奶奶说，也是因为太穷，给爷爷办丧事的时候，本来想给他穿上一双新鞋才让他入土为安的，但后来实在拿不出钱来。活着的时候没有鞋穿，死了以后也没有鞋穿，奶奶觉得太对不起爷爷了。后来，还是那个本家兄弟好心，送来了当年曾经借给爷爷穿了一天的那双布鞋。尽管已经半旧了，但总算是没有让爷爷赤着脚入土。

　　奶奶讲述着一切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眼泪，她的眼泪在许多年以前就流干了。

　　奶奶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她是个聪明的女性。爷爷去世之后，她经受住了这致命的打击，开始为养活三个孩子而操劳起来。她知道，单靠种田的收入，一家四口人是无法糊口的。即使自己顶得上一个男人的劳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养活三个孩子。

　　怎么办呢？靠力气，她比不了大男人；做小生意，却又没有本钱。在那时候萧条的农村里，又能够有多少挣钱的法子呢？于是，奶奶开始发挥自己做豆腐的技术，利用它挣点钱来维持家庭开支。从这一点上来说，奶奶还颇有些"商业头脑"——而奶奶自己说，那还不是为生活所逼迫！

　　她买黄豆来自己磨，做豆花、豆腐以及豆腐干，用担子挑着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沿街叫卖。还是在做闺女的时候，她做豆腐的绝活就已经远近闻名。她做的豆腐，洁白细腻，香气浓郁。

　　邻近的几个乡村里，要是哪家人办红白酒席，一定要把奶奶请去，让奶奶指挥女人们做豆腐。在操办宴席的时候，是奶奶最威风也最开心的时候。她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她能够获得主人慷慨的报酬——给家里的三个小孩带一大碗红烧肉回去。

　　爸爸说，奶奶外出帮别人做豆腐的时候，也是他和大伯、姑姑三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候。从一大早奶奶出门开始，他们就眼巴巴地盼望着奶奶回来。年龄最小的爸爸，甚至从家门口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张望，来来回回好几次。

　　终于，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奶奶回来了。家里那很少有油荤的饭桌上，居然能够出现一碗油花花的红烧肉，还不把孩子们都馋死了？而奶奶通常都开心地笑着，看着孩子们吃肉，她自己一点也舍不得吃。她怜爱地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眼光里既有欣慰，也有歉疚。她想，这些可爱的孩子，应该过上更好的生活啊。

　　奶奶白天干完农活，晚上又开始推着沉重的磨盘，雪白的豆浆在银色的月光下缓缓地流淌，同样亮晶晶的还有奶奶额头的汗水。她经常要干到后半夜才能够休息。

　　爸爸曾经对我说，有一天晚上，他突然从梦中惊醒，透过窗户看到奶奶推磨盘的身影，眼泪刷刷地就流了下来。他悄悄起床地来到奶奶身边，要帮奶奶推磨子。然而，奶奶却把他训斥了一通，命令他去睡觉，不要耽误明天的功课。

　　奶奶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她既是母亲又是父亲。在故乡，孩子们都把父亲叫作"额大"。在故乡，还有这么一个习俗，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孩子们一般都用对父亲的称呼来称呼寡母。因此，爸爸从小就叫奶奶"额大"。

　　那天晚上，爸爸就在被窝里含着泪水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

　　五六十年代，正是农村轰轰烈烈"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代，奶奶这个羸弱而刚强的寡妇，居然不把伟大领袖的号召放在心上，依然挑着担子做她的小生意。她心中只有一个真理：要生存，要挣钱，要送孩子念书。

　　她不知道谁是国家主席、谁是党主席、谁是国务院总理，她只知道：自己是母亲，一定要把孩子养大，一定要让孩子成为读书人。

　　有一天，奶奶正在镇子上叫卖豆腐。镇上的一个干部盯上了奶奶：这还了得，这个女子公然敢于违背党的政策，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小买卖！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反面典型，便箭步扑过来，抓住奶奶的担子，口口声声地说要没收。他的口中说着一套又一套的道理，包括伟大领袖的语录，他希望用这些话语来威吓这个愚昧无知的小妇人。但是，奶奶一句也听不懂。

　　奶奶想着家中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心一横，母性战胜了恐惧，奋力将担子往回夺。

　　两人相持了半天，对方一个脑满肥肠、力大如牛的大男人，居然无法从瘦弱的奶奶手中夺过担子。

　　正在僵持之间，镇上的人们围了上来，他们许多都是奶奶长期的顾客，他们家里的饭桌上都已经离不开奶奶做的豆腐了。他们也很同情奶奶的处境——一个拖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寡妇，容易吗？于是，他们纷纷帮着奶奶说话，谴责干部的蛮横。

　　凶恶的干部看到众怒难犯，只好松了手。奶奶趁机挑起担子，飞快地逃进一条小巷子。肥头大耳的乡干部没有捞到油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这一幕，在奶奶本人看来，也许只是寻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单纯的母亲与强大的国家政权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

　　一个要抚育孩子的母亲与一种不给人活路的政策之间，哪一方更有力量？哪一方是高贵的，哪一方是邪恶的？

　　最后，还是伟大的母亲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甚至在最艰难的时期，奶奶也没有让孩子们因为饥饿而浮肿。而当时，即使在许多父母都健在的家庭里，孩子们都曾饿得全身浮肿、命悬一线。

　　为此，奶奶付出的是双倍的、甚至是几倍的艰辛与努力。她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操尽了一颗心。她的手上布满了厚厚的茧子，她的黑发在中年时候就变白了，爷爷去世以后，她再也没有饮过爱情的琼浆。

　　许多年过去了，回忆起这段年月来，奶奶依然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无比自豪。我想，这就是一个农村妇女所能够创造的最伟大的事业。我敬重这样平凡、卑微而又崇高的事业，而不敬重那些伟大领袖"打江山"和"坐江山"的风云激荡事业。

　　在宏大和辉煌之中，我们发现不了美和善；美和善只存在于平凡和卑微之中。

　　后来，大伯和爸爸先后考上了名牌大学。爸爸的高考成绩还是全县的状元。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而且还是一个羸弱的寡妇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当时在偏僻而贫困的村子里简直就是神话。

　　小村子里大家都很穷，可是农民们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和教育的尊重。农耕之家突然有了诗书的气息，地位立刻得以迅速提升。周围的人们开始用充满尊敬的眼光看奶奶。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奇迹是如何发生的？有多少人知道奶奶为这一荣誉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爸爸还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

　　在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当时主政四川的"西南王"李井泉，不顾老百姓死活，拼命迎合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以讨好最高领袖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给中央上缴远远超过实际产量的粮食，他在四川农村横征暴敛，使得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也陷入千年不遇的饥饿之中。

　　那时爸爸在中学上学，根据规定，中学生每人拥有一本粮食本，每个月定量供应十五斤大米。这十五斤大米，当然不能完全填饱肚子——正处在长身体阶段的男孩子，在没有任何油水的基础上，每月仅仅吃十五斤米，怎么够呢？但是，这十五斤大米堪称"保命粮"，吃不饱，也饿不死。

　　爸爸说，假如他没有考上县中，而在农村里务农，他很可能活活饿死了——在他的同龄人中，无声无息地在田里倒毙的数不胜数。许多童年时代的玩伴就是在那些年月里消失的。

　　就是这点口粮，爸爸还每月还要省上三分之一，带回家去给奶奶和姑姑和着糠粉与红薯煮着吃。他每个星期回一次家。从县城到村子有五十多里的山路。星期六下午一放学，他便开始出发，步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没有鞋穿，他的脚板在碎石路上磨砺出厚厚的茧子。

　　有一次，在家里帮着干了一整天的农活，正要准备返回学校，爸爸突然发现自己衣袋里的粮食本不翼而飞。顿时，他如同遭到电击一般，浑身发软，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他想哭，但嗓子发哑，一声也哭不出来。奶奶一听到这个消息，发现事态严重——没有粮食本，就没有了半条命。这可怎么办啊？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她的额头上流下来。

　　好在奶奶当惯了一家之主，是一个有见识、有主意的母亲。她立刻询问爸爸："粮食本是什么时候弄丢的？"

　　爸爸详细回忆了一番，告诉奶奶说："昨晚睡觉时，还专门检查过，那时粮食本还在口袋里。"

　　奶奶一分析，既然粮食本不是在外边丢失的，是在家离丢失的，那就还有找回来的希望。她立刻想到，粮食本肯定是被这一天里到过家中的人偷走了。

　　究竟是谁偷的呢？

　　奶奶仔细回忆来过家里的人。这一天，家里只来过一个客人——那就是奶奶嫁到旁边一个更贫困到村子去的妹妹、也就是爸爸的姨妈。

　　姨妈家里也揭不开锅了，她跑来向奶奶求救。奶奶一个寡妇，哪里有能力救她呢？但奶奶看见妹妹实在是可怜，还是煮了两个红薯给她救急。姨妈千恩万谢地抱着红薯告辞了。

　　"难道亲妹妹居然干出这样可耻的事情来？"奶奶痛苦地想。她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家里来过的客人，除了爸爸的姨妈再没有别的人。那么，这是唯一的事实。

　　当机立断，奶奶带着爸爸飞奔向粮站。料事如神的奶奶对爸爸说："如果真是你姨妈偷走了粮食本，她一定会到粮站兑现粮食的。我们预先堵住粮站，找回粮食本就还有一线的希望。"

　　来到粮站，他们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工作人员看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瘦瘦的孩子，听完他们的哭诉，立刻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工作人员答应他们，如果有人拿着写着爸爸的名字的粮食本来取粮食，他们立刻就把他扣下来。

　　奶奶没有说小偷可能是自己的妹妹、孩子的姨妈。这个事实令她无比的羞辱。但是，这一事实很可能马上毫无遮掩地呈现在她面前。

　　工作人员让母子俩躲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们，一有消息便通知他们出来抓住小偷。

　　爸爸和奶奶呆在粮站的办公室里。整整呆了三个多小时。

　　对于奶奶来说，那三个多小时是多么痛苦的煎熬啊：她盼天盼地，希望能够找回粮食本，找回了粮食本，也就找回了儿子的性命；但是，她又多么不希望发现小偷就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啊！以后，她怎样面对亲生的妹妹呢？

　　突然，外面发生了争执。是工作人员在与一个女人争执。声音很大，屋子里听得非常清晰。奶奶一听声音，立刻像遭到电击一般。她听出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果然是自己的亲妹妹、孩子的亲姨妈！

　　奶奶与爸爸冲了出去。姨妈首先看到了爸爸，看到了她瘦小的侄儿。她立刻中止了与粮站工作人员的争执。她脸色发白，羞辱地捂住脸，背过去，一下子便蹲坐在地上。奶奶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痛骂她的妹妹："你怎么这样狠心啊，你这不是要了侄儿的命吗？你还配当孩子的姨妈吗？"

　　姨妈一直捂着脸，不敢看奶奶和爸爸，也不说一句话。

　　粮站的工作人员被这一幕惊呆了。

　　突然，姨妈也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我不是人！我不该干这样丢脸的事情。可是，我的孩子几天没有吃饭了，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我也是当妈的啊，我怎么办啊！"

　　两个女人旁若无人地痛哭起来。她们一个哭得比一个伤心。她们引来了旁边好多人的围观。反正脸面都已经撕破了，在饥饿面前，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呢？她们索性大哭一场。

　　她们不知道该诅咒谁、该怨恨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造成了这一切——是生产队长吗？是县委书记吗？是省城的李井泉吗？还是那个在紫禁城的帷幕后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伟大领袖？

　　要思考并回答这所有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两个农村妇女的知识结构。她们只好相信这就是"命运"——自古以来，农民们都是这样来解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和折磨。

　　几年以后，在大学里念书的爸爸，经过自己痛苦的思考，才逐渐明白了妈妈和姨妈苦难的根源。读了一大批教授借给他的"禁书"之后，他把一切都想明白了。很多年以后，他把答案告诉了我。

　　而在那时，瘦小的爸爸在一旁不知所措。他不敢去劝妈妈，更不敢去看姨妈。他一直埋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好像一切的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

　　那一幕，仅仅是中国农民命运的一个最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缩影。

　　后来，找回粮食本的爸爸，总算在那场灾荒之中幸存下来。他没有辜负奶奶的厚望，考上了大学，成为村子里人人羡慕的孩子。而姨妈的儿子、爸爸的表弟，却在饥荒中饿死了。

　　从此之后，奶奶和妹妹形同路人，至死不再往来，

　　宁萱，我给你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想告诉你：我的祖辈是农民，赤脚踏着大地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子弟。这种我无法选择、也无法更换的身份，对我的写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直接影响着我写什么、不写什么，乃至于怎么写。它直接指示我如何判断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

　　正如伟大的医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誉为"非洲之父"的史怀哲所说："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由于尊重生命的伦理，我们将知全世界产生精神上的关连。"是的，文字缘于生命，文字必须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只有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才有可能建构出一个真正的、以善为准则的"美丽新世界"。

　　而那些甜言蜜语的领袖讲话、那些冠冕堂皇的宣言公报、那些道貌岸然的著作论文，体现的仅仅是权力的转移和张扬，表达的仅仅是对个体的奴役与统治。它们是恶的，假的，也是丑的。

　　我的写作，就是跟这类文字和语言的对抗，跟这些奴役人的力量和欲望对抗。

　　我的写作，与爷爷奶奶们以及千千万万跟他们具有相同命运的人联系在一起。

　　任何时刻，我都不会背叛这一原则。

　　宁萱，我们不必悲哀，也不必难过，因为："温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土地。"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一月二十三日

　　七、宁萱的信

　　廷生：

　　收到你的信时，正好我快要下班了。我一边读一边流泪，顾不上周围还有同事。秘书小姐吃惊地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摇摇头表示没有什么，还装出一副笑脸来劝走她。

　　你奶奶的一生也是那样的不容易，她跟我奶奶倒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你奶奶更加幸运一点，她现在还活着，她看到了子女、孙辈乃至重孙辈的成长，她享到了几分迟到的幸福。

　　你曾经在电话里告诉我，你奶奶还头脑清晰，时常跟孙辈一起打麻将。我立刻就想，要是我奶奶能够这样，那该多好！以后，我要跟你回去，回到那个小村子，回去见你的奶奶——也是我的奶奶。我要向她致敬，我要做上一顿江南的小菜来孝敬她。

　　我理解你的立场，你是一个好样的农民的孩子。这也正是我尊重你、爱你的根本原因。

　　你既软弱，又坚强。正是这样，你才真实。我们不会忘记那些血泊和眼泪，我们才有战胜恐惧的希望。每一个没有被邪恶征服的人，都是心里充满爱的人。

　　在我们的爷爷们的眼睛里，我们的奶奶们就是他们的"海伦"；在我们的父亲们的眼睛里，我们的母亲们就是他们的"海伦"——美貌是次要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契合。

　　其实，每一个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萧红是萧军的海伦，李银河是王小波的海伦，石评梅是高君宇的海伦……在情人、爱人的眼睛里，那个真爱的女性，总有着西施一样的美貌和气质。

　　不知道，我是不是你的海伦呢？

　　英年早逝的台湾散文家林耀德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海伦》的文章。他介绍了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埃里蒂斯，他们都以"爱琴海的歌手"的浪漫头衔闻名于世，他们的作品也都曾以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线海伦作为哀伤的主题。

　　林耀德很羡慕这两位伟大的诗人，他写道："希腊现代诗人背负着积累了数千年、如同大理石柱般沉重的历史与神话，面临了荷马以降宏伟的文学典范带给他们的精神压力；但是他们在现实中又能得天独厚，降生在充满地中海阳光的土地和岛屿上，可以任凭心智滑翔在奥林匹斯山布满白雪的峰顶，又可以任凭自己的躯体浸染在爱琴海畔那透明的蓝色之中。"他们的压力也是他们的动力，他们的包袱也是他们的财富。

　　地中海上阳光灿烂，他们的心灵也阳光灿烂。在阳光中的爱情，最是婀娜多姿。

　　埃里蒂斯笔下的美人海伦，是一个神秘而超越时空的象征；而塞菲里斯笔下的海伦则是一个幻影，是一件空荡荡的白袍子，无数人为了这一虚无的美丽而被惨烈地屠杀了。这难道是美丽需要付出的代价？

　　我想，有错的并非是女性的美丽，而是男人的邪恶。美丽本身是高贵的，美丽难道是一种错误吗？错的是那种妄想独自占有美丽的狭隘心理，它最终导致了美丽的毁灭。

　　海伦生活的爱琴海，我觉得不如翻译成"爱情海"。中学时候学地理，我就把"爱琴海"写成"爱情海"，后来还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笑话。我却固执地认为，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我自己的翻译，我一点也不服气。我始终认为，这片海洋是专门为爱情而诞生的。

　　那么，究竟历史上有没有海伦其人呢？几百年来，西方许多历史学家对海伦其人其事进行了艰苦的考证，至今还是没有获得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他们是在做"无用功"——学术没有必要进入神话的领域。我宁愿赞同林耀德的这个观点："古代的海伦也不仅仅是一个美人，她也是一串风铃、一朵不凋谢的石榴花、一袭神奇的幻影、一个化身万千的精灵，出入神话，隐现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她是最虚假的真实，又是最真实的虚构。"

　　我正躺在床上读这本新买的《林耀德散文》，然后掏出纸来给你写信。给你写信，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情。不过，给你写信的时候，我照样躺在床上。字迹当然显得非常潦草。然而，我想，只要你用心去读，一定能够认识所有的字。

　　跟你打电话的时间，也一天比一天长。

　　你知道吗，我通常都是拿着手机，躲进小小的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然后轻轻拨通你的电话。这里是一个最私密的空间，谁也听不见我们俩亲密无间的对话。

　　有时，同屋的女孩小星等久了，在外面狠狠地敲门。等我出来，还来不及开口，小星就冲着我大声喊："一天到晚，写什么信，打什么电话！只有废话没有行动！你爱他，就赶紧付诸行动，冲到北京去拥抱他、嫁给他！现在不是一个害羞的年代，女孩子照样可以主动！"

　　小星说这些话时，故意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却把我给逗笑了。小星是我们公司里的一个普通文员，比我还要小两岁。在办公室里，我是她的直接上司；下班以后，她却是我最亲密的小姐妹。我们经常一起去逛街，一起去买衣服，她有什么心里话都会一五一十地告诉我。而我跟你之间的交往，也瞒不过她的眼睛。

　　小星大学刚刚毕业，在恋爱和事业上都没有遭受过什么挫折，所以还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新新人类"的神态。在爱情问题上，她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行动主义者"——只要爱，就立即用行动来实现。她现在的男朋友，就是她用"女追男"的方式"俘获"的。小星说，现在的好男孩太少了，一旦发现一个，就要毫不犹豫地"准确出击"。

　　每当我写信的时候，小星就经常故意在我的面前高声歌唱："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如果相爱要代价，那就永远接受他。"这是台湾歌星陶晶莹唱的一首流行歌曲，陶晶莹是个才女，歌词都是自己写的。小星喜欢陶晶莹的歌，不过，她这个时候大声唱，让我的信几乎都写不下去了。

　　这个精灵古怪的女孩，她是在用这首歌"鼓励"我呢。不过，我觉得，用这首歌来形容你，倒是满贴切的——你就是唯一值得我去爱的男人。

　　看到神采飞扬的小星，我顿时觉得自己好像已经老了。我原来觉得自己有勇气去追求爱情，可是跟她相比，还是显得略逊一筹。

　　小星的意见，与你的愿望倒是一致的——你不正在北京守株待兔吗？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一月二十八日

　　八、廷生的信

　　亲爱的宁萱：

　　你在信中谈到了海伦。是的，每一个男人在心目中都有一个海伦。宁萱，你就是我的海伦啊。

　　为了你，我愿意发起一场"战争"——一场与昨日的我的战争、一场与一切黑暗势力的战争。我要做一个通体透明的人，一个好心肠的人。爱情多么神秘，它让人变得更加纯洁了。

　　可是，我等待太久了，你总在远方，在我眺望不到的地方。什么时候，你才能降临到我身边呢？

　　你同屋的那个名叫小星的女孩太可爱了，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她让你冲到北京来拥抱我、嫁给我，你快一点来呀！

　　泰戈尔说："最后，我从沉睡中睁开眼，我看见你站在我身旁，我的睡眠沐浴在你的微笑之中。我从前是如何的惧怕，怕这道路的遥远困难，到你面前的努力是多么艰苦呵！"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我的惧怕才能变成欢乐呢？什么时候，我们之间才能够没有一丝的距离呢？那一天，不会太遥远。

　　宁萱，我当然知道你理解并支持我的立场，我们的爱正是从这种理解中开始的。我需要的爱，离不开精神上的愉悦和融合。

　　这些天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对"文革"感兴趣的。我对"文革"的思考，最早来自于父亲的启迪。父亲是"文革"的亲历者和旁观者。

　　父亲在重庆大学刚刚完成一半的学业，"文革"就爆发了。山城重庆居民自古性格火爆，因此"文革"爆发之后这里的武斗急剧升级。父亲耳闻目睹了那惨烈而血腥的一切。

　　第一次给父亲巨大震撼的是校长之死。

　　重庆大学当时的校长郑思群，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七级干部，级别比当时的重庆市市委书记和市长还高。郑校长非常关心学生的生活，曾经到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一间宿舍地看望学生，问寒问暖。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地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打招呼。当时在重大，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

　　父亲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领取的是特等助学金。念了两年多的大学，他还没有穿过一双鞋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炎，他都是光着脚板。冬天，脚上冻出一块块红通通的冻疮；夏天，重庆的石板路被太阳照得滚烫，他走路的时候只好保持着一种蹦蹦跳跳的姿势。

　　那时候，大家都很穷，只有一个干部家庭的同学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但是，就在普遍的穷困中，穷到像父亲这样几年没有穿过鞋子的学生还是不多。但是，父亲心态很坦然，他光着脚去上课、去图书馆，从来都是健步如飞、昂首挺胸。

　　父亲说，穷不是耻辱，懒惰才是可耻的。父亲床头的蜡烛经常亮到深夜。我看过父亲学生时代的笔记本，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让我为之惊叹。大学四年，父亲的学习成绩一直都非常优秀。他说，一想到在家里辛勤耕作的母亲和姐姐，他就不敢偷一点懒。

　　有一次学校召开颁奖大会，父亲作为受表彰的十个优秀学生之一，上台领取奖状。郑校长在颁发奖状的时候，注意到了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帆布衣服、光着脚的父亲，这个贫寒而英俊的小伙子给老校长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会后，郑校长专门派老师找到父亲，把他叫到校长办公室里。父亲第一次来到校长宽大的办公室，心里还忐忑不安。他沾满泥土的脚掌在门口磨蹭了半天，在秘书的催促之下，才敢踏进校长办公室的地毯上。没有想到，校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花茶，并亲切地询问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了解到父亲是一个寡妇带大的孩子、而且在系里品学兼优时，老校长感叹了半天。

　　沉吟片刻，老校长突然问父亲："你的脚有多大？"

　　父亲没有想到老校长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但他还是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老校长笑了："你的脚跟我一样大，我们都是大脚汉子。"他立刻吩咐秘书按照父亲脚的大小去买一双布鞋。

　　布鞋很快买来了，老校长把它递到父亲的手上，对父亲说："孩子，这双鞋我送给你了。"

　　父亲涨红了脸，推辞说不能收校长的礼物。老校长说："你爸爸如果还活着，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你就当是一个老人给年轻人的礼物吧。"听老校长这么说，父亲只好收下了这份特别的礼物。

　　这双布鞋是父亲一生中穿的第一双布鞋。他平时一般都舍不得穿，只有在逢年过节或者班级举办活动的时候，他才拿出来穿一两次。

　　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一开始，首先被打倒并遭到残酷迫害的却是郑校长。

　　一九六六年七月，工作组将被打倒的郑校长押着在校园里游行。老校长头发凌乱，只穿着短裤和背心，脸上还留着被殴打的伤痕。这时的山城重庆，就像是一个高温的大蒸笼，人们则像是蒸笼里的虾子。在毒辣的阳光下，老校长脸上的汗水和血迹流淌在了一起。

　　昔日衣冠整洁、一丝不苟的老校长，尊严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还是努力挺起腰板。他那雪白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他光着脚，走在滚烫的石板路上。他艰难地走着，一步一挪。后面押送的学生不断地推他，好几次，他差点摔倒在地。

　　周围有几百个师生在围观。有人在默默地看着，眼神里充满了同情；也有人在大呼小叫，像在过狂欢节。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于上前去搀扶老校长或者制止这一残酷的行为。那是一个恐怖笼罩着每个人心灵的时刻。每个人都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人人都学会了明哲保身。

　　这时，游行队伍走到了学生宿舍区。父亲在二楼的宿舍里读书，突然听到外面震天的喧闹声。他探出头去一看，立刻如同遭受了电击一般：被侮辱的居然是他最尊重的老校长！

　　他看见周围剑拔弩张的人群，看见踉踉跄跄的老校长，看到了老校长的赤足。他惊呆了。

　　半晌，父亲回过神来，他赶紧从箱子里拿出那双只穿过几次的布鞋来，然后箭一样地跑下楼。他拼命地挤进人群。骄阳下，他挤出了一身大汗。他冲到了老校长的面前，他的那双年轻的、黑白分明的眼睛，注视着老校长那双苍老的眼睛。老校长认出了这个学生，他想张嘴说话，干裂的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来。

　　父亲蹲在了老校长的面前，他把一只布鞋套在了老校长的脚上。

　　旁观的人们惊呆了。工作组第押解人员也惊呆了。郑思群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特务"、"内奸"，居然还有学生光天化日之下与他套近呼！这还了得！

　　工作组带头的人立刻走上前来，一把将父亲推开。他厉声质问："你是那个系的学生？你跟郑思群是什么关系？"

　　父亲手里还拿着一只鞋，他只来得及给老校长穿上了一只鞋。他还想上前去帮校长穿另一只鞋，这时已经有另一个造反派威风凛凛地站在他的前面，不让他接近老校长。

　　父亲不是一个大胆的人，他从小时候起性格就很内向。在众目睽睽之下，父亲结结巴巴地回答说："那，那……总得让人家穿上鞋子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脉脉！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在翻天覆地的革命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郑思群是刘邓走资派在重大的代表人物，打倒郑思群！"那个带头的高年级学生甩手就给了父亲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记耳光，打得父亲眼冒金星，脸上火辣辣的。

　　他眼睁睁地看着老校长被押走了。老校长回头最后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包含了复杂的含义，有感激，有欣慰，有坚定，有愤怒……父亲说，直到今天，他也没有完全理解老校长那最后的一瞥。

　　老校长穿着一只鞋子缓缓离开的背影，长久地留在了父亲的记忆里。那是父亲最后一次见到老校长。

　　半个多月以后，工作组突然宣布，郑思群校长在他被关押的松林坡招待所畏罪自杀。

　　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还真感谢那一耳光。那一耳光彻底地将他打醒了。

　　"文革"刚开始时，他还轻信报纸上的宣传，心里很兴奋。然而，那一响亮的耳光让他认识到"文革"的本质，让他比他的同学们早觉悟了好几年。

　　从此，父亲疏离于外面如火如荼的"文革"进程。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样出身贫农、根正苗红的学生，为什么不积极参加"文革"，而成了一个"逍遥派"？原因只有父亲自己知道，他埋藏在心底里，不敢跟任何人讲。

　　留下的那只鞋，父亲一直到保存着。直到十多年以后，"文革"结束，郑校长平反了，学校召开追悼会，父亲才把它带到会场，抱着它对着老校长的遗像深深地三鞠躬。

　　"文革"不仅夺走了老校长的生命，还夺走了与父亲同宿舍的、住在父亲对面的一个张姓同学的生命。张是父亲的好朋友，他的死，同样给了父亲巨大的震动。

　　那时，系里每天都要开会学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会议一般由班上的同学轮流念《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消息，再由积极分子们登台讲述心得体会。

　　张同学有严重的口吃，平时就是大家嘲弄的对象。在公众场合，他几乎不开口说话。非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也是憋了半天，脸涨得通红，才说出几个没有连续起来的"字"。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台读报纸。可是，那个时候，谁敢宣称我不愿意读报呢？

　　轮到张读报的那天，他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可是越紧张就越容易犯错误。

　　他高度近视，戴着一个大眼镜，把脸几乎跟报纸贴在了一起。他朗读了一两句，还显得比平时顺畅。突然，一句如同平地响雷的话，从他的口中冒了出来：

　　"混入革命队伍的汉奸、工贼、叛徒毛主席……"

　　顿时，教师里的空气凝固了，大家面面相觑，不敢做声。

　　原来，由于眼镜近视，更由于太紧张，他念报纸的时候看错了行，把这一行的"刘少奇"三个字看成了下一行的"毛主席"三个字。他全神贯注地调动嘴巴，希望让自己不结巴地读出声来，却完全没有去想读的每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出这句话后，张还没有意识所犯的错误，还想继续往下念。

　　这时，台下团委的干部才醒悟过来，立刻冲上去从张的手中夺过报纸。

　　张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脸色发白，浑身发抖。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几十个人，汗水从额头上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大家谁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来。偌大的教室安静得像一个坟墓，大家听见张脸上的汗水掉在地上的声音。

　　两个身材高大的学生头领站起来，他们像老鹰拎小鸡一样拧着张的衣领，把他拖出去了。张神情恍惚，像是患了梦游症的病人，他没有挣扎，也没有辩解，仿佛被拎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

　　紧接着，另一个学生头领上台宣布，刚才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现行反革命事件。他们决定立即向公安局报案。在公安人员到来之前，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准离开。公安人员要向大家询问情况。

　　半个小时以后，警车呼啸而来。一大群警察冲了进来。

　　刚才，张被带到旁边的教员休息室看管起来。现在，他又重新带回了教室。

　　一名脸色铁青的干警拿出文书，当场宣布了对张的逮捕，并让他在文件上面签字。张的手哆嗦得像一个严重的伤寒病人，他一连挣扎了好几下，都拿不住笔，更无法写字。最后，还是警察帮他托着手腕，让他在文件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然后，在场的所有人都必须留下一份书面的证词。一直折腾了几个小时，大家才被允许离开。而张被呼啸而去的警车带走了。

　　后来，公安部门调查出，张的爷爷是国民党党员，还曾经担任过乡长——张在填各种表格的时候，把这一切都隐瞒了。于是，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肯定是故意辱骂毛主席，他在疯狂地向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

　　一个月以后，张的公判大会在沙坪坝区召开。周围十几所高校的几千名学生都赶去参加，还有许多好奇的市民跑来围观。这次公判大会是有关部门故意安排的，目的是对那些"反革命分子"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张被判处二十年的有期徒刑。一句话，他的一生从此便毁了。

　　父亲说，他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张，看到了这个平时就跟他生活在一起的同学。本来个子就很矮小的张，被五花大绑着，在两边高大威武的民警的村托下，简直就是一个侏儒。绳索紧紧地勒进他的身体里。

　　张的眼睛绝望地看着台下。那一天，台下几乎有上万人。父亲回忆说，张的眼睛里是一片空白。那一刻，父亲就意识到，张以后肯定会出事的——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了，连起码的生活的意志都没有了。

　　果然，仅仅两个月以后，消息传出：张在监狱里自杀了。

　　大家谁也不敢议论这件事情。尤其是张的室友们。父亲他们被公安询问了无数次，问张平时的表现，张说过什么反动的话等等。这件事情之后，大家都杯弓蛇影，经常疑神疑鬼。前车之鉴就在面前，谁还敢露一点口风？

　　一次是老校长的死，一次是朝夕相处的同学的死，死得那样惨烈，那样迅速。

　　比起那些直到林彪摔死之后才觉醒的同学，父亲的觉醒整整早了五年。两个生命的消失，让他及早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的觉醒得益于身边的鲜血——这究竟是他的悲哀呢，还是他的幸运？

　　这点鲜血仅仅是开始。此后，重庆的武斗更是陷入血雨腥风之中。每次数千人、上万人的武斗，都会死亡数十人乃至上百人。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重庆的两派造反组织在红岩柴油机厂发生冲突，打死九人，受伤近两百人。这次大规模的武斗中，双方第一次使用了真枪实弹。这次事件被称为"打响了重庆武斗第一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八日，重庆望江机器厂的造反派用三艘炮船组成舰队，沿长江炮击东风造船厂、红港大楼、长江电工厂及沿江船只。这次武斗，俨然就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死亡人数就高达两百四十人之多。

　　在枪林弹雨中，父亲对"文革"的认识继续深化。他是一个工程师，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理工科出身的技术人员不同，却对人间的善恶、真伪有着天然的辨别能力。

　　父亲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我。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对所有暴虐和血腥的东西充满厌恶。许多小孩子都有过喜欢穿军装、玩战争游戏的成长阶段，我却没有过，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些玩意。我是彻底的非暴力主义者，我坚信：任何"主义"的实施，都必须以尊重人的生命为前提。

　　今后有可能的话，我想对"文革"问题作一些研究。对我来说，这既是权利，又是责任。

　　爱你的廷生

　　两千年二月二日

　　九、宁萱的信

　　廷生：

　　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或者愿意了解"文革"了。但是，在我看来，灾难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

　　现在，又出现了许多肯定"文革"的言论，这些言论又打上了形形色色的新奇的油彩。有人引用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说"文革"是最民主的时代，毛泽东是"后现代"的大师；也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贫富悬殊、腐败横行，不如"文革"时候人人平等、要穷大家一起穷。

　　在学人、文人和艺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文革秀"和"毛泽东秀"——比如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崔之元之流，在大洋彼岸大唱"文革"赞歌，进而认为那是人类历史上最"民主"的时代；比如自诩为"平民作家"的王朔之流，把残酷血腥的"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并且将无知也当成了一种光荣；比如"自由音乐人"张广天之流，胸口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居然把鲁迅先生也阐释成了毛泽东的信徒。

　　我隐约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危险。其实，让这些愚昧者或者假装愚昧者觉醒过来也很容易：让他们换成那个念错一句话就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张某，让他们享受享受被皮带上的铜头抽打脸颊的滋味，让他们像大兴县的村民一样被专政机器活埋，他们还会热爱"文革"、还会歌颂"伟大领袖"吗？

　　我以前也朦朦胧胧地听说，重庆"文革"的武斗堪称全国之冠，看到你在信中的描写，我才有了更加直观的印象。我想，我们有责任让那些悲惨的事件不再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捍卫记忆和拒绝遗忘是我们的方式之一。

　　今年春节，你没有回家过年吗？你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北京，想想也真可怜。北京又听不到鞭炮的声音，大城市里有多少过年的气氛呢？你的身边有好玩的朋友吗？你们会到郊外放鞭炮吗？

　　而我，真想飞到北京来陪你啊。可是，不行，我要去看望外婆。我都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外婆了。趁着过年，我跟全家人一起回到了乡下的外婆家。在我们家人团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孤独地在小屋里准备论文的你来，鼻子就发酸。妈妈看出了我有心事。可是，我不告诉她。

　　今天一大早，我趴在床上给你写信，头未梳，脸未洗，却在镜中看到自己满面的光辉，双目灼灼的闪亮。因为我刚才一直躺着看你的信、读你的书——我把你的信和书随身携带着。一段段诚挚的文字搅活了我满身经脉，激活了我热血沸腾。

　　现在，也是江南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料峭的春寒让我想起了雪莱的《西风歌》——

　　若使我是片你能吹动的枯叶，

　　若使我是与你同飞的流云；

　　一丝在你的威力下喘息着，分有

　　你浩然之气的波浪，只赶不上

　　你的自由，啊，不可约束的大力！

　　甚至于若使我还在我的稚年，

　　能做你在天上漫游的伴侣，

　　以为能跑得比你在天上的

　　遨游还快；我决不会这样感到

　　痛切的需要，向你努力祷告：

　　吹起我来吧，像一丝浪，一片叶，一朵云！

　　我坠在人生的荆棘上，我流着血！

　　时光的重担锁住且压着一个

　　太像你的人：难驯，轻捷，而骄傲。

　　这是翻译家朱生豪译的原作的第四节。

　　这些天，我在读朱生豪的传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是我喜欢的译本，它古雅而不失灵动，质朴而不失精美，犹如一块温润的玉石，将中国和西方文化、文学与文字的美融为一体。

　　而让我最感动的是朱生豪与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爱情故事。两人是在杭州钱塘江畔、秦望山头的之江大学相识的。这里风涛流泉、绿树红楼的景致我太熟悉了。

　　很多年后，宋清如回忆初次认识朱生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我初次见到你的样子，也差不多呢。

　　两人从诗友开始，逐渐产生了感情。一九三三年早春，朱生豪邀请宋清如去灵峰探梅。玉泉山后的灵峰，是江南赏梅的胜地，我去过好几次。假如你春天来杭州，我一定会陪你去的。

　　按照常人的逻辑，朱生豪毕业在即，应当是向女方倾诉衷肠的时候了。然而，他除了向深爱的女孩介绍梅花之外，依然默默无语。腼腆而内向的他，一直"金口难开"。

　　这时，就连朱生豪的同寝室好友彭重熙也感到着急了，他代好友写了一首送给宋清如的《蝶恋花》，其中有"卿是寒中梅，我是梅边雪"的句子。朱生豪说："看了这两句，使我脸红。"他始终没有把它送出去。亲爱的廷生，我原以为你是世上最腼腆的人，没想到朱生豪比你还要腼腆呢，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他连一封求爱的信件和诗词也不敢发出去。

　　而宋清如呢，除了女孩的羞涩之外，还有一层难言的隐痛。

　　早在六岁的时候，父母就给她订下了婚约，对方是江阴的望族。宋清如升入高中以后，接受了新时代的新观念，毅然向母亲宣告："谁订的婚，谁嫁过去！"母亲只得依从了绝决的女儿。

　　直到大学第二年，对方才正式同意取消婚约，并登报声明。宋清如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朱生豪在给宋清如的信中写道："以前我最大的野心，便是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永远是渴望。不实现，也不摧毁。每发现新的欢喜，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顶好是一切希望化为事实，在生命终了的一秒钟。"这封信，标志着他们由普通朋友转变为恋人。朱生豪的似水柔情，全都浸润在这封看似平淡的信的字里行间。

　　他还作了三首《鹧鸪天》的词送给她。其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

　　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这像不像我们刚认识时的情态呢？你会不会填词呢，如果会的话，赶快填一首送给我。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宋清如随家人背井离乡去了四川，而朱生豪从上海避居嘉兴，后来又避难乡间。两人相隔万里，心灵却没有距离。朱生豪用"蜀山应比吴山好"的诗句来勉励远方的爱人。蜀山真的比吴山好吗？只有你才知道。

　　宋清如在成都女中教了一年书，看到上海局势趋于缓和，便与家人一起辗转数省，返回了上海。国难当头，几经聚散，一对恋人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袭击上海孤岛。朱生豪任职的《中美日报》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占领。朱生豪夹在排字工人中逃出，丢失了全部的译稿和资料，以及三本自己编写的诗集。不过，总算逃出了一条命。

　　第二年春天，正是两人生活最艰难的时刻。患难见真情，两人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十年漫长的恋爱，终于结出了甜蜜个果实。

　　到了结婚的那一天，这对新人却没有一身合体的礼服。宋清如的同学李信慧发现这一情况，赶紧回家拿来一件新做的粉红色旗袍和一双皮鞋，两人身材差不多。而朱生豪常年都是竹布长衫，表姐帮他借来一件袍子。谁能想到，才子佳人身上穿的，都是借来的衣服呢？

　　宋清如的老师、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人，柴米夫妻"八个字。这八个字是对他们的爱情和婚姻最好概括。

　　朱生豪在结婚的第二天，就向远在四川的老同学彭重熙写信报告结婚的消息，信中有"一觉醒来，遂成有妇之夫"之语。

　　有一天，我也会让你实现这个梦想的。我们也将是一对相亲相爱的"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爱你的宁萱

　　两千年二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