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石川县金泽市，有一块大大名鼎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韩国学者李御宁在《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一书中认为，日本文化以“缩小”见长，日本人善于发挥这一本能，终于取得了“以小取胜”的目的。然而，这块赞美天皇的军队，呼唤后人继续“圣战”的石碑却高耸云天。在日本很少有如此巨大的石碑。在斗大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七个大字之下，铭刻着建立该碑的重要支持者们的名字，如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的后人板垣正、关东军参谋草地真吾等人。

　　这块庞大而精美的“大东亚圣战大碑”建于二零零零年八月四日，包括准备、宣传和建筑工作一共花费了一亿日元，一共有三万个以上的个人和单位为此捐款，其中有不少是日本的著名政客和财团。建碑的过程也就是一次宣扬“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的过程。

　　围绕这块高耸云霄的大碑，金泽市少数有良知和历史感的议员、教师和市民们组建了“拆碑会”，努力发动市民向有关方面施加压力，拆除这块耻辱之碑。然而，发起修建此碑的中田清康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护碑会”，并在集会上辱骂“拆碑会”成员是“卖国贼”和“害群之马”。

　　中田清康是一名九十多岁的老人，他当年是关东军的随军人员，在中国东北生活了多年。对于那场战争，他依然坚持是正义之战：“我不接受某些人认为战争恶劣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人在亚洲瓜分土地，三国干涉还辽是日本的耻辱。俄国势力南下，日本被迫出兵满洲。如果没有日本的出兵，又怎么会有二战后亚洲各国的独立？”他还创办了一所“大东亚塾”，以“大东亚圣战”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一代日本人。

　　战后六十年来，“大东亚圣战”的阴影依然笼罩在日本列岛的土地上。

　　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之一松井石根在前往上海之前，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我到前线，并不是去和敌人打仗，而是抱着哥哥安抚弟弟的心情。”松井石根并不认为自己是在说谎，而是理直气壮把日本当作中国的一个既严厉又慈爱的哥哥来看待。

　　在松井石根给家人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日中之间的战争，一直是‘亚洲家庭’之间的兄弟阋墙。这些天来，我始终相信，这种斗争是让中国人反躬自省的方法。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恨他们，相反是因为我们太爱他们。就好像在家里，一般来说，做哥哥的必须忍受弟弟所有的坏行为。但是，为了让弟弟行为得当，做哥哥的有时也要惩罚弟弟。”

　　松井石根一边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得意洋洋地指挥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一边则轻描淡写地把对日本中国的侵略说成是兄弟之间小小的纠纷。他指挥像“野兽机器”一样的皇军对南京平民实施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屠杀，一共杀害了三十多万人，发生了三万多起强xx行为。

　　南京大屠杀之后，松井石根还还恬不知耻地去参观中山陵，并写下汉文诗句：“中山门下，低首策马，两军交战事堪悲，心伤欲碎难回首。”

　　松井石根这种掩耳盗铃的思想，并非他个人的异想天开，而是来自日本源远流长的、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核心的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这套强盗逻辑和战争哲学，在昨天曾经鼓舞了上千万日本士兵义无返顾地走向战场和死亡，在今天则继续支撑着相当数量的日本政客和日本国民拒绝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与忏悔。

　　“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类似于纳粹德国的“生存圈”理论，不过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就是“八纮一宇”的皇国思想。

　　“八纮一宇”一词，出于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古书《日本书记》中“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字”的句子。传说是古代的神武天皇发布的诏令，意思是合天下为一家，其家长为万世一系的天皇。一九零三年，日莲派宗教家田中智学将“八纮一宇”阐释为“日本的世界统一之原理”。而“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支柱就是“八纮一宇”的、以天皇为中心的超国家思想。

　　早在十六世纪末期，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就开始做征服中国、朝鲜和菲律宾的千秋大梦。一五九零年，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公然宣称他要“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次年，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在占领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大都城之后，丰臣秀吉宣称要迁都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将北京周围的土地献为天皇御用。后来日军在战场上的迅速失败，使丰臣秀吉的这一迷梦很快就破灭了。

　　日本岛国的地理状态，导致其统治者和国民自古以来就具备了相互对立的双重心态：一方面充满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又洋溢着对外扩张的激情。

　　江户时代，日本国学家佐藤信渊宣称，“皇国乃世界万国之根本”，为了把全世界变为皇国的郡县，首先要征服中国。日本维新思想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公开主张：“方今急修武备，待军舰具备，大炮充实，……责成朝鲜纳币进贡，恰如古之盛时。北则割据满洲之地，南则占据台湾、吕宋诸岛。”

　　一八六八年，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公开宣扬要“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同年六月，天皇政府改革官制，将中央负责外务工作的“外国官”的职责明确规定为掌管“国际交往，监督贸易，开疆拓土”。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中国依然“昏睡百年”的时候，日本已经跃身世界军事大国的行列。当不少保守的中国文人嘲笑日本人采用阳历、生活欧化、学习吃牛肉的时候，却不知道日本已经萌生了向中国叩门的想法。“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膨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意想不到的胜利，使日本国内对外侵略的强势意识迅速扩张放大，并逐渐孕育出以“大陆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怪胎。

　　与之相呼应，日本民间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也抛出了一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栗般”大小的岛屿，“数年之后即使土地有多大的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建立一个“使后世史家叹为观止的黄人的罗马帝国”。

　　日本的对外侵略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缘于后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国内社会的矛盾，以及对原料供应市场和产品倾销市场的寻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分析说：“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日本学者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道：“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

　　从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称之为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

　　在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每隔十年就要进行一次对外战争：一八七四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了侵略；一八八四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发生了冲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日本每隔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一九零零年，日本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日本在中国领土与俄国作战；一九一零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日本接收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此后，日本三次出兵中国山东，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再到后来，就是“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战火波及整个中国。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像一个高烧的病人，频繁启动战争机器，以战争来缓解国内的种种危机。日本也像一个疯狂的赌徒，本想在这场世界大战中大捞一把，但一次次失算，又一次次加大赌注，最后终于输光。

　　对外扩张必须有军事力量的支持，近代以来的日本迅速走上了扩军备战之路。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皇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规定全体国民都要负担兵役、交纳“血税”，以“生命报效国家”，力求最大限度扩充兵员，以实现“国民皆兵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先后出任海军部长和首相，他炮制了一份《邻邦兵备略》，鼓吹以中国为对手，尽快扩充军备，大幅度扩编步、骑、炮、工、辎重等特殊兵种。日本的军费支出，一八八三年占国家岁出的百分之十三，一八八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十六。日本政府从一八九零年起，每年把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用于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海陆军。

　　甲午战争后的一八九六年，日本陆军将七个师团扩充到十三个师团。

　　日俄战争后的一九零七年，日本制定“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计划再次扩军，达到平时为二十五个师团，战时则扩大一倍以上。

　　全面侵华战争后的一九三八年，日军动员兵力二十四个师团，兵力累计七十三万人。一九四零扩军到四十九个师团。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总兵力已经达到五十一个师团，二百二十二万人。一九四四年底，日军已经扩充到九十九个师团，现役四百零八万人。到战败投降时兵力总数为一百六十八个师团，五百四十七万人。兵力发展达日本历史上军备之顶峰。其膨胀速度在全世界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日本，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征服中国，只需要一个师团，三艘巡洋舰。这种过分狂妄的论断，不只是一般日本民众的妄想，而且是日本决策者们深信不疑的真理。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近卫文麿内阁开展法西斯总动员运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日本政府确定的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

　　日本众议院议员、海军参赞栗山博在《支那大陆充满了无限希望》一文中，用一种比喻的方式说：“日本现在抱着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叫支那的孩子，这就是支那事变。为了把远比自己块头大好多倍的孩子牢牢地抱在怀里，日本要为这个孩子的体重出很多汗，一定很辛苦的吧。可是，无论这孩子捶背还是从侧面用头撞，日本都不能撒手。一撒手日本就自取灭亡了。连稍微松松手都不行。所以不论政治、外交，还是经济，日本都必须以和这个孩子的关系为基础进行运营、促进和完成。”这正是当时一般日本政客和国民对侵华战争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在此声明的诱惑下，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叛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近卫文麿又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帝国所祈求的，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此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以此为基石，期望在

　　东亚确立国际正义，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就在数百万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奸掳的同时，近卫文麿却夸夸其谈中日之间的亲善友好，并宣称他们将在东亚确定“国际正义”。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正义”呢？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理事、副总裁松冈洋右，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主要建构者之一。一九三一年，松冈洋右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明确提出：“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不断鼓吹日本的使命是“振兴亚洲”、“挽救人类”，由日本来充当“东亚新秩序的领导者”和“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的盟主”。但是，在这一系列冠冕堂皇的说辞的背后，却是用战争手段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转化国内危机，并获得更廉价的原料市场和独占性的产品市场的极端自私的目的。

　　一九四零年七月，松冈洋右被任命为近卫内阁的外相，从此主导日本外交，将其扩张理论运用于实践。日本政府不仅与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缔结了侵略同盟关系，还与苏联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其中有不少共同瓜分中国领土的条文。

　　一九四零年七月二十而日，近卫内阁发布了《基本国策要纲》，其根本方针为：“皇国的国是为八纮一宇，基于建国之精神，奠定世界和平。以此为本，应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巩固日、满、华之结合，以作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根干。”一九四零年八月一日，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声称：“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以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说法。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的野心疯狂膨胀。“大东亚光荣圈”的阴影不仅将朝鲜、中国等东北亚国家包括在内，而且笼罩了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日军甚至还开始觊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文明”的日本为“盟主”，治理“非文明的支那”乃至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以日本为殖民者的亚洲新殖民大帝国。亚洲各国将成为日本政治上之附庸、经济上之原料供应地、文化上之仆从。“亚洲盟主”这样一种东方式的“集体权威人格”，以“文明扩展”为充足理由，经过一系列思想畸变，最终被凝固化和体制化。

　　从此，日本有义务、更有权利“解放”亚州的“落后民众”，并不惜以战争或者其他暴力形式推进，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精英的心理情结，并通过广泛的国民教育和舆论宣传，成为笼罩在广大民众头上的“集体光环”。在“大东亚共荣圈”的信念之下，普通国民都坚信，日本人将协助中国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中国。

　　许多日本士兵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从未想过要去杀人，但在“国家主义”、“种族优越”、“解放亚洲”等“崇高”的名义之下，他们绝不会因执行任何暴虐的杀人行为而寝食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在为国家、为伟大的职责而工作，他们把对邻国的仇恨与做炮灰捐躯的快感完美地统一起来，把民族的前景与对“东亚病夫”中国的征服以及对欧美国家的打击联系起来。

　　为了更快组建“大东亚共荣圈”、摆脱外务省对军部的牵制，东条英机决意创设“大东亚省”以取代外务省，专责统治“大东亚地域”内的各国的一切事务，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高行政机关。

　　在讨论《大东亚省设置案》时，枢密院审查委员会元老深井英五等人认为，大东亚省的成立，将使日本外交二元化，并促使亚洲各国有变为殖民地的威胁。东条英机回答说：“为完成战争上的必要，必须力求大东亚诸国、诸民族的协助。对支那等国的关系，犹如家长与家族的关系，所谓贡献，就是意味着尽其力，没有什么不妥当的。”

　　枢密顾问官小幡酉吉是对华交涉的元老，认为“大东亚省”的设置将导致外交上的困难。东条英机大为愤懑，对其挥起拳头说：“大东亚圈没有外交！”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大东亚省设置案》，其宗旨为“集中发挥大东亚全区的总体力量以增强战斗力”。十一月一日，正式通过《大东亚省官制》，设置大东亚大臣，行政机构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支那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这个会议的目的，是确立东亚占领地域的政治一体化及战争协力体制。

　　出席这次会议的首脑，除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以外，还有南京傀儡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菲律宾共和国总统拉乌雷尔、缅甸首相巴莫以及所谓“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等。

　　大东亚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由此日本安排和改组了大东亚殖民体系。会后，汪精卫声称：“大东亚会议是纯为强者对弱者扶助的会议，是东亚各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深望重庆方面极加反省，将毅然来归，共为东亚之同志。”

　　日本建构的“大东亚共荣圈”，真是为了扶助亚洲各国获得解放吗？真是为了帮助亚洲各族人民争取自由与平等吗？

　　在亚洲各国，日本占领军不仅实施了残酷的屠杀，而且疯狂掠夺各种物资和资源。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第二十五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将支持中国大陆抗战的“敌性华侨剔出处断”，约二十万华侨被捕，数万华侨被杀害，鲜血染红了马六甲海峡。一九四二年三月，日本创设了南方开发金库，发行军票强购占领区的金融。越南、泰国、缅甸四产稻米的主要地区，但是所生产的大米几乎全被日军征为军粮，使得当地农民食不裹腹。仅从一九四四年底到一九四五年初，越南农民因为缺粮而饿死的，据推测达两百万左右。

　　在“大东亚互助共荣”的口号下，为加强日本国内的军需生产，日军从中国、朝鲜等国强迫征用奴隶劳工，在本地或到日本如牛马般地工作。为提高日军的士气，从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国强制征用所谓的“从军慰安妇”，以供官士寻欢作乐。为充实军费，日军大量发行如废纸般的军票及“南方开发金库券”，勒索东南亚各国的财富和资源。这些问题直到今天都未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深受其害的亚洲各国人民仍然牢记在心。

　　对于重新融入亚洲，日本至今没有拿出亚洲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诚意来。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和平宪法》。天皇从绝对君主变成“国家与国民统合象征”的立宪制天皇，议会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日本国民在历史上初次得到了《基本人权宣言》的保证与保护。其中，宪法第九条庄严承诺：基于正义与秩序，诚意维持国际和平，永久放弃战争。为此，日本不组建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只有专事守卫的自卫队。基于这部宪法，日本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和平国家。

　　然而，这一和平原则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日本国内某些企图恢复日本军事大国地位的政治势力频频的攻击。某些日本政客更是利用一切可能，试图废除宪法第九条，摆脱其制约与束缚。

　　一九八零年，日本在国防白皮书中扬言，要保护经济果实，日本必然要追求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要继续维持科技、经济的领先地位，日本必然要重申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等为其国防生命线。

　　“大东亚战争”的错误史观，既源于日本穷兵黩武的历史传统，也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有关。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憎恶压迫虽说是人的天性，不过这仅意味着憎恶他人对自己的压迫。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悦。”明治年间的启蒙运动，提倡民主主义，却更重视国家主义；推崇理性，却更讲究实用；吸取西方思想，却主要是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近年来，某些自称“爱国”的学者拒绝使用美国史学界提出的“太平洋战争”的说法，他们坚持使用“大东亚战争”这一臭名昭著的历史名词，口口声声说这是维护日本国民的荣誉和尊严。在究竟是“大东亚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差别背后，涌动着一种危险的潮流和趋势。它警告善良的人们：在某些日本人心目中，大东亚的迷梦并没有完全破灭。

　　更加可怕的是，保守派学者谈论那段历史时，俨然以亚洲的解放者和恩人自居。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在一篇题为《大东亚战争的起因》的演讲中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被称为军国日本，但是军国日本与西方势力的入侵进行了斗争。与西方势力入侵进行斗争是日本的命运，也是日本拯救亚洲国家的使命，明治时期的日本与这种命运相抗争，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大东亚战争，那么东南亚的国家或许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得不屈从于殖民统治。如此看来，大东亚战争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背景的战争，而且，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场命运之战，同时也是使命之战。”

　　一九八七年，日本内阁首次突破长期以来防务费不得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一的限制。

　　一九九一年，海湾战争爆发，日本向海湾地区派出扫雷艇，实现了二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跨出国门的战略目标。后来，日本负担了所有军费的四分之一。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之后，日本制定《应对恐怖特别措施法》，派出多艘军舰前往印度洋，并热衷于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发射间谍卫星等军事计划。

　　二零零三年八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向内阁提交了《二零零三年度防卫白皮书》，其中首次将向海外派兵作为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为日本政府制定一项“恒久法律”、以便随时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提供了铺垫。

　　近年来，日本军费一直居高不下，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位。二零零三财政年度，日本的防务支出预计达到四百一十亿美元。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二年，日本投入一百三十七亿日元用于导弹防御研究。二零零三年，日本政府在预算中增加了十九亿日元用于测试新的反导系统。

　　美国学者乔治·弗里德曼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说：“问题不是日本会不会重新武装，而是日本将武装到什么程度和为了什么目的。”

　　就军备质量而言，东亚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与日本相匹敌。日本拥有西太平洋最大的水面舰队，它的全部战舰几乎都是最近十五年建造起来的，装备了高度先进的技术。日本拥有建造、支持和管理航空母舰的技术。日本的空军实现了现代化，主力战机为与美国共同研制

　　的军用喷气机F—2。在九十年代，日本就拥有了先进的电子战装备，如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飞机。日本还研制出了核武器的一切组成部分，往远程导弹上安装核弹头，只需几个月就行了。近年来，日本一些政要甚至放风说，日本不必再坚持“无核三原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对日本的警惕，显然不是空穴来风。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上台之后，组建了一个以强硬派著称的内阁。在小泉的新班底里，自民党内的“新三梯队”、“政策新人类”的少壮派提前浮出水面。安倍晋三、茂木敏充、石原伸晃等人以“新保守主义者”自居，对内政策强调加强国营事业民营化、削减社会福利，对外重在积极地“承担国际责任”，争取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支持修宪、海外派兵、自卫队更名，寻求使日本“普通国家化”。

　　昨天，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和血腥屠杀，让亚洲人民感到震惊和仇恨；今天，日本政府的百般抵赖和野心膨胀，则让亚洲人民感到忧虑和愤怒。日本不是不能成为“普通国家”，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成为普通国家之前，日本必须自觉地清理自身的历史垃圾。在这方面，德国为日本作出了很好的表率。

　　不是我们不信任日本，而是日本不给我们信任它的任何理由。不是我们故意纠缠于当年的历史细节，而是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依然让我们怀疑和不安。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乔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从来就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日本一天不放弃以自己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一天不确立它在亚洲和世界的真实定位，我们一天就也不能对它掉以轻心。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心中不可推卸的一种责任，这是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肩上必须负荷的一道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