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它直属军事调查统计局，情报工作“行动”一环是由戴笠亲自指挥。杜戴一家亲，在上海成立“行动小组”时，戴笠便请杜月笙介绍一位负得起责的人，担起这个出生入死、冒险犯难的要紧任务。

　　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陈默。

　　陈默，字冰思，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陈默是杜门中后起之秀的狠脚色，辣起手来几乎不下于顾嘉棠，论头脑精细，胸中学问却还在顾嘉棠之上，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条件非常适合。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结果，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的展开。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正在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是在上海滩上享誉十多年，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强盗律师”，这一天他走到威海卫路１５５弄２０号他家门口，迎面飞来一颗枪弹，他猝不及防，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事的第一件得意工作。

　　紧接下来，“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党”顾馨一，还有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饮弹毙命。

　　随后，范耆生和郑月波又陆续被刺。

　　在这些被暗盯的汉奸中，大有杜月笙的老朋友在。在８月１８日，在自营的中央饭店被杀的陆连奎，便是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埒的青帮弟兄、捕房头脑。当杜月笙势力打进大英地界时，陆连奎一向跟月笙哥交谊密切，合作无间。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在马路上中枪，他等于是杜月笙的部下。当年与杜月笙一起同心协力开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主持棉花资敌工作，被杜月笙的弟子大义灭亲，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

　　上海滩上雷霆万钧，铁与血俱，使得民心大快，同仇敌忾之心更加增涨，可是，杜月笙内心之中的矛盾、挣扎、激烈交战，也与日俱深。俞叶封被杀之后不久，他开始为张啸林担心。

　　这时，张啸林早已决定当汉奸，过过他一生当中独缺一门的官瘾，１９３９年夏，他组织了什么“新亚平平促进会”，公然为敌张目，帮东洋人办事。这时陈老八当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长，张啸林便一心一意想当一任“上海市长”或者是浙江“省政府主席”。

　　当时机逐渐成熟时，杜月笙弟子的枪口开始奉命瞄准了他———张啸林。杜月笙在香港日夜焦灼，绕室彷徨，他无法阻止戴笠的执行命令，他更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爱徒之手，无可奈何的两难之中，他曾想尽办法，辗转请朋友去劝他保住晚节，悬崖勒马。可是，张大帅一语不合，立刻豹眼一翻，破口大骂，“妈特个××”声声不绝，谁又敢去惹他的怒火，捋他的虎须，而自讨没趣？

　　张啸林的性格和杜月笙完全相反，他一生一世都想做官，但是，他却不爱做国民政府底下“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他的官瘾是要像戏台子上或那些北洋军阀那样为所欲为，抖尽威风的那一种。但是自从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军阀从此连根割除，在张啸林的心目中，只有当当“汉奸官”才可以逞逞威风了。

　　杜月笙晓得他这位老把兄的心理，因此一直为他暗地着急，惟恐他一捞上了汉奸官，将来会受到国法和民意的制裁。但是奇怪得很，上海沦陷３年多，一直想当汉奸的张大帅居然官星不动。后来，杜月笙根据陆陆续续得来的消息才知道，东洋人自杜月笙“月夜走脱”之后，利用上海大亨的目标便落在黄金荣身上，他们曾不断派人上漕河泾拜望黄老板。黄老板虽然爱财，爱心却有，他对付东洋人的法宝是一个“病”字，无论是谁上门，黄老板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好见面”为由，然后由他的家人、学生连声“抱歉、抱歉”，日本人晓得拖黄金荣出山绝无可能，只好退而求其再次，转而瞄向张啸林。

　　但是张啸林目高于顶，满口三字经，噱头又来得个多。日本人要找他的时候，他便故意往莫干山一躲。日方派一名驻杭州领事登山拜访，张大帅谈起生意经来口气大得吓坏人，他说：

　　“妈的个！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倒还可以商量！”

　　日本人一听，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当时便说张先生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倒也干脆，他回答说：“既有难处，那就不必再往下谈！”

　　后来张啸林又回了上海，在大新公司五楼再开了一个“俱乐部”，内容无非是鸦片烟和赌，整天和他混在一起的是老朋友高鑫宝、俞叶封、程效沂等人。这时，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乡村，袭击敌伪物资，使上海的补给供应极为困难。于是又有日本人去找张啸林，叫他负责设法向外地采购必需物品，张啸林认为这种独门生意有钱可赚，他便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弟子和手下一起统统参加，到乡下去替东洋人办货。结果，他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又担当食米的搜刮和搜购，他给老弟兄俞叶封一项优差，请他专门搜购棉花。

　　在日本人的迫切需要之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安南购煤运到上海转销华中一带，后来，风行中国各大都市２０余年的三轮车，曾是安南河内特有的交通工具，这便是张啸林瞧着好玩，命人带了一辆到上海，随后被顾四老板顾竹轩借去做样子，依式仿制，结果，三轮车从上海慢慢盛行起来。

　　张啸林不曾做成汉奸官，却是着着实实发了汉奸财。

　　这时，他跟杜月笙相隔万里，但是，当年兄弟两人的习惯依然保留，每年夏天必定要上莫干山，住进他的“林海”，舒舒服服地享受一番。

　　１９３９年“秋老虎”过后，他下了莫干山，然而回到上海后他便发现事体不对，杜月笙的那一批狠脚色弟子奉命征奸除害，在上海滩大开杀戒，张大帅扳着指头一数，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种血淋淋的实例不能不使他暗自着慌。尤其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中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行刺，侥幸保全了性命。旧历年近，风声却越来越紧，都说重庆地下工作者枪口已经对准了张啸林。从此以后，张啸林也吓怕了，他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惟独一样，每天夜晚他出一趟门，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

　　果不其然，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新艳秋在更新舞台唱“玉堂春”，由于这时俞叶封正在力捧新艳秋，而那日又是新艳秋临去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出，张啸林却拗不过俞叶封的苦请，他包了楼上正当中几个包厢，说好要亲自驾临，给新艳秋捧一次场。

　　偏巧那晚临时他有事，改变计划不曾上更新舞台，俞叶封和几个朋友高居楼中，喝彩声不绝。台上唱得正热闹，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在场军警一查，只见俞叶封倒卧于血泊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啸林“搜刮物资资敌，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应予迅即制裁”执行的命令，瞒着杜月笙，直接拍发到了上海。

　　经过了这一次惊险万分的刺杀事件，张啸林自此闭门不出，连俱乐部也不去赌了，与此同时，他加强警戒，一口气雇了二十几名身怀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华格臬路张公馆前后门都有日本宪兵守卫，日夜巡逻，如临大敌，就像铜墙铁壁的堡垒一般。

　　便这样，平静了一两年，一直到１９４１年夏天，张啸林照例上莫干山避署，很不凑巧，恰值忠义救国军的“苏嘉沪挺进总队”，以莫干山为根据地，通过吴兴，向金泽，章练塘一带频频出击，使敌军受到重大损伤。日本人一怒之下，将附近丰草和数十里的参天修竹放一把火烧个精光，借口是使游击队不再有茂林修竹可以躲藏。莫干山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张啸林心惊肉跳的住不下去了，他匆匆返回上海，仍旧深居简出，避风头。

　　这时，奉命执行暗杀张啸林的杜门弟子当然晓得张大帅的心情，忠义不可两全，公私哪得兼顾？第一次出动，情报的掌握相当准确，几时几分，张大帅要坐汽车出去赌铜钿，经过哪些条十字口，在哪一分秒，红灯一亮，汽车非停不可，一阵机关枪扫过去，便有十个张啸林也逃不脱半个。铁血除奸行动队员把张啸林送到了地狱的门口。但是到了下手的那一瞬刻，时间分秒不差，路线完全正确，红灯亮时毫厘不爽，眼看张大帅的汽车已开到机关枪下，无须瞄准，即可将他射杀，然而，负责开枪的十分不巧，偏偏早了那么秒把半秒钟，“嘟嘟……”打过来，张大帅的司机阿四是见过大阵仗的，当下将要踩刹车的右脚猛的将油门踩下，于是汽车一个冲锋，飞也似闯过了路口，闯红灯不犯死罪，这样张大帅在鬼门关口过了一过。

　　大帅差一点儿吃到了机关枪弹，尝到了重庆分子的厉害，却使他更死心塌地当汉奸，仍然不知皤然悔改。于是又有那么一天，张大师正和他的学生时任杭州锡箔局局长的吴静观，两个人在华格臬路三层楼上商量事情，他听见楼下天井有人高声争吵，探身窗口向下俯望，发现是他那二十几名保镖在那儿互相骂。张大帅的脾气一向毛焦火燥，这一来难免又发作了，因此他上半身伸到窗户外，向楼下保镖们厉声喝骂：

　　“妈特个×！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是毫无体统！老子多叫点东洋宪兵来，用不着你们！快些，一个个的把枪给我缴下，统统滚蛋！”

　　要在平时，照说大帅一光火，哇哩哇啦一骂，挨骂的只要乖乖地走开，等一下大帅气平了，满天星斗必定一扫而空，像屁事也不曾发生。谁知今日却不一样，保镖头脑，这位名唤林怀部的忠义之士，一面拔出手枪，一面抬头回话：

　　“他妈妈的，不干就不干！张啸林，你要当汉奸，待我送你上西天！”

　　骂声未停，枪声已响，林怀部的枪法一似百步穿杨，一枪射中了张啸林的咽喉，但见张啸林身子向前一仆，头颅向下垂着，上海“三大亨”中的老二，就此一命呜呼，得年６５岁。

　　林怀部年轻力壮，身手更是矫捷，枪声响处他还在破口大骂，与此同时，他身子已经溜进客厅，三步并做两步，一霎眼便爬上了两层楼梯，他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冲进张大帅尸身所在的房间。当时，吴静观正在拨电话喊日本宪兵，才拨完号码，还不曾来得及通话，林怀部便扬手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红的是鲜血，白的是脑浆，恰似开了一朵大花。两名汉奸，一师一徒，一步路走错，终于不得善终，死于非命，訇地一声巨响，吴静观的身躯扑倒在桌子上。

　　林怀部轻而易举，打死了两名汉奸，他面露笑容，不怯不惧，从三层楼一路欢呼跑下来，他从容自在通过２８名带枪的保镖，夺门而往华格臬路冲，一面奔跑一面还在大叫：

　　“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

　　没有人上去抓他，林怀部的保镖同事只是说：

　　“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

　　“当然，”林怀部傲然的一拍胸说，“我绝对不逃。”

　　然后，他握枪在手，跑到华格臬路上，等安南巡捕一来，他一语不发，将枪交出，束手就缚。

　　由于喊声、枪声闹得天翻地覆，隔一扇月洞门的杜公馆留守的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一会儿杜家大少奶由佣人陪着，过去探视张家伯伯。结果，她看到了终生难忘的骇人情景：张啸林的尸体被翻转过来，仰面朝天，遍地血污，由于林怀部的那一枪从咽喉贯穿到右眼，因而大帅的眼珠被射了出来，只剩几根小血管或者是韧腺，将那支血淋淋的乌眼珠幌悠悠的吊住。

　　这一天的下午４点多种，离上海８５３海里的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八层楼咖啡座上，王新衡正陪着杜月笙谈天，突然之间看见一条幽灵似的人影，正在向他们徐徐走来，杜月笙惊了惊，一抬头看见那是翁左青。

　　翁左青在当警察巡官时曾救过张啸林的命，演出一曲捉放戏，并且他打那以后弃官跟着张啸林走，他们伙同了另外一位好朋友程效沂，三弟兄从杭州打天下，一路打到上海去，２０多年的血汗打出了一个花花世界，后来由于黄、杜、张不分家，翁左青从张家踱到隔壁头，替杜月笙掌管了１６年的机密。这时，他脸色惨白，泪眼婆娑，身躯摇摇晃晃，脚步踉踉跄跄，他好不容易走到杜月笙的跟前，伸出抖抖索索的右手，递给杜月笙一份才送到的急电。

　　杜月笙惊疑不定地望他一眼，伸手接过了电报，匆匆浏览一过，王新衡正自惊愕，却见杜月笙在把那份电报递给他看。正在这时，杜月笙当着茶座的众目暌睽，一时悲从中来，翻倒苦海，双手掩面，吞声饮泣。他尽力想忍住，但是，热泪横流，如决江河。王新衡晓得他心中的凄苦悲酸，看过了电报更知杜月笙为什么如此伤心，王新衡俯身向前，低声地劝慰：

　　“张先生走错了路，国人皆曰可杀，奉命执行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总怪他不顾大义，咎由自取。杜先生，你不要再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再哭也没有用处了啊！”

　　杜月笙呜咽啜泣地回答他说：

　　“新衡兄，你讲的道理一点不错。但是张先生和我有二三十年的交情，我们曾经一道出生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哪里想到当年的兄弟，如今落了这样一个大不相同的结果。现在我心中非常难过，真想号啕大哭。”

　　王新衡百计安慰，说了许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因必有果，任何人都没可奈何的话，杜月笙却始终都在流泪，再开口时依然有不尽的哀恸与感喟。

　　“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不过，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论江湖义气，”王新衡接口说道，“张先生就更不该去当汉奸，做那出卖国家、欺压同胞的勾当，而且，杜先生一再劝他拦他，他都不理。”

　　“是呀，”杜月笙伸手揩揩泪水，“我几次三番的拉他，他就几次三番的大骂我，我倒不是怕挨他的骂，实在是骂过了之后，他还是不肯出来。”

　　张啸林坚决拒绝杜月笙的说服，结果是大官没有当成，反而白送了性命，给杜月笙带来无比的憾恨。但是，与张啸林同样被制裁的，不久又有杜月笙的另一位好朋友。

　　这位是中国通商银行先前的大老板傅筱庵。傅筱庵投日落水后，负责执行的人是杜月笙旧日的保镖。不过，他得到万墨林的首肯，拿了杜公馆两万大洋的工作费。最后说动常到杜家走动的傅宅厨司朱老头，在禁卫森严、如临大敌的虹口傅市长公涫，一斧头送了傅筱庵的终。

　　为了便利港沪两地的联络和通讯，杜月笙叫他的得力助手，精明能干，胆识俱壮的徐采丞，利用他和日本影佐特务机关的关系，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和杜月笙经常保持联系，从而也使军统方面，指挥上海地下铁血锄奸行动员，如手使指，极其灵活。由于徐采丞不便和地下工作人员直接联络，杜月笙便喊万墨林到香港来，深居简出，受了一个星期的临时训练，当万墨林重返上海，他就开始担任上海地下工作者的总连络之责。

　　从１９３８年元月到１９３９年底，陈默领导的行动小组一共制裁了６２名日本人、大汉奸，在上海工作站的指挥之下，他们从事过２２次造成敌人重大损失的破坏工作。这些忠肝义胆，慷慨激烈的热血男儿，斗起东洋人来，胆子大得吓人，炸仓库，烧机房，在他们当成了家常便饭，即连重重戒备、停泊江心的日本军舰，他们也敢摸上去破坏爆炸，杀人放火，如入无人之境。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在杨树捕瑞熔造船厂修理，刚刚修好，便被他们放一把火烧掉，接下来给他们焚毁的日本运输舰，还有顺丸、沅江丸、南通丸，音户丸，至于作为水上运输工具的军用小汽艇，被他们烧毁２０艘之多。

　　持续的暗杀，持续的爆炸，不断的纵火，不断的破坏，造成日军重大的损失不算，军统人员和杜门子弟的英勇，简直吓破了皇军的胆，他们在占领大上海后，时时被袭击，处处遭暗害。一名宪兵补充队长高荚三郎生病住进自己的野战医院，居然被杜门中人下了毒药，毒发身死。两个日本间谍、“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大白天里在四马路望平里熙来攘往的人丛中散步，突然之间，砰砰两枪，立即倒卧于血泊之中。由于上海行动队的神出鬼没，种种英勇大胆的表现，使得上海敌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天到晚，坐卧不宁。日本人终于发现，他们损失数万精兵，激战整三个月，将上海占领以后，反而寸步难移，行动不得自由，无数日本军民反而落入了阴风凄凄的死亡陷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