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在上海红透半边天，跑到香港来总归是个“逃难的”，论交结官府，香港是英国人的天下，杜月笙自上至总督下至当差、警察，一点关系也拉不上。谈帮会弟兄，杜月笙倒有一个。即青帮中人，后被称为“香港杜月笙”、“夜总会皇帝”的李裁法。

　　他２８岁，到香港三四年间刚刚正在往上窜。李裁法自幼敬仰杜月笙，他一生一世都在想向杜月笙看齐，他在上海时曾拜在“通”字辈王妙纪的门下，而在新光大戏院担任售票，他因新光戏院老板夏连良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的结拜弟兄、“小八股党”之一的芮庆荣。李裁法对芮庆荣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很尊敬，杜月笙抵港不久，芮庆荣不久跟着而来，李裁法便与芮庆荣异地重逢，同为一气，间接也成为杜月笙在香港的一支力量。相反的，杜月笙等人到香港，青帮在港声势，自也为之一壮。

　　日本人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还是被杜月笙从容不迫，“绝不化装”而逃出，新憾加上了旧恨，他们便对杜门中人狠狠的报复，使得杜月笙在香港干着急，心急如焚，于是，他又尽量设法让他要紧的人多逃出来几个。家人中是姚玉兰先来，和他在九龙半岛饭店闭室而居，长子杜维藩继而赶到香港不久又回上海，沈月英离不了鸦片烟榻没来，三楼孙夫人远远地去了英国，二楼陈夫人则只在他旅港时期来探过一次夫，视同掌珠的大小姐杜美如跟她母亲姚玉兰往返港沪之间好几回，杜公馆里最能干的大媳妇多一半时间留在华格臬路照料一切。

　　要好朋友来的是张骥先，跟北洋中人交情很深的吴家元，“小八股党”的头脑来了顾嘉棠、芮庆荣和叶焯山，杜公馆秘书翁左青，后来加上徐采丞介绍的胡叙五。杜月笙分配工作，派翁左青管文电和账房、胡叙五则专任记室，弟子里面则召来了沈楚宝、林啸谷、朱学范、郭兰馨，还有一个要紧人物张子廉，杜月笙要叫他来从速建立洪门关系。

　　人马一拨拨来，场面渐渐打开，开旅馆长住房间，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杜月笙便派人找房子，作小住香港的打算。这香港杜公馆便在姚玉兰到港以后，设立于九龙柯土甸道１１３号到１１５号，双开间门面，三层楼，恰好与上海华格泉路杜公馆差不多。屋主是澳门烟赌大亨，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的高可宁，“澳门杜月笙”高可宁有的是钞票，前些年他一口气娶了两位“名儿媳”，一个是葛兰，一个是尤敏。

　　张骥先、吴家元、顾、芮、叶等人大家一道住在杜公馆。

　　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许世英自驻日大使任内下旗归国，没有寻到房子以前，便住在香港杜公馆的三楼，居室和张骥先遥遥相对，闲来无事，他临了八大幅王右军的圣教序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悬在客厅的两壁，往后江南名士，和于右任一齐办过《民吁报》的前监察使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杜月笙如果有什么重要文稿、题词题字，常常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杜月笙便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联曰：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很多，总是在沪港之间来回的跑，杨志雄去了上海，杨管北便留在香港，杨管北要走，杨志雄再来。在杜月笙的带领下，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等一般老朋友都接受了杜月笙的忠告，相继避难香港，这帮人也是杜公馆的常客。

　　这时，杜月笙担任两项职务，那是每天他都要做的事情，一个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会长王正廷这时在菲律宾，一切业务全交给杜月笙，杜月笙又交给他的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代拆代行，郭兰馨便在杜公馆三楼右首要一个房间，作为办公室，长驻办公。另一个业务是“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管第９区的贿济工作；这里的日常行政事项，杜月笙派他另一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林啸谷在楼下也要了一间房，每天过来办事。因此，柯士道１１３到１１５号杜公馆，里面又设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大机关。

　　赈济委员会的对面，住的是芮庆荣和吴家元，后来叶焯山到了，芮庆荣的家眷不久也赶来，他搬到德承街去自立门户，他的那间房便移交给叶焯山，叶焯山仍是在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香港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两个，住是住在外头，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往先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准刻，到杜公馆来向杜月笙哥报到。机密大事他们还是要杜月笙商议参详。

　　杜月笙自己一家，不论来了多少人，都住在二楼。

　　无意间，杜公馆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每天中午，开一桌饭，人多再加，家人父子，亲戚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还有学徒子、徒孙们，谈谈说说，聚而食之。菜色不多，却是极精，因为港沪之间多的是轮船、飞机往来，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川流不息送到杜公馆，因而使这一帮流浪客减了思乡之情，餐餐吃得朵颐大快。他们交换消息、商议事体，都在这一餐饭间，轻松愉快的进行。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６日，中日大战进行了５个多月，南京陷落两天后的东京《朝日新闻》发表消息：“中国若愿议和，日可停止战争。”但是，中国上下已经决心抗战到底。因为中外人士都认为战事虽然延长，但是日本必败！

　　南京失陷，日本急想结束战争，他们授意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提出议和条件，与此同时，进攻芜湖的日军第６师团都已经奉令“凯旋”，日本兵欢声雷动，纷纷将行装搬回码头，结果是日本人议和条件被蒋介石断然拒绝，于是日方恼羞成怒，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由内阁总理近卫文麿发表声明：

　　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期望真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拟与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日本致力于制造汉奸傀儡政权，以贯彻其“以华灭华、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阴谋。这是军事进攻以外的另一毒辣险恶新攻势。１９３８年初，杜月笙经政府明令发表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特派员。”同时，由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而实际主持局务的戴笠拨给他一笔经费，请他多方设法，派人去把日本瞩目的“汉奸”对象，自１９２６年段祺瑞垮台时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一一的接到香港地区。

　　杜月笙的这一使命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安福也罢，皖系也好，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多半亲日。日方操纵汉奸组阁的一纸名单，其榜上有名的，不是跟日本人有公宜，便有私交，而且还个个交情很深。

　　因为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４日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４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鱼烂，风流云散，那般安福要人困在北京，无路可逃，纷纷躲在往东交民巷和六国饭店，但是，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开会决定拒绝庇护和容纳他们。这时只有日本使馆同意收容他们，这样安福要人们才得以潜逃而脱险。如今，这一股人投置闲散了将近１２年，官瘾又相当的大，虽然杜月笙有意营救他们南下，但是，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愿不愿意，却是谁也无法臆测。

　　于是，杜月笙派吴家元和李择一，还有朋友朱秀峰与陈兰，穿梭不停地往来于港沪、港津道上，分别拜访，再三致意，拍胸保证，秘密安排，居然在敌伪特务严密监视检查之下，从虎口中抢救出来大部分列名汉奸榜的伪朝新贵，使日方费尽心血，威逼利诱摆出来的伪政府“堂堂阵容”，被杜月笙“拉角”拉得台柱尽折，惨不忍睹，只剩下小猫三、两只。

　　在这一段时期，经杜月笙之手接出来的日方目标，大名鼎鼎的就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土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政院副议长汤漪，这许多显赫一时的北洋皖系大佬，抵达香港之初，大部住在杜月笙的家里，诗酒留连，日夕盘梗，再加上半个东道主、曾经当过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京政府第２８任国务总理许世英，内阁十大阁员到了六、七个，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