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吴铁城通过电话以后，杜月笙诚惶诚恐，真把化除敌意、严禁冲突的日方要求遵照吴铁城的意思当做一件大事办理。

　　两个多月以前，他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兄弟奋不顾身，从事抗日救国，也博得了好名声，而现在他又必须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运动，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杜月笙感到踌躇难决。当他挂上电话听筒，跑到隔壁去和张啸林一商量，说：“事急矣，不管说不说得过去，还是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张啸林一听也急了。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剀切陈词，并且留下来担任监视，他们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说：“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事后则大家不问可知。”

　　由于《时报》号外公布了吴铁城市长的谈话，再加上马路消息，耳语新闻尽在传播着杜先生说如何如何，上海市民动动脑筋据以判断，至少在这一两天内，大上海可保平安无事。

　　这是大风来临之前，上海半日之宁谧。

　　正值上海抗日救国会以全民力量，对抗日本军阀的侵略，在上海滩上，租界华界犬牙交错地区，从事抵制与抗衡的战斗时期，有一支中国军队，悄然地从江西剿共前线，奉命警卫首都，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各地来，他们的总部便设置于上海。

　　这便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名鼎鼎、出尽风头的１９路军。

　　１９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其中包括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１９路军下辖３师，第６０师长沈光汉，６１师师长毛维寿，７８师师长区寿年。

　　１９路军初到上海，他们头戴草笠，赤脚穿着草鞋。一袭黯灰军装，肤色黧黑，神情倦怠，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此外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

　　蔡廷锴的指挥部设在真茹，驻扎上海的１９路军的营房设在闸北。闸北和虹口很近，虹口是广东人的麇集之地，是老广的势力范围，基于同乡的关系，１９路军和虹口居民声应气求，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而，虹口也是日本侨民丛集之所，日本人和广东人在这一地区经常爆发冲突，广东人因同乡队伍１９路军之进驻而得意洋洋，引为后援，而日本人则对这支其貌不扬、打赤脚穿草鞋的部队十分藐视，因此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日本皇军一旦发动攻势，保证在４个小时之内，占领闸北。”

　　１月２８日午夜１１时２０分，纵使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复书”，《时报》号外发表了令人释然的“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好消息，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却不顾国际间的道义以及日本外务省的立场，狂妄骄横，不计一切后果地下令海军陆战队兵分３路，向１９路军阵地开始攻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３个大队，共约３０００余人武器精良，配备得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１９路军，把穿草鞋、打赤脚的１９路军吓得节节后退，不敢抵抗。谁想他这个算盘打错了。扼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的１９路军奋起还击，死守阵地不退，这些忠勇无比的草鞋兵一面沉着应战，一面打电话到真茹指挥所，把已经就寝的蔡廷锴“喊”起床来。

　　蔡廷锴一惊而醒，他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暇思索地他下达了第一道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意旨不谋而合，那便是动人心弦的一句话：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１月２８日午夜闸北枪声大作，炮火喧天，全上海的居民才心情轻松地准备渡过一个晚上，可是枪炮之声又震醒了他们的睡梦，人人惊惶失措，相顾愕然：“怎么又会打起来了呢？”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丝毫占不到便宜，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和日本小学为根据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展开攻击的初期显然不甚得利，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法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物冲到了宝兴路时，１９路军的弟兄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冒险攀登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便将冒烟的手榴弹丢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就这样，好几辆日军装甲车接连炸毁了。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陆续增兵，他们前后使用了陆军１１万、军舰１０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线的只有１９路军３个师，兵力３万，以及稍后中央增援的第５军及其他部队，以陋旧武器、劣势火力顽强抵御。他的总兵力始终不到８万人，居然能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暨“４个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１月２８日深夜，杜月笙被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视，只见正北一片火光，烈焰腾宵，红光映亮了半爿天，这是日机轰炸所引起的闸北大火。大战果然爆发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进行军事进攻的欺诈伎俩。同时，他更耽心闸北战区那些惨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忧急交并，喃喃自语地反复说道：

　　“那边的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想想他们现在是多么的着急！”

　　这是杜月笙对于“一·二八”事变的初步反应。

　　随即，杜月笙和吴市长、蔡廷锴军长通过了电话，了解实际情况，在电话中他向这两位在沪最高军政长官自动请缨，慨然发出壮语：

　　“但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纠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予以扩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他推举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表示这一个民间团体地位超然，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体老百姓的组合。筹备会议席上，杜月笙除了坚持这一主张，他并且拒绝担任副会长的职务，他说：“不论办任何事我负责跑在前面，担任副会长，则任何人都应该比我优先！”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杜月笙的答复很简单：

　　“我只晓得我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办事，担不但任名义，没有关系。而我把名义给别人，别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会场中几乎人人都认为杜先生必须名义和实际一道来，一致推举他为副会长，他无法推卸，只好应允，却又提议增设副会长一名，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充任。

　　全上海市民对于１９路军奋勇抵抗日军，所激发的爱国热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杜月笙对这种民众的情绪，通过其服务新闻界的门人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长的时间，全面报导１９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报纸长篇累牍，电台日夜不休。于是，当报纸或电台提出劳军的呼吁，要求后方同胞支援前线，上海人作了空前热烈的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捐钱的捐钱，捐献实物的捐献实物，大众传播工具使前方后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抗敌后援会沟通前方和后方，使之结为一体，前方将士视大后方为自己的家庭，后方同胞把前方将士当做家人父子。这弄得报纸电台不得不经常代替该会发出通告：

　　“昨天本报（或电台）说１９路军需要××，顷据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郑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一·二八”战役序幕一揭开，立即联合上海工界成立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团’的编制，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一千余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则为对杜月笙极景敬的周学湘。

　　１９路军在前线杀敌，战地服务团则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两者的任务同样艰巨辛劳，冒险犯难，但是１９路军持有武器，战地服务团赤手空拳，他们所凭恃的仅只是爱国热忱，血气之勇，经常穿越枪林弹雨之间，他们负责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战区扩大，他们更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难胞，护送灾民，他们竭尽所能的为前方将士服务，并且分劳任事，以使将士们能峻专心一志，努力杀敌。

　　杜月笙忙碌紧张，风尘仆仆的领头干，抗敢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对于“一·二八”之战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并且，它们的表现更激发了全国同胞的爱国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