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１９２４年初的杜月笙在上海滩的青帮中已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在黑社会中的手段和他手中掌握的黑社会的力量使他在整个上海滩的帮会中已变得举足轻重，如同遍及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的党魁们一样，他的触须已延伸到和正在延伸到各个领域，他已成为上海滩一个地地道道的黑帮教父。

　　这个时候，上海滩上流行着这么一句话：

　　“有事，找杜先生去！”

　　１９２４年春天，浙江发生水灾，在租界里做寓公的孙宝琦等人不甘寂寞，乘机发起了一个“救助乡亲赈灾会”。

　　孙宝琦，字慕翰，浙江人，前清即为显宦。在北洋军阀时代，曾历任驻外公使、总长、国务总理，在上海滩也算是一个名人。但“救助乡亲赈灾会”成立后，却应者了了。孙宝琦声嘶力竭地搞了一个多月，才收到千把块钱的捐赠。

　　“救助乡亲赈灾会”轰轰烈烈地开场，寒寒伧伧地结束，孙宝琦觉得脸上实在过不去，整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还是找找杜先生吧。”有人向他献策。

　　“杜先生？是不是杜月笙？”

　　“正是。杜先生急公好义，如果慕老出马，多了不说，万儿八千的，杜先生定然会慷慨解囊的。”

　　“他真会这样吗？”孙宝琦将信将疑。

　　“怎么不能？如今在上海滩，谁有难处都去找杜先生。”

　　于是，孙宝琦准备了每个重２０两、印度产的“大土”三个，乘车到华格臬路２１６号的杜公馆拜访。

　　杜月笙看到这位“孙总理”亲自来访，不免一怔。他和他素不相识，此次来访，意在何为？杜月笙不敢怠慢，马上命人把孙宝琦热情地迎进客厅。

　　孙宝琦寒暄一番坐下后，仿佛不在意地请教：“照目下的行市，不知印度大土每只值多少钱？”

　　杜月笙说：“目前禁烟甚严，大土久已绝迹，没有行情了。”

　　“哪里话，我这就有３只。”

　　孙宝琦说着，吩咐跟班立即到汽车里取来，放在桌上，笑着又说：“以前听说是２００两银子一只，现在算它涨了几倍，也不过千把元一只吧。”

　　杜月笙连忙说，“这么好的东西，大概绝不止千元一只，怕要２０００块钱吧。”

　　孙宝琦有些得意，说：“听说杜先生有时喜欢‘香’两口，古人云：‘宝剑献于烈士，红粉赠之佳人’，这就献给足下吧。”

　　“不敢当，不敢当。”杜月笙连忙说，“让我照价买下来，送给时疫医院，救济病人，为慕老造福罢。”

　　孙宝琦忙说：“那么，就算捐给善会吧！”他连忙取出捐款簿，摊开放在桌上。

　　杜月笙吩咐秘书：“写一万元，开张支票给慕老。”

　　接过支票后，孙宝琦万分感激，兴冲冲地告辞。

　　谁知上了汽车后，司机却对他说：“孙总理，这３只大土，杜先生已经送回，放在车后座上了。”

　　１９２４年春，去找杜先生的人除了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外，还有一些普通老百姓。

　　租界马路对面的一个弄堂里，住着一家王姓居民，家中不幸被窃，两箱子衣服全被偷走了，其中有几件是祖传的“传家之宝”。

　　王姓居民情急之中，也“去找杜先生”。

　　杜先生的名声，王姓居民当然知道，但是他会不会帮忙姓王的，王姓居民却觉得实在难说。

　　当他转弯抹角找到杜月笙时，杜月笙却微笑着说：“让我想想办法吧。”

　　第二天清早，姓王的起来准备去买菜，开门一看，一卷纸压在一块石头下。拿起一看，是一沓当票和几十块钱。

　　他不明究里，顾不上去买菜，拿着当票跑到当铺，结果，他那些被盗走的衣服和传家宝全在那里，他用这钱一赎，就把衣服和传家宝全赎了回来。

　　这时，法租界中，职工大多数是中国人，但他们的工资却少得可怜。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２００多块光洋，而华工却平均只有１２块。公司虽每次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但都从没有兑现过。

　　１９２４年３月中旬，水电公司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不但不理会，反在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

　　法商水电工会于是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以每人每月增加工资８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商方面拒不接受。

　　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并且态度异常蛮横。几天过后，法商方面宣布，所有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工人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为了使罢工取得胜利，工会里的杜月笙徒弟说：“我们去找杜先生吧，他一定会使我们取得胜利的。”

　　杜月笙果然爽快，接到工人们的求援信后，立刻吩咐管家：“墨林，把这两万元钱送到法商工会去，让他们支持住。就说我杜月笙说的，不加工资，绝不复工。”

　　万墨林刚走，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跟着来到，他说：“杜先生，这工潮越闹越大，请你无论如何得设法制止。”

　　杜月笙忙说：“沈先生放心，这事我不会不问的。你回去对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说，就说我杜月笙说的，工人工人，就是做工的，不做工，绝对不行。”

　　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国人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７月１４日举行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

　　７月２１日，法国巡捕又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２０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也纷纷行动，支持罢工。罢工浪潮开始席卷上海滩。

　　情形越来越严重。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总监费沃礼，请杜月笙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他们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为了使法国人松口，杜月笙叫来门徒陆京士等人说：“你们去组织个‘罢工后援会’，处理有关事宜，既要让法国人给工人长工资，又要迅速让工人上工。”

　　然而，法国人态度十分强硬，对陆京士等人提出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并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同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抓了几十人，但是，这还是无济于事。

　　工潮一直坚持到８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紧张，电车交通断绝，垃圾堆得到处都是，法国当局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只好去找到陆京士：“我们愿意给工人增加工资，每人每月２．４元。但是，那领导罢工和带头闹事的４５人要全部开除。”

　　杜月笙听到这一消息，说：“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该死的法国人，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上海滩上还有我们这些中国人。京士，去和那些头头说，立刻复工。”

　　“那被开除的４５名工人怎么办？”

　　“这帮工头，开除得好！不然，他们就会认为在上海滩上他们是老大了。就按法国人的意思办。”

　　陆京士嘴一歪：“不行啊，杜先生，这４５个人都是头头和积极分子，一听说开除，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叫工人复工的，工人们也不会同意复工的。”

　　杜月笙想了想，“好吧，你去对那４５个人说，让他们一定要同意复工。至于工作，我负责安排他们到工会中去，工资归我支付。”

　　罢工的工人终于同意复工。但是，在签字的时候，却又掀起了一些波澜。

　　工人代表说：“复工前，请先释放被捕的４５名工人。”

　　法国人说：“这些家伙全是一帮捣乱分子，这时候放他们出来，无异放虎归山。你们先复工，复工过后我们视情再定。”

　　“不行，一定得复工之前放！”

　　“不行，只有复工后视情再定。”

　　双方从早上争到中午，没有争出所以然，结果，字未签成。

　　下午，杜月笙亲自驱车找到工会的头头，说：“不是都谈好了吗？怎么不签字呢？”

　　“杜先生，我们有４５个弟兄在罢工期间被他们抓进去了，我们要求先放出来，但法国人却硬要复工以后视情况再定。”

　　“那也没什么，他们还能不放人？”

　　“法国人什么事干不出？有这几十个人关在里面，复工后，他们就会要挟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再说，这几十个兄弟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才被他们抓进去的，现在我们工资加了，但我们怎么能忍心看他们还在受苦呢？”

　　杜月笙频频点头：“好，好，有情有义。我这就去找甘格霖总领事和费沃礼总监，要他们放人。”

　　来到总领事馆，见到甘格霖和费沃礼，杜月笙说：“我是来要求放人的。”

　　甘格霖说：“你能保证这些人出去后能老老实实的不惹事？”

　　费沃礼说：“在这些日子里，我们让他们吃了许多苦头，放出去他们会继续煽动工人罢工来报复我们的。”

　　“这件事，我想是没有关系的，既然大部分人都同意复工了，他们这几个人也不会有什么办法，再说，还有我呢。”

　　“杜先生，你能保证他们出来后会老老实实？”

　　“我完全能够保证。如果他们出来后再闹事，我愿意赔偿双倍的损失。”

　　于是，法国人立刻同意放人。第二天，罢工的工人全部复工。

　　但是，法方要开除的那４５个人，杜月笙垫了两个月的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于是，这些人不服，纷纷到杜公馆说理，万墨林说：“杜先生说给你们发工资，不是已经发给你们了？”

　　“只发两个月，现在为什么不明不白就不发了？”

　　“杜先生又没说要一直发下去，发两个月还不行？你们自己想想，整天不上工，白花人家的工资，天底下有这种好事吗？”

　　“这……”

　　“去吧，去吧，法国人不要你们，你们再找其他活，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

　　工人们白白地从杜月笙那里领了两个月的工资，现在听到万墨林这样说，也觉得不好再说什么，悻悻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