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饭馆没有卫生间，想上厕所，讲公德的话只能去教学楼或宿舍楼上，至少得七八分钟，不讲公德的话，出了门一拐弯的旮旯就能解决，半分钟就能回来，但现在是白天，我想乔巧应该不会。

　　饭馆的前门挨着大街和车站，后门一出就是学校，饭馆成为贯通校内外的捷径，很多学生不想绕远道走校门，就会从饭馆穿过，但全校一万多师生都从这里走的话，生意就甭做了，特别是有些学生经过这里的时候，会趁人不注意，端走刚炒完还没来得及上桌的菜，所以现在这里不准通过，除非从前门进来，吃完饭从后门离开。为了少绕远道，学生们总会有对策，比如从后门进来，在餐桌旁坐下，服务员拿来菜单后，专拣菜单上没有的点，用好像兜里装着几十万的口气慢慢悠悠地说，上一个龙虾刺身吧，服务员说对不起没有，只有小龙虾，听服务员这么一说，无奈地摇摇头，继续翻看菜单，见鱼类那页只有几种常见鱼的常见做法，便不慌不忙地问道，鱼翅捞饭有吗，来两碗，服务员不可能说出有来，进行到这里，游戏就该结束了，学生气愤地合上菜单，嘴里批判道:怎么什么都没有!然后站起身，堂而皇之地从前门出去。如果服务员留意的话会发现，这个又点龙虾又要鱼翅的学生，出了门后竟然站在路边的公交站牌下等车，而且空调车还不上，只等能使月票的。

　　陈小莉坐在斜对面一个劲儿冲我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然后继续带着一脸神秘的微笑看着我说:“你和乔巧认识多久了?”

　　“刚刚。”我实话实说。

　　“你们都聊什么了?”陈小莉问。

　　“上至天文，下到地理，国家政策，百姓琐事，无所不说。”我说。

　　陈小莉说，“高中的时候乔巧就喜欢弹吉他的男生，可惜班里没有，进大学的第一个礼拜，她在迎新会上看到你演出，然后就……”说着顽皮一笑，看向窗外。

　　我说:“当时我们乐队两个人弹吉他，为什么那个吉他手没吸引她?”我在乐队是节奏吉他，钟风是主音吉他。想不到吉他还有如此功效，记得钟风曾经给我讲过他是如何靠一把吉他骗到女朋友的，当时我还不信，现在看来他也许并没有说谎。他说吉他不仅可以俘获女生的心房，更能攻占她们的Rx房。有一晚他背着吉他，去学校的小树林为正在追求后来成了他女朋友的女孩一展歌喉，唱完第一首歌，他感受到她的心跳，她说真好听，脸上洋溢着激动;唱完第二首歌的时候，女生将头靠在他的肩上;等唱完了第三首歌，他放下吉他，开始和女生搂在一起接吻;唱完第四首歌的时候，他的手伸进了女生的怀中，将那两块豆包似的尤物握在掌中，对方毫无反抗;唱完第五首歌，就在即将突破女生最后一道防线的时候，一束手电的光线照来，巡校的保安出现在眼前，问他俩干什么呢，钟风猝不及防，毫无准备，不知如何应对，多亏女生急中生智说:没干什么，我身上痒痒，让他帮我挠挠，然后趁保安思考这个回答是否合理的时候，拉着钟风的手跑掉了。女人在关键时刻总会比男人表现出色，所以上帝会把生儿育女的重任交给女人去完成。

　　陈小莉说:“可是那个人弹吉他不帅，而你是自弹自唱，那天的演出我也去看了。”

　　这话倒是不假，钟风个子不高，脖子上再挂把吉他更显身材矮小，他之所以选择在晚上用吉他讨女生欢心，就是因为天黑看不清楚，女生注意不到他的生理缺陷。所以，一米七以下的男生最好不要去弹吉他，即使弹得很好，身高的缺憾也会让动听的旋律大打折扣，毕竟弹吉他给人看也是一种形体的艺术。就像不苗条的女生千万不要穿比基尼，虽然初衷是为了彰显身材，但结果却会让人将目光更多停留在肚皮的那些赘肉上。

　　陈小莉又说:“后来听说你是机械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乔巧就跨系参加了你们系的文艺部。”

　　我一向视权贵如粪土，经陈小莉这么一说，想起自己确实有过短暂的干部生涯。刚升入大三的时候，因为上一批学生会干部升入大四，面临着择业、写毕业论文等事情，不得不离开学生会，把职位传给下届学生。张超凡由于前两年在学习上表现突出，被推举为系学生会学习部长，他谦虚地推脱了几天后正式上岗。为了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张超凡开始更加刻苦地学习，除了没有头悬梁（因为留的是寸头）、锥刺骨、凿壁借光外，该用来学习的招式都被他一一尝试。张超凡就像那幅著名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中那个袒胸露乳举着红旗回头招呼大家冲锋的妇女一样，举着一面努力学习的大旗跑在队伍最前端，不时回过头冲我和杨阳这样的落后分子喊道:“同志们，学习啊!”当上学习部长后，张超凡与负责系里学生工作的牛向军老师来往甚密，当牛向军问他谁适合负责系文艺工作的时候，张超凡首推我和杨阳，说文艺部长这个职位非我俩莫属。

　　牛向军找到我和杨阳，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问是否愿意担任文艺部长一职，我们本想婉言谢绝，说能力有限，在群众中没有较高威望，况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无法保证在把系学生文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自己的成绩不一落千丈，希望牛老师另选他人，

　　但无论如何申辩，他仍旧认定我们俩，便只好勉强答应下来。后来牛向军悄悄告诉我们，如果当了学生干部，考试成绩会受到任课教师的关照，我和杨阳便对文艺部长一职表现出共产党员所具有的精神———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就这样，在新一届系学生会各部部长名单公布的时候，我和杨阳的名字跃然纸上。

　　新一届学生会成立不久，各部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得到了大一、大二学生们的热烈回应，但这些活动的本质并非取悦于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创收。譬如:举办棋类比赛，凡参加的班级需交20元报名费，这些钱除了很少的一部分被用来去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些劣制廉价的奖品外，其余多数被主办者据为己有，此举令当时以“做人可以打架骂街但一定要诚恳”为人生准则的我和杨阳对学生会大失所望。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和杨阳决定趟一次河，彻底湿一次鞋，看看河水到底有多深，也不枉当一回学生干部。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名为《为本系培养文艺人才》的报告，经牛向军批准后，办了一个吉他班，老师就是我和杨阳，收费五十元，一共安排八次课程，我们会的只够教八次的，第九次我们都得现学。刚入学的新生内心纯洁，思想简单，并不知道实际情况怎样，我和杨阳胡乱拨弄了两下，就把他们唬住了，报名踊跃，共收学费一千三百五十元，除去印制教材的费用，还剩一千元左右，课程结束后，我和杨阳平分了劳动果实。没想到突然有一天，牛向军让我们将剩余学费上缴，说留作系公共基金用，因为我和杨阳分成的时候把他忘了，而别的部门都及时缴纳了租子，可这个钱已经被我们花掉了，只好说学费放在宿舍被盗。当时我们班的几个宿舍确实频繁丢东西，经分析，确定是自己人干的，大家已基本知道是谁，但没有抓到把柄，只等着他现形后，蜂拥而上，暴揍一顿。牛向军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日后以精简学生会干部为由，将体育部和文艺部合并成文体部，抹掉我和杨阳的部长职务，命原体育部长，一个体如牦牛的铅球特长生为文体部长。

　　事实证明，当拥有一定职位和可以挥霍的资本的时候，很难不腐败，连我这种时刻以道德准则指挥自己行动的人都不免犯错误。知道了自己的这个弱点，我便发誓以后绝不当官，以免在《焦点访谈》和《法制进行时》等节目中被曝光，成为“反腐倡廉”活动的反面教材。

　　陈小莉说:“那天我和乔巧在食堂门口看见你们在招收新人，我毫无兴趣，只想早点儿进食堂吃饭，但乔巧非拉着我凑到报名点前。她要了一张报名表，填完了还是你盖的章。当时你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红印章，在报名表上按了一下，没有盖上，又使劲按了一下，还是没盖上，就把印章对着嘴哈了哈气，又按了一遍，依然没盖上，你说了一句:同学，别着急啊!然后憋足一大口气，像测试肺活量一样，冲着印章再哈，可还是盖不上，你又说:再等会儿啊!然后拿着印章去了水房，一会儿带着水淋淋的印章回来了，在报名表上盖下一个湿漉漉的章说:“真他妈费劲!”

　　我说:“这事儿我怎么不记得了，如果盖章的那个人真的是我，根本不会拿着印章去水房，啐口吐沫就行了。”

　　陈小莉说:“进了学生会后，乔巧正准备向你开口，突然发现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说:“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自己惟一有天赋的地方就在于对女孩对自己的好感从不会漏过，虽然这个天赋还没有发挥过作用。”

　　陈小莉说:“可惜你在这方面不仅没有天赋，还很迟钝。那次文艺部举办活动，你们乐队在后场备台，你在一旁练琴，乔巧是后台工作人员，一直在旁边注视着你，看见一个长头发的人和你有说有笑，还上前搂你，那个人长得特难看，乔巧直替你难过，怎么会找这样一个女朋友，后来发现他是男的，乔巧才如释重负，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该上台演出的时候，你弹琴的拨片掉了，找了几处没找到，没有时间再找了，你就用了别人的拨片。你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乔巧在后台找到了拨片，本想等你下来就给你，可是在她向你走去的时候，另一个女孩突然迎了上去，她帮你收拾东西，然后你们拉着手离开了。”

　　我说:“这事儿我倒是有点儿印象，一个拨片五块钱，一个鸡腿的价钱，每丢一个拨片我都痛心疾首，又少吃了一个鸡腿，所以那次演出结束后我感觉特饿。”

　　陈小莉说:“后来乔巧打听到那个女生叫周舟，是你的女朋友，和我们还是一个系的，大我们三届，知道这个消息后乔巧就寝食不安，足足一个星期没怎么吃东西，觉也睡不着，一下瘦了十多斤，很多女生都让她传授减肥的成功经验。后来乔巧想开了，既然你已经有了女朋友，她就不夺人所爱了，只怪自己晚生了三年，把对你的好感扼杀在萌芽状态，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周舟能和你分手，这样乔巧就有机会了，可是你和周舟的感情一直很好，每次看到你们在一起，她就扭过头，好几次走路都差点儿撞树上。”

　　我问:“怎么这些事儿你全知道啊?”

　　陈小莉说:“我和乔巧都同学快七年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大学也考到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我俩谁有什么事儿，都告诉对方。后来乔巧听说毕业后你和周舟分手了，她觉得她的机会终于来了。可是你离开了学校，她四处打听你的消息，一无所获，以为和你就这么擦肩而过了———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还没。”我说。

　　受了乔巧的影响，我也决定考研。

　　决定考研不难，关键是考什么专业。考研不像考大学，有个学上就行。考研的人小的二十出头，老的已过不惑，如果再为了能有个学上，先混几年，肯定是脑子进水了，当然考研大军中不乏脑子进水的人。

　　现在没有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摆在面前，只能先把不适合自己的路堵死，剩下的最后一条路，就是我该走的。这叫排除法，考试时常用，当答案选项无法确定的时候，先删掉最不靠谱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可见我活得有多被动。

　　生活是上帝出的一份考卷，但愿这次我能蒙对。国民党主席连战都说了，走对路，才能有出路。

　　大学的那些课程，我没怎么学过，但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各种办法都一一通过了。

　　除了抄小条、扒头望眼、屁股底下塞书等源远流长众人皆知的方法外，我还利用高科技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作弊方法推陈出新改良换代，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做到了与时俱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考试作弊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讯设备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我考试作弊的发展历史。

　　刚上大学的时候，手机尚未普及，我配了寻呼机，考试的时候调成振动，让学习好的同学快点儿答题，交了卷出去把选择题答案通过呼机告诉我。为此，大家往往在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便省吃俭用，以节省出购买BP机的钱。当时的日常一切开销都来自父母，如果告诉他们说自己需要一个呼机以便考试作弊方便的话，有点儿良知的父母都不会给孩子这笔钱，所以只好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想办法，勒紧裤带，用腰围的减少，换取分数的提高。

　　有些课程的考试不只是选择题，也有大题，需要解题过程，汉显寻呼机也难堪重任，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先交了卷的同学会把答案抄在纸上带出考场，然后再呼:“答案已放在三楼厕所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坑的门后”。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有好多人举手说要上厕所，让老师以为学校食堂不讲卫生的老毛病又犯了。建校这么多年，每年都有学生吃坏肚子，如果哪年食堂的饭菜没出现问题，一定会登在校报的头版头条引起轰动，并在学校官方网站转载，所以很多便秘的同学都指望着依靠食堂的饭菜泻火，这样就不用吃三黄片了，可是象征干净卫生的流动红旗依然辗转于食堂各个窗口之间。

　　去了指定地点，拿到答案后，为了惟妙惟肖，都要耗个上趟厕所的时间再回教室。如果没有及时赶到，被别人抢先一步，占了那个坑拉屎，可就不好办了。一次张超凡呼完我我去拿答案，见门关着，就拽了一下，门插着，里面问我干吗，我说拿东西，对方说这里面除了纸篓没别的，打扫卫生等拉完再说，把我当成保洁员了。我虽万分急迫，但又不能说是拿考试的答案，万一里面蹲的是个积极分子，正愁找不着坏人坏事作斗争，我这么做就等于送上门找死，或者他是个落后分子，为了撤销身上的处分，一直想做件好人好事，现在机会来了，再或者他是名人民教师，课上到一半因为憋不住就跑了出来，我要那么说的话等于撞枪口上了。所以我只好耐心等他完事儿，再悄无声息地把想要的东西拿走，做得人不知鬼不觉。

　　但这次运气太不好了，里面那人正好没带纸，估计他知道不可能有人给自己雪中送炭了，不得不做出从纸篓里找张干净一点儿的凑合用的决定，却突然发现门后粘着一张纸。我在厕所外痛心疾首地听到里面说了一句:“太好了，这儿有纸。”然后是把纸张展开的声音，他又说了一句“好像是答案”，听到这里，我赶忙冲了过去，但还没跑到跟前就已听到冲水的声音。门这时候开了，那人走了出来。幸好他习惯不好，把纸扔在坑里冲走了，否则说不定我会饥不择食，不管被他擦成什么样，也要坚决从纸篓里捡出来，如获珍宝般把它掖进衣服里带回考场，并伺机掏出来抄写，若被老师发现则不计后果地塞进嘴里吃掉，更万幸的是，纸没有在坑里堵住，否则很难说我会不会做出下手把它捞出来的决定，和考试不及格比起来，这点儿困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每门功课都要通过如此考验才能及格的话，我宁愿多经历几次，多亏像政治、体育这样课程的考试，我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后来我想了想那张纸的去向，看看表还有半个小时考试就结束了，便没有麻烦学校后勤的老师说我钱包掉进去了请他们帮忙打捞，而是赶紧回宿舍去找张超凡，让他回到我的座位上替我考试，反正监考老师对我们不熟，也不会再检查学生证了。可张超凡去操场打球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了操场找到他，他以为我也交卷了，还把球传给我，我运了两下，过了两个人，上篮得分后，才跟他说了回去考试的事情，并以两个鸡腿为代价，终于说动他换上我的衣服回到教室。听他考完回来说，监考老师说他:“这泡屎可够长的，拉哪儿去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毕业前我们有了手机，答案可以通过短信，现场直播、群发群收。张超凡多次扮演了卫星的角色，发出信号，被众人像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一样接收到。如果传递大题的答案，会做的人就交了卷出去，给里面的人打电话。那时候我头发长，遮住了耳朵和脖子，戴着耳机老师也看不出来，接通后我不说话，对方念答案，他说我写。一次念得太快，我一着急，说了一句:“慢点儿!”恰巧此时老师溜达上讲台，绊了一个趔趄，让我的这句话给感动了，双眼饱含泪花，冲我抱以无限感激的一笑（该老师是个年轻女性，长得不好看

　　，平时有点儿自卑，理解她的人不多）。我低着头奋笔疾书，没时间细细品味这微笑里的其他含义，忘了再回应老师一句:“不客气。”

　　用这种方式作弊的代价就是，每到学期末都要向家里多要一百块钱生活费，好给手机充值，不过这项花费还是值得的，因为补考报名费和上补考班的开销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个本科生，这笔账还是算得过来的，经过大学这几年的锻炼，我们都有了经济头脑，所以很多人尽管没学过经济管理，毕业后还是在公司里管起了账。

　　不光要给手机充好值，还得多准备几块电池，一次为了一道冗长的编程题我把手机打没电了，多亏旁边同学的手机和我的一个型号，趁他向另一侧同学的试卷张望的时候，我把他的电池换在自己的手机上，将没电的电池安在他的手机上，然后放回原处，他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脑袋一直盯着另一侧看，估计正在抄大题。

　　学校为了杜绝作弊现象，考试期间在各个险要路口张贴海报，倡导“严肃整顿考风考纪，彻底清除考试作弊之风”，每当看到这条标语，再次作弊的时候我便有了心理障碍，无法施展全身解数，分数随之下跌。为了下次作弊能问心无愧，全力以赴，在一个月亮被乌云遮住的夜晚，我和杨阳把全校每条标语中的“作弊”两字都抹掉了。第二天，全校学生无不人人称赞。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窃听器，可惜我们毕业了，如果搞来一个放在老师办公室，就能知道他们开会讨论出什么题了，可以信心十足、满腹答案地走进考场，手机费省下来够喝一顿大酒了。听说近来还出现了黄豆大小的耳机，可以放到耳朵眼儿里，老师根本看不出来，总不能进考场前把每个学生的耳朵都掏一遍吧，即使发现了，学生也可以解释说:不过是一块耳屎而已。

　　但是以上诸多作弊方式的成功，无不和监考老师的漫不经心有关，如果考研的监考老师也这么不上心，倒还好办，可万一认真起来，那就完蛋了。

　　我又给张超凡打电话，问他当初考研是什么情景。

　　张超凡接通电话:“想通了，打算买几盒?”以为我要买他的产品。

　　“通了，一盒也不买。”我说。

　　“那给我打电话干吗，没事儿挂了，我忙着呢。”张超凡的语气俨然一个日里万机的老板。

　　“打听个事儿，你考研的时候，几个老师监考，管得严不?”我说。

　　“干什么，又想作弊，你怎么就不学好呢，狗改不了吃屎。”张超凡说。

　　“你怎么恶语伤人，我这是狗改不了吃食。”我纠正道。

　　“你费那劲干吗，吃了我们的产品，绝对让你思维闪烁，智慧放光，根本不用作弊，能比作弊考得分还高。”张超凡仍不忘推销。

　　“我才不想考那么高，该让人怀疑我吃兴奋剂了，万一尿检查出来，多丢人，我可没有

　　约翰逊脸皮厚。”我说，“我就是好久没作弊了，手有点儿痒，想重操旧业，看看是否还手熟尔。”

　　“考研不像大学考试那么容易得手，三个老师监考，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中间一个来回溜达，除非你有《骇客帝国》里的那两下。”张超凡说。

　　我说:“要不你也报个名，我替你交报名费，你考完以后把答案发给我。”

　　张超凡说:“没你想的那么容易，现在考场都安装了通讯工具监测器，你要是开着手机BP机，甭管作没作弊，查出来就取消考试资格，听说弄不好还得判刑，为上个学坐几年牢，不值。”

　　我一听，心彻底凉了。我用的手机是诺基亚6108，有字典功能，当初买的时候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在英语考试上派上用场，现在也无用武之地了。

　　看来我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