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退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孩子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籽，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籽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象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您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一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B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退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估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象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半点。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嘛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B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长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长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