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１

　　我说过了，我生于1951年1月4日。我说过，我接受这个传说。多年来我把这个日期——这几个无着无落的数字，几十几百遍地填写进各式各样的表格，表示我对一种历史观的屈服。

　　有一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我应该早一点儿知道它，那样我会获得更多的自由。

　　我曾经这样写过：要我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譬如说，它开始于1955年春天某个周末的夜晚，这之后才有了1951年冬天的那个早晨，才渐渐地又有了更为虚渺更为久远的过去，过去和未来便以随机的顺序展开。）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我，甚至利用我的逻辑来向我证明，世界也是对他们来说的世界，因此世界并不只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但是我只能是我，这是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结果他们的上述意见一旦为我所同意，即刻又成为世界对我来说的一项内容了。他们豁达并且宽厚地一笑，说那就没办法了，反正世界并不单单是对你来说的世界。我也感到确实是没有办法了，世界对我来说很可能不单单是对我来说的世界。他们就又想出一条计谋来折磨我，他们说，那么依你的逻辑推论，从来就不存在一个世界，而是－－譬如说现在－－有五十亿个世界。我知道随之而来的结论会是什么，我确实被迫受了一会儿折磨。但是当我注意到，就在我听着他们的意见之时，我仍旧是无可逃脱地居于我的角度上，我于是说：对啦五十亿个世界，这是对我来说的这个唯一世界中的一个特征。

　　我曾经这样写过：我没统计过我与多少个世界发生过关系，我本想借此关系去看看另外的、非我的世界，结果他们只是给了我一些材料，供我构筑了这个对我来说的世界。正如我曾走过山，走过水，其实只是借助它们走过我的生命；我看着天，看着地，其实只是借助它们确定着我的位置；我爱着她，爱着你，其实只是借助别人实现了我的爱欲。

　　我真应该早点儿知道那个“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那样我就能更早地自由，并且更多自信。

　　４２

　　我写过一篇题为《奶奶的星星》的小说。其中有一段是这》样：

　　世界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

　　哭，打着挺儿，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

　　剥落了一块灰皮，

　　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儿。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噢

　　——，噢－－，

　　地哼着。我倒更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

　　说，“你快听，

　　听见了什么？”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

　　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鸽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

　　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

　　轻轻地哼唱？……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

　　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幻

　　成和平的梦境，我又在奶奶怀里安稳地睡熟……

　　我从那一刻见到世界，我的感觉从世界的那一幅情景中出生，那才是我的生日。我不知道那是哪年哪月哪天，我分不出哪是感觉哪是世界，那就是我的生日。但我的生日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写过另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在其中我写道：

　　奶奶的声音清清明明地飘在空中：“哟，小人儿，你醒

　　啦！

　　奶奶的声音轻轻缓缓地落到近旁：“看什么哪？噢，

　　那是树。你瞧，刮风了吧？”

　　我说：“树。”

　　奶奶说：“嗯，不怕。该尿泡尿了。”

　　我觉得身上微微的一下冷，已有一条透明的弧线蹿

　　了出去，一阵叮嘟嘟的响，随之通体舒服。我说：“树。”

　　奶奶说：“真好。树，刮风——。”

　　我说：“刮风。”指指窗外，树动个不停。

　　奶奶说：“可不能出去了，就在床上玩儿。”

　　脚踩在床上，柔软又暖和。鼻尖碰在玻璃上，又硬又湿又凉。树在动。房子不动。远远近近的树要动全动，远远近近的房子和街道都不动。树一动奶奶就说，听听这风大不大。奶奶坐在昏暗处不知在干什么。树一动得厉害窗户就响。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喝水不呀？”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树。刮风。行了，知道了。”

　　我说：“树！刮风。”

　　奶奶说：“行啦，贫不贫？”

　　我说：“刮风，树！”

　　奶奶说：“嗯。来，喝点儿水。”

　　我急起来，直想哭，把水打开。

　　奶奶看了我一会儿，又往窗外看，笑了，说：“不是树刮的风，是风把树刮得动弹了。风一刮，树才动弹了哪。”

　　我愣愣地望着窗外，一口一口从奶奶端着的杯子里喝水。奶奶也坐到亮处来，说：“瞧瞧，风把天刮得多干净。”

　　天，多干净，在所有东西的上头。只是在以后的某一时刻才知道那是蓝，蓝天；那是灰和红，灰色的房顶和红色的房顶；那是黑，树在冬天光是些黑色的枝条。是风把那些黑色的枝条刮得摇摆不定。我接着写道：

　　奶奶扶着窗台又往外看，说：“瞧瞧，把街上也刮得多

　　干净。”

　　奶奶说：“你妈，她下了班就从这条街上回来。”

　　额头和鼻尖又贴在凉凉的玻璃上。那是一条宁静的

　　街。是一条被楼阴遮住的街。是在楼阴遮不到的地方有

　　根电线杆的街。是有个人正从太阳地里走进楼附中去的

　　街。那是奶奶说过妈妈要从那儿回来的街。

　　玻璃都被我的额头的鼻尖焐温了。

　　奶奶说：“太阳沉西了，说话要下去了。”

　　因此后来知道哪是西，夕阳西下。远处一座楼房的顶上有一大片整整齐齐灿烂的光芒，那是妈妈就要回来的征兆，是所有年轻的母亲都必定要回来的征兆。然后是：

　　奶奶说：“瞧，老鸹都飞回来了。奶奶得做饭去了。”

　　天上全是鸟，天上全是叫声。

　　街上人多了，街上全是人。

　　我独自站在窗前。隔壁起伏着“咯咯咯……”奶奶切

　　菜的声音，

　　又飘转起爆葱花的香味。换一个地方，玻璃又是凉

　　凉的。

　　后来苍茫了。

　　再后来，天上有了稀疏的星星，地上有了稀疏的灯

　　里一光。

　　那是我的又一个生日。在那一刻我的理性出生，从那一刻开始我的感觉同理性分开；从那情景中还出生了我的盼望，我将知道我的欢愉和我的凄哀，我将知道，我为什么欢愉和我为什么凄哀。而我的另一些生日还没有到来。

　　４３

　　我从虚无中出生，同时世界从虚无中显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界分分秒秒地拓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的世界之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简单说，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我有时想象那无从想象的无限，发现其实很简单——只是人们并不想老实地承认－－那不过是想象力的极限罢了。无限，是极限的换一种说法。无限是极限的一个狡猾的别名。

　　就像有一架摄影机，缓缓摇过天花板：白色已经泛黄的天花板中央有一圈波纹般的雕饰，从圈心垂吊下一盏灯。孤寂而冷漠的一盏灯。灯罩的边缘如起落的波浪，但不动，安分得很，像一朵被冻僵的花。

　　接着，摄影机下摇：墙上有一幅年画，那年画想必已经呆在那儿很久，已经并不紧贴住墙壁了，风从窗外来，它就哗啦啦地抖，想要招展而终于不能。年画上是一个男孩儿和一个女孩儿，怀里都抱着鸽子，背后的蓝天上也飞着鸽子。见过那幅画的人都会记起，它的标题是“我们热爱和平”。

　　再横摇：无声地摇过那幅年画，摇过明净的窗，洁白的窗纸和印花的窗帘，窗台上一盆无花的绿叶，再摇过一面空白的墙，便见一张红漆长桌和两只红漆方凳。桌上有一架老座钟，“嘀一哒一、嘀－哒－嘀－哒－”，声音很轻；但很有弹力，“嘀－哒－、嘀－哒－、当－－”，最后一下响，声音很厚，余音悠长。

　　镜头推进，推向那架老座钟：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楚的一圈罗马数字，和一长一短两支镂花的指针，圆盘是非常精细非常复杂的金色图案，图案中有两个赤裸着身体的孩子，两个孩子在那时间里永远不长大，永远都快乐。镜头在那儿停留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很久，不必考虑到底是几点，两支楼花的指针可以在任何位置。无所谓，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所谓，不可能记得清了。画面谈出。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场“镇反”运动。可能就是那年。

　　据历史记载，在朝鲜发生过一场战争。可能就是那几年。

　　那时候奶奶总在学唱一支歌：“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

　　历史在我以外的世界，正不停顿地行进。

　　另一幅画面谈入：半开着的屋门，露出一隙屋外的世界，明媚动人。然后，如同镜头拉开：棋盘一般的青砖地，一方一方地铺开铺向远处的屋门，从那儿从半开的门中，倒下来一长条边界分明的阳光，平展展地躺倒在方砖地上，空净、灿烂、安详。如同摄影机向前移动，朝着屋门，很不平稳地向前移动：青砖地摇摇晃晃地后撤。忽然那条阳光中进来一个影子进来一个声音，奶奶或者妈妈的声音：“慢点儿慢点儿，哎——对啦，慢一点儿。”很不平稳但是继续前移，慢一点儿或者一点儿也不慢，越过那条齐整的阳光，门完全敞开时阳光变宽了，越过门槛，下了台阶，停住。镜头猛地摇起来：猛地满目令人眩晕的辉煌。然后仿佛调整了光圈，眼前慢慢地清晰了，待景物漫漫清晰了却似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全世界，比原来的全世界大了很多倍的又一个全世界。向东横摇一周，再向西横摇一周：还是那些房屋，走廊、门窗、柱梁、屋檐，都还是那么安静着呆在那里，却似跟原来看到的不尽相同。现在不是从玻璃后面看它的一幅画面，现在是置身其中，阳光温暖地包围着，流动的车气紧贴着你的周身徐徐地碰着你的皮肤，带着花木的芬芳，带着泥土的湿润，带着太阳照射下的砖墙和石阶的热味儿，带着阴凉的屋檐下和走廊上古老的气息，世界就变了样子。那是不是又一个生日呢？摇向天：天是那么深而且那么大，天上有盛开的花朵；摇向地：地原来并不一定都是青砖铺成的呀，地上有谢落的花瓣。可能是暮春时节。

　　历史记载，曾有过一次“肃反”运动。也许就是那年。

　　历史记载，有过“公私合营”，有过“三反”、“五反”以及“扫盲”运动。也许就是那几年。

　　记得那时爸爸妈妈晚上很晚很晚还不回来。奶奶在灯下读《识字课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奶奶总是把“吼声”念成“孔声”。

　　摄影机上摇下摇左右横摇，推进拉开前后移动：视点乱了，目不暇接。就是说，我能跑了。

　　我能到处跑了。无牵无挂地跑，不知深浅、大喊大笑地跑，但摔倒时那地面坚硬且凶狠，心里涌出无限的惊骇和冤屈，倘奶奶或妈妈就在近旁，那冤屈便伴着嚎陶愈加深重。我童年住的那个院子里有两条十字交叉的甬道，十字甬道与四周的房基联成一个“田”字，“田”字的四个小方格是四块土地，种了四棵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两棵海棠树。到了春天，白的和粉白的花朵开得满天，白的和粉白的花瓣落下一地。四棵树下种了西番莲、指甲草、牵牛花、夜来香、草茉莉……一天到晚都有花开。我还记得我要仰望西番莲那硕大的花朵，想想那时我才有多高？早晨，数一数牵牛花又开了多少。傍晚，揪一朵草茉莉当作小喇叭吹响。夜来香展开它淡黄色的极为简单的花瓣，我不用蹲下也不用弯腰，走过去鼻子正好就贴近它，确认晚风里那缥缈的清香正是来自于它。想想看，那时我才有多大？还有跟那花香一般缥缈的钟声，一丝一缕悠悠扬扬地不知到底从哪儿传来，早晨、中午、晚上，都听见。直到有一天我走出这个院子，走到街上去，沿着门前那条街走了很远以后，我的印象里才似真似幻地浮现出一座教堂。我见过一座教堂，我也听见过一种钟声，但那教堂和那钟声在我的记忆里分隔了很久很久，很多年以后，那缥缈的钟声才从我印象的角落里找到了那座教堂。

　　44

　　我和几个童年的小伙伴寻着那钟声走，走进了一座很大很大的园子。推开沉重的铁栅栏门，是一片小树林，阳光星星点点在一条小路上跳耀。钟声停了，四处静悄悄的，能听见自己的脚步，随后又听见了轻缓如自己脚步一般的风琴声。矮的也许是丁香和连翘，早已过了花期。高的后来我知道那是枫树，叶子正红，默默地心甘情愿地燃烧。我们朝那琴声走，琴声中又加进了悠然清朗的歌唱。出了小树林，就看见了那座教堂。它很小，有一个很高的尖顶和几间爬满斑斓叶子的矮房，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开放着野花的草地。琴声和歌唱就是从那矮房中散漫出来，荡漾在草地上又飘流进枫林中。教堂尖顶的影子从草地上向我们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空灵的路。教堂的门开着，看门的白发老人问我们：找什么呀，你们？或者：你们要到哪儿去呢，孩子？

　　后来那教堂关闭了，园门紧锁，除了黎明和黄昏时分一群群乌鸦在那儿聒噪着起落，园内一无声息。

　　这更增添了我们对它的神秘感。有一天乘看门的老人打盹的时候，我们翻过园墙，跳进园中游逛。那是冬天，雪地上除了乌鸦和麻雀的脚印就是我们的脚印。北风在冬日静寂的光线里扬起细雪，如沙如雾，晶莹迷蒙。教堂尖顶的影子又从雪地上向我们伸来，像一座桥像一条寂寞的路，我们走进去，慢慢地走进那影子又慢慢地走出来，有点地怀念往日那悠远凝重的钟声。我们终于弄开一扇窗户钻进教堂，教堂里霉味儿扑鼻，成群的老鼠吱吱叽叽地四散而逃把厚而平坦的灰尘糟踏得一片狼藉。我们爬上钟楼，用木棍去敲那锈蚀斑斑的大钟。钟声虽然微弱但依旧动人，在空旷的雪地上回旋，在寒冷的阳光里弥漫，飘摇溶解进深远巨大的天空……

　　45

　　后来那钟楼倒塌了。继而那教堂也拆除了，片瓦无存，在教堂拆除后的那块空地上建起了一个大国的使馆。后来，那使馆的旁边又建起了一座红色的居民大楼。

　　我记得几十年前当听说要盖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家那一带的人们是多么激动。差不多整整一个夏天，人们聚在院子里，聚在大门前，聚在街口的老树下，兴致勃勃地谈论的都是关于那座大楼的事。年轻人给老人们讲，男人给女人们讲，女人们就给孩子们讲，都讲的是那座神奇美妙的大楼里的事。那座大楼里的一切都是公共的，有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阅览室、公共电话间、公共娱乐厅……在那儿，在不远的将来，不必再分你我，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是一家人，所有的人都尽自己的能力工作，不计报酬，钱就快要没用了，谁需要什么自己去拿好了，劳动之余大家就在一起尽情欢乐……。人们讲得兴奋，废寝忘食，嗓子沙哑了眼睛里也都有血丝，一有空闲就到街口去朝那座大楼将要耸起的方向眺望。从白天到晚上，从日落到天黑，到工地上空光芒万丈把月亮也逼得暗淡下去，人们一直眺望，远处塔吊的轰呜声片刻不息。奶奶很高兴，她相信谢天谢地从此不用再围着锅台转了。我也很高兴，因为在那样一座大楼里肯定会有很多很多孩子，游戏的队伍无疑会壮大。我不知道别人都是为什么而高兴而激动。但后来又有消息说，那楼再大也容不下所有的人，我家那一带的人们并不能住进去。失望的人们就跑到工地上去看去问，才明白那楼确实容不下所有的人，但又听说像这样的大楼将要永远不断地盖下去直到所有人都住上，人们才又充满着希望回来。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反右”斗争。想必就是那些年。

　　据历史记载，有过一次“大跃进”运动。想必就是那一年。

　　外部世界的历史，将要或者已经与我的生命相通了。就在我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无牵无挂地消磨着我的童年时光，就在那时候，外部世界已由一团浑沌子变万化终于推出一部独特的历史。这样的过程无论需要多久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以其一点等待着我的进入了。当你必然地要从其一点进入，我说过了，你就会发现自己已被安置在一张纵纵横横编就的网中，你被编织在一个既定的网结上，并且看不出条条脉络的由来和去处，那就证明历史的确在。

　　那一年，1958年，那是一个确凿的年份。我看见过它。我翻开日历看见了它，黑的、绿的和红色的字：1958。我记得有一天它是红色的字，奶奶、妈妈、爸爸都在我面前，为我整理书包、笔、本子、和一身崭新的衣裳，他们对我说：你就要上学了。

　　46

　　我的小学的校址，原是一座老庙，红墙斑驳，坐落在一条小街中央。两扇又高又厚的木门，晨光中吱呀呀地开启，暮色下吱呀呀地关闭，依旧古刹般森然威肃。看门并且负责摇铃的，是个老头，光光的头皮仍像是个剃度的僧人；都说他原就是这里的庙祝。进门是一片空阔的院落、墙根、墙头、甬道的石缝中间蒿草蓬生，说不准是散布着颓败还是生机。有几棵柏树，有一棵巨大的白皮松。那白皮松要三四个孩子拉起手来才能围拢，树皮鳞片似地一块块剥落，剥落处滴出粘粘的松脂。再进一道垂花门，迎面是正殿，两厢是配殿，都已荒残，稍加清理装修就作了教室。昔日的诵经声改为孩子们的读书声而已。

　　我记得我是个怯懦的孩子，是个过分依赖别人的孩子，可能生性如此，也可能是因为我生来受着奶奶太多的爱护。我想我曾经一定是个畏怯得令人厌倦的孩子。我记得，很多天很多天我还不敢独自去上学，开始的几天我甚至不能让奶奶离开，我坐在教室里，奶奶就坐在教室外面的院子里，奶奶一走我就从教室里跑出来跟着她走，老师的断喝和同学们的嘲笑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跑到奶奶身边我想就平安了。后来好了些，但去上学的路上还是得奶奶陪着。那条小街上的太阳，那座老庙里的铃声，那棵巨大的白皮松和它浑身滴淌的松脂，以及满院子草木随风沙啦沙啦地摇响，都让我不安。在学校门前跟奶奶分手时我感到像是被抛进了另一个世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奶奶到那个世界里去，心中无比凄惶。那是一个有着那么多陌生人的世界呀。

　　我说过，我的生日并没有一劳永逸地完成。

　　也许是我生性胆小，也许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原就埋藏着危险。在那儿，在那所小学在那座庙院里，世界的危险将要借助一个可怕的孩子向我展现，使我生命中的孤独和恐惧得以实实在在地降生。

　　我牢牢地记住一个可怕的孩子。我至今没有弄懂，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怕他，都恭维他，都对他唯命是从。现在我唯一明了的是，我之所以怕那棵白皮松，是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他说否则他就不跟我好。他不跟谁好谁就要孤立，他不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不跟谁好，谁就要倒霉了。他长得又矮又瘦，脸上有一条条那么小的孩子难得的皱纹儿，但他有一种奇怪的（令我至今都感到奇怪的）力量。他只要说他第一跟谁好，谁就会特别高兴；他说他第二跟谁好、第三跟谁好、第四跟谁好……最末跟谁好，所有的孩子就都为自己的位置感到欣慰或者悲伤。他有一种非凡的才能。现在我想，他的才能在于，他准确地感觉到了孩子们之间的强弱差别，因而把他们的位置编排得恰如其分，令人折服。他喜欢借此实现他的才能。但是一个孩子具有这样的才能，真是莫测高深的一种神秘，我现在仍有时战战兢兢地想，那个可怕的孩子和那种可怕的才能，非是上帝必要的一种没计不可。否则怎么会呢？他是个天才。不错，那也是天才。

　　48

　　有一天，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又从那座庙前走过，那儿已经不是学校了，庙门已被封死不知那老庙又派作了什么用场。忽然我望见那棵巨大的白皮松还在，在墙头和殿顶上伸开它茂盛的枝叶。我站下来，心想，我不见它的这么多年里，它一向就在那儿一块块剥落着鳞片似的树皮，滴淌着粘粘的松脂，是吗？那条小街几乎丝毫未改，满街的阳光更是依然如故，老庙里上课的铃声仿佛又响起来，让我想起很多少年时代的往事，同时我又想起那个可怕的孩子。那个可怕的孩子，他像一道阴影笼罩着我的少年时代，使种种美好的记忆都经受着它的威胁。

　　他把粘粘的松脂抹在我的头发上，那一次我不知深浅地反抗了。他本来长得瘦小，我一拳就把他打得坐倒在地上，但是他并不立刻起来还击，他就坐在那儿不露声色地盯着我。（我现在想，他是本能地在判断着我到底是强还是弱。现在我想，我很可能放过了一个可以让他“第一跟我好”的机会，因为我害怕了，这样他不仅不必“第一跟我好”，而且选定我作为他显示才能的对象了。那个可怕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感到神秘。恐怖和不解。）我本来准备好了也挨他一拳，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他站起来，挨近我，轻轻地但是坚决地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然后他就走开了，立刻走到所有的孩子中间去说说笑笑了，极具分寸地搂一搂这个的头，攀一攀那个的肩，对所有的孩子都表示着加倍的友好，仿佛所有的孩子都站在他一边，都与他亲密无间。他就这样走到孩子们中间去并占据了中心位置，轻而易举就把我置于孤立了。孤立感犹如阴云四合一般在我周围聚拢，等我反应过来，那孤立的处境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能够摆脱的了。现在我说起这件事还感到一阵透心的阴冷。他走到孩子们中间去了，我便走不进去了，我只好一个人玩。有好几天我都是一个人玩，走来走去像一只被判罚离群的鸟儿。我想要跟谁玩，甚至我一走近谁，那个可怕的孩子就把谁喊过去，就非常亲密地把谁叫到他那边去。我已经输了，我现在才看出所有的孩子都在那一刻输给他了，因为没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落到我的处境，没有哪一个孩子不害怕被孤立。那些天我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都是郁郁寡欢一个人呆呆地发愣。奶奶摸摸我的头——温度正常，妈妈看看我的作业本——都是5分。“怎么啦你？”我不回答，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但那个可怕的孩子并不就此罢休，他是个天才几十年后我将会懂得世界上确实有这样可怕的天才，他并不想还我一拳也并非只是想孤立我，他是想证明他的力量，让所有的孩子都无可选择地听他的指挥——但愿这不是真的，至少在一个少年身上这不是真的吧。但这是真的。也许生命到了该懂得屈服的时候了，也许我生命中的卑躬屈膝到了应该出生的时候了。那个可怕的孩子，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来试验我的软弱也试验他的强大了。这也许是命运所必要的一种试验，上帝把一个扁平的世界转动一下以指出它的立体、它的丰富，从而给我又一个新的但是龌龊的生日。那是在课堂上，当老师背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一道题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孩子故意把桌子摇得哐哐响，老师回过头来问：“是谁？”那可怕的孩子马上指着我说：“是他！”不等老师说话，他就问几个最跟他好的孩子：“是不是他？是不是？”那几个孩子都愣了一下，然后有的高声说是，有的低声说是，有的不说话。老师可能不大相信，就叫起一个孩子来问：“是谁？”那是个平时最老实的孩子，但是他看看我，低声说：“我，我，我没看见。”老师看着我，可竟连我自己都不敢申辩，我又惊又怕满脸通红倒真像是被抓住的罪魁祸首。我看见那个可怕的孩子此时坐得端端正正，双手背后挺胸抬头，全力表现其对纪律的尊重，目光中竟流露着不容置疑的诚实。那天放学回到家，我勉强把功课做完，就又呆呆地坐着一声不吭，奶奶过来问我：“你到底这是怎么啦？”我哇地一声哭出来。奶奶说：“说，有什么事就说，哭什么呀？”我的屈服、谄媚、谄媚的愿望和谄媚的计谋，就在那一刻出生了。我拍抽噎噎地说：“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说的是：“我想要一个足球。”我竟然那么快地想到了这一点：“我想要一个足球。”奶奶说：“行，不就是一个球吗？”我说：“得是一个真正的足球，不是胶皮的得是牛皮的，我怕我爸我妈不给我买。”奶奶说：“不怕，我让他们给你买。”

　　因为那个可怕的孩子最喜欢踢足球。因为我记得他说过他是多么渴望踢一回真正的足球。因为我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给他买一个足球。

　　奶奶带我去买了一个儿童足球，虽然比真正的足球小一些，但是和真正的足球一样是牛皮制做的。从商场回来，我不回家，直接就去找那个可怕的孩子了。他出来，看我一眼，这一眼还没看完他已经看见了我手上的足球。我说：“咱们踢吧。”他毕竟是个孩子，他完全被那个真正的足球吸引了忘记了其他，他接过足球时那惊喜的样子至今在我眼前，那全部是孩子的真正的喜出望外，不接任何杂质的欣喜若狂。他托着那个足球跑去找其他住在附近的孩子：“看哪，足球！”我跟在他身后跑，心里松快极了，我的预谋实现了。“看哪，足球！”“看呀，嘿你们看呀，真正的足球！”那个足球忽然把他变得那么真诚可爱，竟使我心中有了一丝不安，可能是惭愧，因为这个足球不是出于真诚而是出于计谋，不是出于友谊而是出于讨好，那时我还不可能清楚地看见这些逻辑，随着住在附近的孩子们都跑来都为我的贡献欢呼雀跃，我心中那一丝不安很快烟消云散。那个可怕的孩子天生具有组织才能，他把孩子们分成两拨，大家心悦诚服地听凭他的调遣，比赛就开始了。在那条胡同深处有一块空地，在那儿，有很长一段时期，一到傍晚，总有一群放了学的孩子进行足球比赛。那个可怕的孩子确实有着非凡的意志，他的身体甚至可以说是孱弱，但一踢起球来他比谁都勇猛，他作前锋他敢与任何大个子冲撞，他守大门他敢在满是砂砾的地上扑滚，被撞倒了或身上被划破了他一声不吭专心致志在那只球上，仿佛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东西。他有时是可爱的，有时甚至是可敬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依然是可怕的。天黑了孩子们都被喊回家了，他跟我说：“咱们再踢一会儿吧？”完全是央告的语气。我说：“要不，球就先放在你这儿吧，明天还给我。”他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令人感动的惊喜。他说：“我永远第一跟你好，真的。”我相信那是真的，我相信那一刻我们俩都是真诚的。

　　但是，刻骨铭心的悲哀是：这“真诚”的寿命仅仅与那只足球的寿命相等。

　　终于有一天我要抱着一个破足球回家。

　　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抱着一个少年阴云密布的心，并且不得不重新抱起这个世界的危险，在一个秋天的晚上，沿一条掌起了灯的小街，回家。秋风不断吹动沿街老墙上的枯草，吹动路上的尘土和败叶，吹动一盏盏街灯和我的影子，我开始张望未来我开始问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想，那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

　　49

　　也许，与此同时，画家Z也正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从另一条小街上回家。也许那也正是画家Z走出那座美丽的房子，把那根白色的羽毛所包含的一切理进心里，埋下未来的方向，独自回家的时候。

　　50

　　也许那也正是诗人L，在他少年时的一个夏天的晚上，独自回家的时刻。

　　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势必会记得从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独自回家的时刻。每一个人或者每一种情绪都在那一刻理下命定的方向，以后，永远，每当从这世界上独自回家，都难免是朝着那个方向。

　　我写过一篇小说，（礼拜日）。其中有一条线索，写一个老人给一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一段经历。那像是我的记忆，但不是我的经历，我写那段经历的时候想的是诗人L，那是我印象中诗人的记忆。当有一天我终于认识了诗人L，我便总在想，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时刻诞生的？我和画家Z都找到了各自的生日，那么，诗人的生日是什么呢？我在（礼拜日）中朝诗人生命的尽头望去，我在（礼拜日）中看见一个老人正回首诗人生命的开端：

　　“我十岁时就喜欢上一个十岁的小姑娘，”老人对那

　　个女孩子说，

　　“现在我还记得怎么玩‘跳房子’呢。”

　　“我喜欢上她了，”老人对女孩子说，“倒不是因为跳

　　房子，是因为她会唱一支歌。”

　　女孩子说：“什么歌？您唱一下，看我会不会。”

　　“头一句是——”老人咳嗽一下，想了想，“当我幼年的时候，

　　母亲教我唱歌，在她慈爱的眼里，隐约闪着泪光……”老人唱得很轻，嗓子稍稍沙哑。

　　“这歌挺好听，”女孩子说。

　　老人说：“那大概是在一个什么节目的晚会上，舞台的灯光是浅蓝的，她那么一唱，台下的小男孩都不嚷嚷也不闹了。”

　　女孩子问：“那些小男孩也包括您吧？”

　　“在那以前我几乎没注意过她。她是不久前才从其它地方转学到我什1这儿的。”

　　’‘那时候我们都才十岁。晚会完了大伙都往家走，满天星星满地月亮。小女孩们把她围在中间，亲声秘语的一团走在前头。小男孩什1不远不近地落在后头，把脚步声跺出点儿来，然后笑一阵，然后再跌出点儿来，点儿一乱又笑一阵。”

　　“有个叫虎子的说，她是从南方米伪。有个叫小不点的说，哟哟哟——，你又知道。虎子说，废话，不是不？小不点说，废话南方地儿大了。小男孩们在眉头走成乱七八糟的一团，小女孩都穿着裙子文文静静地在前头走。那时候的路灯没有现在的房，那时候的街道可比现在的安静。快走到河边了，有个叫和尚的说，她家就住在桥东一拐弯。虎子说五号。小不点说哟哟哟——，你又知道了。虎子说，那你说几号？小不点说，反正不是五号，再说也不是桥东。和尚说，是桥东，不信打什么赌的？小不

　　点说，打什么赌你说吧。和尚说打赌你准输，她家就在桥

　　东一拐弯那个油盐店旁边。小不点又说，哟哟哟——五

　　号哇？和尚说五号是虎子说的，是不是虎子？虎子说，反

　　正是桥东。小女孩都回过头来看，以为我们又要打架了

　　呢。”听故事的女孩子笑着：“打架了吗，你们？”老人说：

　　“那年我十岁，她也十岁，我每天每天都想看见她。”老人

　　说：“那就是我的初恋。”

　　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在冬天，诗人L的初恋是在夏天，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于季节的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差别与这两个季节的差别很相似。画家Z去找他的小姑娘时是九岁，诗人L的初恋是在十岁。我想他们之间的差别并不在这一岁上，但是他们生日的差别意味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世界，他们的命运便位于两个不同的初始点上。初始点的微小差异，却可以导致结果的天壤之别。人一生的命运，很可能就像一种叫作“浑沌”的新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有着“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

　　《礼拜日》中的那个老人，继续给那个女孩子讲他少年时的故事：

　　老人说：“我每天每天都想着她。”老人说：“她家确实

　　就在桥东，油盐店旁边……站在桥头也能看见。我经常

　　到那桥头上去张望。有一天我绕到石桥底下，杂草老高

　　可是不算密。我用石笔在桥墩上写下她的名字，写得工

　　工整整，还画了一个自以为画得挺好看的小姑娘。头发

　　可是费了工夫，画了好半天还是画不像。头发应该是黑的，我就东找西找捡了一块煤来。”

　　“煤呀？！”听故事的女孩子咯咯地笑。

　　“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小不点。我就带他到桥底下去，把那个秘密指给他看。小不点说，你要跟她结婚哪？我说，你可千万别跟别人说。他说行，还说她长得真是好看。我说那当然，她长得比谁都好看。然后我们俩就在桥底下玩，玩得非常高兴非常融洽，用树枝划水，像划船那样，划了老半天，又给蚂炸喂鸡爪子草喂狗尾巴草，喂各种草，还喂河水，把结婚的事全忘了。”“后来呢？”女孩子问，严肃起来。“后来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快回家的时候我们俩吵了一架，小不点就跑到堤岸上去，说要把我告诉他的秘密告诉虎子去，告诉和尚告诉给所有的人去。‘哟哟哟——，你没说呀？’‘哟哟哟——，你再说你没说！那美妞儿谁画的？’他就这么冲着我又笑又喊特别得意。‘哟哟哟——，桥墩上的美妞儿谁画的？’说完他就跑了。我站在桥底下可真吓蒙了，一个人在桥底下一直呆到天决黑了。”听故事的女孩子同情地看着老人。“一个人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那老人说。“他告诉给别人了吗？”女孩子小声问。“我想起应该把桥墩上的字和画都擦掉，一个人总会有一天忽然长大的。用野草蘸了河水擦。擦成白糊糊的一片。然后沿着河岸回家，手里的蚂蚱全丢了。像所有的傍晚一样，太阳下去了，一路上河水味儿、野草味儿、爆米花和煤烟味儿，慢慢儿的闻见了母亲炒菜的香味儿。一个人早晚会知道，世界上没有比母亲炒菜的香味儿更香的味儿了。”

　　这应该就是诗人L的生日。诗人L在我想象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他初恋的那个夏天里出生。在爱的梦想涌现，同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如此脆弱的那个热烈而孤单的夏天里，诗人出生。他从这个角度降生于人世，并且一直以这个角度走向他的暮年。如果世界上总在有人进入暮年，如果他们之中的一个（或一些）终其一生也不能丢弃那个夏天给他的理想，那么他是谁呢？他必定就是诗人，必定就是诗人L。

　　以后还会听到诗人的消息。诗人L的消息，还会不断传来。

　　51

　　那么，一个曾经被流放的人，生于何时呢？我想象他的生日。我想遍了我的世界，一个被流放者的生日总来与我独自回家的那个秋夜重合，也总来与画家Z独自回家的那个冬天的傍晚，和诗人L独自回家的那个夏日的黄昏重合，挥之不去。像所有的夜晚必然会降临的黑暗一样，那黑暗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被流放者的生日。他的生日，摇摇荡荡，飘忽不定就像一只风筝，当孩子们都已回家，他的生日融汇进夜空难以辨认。但他确凿存在，他飘忽不定的生日必定也牵系在一条掌起了街灯的小路上。也许就牵系在我抱着那只千疮百孔的足球回家的时刻，也许就牵系在画家不能忘怀的怨恨和诗人无法放弃的爱恋之中，甚至牵系着F医生、女导演N、以及那个残疾人C……摇摇荡荡曾经牵系在所有人的睡梦里，以致使一个被流放者的生日成为可能，成为必不可免。－－52

　　未来的一个被流放者WR在其少年时代，或许曾与我有过一段暂短的同行。然后我们性格中小小的差异有如一块小小的石子，在我们曾一度同行的那条路上把我们绊了一下，或者不知是把我们之中的谁绊了一下，使我们的方向互相产生了一点儿偏离。这样，几十年后，他认为唯有权力可以改变世间的一切不公正，而我以写作为生。

　　但是，多年来我总感到，我抱着那只破足球回家去的时候就是我写作生涯的开始，而与此相似的情绪，也会是WR的生日。因为在那样的情绪里，两个孩子必会以同样的疑虑张望未来。

　　而未来，当我和WR走在相距甚远（但能遥遥相望）的两条路上时，会引得F医生冥思苦想：我和WR最初的那一点儿性格差异源于什么？上帝吗？F医生或许还应该想：所有的人之所以在不同的季节从不同的路上回家，可以在他们盘盘绕绕的大脑沟回上找到什么原因或者证据？如果诗人的提醒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么，世界上这些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命运，到底能由他们从头到脚的结构中看出上帝怎样的奇思异想呢？

　　我曾与WR一同张望未来，朝世界透露了危险和疑问的那个方向，张望未来。那时我们都还幼小，我们的脸上必是一样的悲伤和迷茫，谁也看不出我们之间的差别。但我们还要一同走进另一个故事里去。在那所小学校里，在那座荒残的庙院，另一个故事已经在等待我了，等待我也等待着WR。那是个愚昧被愚昧所折磨的故事，是仇恨由仇恨所诞生的故事，那个故事将把任何微小的性格差异放大，把两个重合在一起的生日剥离，上帝需要把他们剥离开成为两个泾渭分明的角色，以便将来各行其是。

　　我曾以《奶奶的星星》为题记录过这个故事。1959年，那年的夏天，一到晚上奶奶就要到那座庙院里去开会。这时候，一个曾经到处流传的故事，在流传了几千年之后，以一声猝不及防的宣布进入了我的世界：我那慈祥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天哪，万恶的地主！那一刻我的世界天昏地暗。这个试图阐述善与恶的故事，曾以大灰狼和小山羊的形式流传，曾以老妖婆和白雪公主的形式流传，曾以黄世仁和白毛女的形式、以周扒皮和“半夜鸡叫”的形式流传，——而这一切都是我那慈祥的老祖母讲给我听的。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在星空深邃的夏夜我们坐在庭院里，老祖母以其鲜明的憎爱，有声有色地把这个善与恶的故事讲给我听。但在1959年的一个夏夜，这个故事成为现实，它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的老祖母连同她和蔼亲切的声音一起旋卷进去，然后从那巨大的黑洞深处传出一个不容分说的回声：你的老祖母她是地主，她就是善与恶中那恶的一端，她就是万恶的地主阶级中的一员。我在《奶奶的星星》中写道：

　　一天晚上，奶奶又要去开会，早早地换上了出门的衣

　　裳，坐在桌边发呆。妈妈把我叫过来，轻声对奶奶说：“今

　　天让他跟您去吧，回来时那老庙里的道儿挺黑。”我高兴

　　地喊起来：“不就是去我们学校吗？让我搀您去吧，那条

　　路我熟。”“嘘——，喊什么！”妈妈喝斥找，妈妈的表情很

　　严肃。那老庙有好几层院子。天还没黑，知了在老树上

　　“伏天儿——伏天儿——”地叫个不住。奶奶到尽后院去

　　开会，嘱咐我跟另一些孩子在前院玩。这正合我的心意。

　　好玩的东西都在前院，白天被高年级同学占领的双杠、爬

　　杆、沙坑，这会儿都空着，我们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

　　……太阳落了，天黑下来，庙院里到处都是蛐蛐叫，“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东边也叫，西边

　　也叫。我们一群孩子蹶着屁股扎在草丛里，沿着墙根儿

　　爬。寻着蛐蛐的叫声找到一处墙缝，男孩子就对准了滋

　　一泡尿，让女孩子们又恨又笑，一会儿，蛐蛐就像逃避洪

　　灾似地跳出来，在月光底下看得很清楚。我们抓了好多

　　好多蛐蛐，一群孩子玩得好开心。月光真亮，透过老树浓

　　黑的枝叶洒在庙院的草地上，斑斑点点。作为教室的殿

　　堂，这会儿黑森森静悄悄的，有点儿人。星星都出来了，

　　我想起了奶奶。我走到尽后院。尽后院的房子都亮着

　　灯。我爬上石阶，扒着窗台往里看。教室里坐满了人，所

　　有的人都规规矩矩地坐着一声不响，望着讲台上。讲台

　　上有个人在讲话。我看见奶奶坐在最后一排，两只手放

　　在膝盖上，样子就像个小学生。我冲她招招手，她没看

　　见，她听得可真用心哪。我直想笑。奶奶常说她是多么

　　羡慕我能上学，她说她要是从小就上学，能知道好多事，

　　说不定她早就跑出去参加了革命呢。她说她的一个表妹

　　就是从婆家跑出去，后来参加了革命。奶奶老是讲她那

　　个表妹，说她就是因为上过学，懂得了好多事，不再受婆

　　家的气了，跑出去跑得远远的做了大事。我扒着窗台望

　　着奶奶，我还从未这么远远地望着过她呢。她直了直腰，

　　两只手也没敢离开膝头。我又在心里笑了：这下您可知

　　道上学的味儿了吧？……就在这时，我忽然听清了讲台

　　上那个人在讲的话：“你们过去都是地主，对，你们这些人

　　曾经残酷地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在劳动人民的血汗和

　　白骨上建筑起你们往日的天堂，过着寄虫一样的生活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再听。“现在反动的旧

　　政权早已被人民推翻了，你们的天堂再也休想恢复了，你

　　们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人民的专政，你们的出路只有一

　　条，那就是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我赶紧离开那儿，

　　走下台阶，不知该干什么。月光满地，但到处浮动起一团

　　团一块块的昏黑，互相纠缠着从静寂的四周围拢而来

　　1959年，那年我几岁？但那些话我都听懂了。我在那台阶下站了一会儿，然后飞跑，偷偷地不敢惊动谁但是飞快地跑，跑过一层层院子，躲开那群仍然快乐着的孩子，跑出老庙，跑上小街，喘吁吁地在一盏路灯下站住，环望四周，懵懵然不知往日是假的，还是现在是假的……。

　　53

　　那时候WR在哪儿？他是不是也在那群孩子中间？未来的被流放者WR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他也有一个糟透了的家庭出身）是否就坐在我的祖母身旁？

　　和我一起逮过蛐蛐的那群孩子也是一样。他们和我一样，在那个喜出望外的夜晚跟着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跟着他们的祖父或祖母，一路蹦跳着到那座庙院里去，对星空下那片自由的草丛怀着快乐的梦想，但他们早晚也要像我一样听见一个可怕的消息，听到这个故事，听见自己走进了这个故事。因为在那个晴朗的夏夜，到那座庙院里去开会的人，在那个故事里处于同样的位置。

　　但在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里，善与恶，爱与恨，不再是招之即来的道德体操，也不再是挥之即去的感情游戏，它要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个孩子都进入角色，或善或恶，或爱或恨，它甚至以出身的名义把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在剧情发展所需要的位置上。那群快乐的孩子，注定要在某一时刻某一地点发现他们羞耻的出身，无可选择地接受这个位置，以此为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未来长久的年月里，以麻木要么以谋略去赎清他们的“罪孽。

　　如果这群少年中的一个不同寻常，不甘忍受这出身二字给他的耻辱和歧视，以少年的率真说破了这个流传千年的故事的荒谬，那么他，那么这个少年，就是WR。

　　54

　　但是为了少年的率真，少年WR将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十几年后才能回来。为了少年的率真，少年WR要到罕为人知的远方去他受磨难，在加倍的歧视下去度他的青春。

　　我并没见过少年WR。我上了中学，少年WR已经高中毕业。我走进中学课堂，少年WR已不知去向。

　　“WR，他走了一条白专道路。”

　　对我来说，以及对我的若干同龄人来说，WR这个名字只是老师们谆谆教导中的一个警告，是一间间明亮温暖的教室里所隐藏着的一片灭顶的泥沼，是少年们不可怀疑的一条危险的歧路。

　　“不错，他的高考成绩优异。”老师说，并且沉痛地看着我们。

　　（十几年后WR说：不错这是一句真话，不过我想你们不会再听到第二句真话了。那时他从偏远的地域风尘仆仆地回来，说：但这样一来，我料想，结果马上就要被说成原因了。）

　　“但是我们的大学不能录取这样的孩子，”老师说，更为严肃地看着我们。

　　（十几年后的WR淡然一笑：为什么，那时老师没有告诉你们么？）

　　“为什么？”中学生们问，信赖地望着老师。

　　“因为……因为……”老师垂下眼睛，很久。

　　（十几年后WR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闭起眼睛，静静地听这段他走后的故事。）

　　“因为，”老师真诚而且激动地说，“因为大学没有录取他，他就说……他就说了一些我不能再重复的话……总之，他就发泄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满……”

　　（是吧？我的料想不错，WR说，原因和结果被颠倒了。但是别怪那些老师，十几年后WR说，他们有他们的难处。WR说，这就像安徒生的那个童话，只有一个孩子还不了解那些危险。）

　　“那个WR，他到哪儿去了？”中学生们问。

　　老师不再回答。老师也不知道。

　　就在WR说破这个故事的荒谬之时，我与他分路而行。

　　在少年WR消失的地方，我决心做一个好孩子。我暗自祈祷，别让我走那条路别让我走上那条歧途吧，让我做个好孩子。但是我每时每刻都感到，那座庙院夜晚里的可怕消息从过去躲进了未来，出身——它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我看不见它躲在了哪儿，我不知道它将在什么时候出来找我，但只要我不可避免地长大我知道我就非与它遭遇不可。它就像死亡一样躲在未来，我只有闭上眼等待，闭上眼睛，祈祷。闭上眼睛，让又一个生日降临，让一颗简单的心走出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