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的紧急电话通知迅速下发到各部门、各单位。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加快棚户区改造步伐的指示精神，加快国际大都市建设进程，市政府决定，采取切实措施强化拆迁工作……公职人员本人在拟拆迁棚户区内的，要带头签订拆迁安置协议。逾期不签，停薪停职；没有公职人员的拆迁户，由区政府安排本区的公职人员承包动员（即包户），动员不成，停薪停职。拆迁户属低保户的，如不配合拆迁，将停发最低生活保障……”

　　紧急电话通知还要求，本通知精神要内部掌握执行，可以传达到基层单位一把手，但不许行文，也不许公开宣传。

　　望海区政府的补充通知还规定，离退休公职人员也要提高认识，积极投身到拆迁工作中去，承担相应责任，分担包户任务。如不完成任务，将受到处罚，担任过领导工作的，要全面调查其任职期间存在的问题……

　　望海区医院手术室护士陈芳，市卫校毕业至今，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八年。一天前，医院领导亲自找她谈话，要求她立即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动员母亲签订拆迁协议，尽早迁离棚户区。陈芳的组织观念很强，始终很听领导的话。可是，这次领导交给她的任务实在太艰巨了，她没有完成的把握。

　　陈芳骑着自行车，神情黯然地回到母亲家。“进屋就上炕，”，母女俩亲亲热热地坐在炕上唠家常。29岁的陈芳是母亲余大姐的养女。28年前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下夜班的矿工陈大山，顶风冒雪往家里走去。路过一间废弃的草屋时，他听到了一个婴儿的哭声。尽管又冷又饿，陈大山还是停下了脚步，寻声音走进草屋。一个婴儿躺在一堆稻草上，裹在身上的碎花棉被上，飘落了一层雪花。心地善良的陈大山心疼不已，赶忙把婴儿抱了起来。怕婴儿冷，他揭开了自己棉衣，让婴儿在他的怀里取暖。陈大山在草屋里等了三个小时，因为他不能断定，是不是婴儿的父母因为有急事去办，暂时把孩子存放在这里。长时间的等待后，他才明白这是一个弃婴。如果再守在这里，他们俩都会冻死在雪夜里的。无奈之中，陈大山抱着婴儿，拖着疲惫的身躯，艰难地回到家里。

　　陈大山和余大姐虽然结婚多年，但始终没有生养。女婴的到来，给这个贫寒之家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后来，儿子出生了，陈大山和余大姐心满意足。儿女双全，是普通老百姓对幸福的最大追求。虽然日子依旧清贫，常常为一日三餐奔波操劳。

　　儿女渐渐长大了，小屋实在容不下一家四口了。陈大山在百般无奈之下，住到矿上的工棚。为了多挣点钱，他常常一个班接着一个班下井挖煤，想攒点钱，买间大点的房子，换换窝。这是他多少年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拼死拼活地努力着。可是，一次井下塌方，陈大山和六名矿工兄弟被夺去了生命。人们在扒出陈大山尸体后，发现他用粉笔在自己的矿工帽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家”字。很显然，这个“家”字是陈大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的，但是，他终其一生渴望的有一个大一点的“家”的愿望，却始终没有实现。人们都知道，陈大山目不识丁，更不会写字。奇怪的是，他竟然在闭上双眼前，写下了一个“家”字……

　　陈芳卫生学校毕业后，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她选择丈夫的标准不高，但其中有两项硬指标不可改变。一是要有房子。不求高楼大厦，有一间比“进屋就上炕”的家大一点可以了。二是不嫁矿工。

　　陈芳嫁给了一个锅炉工，名字叫王刚。锅炉工也是平民子弟，家里有一间12平方米的平房。漂亮的陈芳很满足了，因为她是棚户区的姑娘。棚户区的姑娘即使再漂亮，身价也是低廉的……

　　听到棚户区改造的消息后，母亲和陈芳都很兴奋。母亲说，日子总算熬出头了，可惜你爹没有福气，没等到住大房子这一天。陈芳说，俺爹在九泉之下，知道咱家有大房子，不用“进屋就上炕”，一定会高兴的。街道干部拿着“拆迁协议”，要余大姐签字的时候，同样不识字的她求人叫回了陈芳。陈芳告诉母亲，根据“拆迁协议”的规定，他们家要搬到市郊的大山沟里。并且，新居的居住面积30平方米，要交“新旧房补差”5万元钱。陈芳还了解到，那个“幸福家园”回迁楼盘，建筑质量很不好，交通又不方便，医疗、商业等生活设施缺乏。各种疾病缠身的余大姐，常常会在深更半夜发病，而发起病来，必须马上去医院抢救……

　　“能不能就地回迁安置？”陈芳问。

　　街道干部回答得倒是挺爽快：“可以原地安置。但是，准备建的住宅是豪华型的，房价每平方米1.8万元，户型最小的180平方米。”

　　余大姐摇了摇头拒绝，因为，家境贫寒的她手无分文，根本拿不出那天文数字的购房款……

　　这一次，陈芳接到领导交给的任务后，马上回到家里。坐在炕上，说到拆迁，母女二人抱头痛哭。陈芳觉得，即将开始的棚户区改造，本来是件好事，却因为拆迁政策不合理，使他们这样的贫困户雪上加霜。

　　“妈，要不，找舅舅帮帮忙？”陈芳小心翼翼地问。她知道，舅舅是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是大官。可是，大官舅舅生性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

　　“找你舅？别难为他了。他官虽然不小，可是每月就靠那么几个死钱，家里的日子也挺紧巴的。你弟弟上大学，吃的喝的花的，都是你舅管的，他活得挺累，我知道。”母亲难过地回答。

　　走投无路的陈芳，只好如实回单位向领导复命。

　　第二天早晨上班后，陈芳接到医院人事科下达的通知，要求她和另外三名同事从今天起停薪停职，全脱产回家做工作。如果一周内完不成任务，就永远不要回医院上班了。医院领导也有难处，如果陈芳他们几个完不成任务，区卫生局要罚医院的钱，还要追究领导责任。回到自己家里的陈芳，越合计越觉得窝火生气。陈芳想，作为出嫁的女儿，她已经不和母亲在一起居住。可是，这一次市里动迁棚户区，根本不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采取强硬的手段逼迫居民搬迁。在遭到老百姓抵制后，又搞起了“株连”政策，实在是没有道理。陈芳心里清楚，眼下就业十分困难。她这一待业，岗位很快便会被顶替。很有可能，她的饭碗就此便被打碎了，没有了。

　　陈芳决定给舅舅打电话，把母亲面临的困境和她已下岗待业的情况告诉他。尽管她知道，舅舅从来不为亲戚的私事动用手中的权力。

　　电话接通后，陈芳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了。电话那头，舅舅意外的沉默无语。这些年来，学习、工作中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陈芳偶尔也给舅舅打一两次电话，述说自己的苦闷和困惑。父亲不在了，母亲又没有文化，陈芳对舅舅很依恋。舅舅常常开导陈芳，凡事要从长远处着想，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工作和生活，要相信组织和领导……可是这一次，舅舅却沉默无语。

　　虽然舅舅什么也没有说，但是，陈芳还是感觉到舅舅的为难和痛楚……

　　听说棚户区拆迁户们从北京请来两名律师讲解《物权法》，陈芳便跑去了。在一家企业的会议室里，50多位拆迁户聚精会神地听律师的讲解。突然间，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冲了进来，将会场上所有人员带回公安局调查。几位出面邀请律师的，还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陈芳因为“态度不好，认识不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

　　陈芳的丈夫王刚得知妻子被行政拘留的消息后怒不可遏。当天夜里，他偷偷地溜进已被封锁的“难民部落”，找到了苗强。

　　“哥……哥们，我老婆被抓走了，关起来了！”王刚沮丧地说。

　　苗强和王刚是哥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听说好朋友的老婆被公安局抓走了，苗强很同情王刚，却又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帮忙。

　　油灯下，苗强拿出一个塑料桶，把桶里60°的老白干酒倒进两只破碗里。他又找来两根冻得冰棒似的大葱，和王刚一人一根当下酒菜。

　　“干！”

　　“干！”

　　哥俩啃着大葱，喝着老白干，倒着心里的苦水。

　　苗强陪伴着奶奶的遗体，艰难地坚守在“难民部落”。像他这样在“难民部落”坚守的，共有109个哥们，比梁山英雄好汉还多一人。

　　“临海市被一帮贪官污吏把持着，我们老百姓没有说话的地方，申冤雪耻都没有指望了。”苗强说。

　　“天下乌鸦一般黑，哪还有老百姓说理的地方？”王刚说。

　　“我们哥们商量好了，要到省委去找讲理的地方。省委如果不管，就进京告御状！”苗强喝了一大口酒，握紧拳头，“抬棺上访，抬着我奶奶的遗体上访去！”

　　王刚认识苗强的奶奶。这位老太太90多岁了，年轻时参加过“支前”。那时，解放战争进入艰苦卓绝时期，很多解放军战士负伤，被老百姓从阵地上抬下来，抬到自己家的热炕头上。还有一些地方干部受了伤，老百姓同样把他们抬到自己的家里，拿出家里人舍不得吃的鸡蛋，给干部们补身子。把家里仅有的被子，拿来给干部们盖。而他们自己，宁愿钻进稻草堆里御寒。一次，区里一位年轻干部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胸部，伤势很重。苗强的母亲守着区干部三天三夜，昏迷中的区干部终于苏醒了过来。区干部乞求的目光，分明是在说他很饿，想吃点东西充饥。可是，因为伤势太重，饼子和饭他都咽不下去。正值哺乳期的奶奶，毫不犹豫地解开衣襟，把自己的乳汁挤到碗里，然后一勺一勺喂进区干部的嘴里。在奶奶的精心照料下，区干部的伤渐渐好了起来，又回到了前线。奶奶用自己的乳汁救治区干部的事迹，被一位战地记者写成了文章，登在报纸上。于是，又一位“红嫂”的故事传开了……

　　“苗强，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参加你们的上访，一定要讨个公道！”王刚说。

　　这时，一辆宣传车路过。高音喇叭在播放市“棚改办”通告。

　　“……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和要求，为加快我市棚户区改造步伐，改善人民群众居住条件，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市政府决定加速推进‘大改造’和‘大开发’，举全市之力，打一场棚户区改造的攻坚战和歼灭战……凡有拆迁任务的部门和单位都要高度负责，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拆迁户主及其家庭成员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单位负责，没有工作单位的，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负责……要加大领导力度，‘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拆迁任务的如期完成。广大干部群众要提高认识，做改革发展的促进派，坚持与各种错误思潮和阻碍棚户区改造的错误现象作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一切蓄意破坏棚户区改造的人和事，对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决不手软……“

　　“他妈的，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苗强愤怒地吼叫着。

　　“当官的说的比唱的好听，办起事来却坑老百姓！”王刚也火冒三丈。

　　不时有人走进苗强的“家”，和他耳语，商量着什么。苗强像一位帐中元帅，有条不紊地调兵遣将，排兵布阵。

　　也许是酒喝多了，苗强突然跪倒在奶奶的遗体前。七尺男儿，竟然如孩子般哭了起来。

　　“奶奶，我父母死得早，是你一把屎一泡尿，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家里日子过得穷，您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成人不容易。可是，孙儿我没有能耐，没有让您过上一天好日子。您一辈子住在窟洞一样的破房子里，却常常念叨着什么时候能有一间像样的‘窝’，给孙儿娶一个媳妇。可是，老天不公啊，我们不仅没盼来一间像样的窝，破烂不堪的家也被人家给强拆了。您又和孙儿一起，支起个窝棚守在这老地方，等着和政府干部讲理、讨个公道。谁知道，当官的就是不让我们老百姓活下去，一把火烧来，您把老命都搭上了。孙儿不孝啊，至今没有机会让您老人家入土为安。我知道，您心有不甘，死不瞑目啊！奶奶，您心里一定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老百姓的命这么苦，不明白如今当官的怎么和当年不一样了。奶奶，临海市没有天理，咱另找个地方讲理去。也许，你会见到当年你救过的区干部，让他评评这个理儿，看看他怎么说……”

　　王刚受苗强的哭诉影响，心里也猫抓狗咬般难过。

　　天亮了，宣传车的喇叭声又传了进来。

　　“最后通牒，最后通牒！望海区政府警告仍滞留在拆迁地的居民，你们的行为，已严重地阻挠了太阳广场和商务区工程建设，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限你们24小时内从这里撤离，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

　　冰天雪地，寒风刺骨。

　　苗强发布了命令，和弟兄们抬棺上访！上访队伍浩浩荡荡从“难民部落”出发，苗强和王刚抬着装有奶奶遗体的棺材，走在队伍的前面。

　　从“难民部落”出发时，上访队伍不过200人左右。一路上不断有人加入，到达省委大院门口时，这支队伍已经有两三千人之众。上访群众还算有秩序，整齐划一地坐在空旷的马路边。担任指挥的一位小伙子，不时地领着大家呼喊口号。口号的内容也都是精心策划好的，什么“坚决拥护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坚决反对政绩工程！”，“棚户区改造要维护老百姓利益，反对坑害老百姓！”，“坚决要求省委采取果断措施，查处纵火‘难民部落’的犯罪分子！”“要吃饭，要住房！”……一阵口号后，便是合唱《社会主义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苗强奶奶的棺材前，有人点燃高香，烧起纸来。

　　王维太率领成百上千警察赶来，把上访群众紧紧包围起来。双方产生了严重对峙，事态一触即发。到底该如何处置面对的危急局势，王维太不敢擅自做主，他要请示郭醒世定夺。可是，郭醒世正在大院内的省委办公楼里，参加省委常委会。

　　今天的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全省棚户区改造问题。会议由省委书记钟兴邦主持。根据会议议程，先由省建设厅通报全省棚户区改造进展情况。

　　省建设厅厅长介绍，建设部关于推进棚户区改造的2005178号文件下发以来，全省棚户区改造工作即拉开了序幕。近三年来，各市虽然做了些工作，但总体来看进展缓慢。全省共有应改造的棚户区建筑面积5200万平方米，涉及居民78万户。到现在为止，仅完成拆迁改造120万平方米，安置居民2968户。致使这一工程建设迟缓的原因，一是部分地区“棚改”指导思想存在偏差，重商业开发，轻群众安置，致使干群矛盾加剧，影响工作进程；二是，工作作风粗暴简单，次生矛盾和问题不断发生，对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不良影响……

　　省建设厅通报情况后，省委常委们开始发言。依惯例，省长曹仲伯首先发言。

　　“同志们，棚户区改造工作，中央有明确指示，老百姓热切期盼。但是，这项工作在我省进展不快，效果不好。出现这种情况，省政府有直接领导责任，我这个省长更是要负主要责任。我向常委会和全省人民检讨。”曹仲伯的开场白，态度很诚恳。接着，他话锋一转，“兴邦书记、各位常委，我认为，全省棚户区改造工作之所以偏离了方向和轨道，成为我省当前社会矛盾的焦点，激化了政府和市民的矛盾，并且冲突和对立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我想，关键是我们决策层思想没有统一，认识还不够端正。比如，有的领导是在‘经营城市’的理念指导下，去开展‘棚改’的。棚户区改造工作，本来是一项旨在改善城市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的民心工程，属于微利、不盈利项目。但是，放到‘经营城市’中去一经营，性质立刻发生了变化，民生工程变成了少数开发商的盈利项目，成为他们的摇钱树，财源滚滚的新增长点！”

　　曹仲伯的发言，虽然比较含蓄，但却让与会领导感到震撼。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弦外之音，那就是他意有所指的，是临海市和郭醒世。向来以稳重、平和著称的他，也许是内心里压抑太多了，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郭醒世听了曹仲伯的话，心里一愣。他万万没有想到，曹仲伯能够在常委会上首先跳了出来，并且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他和临海市。大家都知道，郭醒世是“经营城市”理念的倡导者，并且将其作为“治市方略”和执政兴市的法宝。

　　“同志们，我们这一届省委常委和以往有所不同，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大家都受过高等教育，知识层次比较高。我们这个执政团队的理论素养是一流的，大家对‘经营城市’观点的内涵是十分清楚的。我的理解，如果城市真的可以经营，那么，政府的一切行政活动，其终极目标就是最高效地提高市民的福祉水平，‘以最小的市民负担，获取最大的市民福祉’。可是，在一些城市管理者的心目中，所谓的‘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当做企业来经营，按照市场化和资本化来运作城市。对‘经营城市’理论，说句实话，我不敢苟同。对此，我有三问。一问谁是经营主体，也就是谁是经营者？任何一项经营活动，都必须要有经营主体。严格意义上讲，城市的全体社会成员是城市的主人，政府只是城市的管理者，并不拥有对城市进行经营的权力。但现实中，城市经营的主体就是政府，卖什么、建什么，都是城市的领导说了算。这不仅违背了政府的职能，也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再者，就市场经济来讲，政府既是政策的制订者，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者，现在又是市场经营者，多种角色兼而有之，这是对市场公平竞争原则的否定。二问经营什么？又能经营多久？作为经营活动，肯定是要生产产品，而且还要是竞争力强的拳头产品。城市政府的职能，是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对城市的自然资源、基础设施资源、人文资源等进行优化整合和市场化运营，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促进城市功能完善，提高城市素质。在实际经营中，大多数城市经营者，把经营城市的经营内容，主要定位为经营城市资源和资产，主要经营城市土地，而这些资源和资产，都是一次性、不可再生的，这样的产品有可持续的竞争力吗？一卖永逸，这样的经营活动能够长久吗？三问经营目的是什么？是以盈利为目的还是造福人民群众为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是经营，不论是经济组织还是个人，都可以也应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城市经营，政府不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能以城市的社会效益为目标和尺度，力求实现城市整体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等方面的最优结合。再者，就经营效益讲，政府经营是不计成本的，这样的效益又怎么算得清楚？同志们，也许有的同志会觉得我的发言太学究气，是就理论探讨理论的。其实不然，我认为，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在工作中就要走弯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省委是全省的‘统帅部’，我们这些人肩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必须是马列主义理论家，必须有清楚的政治头脑……”

　　曹仲伯的发言结束后，会场上一时沉默了下来，出现了少有的冷场。这在以往的省委常委会中，是绝无仅有的。

　　“兴邦书记，我请求发言。”郭醒世静默了一会儿，觉得有必要申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曹仲伯对“经营城市”观点的指责，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他，进而抹杀他的政绩，对他予以致命一击。郭醒世不会坐以待毙，他一定要奋起反击。

　　钟兴邦见郭醒世要求发言，便点头同意了。

　　“同志们，大家都了解我郭醒世，我确实文化程度不高，如今在仕途，大学学历实在微不足道。所以，我始终认为自己是草根学历，草根干部。理论功底嘛，也谈不上有多高多深。我是在实干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摸索前进的。经营城市的理论，在国内市长中，是我先提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不想隐瞒，也没有必要回避。但是，说实话，这一理论不是我发明的。城市能不能经营？答案是肯定的，也是被实践证明完全可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必须经营。也许是理念的差别，也许是我们长时间处于农业社会，总之，我们的城市经营理念不如西方。记得多年前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英国人在规划一片城区时，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走在前面。排水系统最先建设，而且空间很大。随后的各类管线均可沿排水系统的墙壁而布，从而减少了后期的破坏。我们则不。我们的公共服务系统是跟在地面建设的后面，况且有许多更是远远落后于建设的进度。一个小区，居民已经入住多时了，各项服务设施还未到位。以至于今天你挖开路面处理排水，明天他又挖开处理供水，后天我再挖开处理管线……总之，我们的城市就像一个大拉链，谁都可以随便打开，从不考虑是否给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带来了不便。我就不明白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国家贫穷，花钱得有计划，有一分钱才办一分钱的事，在处理问题时难免留下后遗症，不得不今天建明天修。而今呢？今天的决策者恨不得这一任花光下一任的预算。为了政绩，怎样豪华怎样来，但为什么对公共设施的投入还是跟不上？为什么还是前面建后面挖呢？当然，这种情况不只是某地特有，这在我国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一天不见挖沟反倒觉得不正常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建在地下的公共设施，人们看不见，显不出决策者的政绩；二是投资者舍不得投入，政府只好修修补补过日子；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城市经营理念不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没有真正建立在为居民着想这一点上，没有顾及人的利益，在城市建设上只注重物，却忽视了活生生的人。因此，我们的经营理念必须改变，要以人为出发点，首先考虑人的方便。只有如此，才可减少‘扒路军’的存在，才可以杜绝今天建明天挖现象的发生。”

　　说到这里，郭醒世端起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茶，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说道：“经营城市，就是从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角度，从市场经济的观念出发来看待城市。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要像企业家管理、经营企业那样，把整个城市的资本要素转让或者出售给经济实体，以实现城市、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促进城市功能完善，提高城市素质。这就是经营城市的概念，是我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认识。当然，曹省长理论水平比我高，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正。至于棚户区改造，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临海市的任务最重。如果有的人出于其他目的和政治原因，想借否定经营城市理念，进一步否定我们把棚户区改造纳入临海市整体建设规划，实现‘高起点设计，高标准改造’的目标，将是徒劳的，也是不会得逞的！”

　　郭醒世观察了一下大家的表情，见钟兴邦在记录本上写着什么，常委们表情都很严肃，以为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心灵的震撼，便紧接着说道：“我们临海市棚户区改造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措施，是对历史负责任的。如果一味地迎合老百姓的心理，完全从满足老百姓的眼前利益和需要出发，其结果，只能是拆除了破烂不堪的棚户区，又建新的棚户区。并且，用不了几年，我们还要开始新一轮棚户区改造！”

　　郭醒世的发言结束后，省委副书记顾国卿开始发言。他开门见山，毫不隐瞒地表明自己观点，认为“经营城市”观点给偷换概念了，说穿了，其实是拆房子倒地皮的代名词。他表示，“经营城市”理论上不成熟、不成立，实践中更是变相的“新政绩工程”和“新形象工程”。顾国卿早就看不惯郭醒世的老子天下第一作风，对他长期热衷于做表面文章、追逐政绩的做法也非常反感。只是，一年来关于郭醒世将出任省委书记的传言盛行，顾国卿了解郭醒世的为人，知道他一旦大权在握，会毫不留情地排斥异己，铲除与他###者。于是，顾国卿明哲保身，小心翼翼地避免和郭醒世发生正面冲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模糊战略，有时候也随波逐流。可是，今天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钟兴邦已经走马上任，天下已定。顾国卿认为，在新的省委书记面前，他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负起省委副书记的责任。与此同时，也借此机会狠狠打击郭醒世的嚣张气焰，出出心中憋闷已久的恶气！

　　省委常委、副省长胡清泉陷入了矛盾之中。担任省委常委五年来，胡清泉还是第一次经历省委常委会发生如此尖锐的正面交锋。他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站在曹仲伯一边，对郭醒世坚持的“经营城市”和棚户区改造工作进行抨击，以示和他划清界限；要么替郭醒世的观点辩护，对他在临海市的工作以及棚户区改造充分肯定，高度评价。左右为难的胡清泉，崇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至理名言。因此，他不想在这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得过于功利，放弃多年盟友郭醒世。

　　致使胡清泉犹豫不决的另一个原因，是钟兴邦的态度如何。作为省委一把手，他对“经营城市”观念有什么评价，对全省棚户区改造工作有什么意见，胡清泉并不清楚。长期的官场历练，他深知一把手在决策中的重要性，在副职和下属政治命运中的决定作用。因此，轻易表达自己的态度，将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实在太大……

　　突然间，正要发言的胡清泉双目紧闭，面部痛苦地扭动着。

　　“清泉同志，你这是……”坐在胡清泉对面的钟兴邦，关切地问道。

　　胡清泉一手捂着胸口，一手朝钟兴邦摆了摆，却说不出话来。

　　“清泉省长有心脏病，一定是犯心绞痛了。”郭醒世说着，心里却在骂道，这个老滑头，挺会演戏的。见真刀真枪开战了，他却想法子要临阵脱逃。

　　余德见状，对正在做会议记录的常委会秘书喊了一声：“快叫医生！”他快步走了过来，轻轻拍打着胡清泉的后背，想尽量使他的疼痛状况减轻些。

　　正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不远处房间值班的医生，迅速走了进来。在给胡清泉口服了速效救心丸后，把他抬出了会议室。

　　经历了一阵骚动后，会议室里又恢复了平静。没有发言的几位常委继续发言。

　　省委办公厅由继林主任轻手轻脚走了进来，和余德耳语了一番。余德神色凝重，思考了几分钟后，低头写了一张纸条，递给钟兴邦。

　　钟兴邦接过低条，只见上面写道：

　　兴邦书记：

　　据省委办公厅报告：一小时前，省委机关大院门口聚集了3000余名抬棺材上访的群众。上访群众来自临海市，主要反映该市在棚户区改造工作中严重损害被拆迁户利益的问题。以“难民部落”为主体的上访群众，还对其“难民部落”火灾原因提出质疑，并认为棚改幕后存在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临海市公安局已派出警力，在现场维持秩序，省信访局也启动应急预案，到场听取群众诉求。

　　钟兴邦把纸条上写的内容反复看了两遍后，递给正在注视着会议室天棚，目光有些迷离的郭醒世。

　　郭醒世看后，神情有些紧张。他急急忙忙在一张纸上，写了一纸命令，交给常委会秘书，让他设法迅速送达临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维太。郭醒世的命令只有一句话：“维太同志，请市交通集团配合，迅速将省委门口上访群众带离！”

　　郭醒世觉得，这些上访群众此时到省委上访，无疑是火上浇油，让他难堪，使他腹背受敌。他相信王维太是理解他的苦衷的，也是会忠诚地执行他的命令的。用不了多长时间，王维太和张牧臣会紧急调来一批市交通集团的大客车，强行将聚集在省委大院门口的上访群众“迁”走……

　　省委常委们的发言结束后，钟兴邦开始作总结讲话。

　　“同志们，这次省委常委会，是我主持省委工作以来正式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之所以将这次常委会的议题，确定为专题研究棚户区改造工作，是因为这项工作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央十分重视，全省上下非常关注。刚才，各位常委都发表了意见。总结大家的发言，我想，尽管认识有所不同，思路有些差异，但总体上看，大家对进一步做好全省棚户区改造工作，认识是统一的。大家都认为，‘棚改’工作涉及民生，影响广泛，任务艰巨，必须提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集中力量抓紧抓好。”

　　讲到这里，钟兴邦稍微停顿片刻，观察了一下各位常委的表情。他觉得，正在低头记录的常委们，大都表情严肃，尽量不与他进行目光交流，似乎因对他将要继续的讲话内容捉摸不定，而有意予以回避。

　　“同志们，也许有的人会认为，省委常委会不是理论研讨会，没有必要涉及一些理论观点。比如，今天我们就围绕着‘经营城市’这一理念，各自发表了意见，有的意见明显不统一。现在，我相信大家一定想知道我对这一观点的看法。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我要声明，我不是理论家，不是裁判员，我和大家一样，仅仅是省委常委会中的一员。那么，到底我对‘经营城市’观点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可以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同意仲伯省长及大多数常委的意见，我认为‘经营城市’作为一种执政理念，是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的，也是不符合现阶段国情的。如果按照这一理念指导棚户区改造工作，必将使棚户区改造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较大的惠民工程，偏离了方向和轨道，成为一场伤民、害民的大灾难。那样，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们很有可能将就此失去多年建立起来的执政基础，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许有的同志会认为，新任省委书记上任伊始，第一次常委会过分重视理论问题，是不是过于务虚？我认为，持有这种观念的同志，对新形势下省委常委会的功能，一定缺乏与时俱进的认识。从政为官，职务到了我们这个级别，要对涉及全省改革开放和几千万人民群众的重大事项拍板决策，责任和使命要求我们必须是马列主义理论家。我们是决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政方针的，不是具体贯彻落实的县乡干部！

　　“我认为，棚户区改造工作不能再拖下去了。从现在开始，省委、省政府要把‘棚改’工作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作为全省第一号民心工程，集中力量抓紧抓好。总的原则是，要相信和依靠群众，把温暖送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以他们满意为最高目标。我建议，会后由省委办公厅印发一个通知，要求各级党和政府科学规划，精心组织，加快推进‘棚改’工作。各市要对已制定的规划方案认真研究，坚决杜绝用‘经营城市’理念指导‘棚改’，防止出现不切实际的所谓借机打造城市名片，营造国际化大都市景观现象……

　　“同志们，我在这里还要强调干群关系问题。我发现，现在我们有的干部习惯于浮在机关、住在城里，热衷于迎来送往，忙碌于文山会海，深入群众少，联系群众更少，对老百姓的事总是躲、推、拖。一些干部甚至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异化，变成了‘为老板服务’，‘保驾护航’。这种淡漠群众利益、只为既得利益‘护法’的事再也做不得了。我们的部分领导干部与企业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经济利益纠葛，个别干部与企业打得火热，有的坐着企业提供的豪华越野车，有的在企业入股分红。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引发出一系列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以利益为核心内容的复杂矛盾。目前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是因为不能够妥善协调和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导致的。在处理各种经济主体的利益时，一些党员干部往往摆不正位置，立场、感情没有站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上，不能做群众的主心骨、代言人，屁股很容易坐到比群众强势的既得利益群体一边。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心理距离却疏远了；通信工具先进了，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交流沟通却困难了；领导干部的文化、学历提高了，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并未‘水涨船高’、反而降低了。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钟兴邦虽然没有明说，但他的讲话是意有所指的，郭醒世不糊涂。他其实是对以“经营城市”为指导思想，开展棚户区改造工程，予以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