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宏进副局长就要退居二线了。余宏进副局长比阎水拍局长小三岁，余局长退二线，意味着阎水拍局长将正式退休。

　　余局长退二线，就又空出一个副局长位子。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出现扑朔迷离的局面，一切都很清晰。由谁来补缺，局里没有任何争议。大家见了我都说：“众望所归啊，非你莫属！”有人已经提前称呼我为“鱼局长”，或者“鱼总”。

　　别人这样称呼我的时候，我表面上会“批评”一下别人，让他们不要瞎说。我正色对这些同志说：“局里比我能力强的同志多着呢！我算老几？况且上级还要下来搞测评，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考察，一切都是未知数呢！”我这样说时，有些同志仍然坚持他们的意见，认为非我莫属。我此时就向他们抱拳作揖，并赔着笑脸说：“你们饶了我吧，你们饶了我吧！”

　　我说到上级“考察”时，有一个同志还鄙夷地撇撇嘴，说出这样一个“五子登科”：

　　关系是金子，

　　年龄是银子；

　　考察是样子，

　　群众是幌子；

　　关键是票子。

　　趁大家七嘴八舌议论这个“五子登科”，我赶忙抽身悄悄儿地溜走了，免得大家回过神来再缠着叫我“鱼局长”。

　　我走进自己办公室掩上门，心里还是美滋滋的。不容易啊，我在玻管局竟然熬出了这种威信！人与人的差别这时候就看出来了。有人说，人与人没有多大差别，这话显然是错误的。人与人是有很大差别的。表面看，人与人没多少差别。都是一个脑袋，一张嘴，两只眼睛，两只手，两条腿；都会说话，都会使用工具进行劳动，都要吃饭拉屎。但内在的东西却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会出现那种天壤之别。我刚调到玻管局来的时候，仅是一个不被人重视的、人微言轻的小干事。可现在呢？当时有些当科长的，现在还是科长；当时和我一样是小干事的，现在有些人还是小干事，只有几个做了副科长和副主任科员。而我却一跃而出，成为无可争议的副处级提拔对象。

　　仅此一点，就足以令我自豪！

　　我们玻管局若是一块齐齐整整的萝卜田，八位局级领导是排在前面的八根大萝卜，现在余宏进副局长这根大萝卜将被拔出来，补哪一根进去已没有争议，只是看怎么个补法。

　　共有四种补法。

　　第一种：常规补法。即递进补法。这种补法本应将我补在陶小北之后，担任局里的总工程师。但小北在上海一年学习期间，总工程师职务未免。大家“循序渐进”的时候，小北不会再动。这样我就会补在小北前边，接牛望月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鱼在河行业工会主席，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阎水拍处级咨询员已正式退休）。

　　按这种补法，我是局里的“七把手”。

　　第二种：非常规补法。即由我直接任副局长。这种补法一般情况下应将我补在朱锋副局长之后。即：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鱼在河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马方向局长当年就是这样补进去的。

　　采用这种补法，越过了姬飞、牛望月、赵有才三个人，由“七把手”上升为“四把手”。

　　第三种：破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入余宏进副局长腾出的那个位子。越过朱锋，成为局里的“三把手”。

　　第四种：超常规补法。这种补法是将我直接补在马方向局长之后，越过陈奋远，成为局里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这种补法其实也很简单，只须在任命文件里加一个括号，括号里写这样一句话即可：“列陈奋远同志前”。

　　列前与列后大有讲究。我们紫东县有一任县委书记，看不上市里配来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就变着法儿通过“列前、列后”排挤他。这位副书记刚派来时，按照市里任命文件的排列次序，排在县长之后，是名副其实的三把手。县委书记若是张三，县长是李四，这位副书记就是王五。文件传阅单的传阅次序为：张三、李四、王五……可不久，县委书记却通过一番运作，突然将一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任命文件的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这样就将王五挤作了四把手。后来，这位新提拔过来的副县长调走，“王五”又还原为三把手。可没过多久，县委书记又通过一番运作，将另一位副县长提拔过来任县委副书记。这次若再在括号里注明“列王五同志之前”，恐怕王五同志会受不了，气量小一点的话，怕都挺不住。这就好比冲一个人脸上吐唾沫，第一次吐时人家没吭声，第二次再吐人家还会不吭声吗？县委书记苦思冥想，灵机一动，在括号里注明：列李四同志之后。据说王五同志看到这份任命文件后，就像小胡当初被我“挤”到小虎之后时那样，流着眼泪说：张三狠毒啊！没过多久，这位连续两次被挤对的县委副书记就像当年知识青年主动申请上山下乡一样，坚决请求调走了。

　　这位被挤来挤去的县委副书记有点像我们玻管局的余宏进。阎水拍当初怎么看他都不顺眼，就将陈奋远放他前边，来个“列余宏进同志之前”。阎水拍退休前，原计划让陈奋远做局长，若陈奋远不超龄，真做了局长，那阎水拍就会再将马方向放余宏进前边，来个“列陈奋远同志之后”。余宏进也就只能像小胡和“王五”那样，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地说：“阎水拍狠毒啊！”

　　一“前”一“后”，里边的讲究大着呢！学问深着呢！官场的玄妙、高深和莫测，尽在这两个字中了。

　　对我来讲，现在也面临一个“列前列后”的问题。局里有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一种补法。按照这种补法，我只能“列陶小北同志之前”，担任行业工会主席。这些人现在已开始叫我“鱼主席”。另一半人认为会是第二种补法，即我一步到位任副局长，但却会列朱锋副局长之后。

　　小高和小牛小马在小酒馆喝酒时，喝高了还打了赌，赌注是一瓶五十二度的五粮液酒。小牛认为我将担任行业工会主席，小高认为我将担任副局长。小马做裁判。一瓶五粮液酒三百六十元。小马当即向小高和小牛各要三百六十元钱揣进衣兜：见分晓后赢者的钱退还，输者的钱自然变作那瓶酒，大家一起喝掉。

　　我获悉小牛只想让我做一个工会主席时，心想：还得在他脑袋上再狠劲儿踩几脚！啥时候将他踩到“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那般地步，让他一听到“鱼在河”这三个字就浑身打哆嗦，像余宏进最终在阎水拍面前噤若寒蝉那样，即使喝醉酒和别人打赌时，第一个赌我会做副局长甚至局长，就可以考虑暂时不踩他了。

　　认为会是第三种补法的，局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老板——即令人尊敬的马方向局长。他已向我透露了这个意思，但让我严格保密，他正在“运作”。

　　马方向局长的用意一目了然，我若成为“余宏进”，上可以与他一起“夹击”、“扼制”陈奋远——当然这是建立在若陈奋远和他唱对台戏的前提下。可以这样设想：若某一天陈奋远公然和马方向唱对台戏，在党组会或局务会上，马方向一“唱”，我便有力地一“和”，陈奋远的咽喉即会被我们两人联手扼往，发出的声音将十分微弱。

　　下还可以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包括赵有才，自从“摆平”邓世清后，姬飞已成为我的应声虫。若我成为局里的“余宏进”，局务会上他当然会看我的眼色行事——甚至我还没使眼色，他已“行事”了——当然是按我的意图行事。若姬飞成为我身后牵着的一条叭儿狗，“炮筒子”朱锋和“长舌妇”牛望月还不“集体投诚”？因此老板安排我做“余宏进”，确是计高一筹。我坐在余宏进那个位子上，宛若当阳桥头的猛张飞，或者长坂坡前的赵子龙，会有以一当十、当百之效。

　　认为会是第四种补法的，即列陈奋远之前任常务副局长，也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鱼在河！

　　包括马方向同志现在都不知道会是这样安排我，蒙在鼓里呢！鱼在河同志自己却知道了。跟着马方向，就会有方向。现在我却不知道是鱼在河跟着马方向，还是马方向跟着鱼在河？鱼在河同志，你真行啊！

　　现在的鱼在河，已深谙为官之道，对某种“学术”之要害烂熟于心，了如指掌——这种学术就是“权术”。

　　在为官之路上玩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玩法，概括一下，也就三种玩法。第一种：身在其位却玩不了。我们紫雪市有一位懦弱的县长，做县长时遇到一位强悍的县委书记；后来这位县委书记提拔了，这位县长做了县委书记，偏偏又遇上一位强硬的县长。按照县委书记和县长约定俗成的权力“分工”：县委书记管人，即安排任用干部；县长管钱，即给各单位批拨财政款项。这个县的干部对这位懦弱的县领导的评价是：当县长时不管钱，做书记后又不管人。我们紫雪市政府有一位局长，和这位既不管钱又不管人的县领导一样懦弱，树叶掉下来怕打脑袋，大小事情不承担责任。局里的事完全被别人摇着脑袋，摇脑袋的是局里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不是摇自己的脑袋，而是摇局长的脑袋。由于这位局长一直被副局长摇脑袋，导致智力严重退化。每当副局长从各个角度讲述某件事情应如何处理时，局长只会说一句话：“那就这样去办！”所以这位局长当得十分轻松，因为他只需要说这一句话。

　　第二种：身在其位就能玩得了，并能玩得好！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就属于这种既能玩得了又能玩得好的人。

　　第三种：不在其位也能玩得了。这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为三种玩法的最高境界。比如鱼在河同志。如果鱼在河同志任副局长后，能让马方向同志失去方向，那么鱼在河同志就成了一个“大玩家”。这还不同于第一种玩法里提到的那位副局长。那位副局长玩得好，是因为局长玩不了。而鱼在河同志玩得好，是局长本身玩得不错，可他却比局长玩得更好，甚至能让局长“玩完儿”！

　　新闻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说法。面对某个新闻事件，别人能想到的，你却想不到，你就当不了记者；别人想到的，你也想到了，你只是一个平庸的记者；别人想不到的，你却想到了，你就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记者！

　　我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