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方向局长上任后第一次调整人事，只“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叫鱼在河。

　　任命前没有再搞民意测验。马方向局长讲：“阎局长退二线前已搞过测评，在河同志那次票数很集中嘛，没必要再搞了！”

　　马局长的口气，有点“照过去方针办”的味道。

　　但在任命文件下发之前，局里例行公事进行了一次考察。发了一个干部考察预告的文件，并将这个文件张贴在六楼局会议室门口。

　　马方向局长说，以后选拔任用干部，不能由哪个人说了算，得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来。这个程序是：一、民意测验；二、局党组会议研究；三、考察预告；四、发文任命。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干部考察预告

　　按照市委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的有关规定，根据全局民意测验投票结果，经局党组会议研究决定，确定鱼在河同志为局政秘科科长拟任人选考察对象。现将组织考察有关事项预告如下：

　　一、考察时间：1996年3月15日至3月25日。

　　二、考察范围：局副科级以上干部（含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

　　三、考察方式：各科（室）科长（主任）、副科长（副主任）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其他人员采取发放征求意见表的形式进行。

　　四、考察组人员：考察组由五名同志组成。局党组分管政秘科工作的领导同志任考察组组长；局纪检组长任考察组副组长；全局同志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推选三名群众代表为考察组成员。

　　五、考察须知：此次考察时间为十天，若有与考察内容相关的意见或反映，请务于十日内直接与考察组人员联系。考察组分为两个小组，工作同时进行。进入考察范围的同志分别划归两个小组。以下同志归第一小组（名单略）；以下同志归第二小组（名单略）。

　　考察组

　　某年某月某日

　　考察结果可以想得来，进入考察范围的副主任科员以上的同志，争先恐后到两个考察小组给我添言，就像手举红宝书的林彪当年不停地在毛主席面前变着法儿说好听的话一样。那些科员和工勤人员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急得抓耳挠腮。小胡和小牛故意在我面前说，咱们应该集体给马局长提个意见，以后考察范围应该扩大到全局同志都参与，像投票那样人人都有发言权，让我们也有个给鱼科长说好话的机会！包括老乔，那几天也气喘吁吁赶上楼来，在考察组门外探头探脑张望了几次。

　　考察圆满结束。我被任命为政秘科科长，搬进了赵有才主任早已空出的那间办公室。

　　局里现在这个新班子是：马方向局长，陈奋远主任，余宏进副局长，朱锋副局长，姬飞纪检组长，牛望月行业工会主席，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陶小北总工程师。

　　自从成立行管办以来，我们玻管局的局级领导又成了偶数，又存在一个表决问题。马方向局长想请咨询员阎水拍参加局务会和党组会。阎水拍对马方向说：“方向啊，以后局领导班子开会，除一年一次的新年茶话会之外，别的会我就不参加了！”阎水拍咨询员望着马方向局长，笑着掰下一个指头，说：“我不是党组成员，按组织原则无权参加党组会，此其一”；阎水拍再掰下第二个指头，说：“局务会当然还可以参加，可我参加会，是唱主角呢，还是跑龙套？”阎水拍笑着对马方向说：“唱主角，与理不合；跑龙套——你忍心让我老头脑门子上累得全是汗？”阎水拍此时才掰下第三个手指头，说：“那就只有其三了，让我在会上像牛望月那样，胡吹笛子乱敲鼓，或者偷着吃鸡蛋，这不等于侮辱我吗？”

　　牛望月偷着吃鸡蛋，是我们局人人皆知的一个笑话。有一天早晨一上班，召开局务会。大家陆续落座后，陈奋远和姬飞说他们早上起迟了，没来得及吃早点。牛望月说他头天晚上看书看到三点才睡，也起迟了，也没吃早点。那天会刚开了没几分钟，牛望月起身去上厕所，恰好小马也上厕所。小马听到隔壁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出来一边提裤子一边透过缝隙往里瞧了一眼，原来牛望月正站在厕所一角专注地剥鸡蛋皮。牛望月那天不到半个小时上了三趟厕所，吃了三颗鸡蛋。吃一颗，到会议室喝几口水，再借故上厕所出去吃一颗，再回去喝几口水。如此这般频繁地出出进进，引得姬飞好奇，问说：“望月，你怎么老上厕所？”牛望月蹙蹙眉头指指肚子说：“昨天下午吃了点馊牛肉，肚子吃坏了，拉肚子。”牛望月三次躲到厕所偷吃鸡蛋，恰好被局里三个同志偷眼瞧见，当时就在局里传开了。偏偏第三个鸡蛋吃得急了点，噎着了，回去坐下开会时不停地打嗝儿。大家很好奇，说望月怎么拉肚子的症状和别人都不一样。从此在我们局里竟有了一句新的歇后语：牛望月拉肚子——打嗝儿。

　　马方向局长其实也并不希望阎水拍老局长参加会，他只是做个姿态。这两人都是那种明白人，行事有很多相像之处，但也有细微区别：看阎水拍老局长，有点像“雾里看花”——先看到的是“雾”，然后才是“花”。我刚调到玻管局参加的第一次全局干部职工大会，就是阎水拍老局长施放的“雾”——烟雾，迷雾！他掩藏了本相，失去了本真，讲那么一番冗长的甚至不知所云的话，然后深藏不露看你的反应呢！你不耐烦了，生气了，表现出对老局长的轻蔑了，甚至想去摸摸老局长的后脑勺，对老局长说：“你这水平还当局长！”那样你就大错特错了。就在我调到局里参加的第一次会毕，有一个副主任科员在办公室大声嚷了一句：“阎水拍的讲话水平太臭，一双眼睛还色迷迷的。”这句话当然很快就到了阎水拍耳朵里——玻管局的哪一句话不会钻到阎水拍耳朵里呢？阎水拍是一块磁铁呢！同志们说的每一句话都相当于那种铁屑，自动就被吸附到阎水拍老局长耳里去了。结果那个副主任科员直到马方向担任局长，仍是一个副主任科员，而他自己还百思不得其解，像个小傻逼一样兀自在那儿纳闷呢。

　　我正因为在袁家沟中学吃了一堑，才长了一智，没像那位副主任科员一样嚷嚷。而是每次会上，都拿着陶小北给我的那个小本专注地记，才博取了阎局长的欢心。“伴君如伴虎”——当然阎水拍和马方向不是君，可你得将他们视作为“君”。正像各单位的咨询员一样，处级咨询员享受“处级待遇”；副处级咨询员享受“副处级待遇”。每个单位的一把手，你都得让他们享受“君级待遇”，这保准不会错！怎么会错呢？封建体制若不解体，哪个男人不想做皇帝？袁世凯当年为啥复辟帝制？昨日历史，今日可鉴啊！自从调到玻管局那天起，我鱼在河就像当年的和珅一样，在我们玻管局的“万岁爷”阎水拍面前，反穿皮袄，装模作样（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做出一副千娇百媚的可人儿模样。结果怎么样？如今不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穿西装，打领带。包括在汗流浃背的夏天，我也总是在衬衣外面攀着那样一条带儿。为什么？就是为了让阎水拍局长或者马方向局长牵着我的脖子走呢！如果我有一天穿便装，阎局长或马局长顺手想牵一下我的时候，我脖子上却没有一根带儿，他们会不会蹙一下眉头，有点不高兴？而我对自己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即使让自己有百次、千次、万次的不高兴，也不能让阎马有一次、一丝、一毫的不高兴！

　　看阎水拍局长相当于“雾里看花”，是指你得小心翼翼地拨开迷雾，才能看到“花”！什么花？玫瑰花？芍药花？马蹄莲？荷花？桂花？梅花？因人而异，对有些人来说，还会是罂粟花呢！

　　看阎水拍局长，起初你看不清楚，双眼模糊（因为有雾），可相处日久，他的面容越来越清晰，若你拿一个照相机的长镜头，对阎水拍老局长，就得拉——拉得越近取景框里越清晰。可对马方向局长恰好相反，你得推——推得越远，山峦和河流才会清晰可见。

　　看马方向局长，你得“花中看雾”。首先看到的是“花”，然后才是“雾”；首先看到的是清楚，然后看到的才是“模糊”。而且相处愈久，愈觉模糊——而越模糊，你就得越当心。

　　阎水拍老局长若是一块明晃晃的冰，你不小心就会仰面朝天摔一跤；马方向局长则是一块“暗冰”——你万分小心都有可能四仰八叉跌一下。

　　马方向局长行事利落、干练。从不像阎局长那样先绕几圈，再露出真相，总是先将真相交给你。他做事喜欢开门见山。先给每人怀里塞一盆花，让你端回家慢慢去看。马方向担任局长后，第一次召开全局大会，传达完市里的文件后——他传达文件从不自己读，总是让我来读。局里同志惊奇地发现，我好像不太结巴了，基本能比较流利地将一份份文件读完了，虽然语速不是很快——而读文件又不是打机关枪，撵狼一般读那么快干什么？

　　那天我读完文件后，马方向局长突然在会上宣布：“鱼在河同志今后参加局党组会、局务会，并有表决权。也许有些同志会说，这样符不符合规定？办公室主任一般只负责记录会议内容，一个科级干部怎么可以参与处级领导表决呢？那么我就告诉大家，我说出来的，肯定是符合规定的，可以找到政策依据的。远的不说，咱们就说近的。我举一个例子：市政府秘书长梅如水同志什么级别？正处！可他却有权参加市政府常务会，市政府党组会，市长办公会，并有表决权。参加这些会的其他领导同志是什么级别？厅级、副厅级！如此比照，鱼在河同志是不是我们玻管局的梅如水秘书长？同志们可以仔细想一想。”

　　按照马方向局长的要求，局里同志倾着耳朵仔细一想，果然是这么个道理，不禁生出几分对马方向局长的钦佩来。这个问题阎水拍局长都不会想到能这样解决。老局长只会一次次去找组织部长要名额，要来名额才能考虑提拔谁。马方向局长却比他“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迈得更快一些！”按理，马方向局长只有提拔科级干部的权利，可他现在却一下将一个科级干部“提拔”为处级干部，你还很难说他越权。他越权了吗？没有啊！他只是因工作需要，来个“科级干部、处级使用”。战争年代，一个营长突然在战火中代理团长，上级并没有发文件任命他为团长，可他照样可以指挥一个团向敌人占领的山头冲锋。

　　营长代理团长，是因为团长阵亡了。我们局并没有谁“阵亡”，马局长为何让我代理“团长”呢？原来是他需要我那一票。我一举手，局领导班子表决时不就又由偶数变作了奇数。

　　我才明白，不只是阎局长一人有“举双手”的想法，马局长也想举双手呢——他当然不能举双手，于是他就让我替他举起了名义上属于我、实际上属于他的那只手。

　　有趣，好玩。太有趣了！太好玩了！难怪鱼在河同志为了由不举手到举手，由举一只手到举两只手，（将来谁将会为我举出那一只手呢？）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连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样的女孩子都不多去瞥一眼呢。就像那些“勤政”的皇帝。那些皇帝其实并不是不好色，而是没工夫去好色。那么多大臣等着他，这个拿着一本奏折，那个快马送来一份密报。这个跪着叩头苦谏——脑门子都磕破了；那个被拉出去斩首前哭喊着饶命——已身首异处了，还瞪着一双死鱼眼说：您怎么就把我砍了呢？我是忠于您的呀！一个人有了“斩首”权，他怎么会去好色呢！可惜现在很难享有这种斩首权了。若我鱼在河有这种权力，我哪有工夫陪陶小北去红海湖，有那点时间，我早坐到玻管局的“金銮殿”上，大喝一声：“把冯富强拉出去砍了！”甚至派两个捕快，星夜兼程赶到袁家沟，将袁长印那厮擒来，也一并推出午门。

　　或者为更快一点，干脆让小虎开奥迪车去，将袁长印、再捎带一个袁长鸣——袁长有就放一马吧。将这哥俩绑起来，嘴里塞一条毛巾扔后备箱里——那样都不需要推到哪儿斩首了，早将这哥俩在后备箱里捂死了。法医解剖后认定为：因窒息而亡。

　　与冯富强斗争激烈那一阶段，我真做过一个梦：我坐在金銮殿上，冯富强跪在下面，我龙眼一睁，断喝一声，他的脖子便变作一个血葫芦。可这家伙在猝然倒地前还喷了我一脸血。我脸上怎么全是血？以手一摸——梦醒了，心还在那儿怦怦跳着。

　　梦里也有真理呢！我砍冯富强时那么坦然，心里想：他流血与我何干？可一当这血喷我脸上，我立即从梦中惊醒——原来人都不害怕别人流血，只怕自己流血呢！这话反过来讲就是：你若想让别人害怕，那就设法让他流血！

　　因此我即使做了皇帝，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而不是一个好色的皇帝。至多匆匆上朝前，路过后花园摸摸那些女孩子的脸。这并不能证明我不好色，只是因为勤政与好色像熊掌与鱼一般，不可得兼也。

　　我现在已成为马方向局长的一只手，我当然会在马方向局长需要我举出这只手时，毫不犹豫地将手高高举起。只有现在将手举高，才能尽快寻觅到我的“第三只手”。玻管局谁将会是我的第三只手呢？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个有趣的问题。

　　马方向局长那天宣布我有“举手权”时语调斩截、不容置喙，口气里都能听出一些“铁腕”的味道来。原来马方向局长还是一个铁腕人物呢！

　　铁腕就是形容一个人手腕上很有劲儿。手腕上有劲儿说明这个人心上有劲儿。马方向局长心上和手上的“劲儿”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他头脑里固有的？当然不是！手腕若是电灯泡，权力就是电源和电流，电源接通，电流通过，灯泡就亮了！

　　我科长没做三天，板凳尚未坐热，便又升了一级（确切一点应是半级）。一夜之间由副科到正科到“准副处”。真应验了那句话：跟着马方向，我在玻管局有方向！

　　局里一些同志开玩笑，说我是《智取威虎山》里的侦察英雄杨子荣，戏称我为“九爷”。我在心里说，我若是“九爷”，那八位局领导不成“八大金刚”了吗？想到陶小北也成了一位“女金刚”，我不禁哑然。只是不知这妮子是否有那种“金刚不坏之身”——谁能“坏”她尊贵美妙的身子呢？如果我有一天做了皇帝，这妮子不知是否愿意欢天喜地跟我进宫？她当然是皇后啦！李小南只能做一个普通嫔妃——而且不能让她做“杨贵妃”。那谁做杨贵妃呢？首先体型得丰腴一些——那就是蓝天大酒店的商品部经理小柳柳如叶了！至于她姐柳如眉——打冷宫得了！至于一票，当然是和冯富强享受一样待遇——推出去斩首！

　　既已开始遐想了，就想个痛快吧。我若做了皇帝，首先要像市里的历次机构改革一样，以“精简人员”为目的，改革后宫体制。对一个勤政的皇帝来讲，没必要三宫六院、妻妾成群，闲置那么多“优势资源”和“固定资产”，有三个女人足矣！一个是陶小北，即皇后，端庄一些，尊贵一些，美丽一些；一个是柳如叶，册封贵妃。丰腴一些，性感一些，妩媚一些；再找一个年龄小一点的小妃子，二十一岁就差不多了，妖娆一些，调皮一些，娇纵一些。三人分工明确，“责、权、利”捆在一起。陶小北负责陪我上朝——有时即使退朝后也要去和她商量一些军国大事。柳如叶也得负责一方面的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就是陪我上床。那个二十一岁有点淘气的小妃子，让她主要负责上头——必要时可允许她摸我的头。她摸我头时，我摸她那两个鸭梨。她因畏惧我例行公事地脱下衣服让我摸“鸭梨”，和她不畏惧我上我头时，我乘机摸她的鸭梨，其感觉还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死板一些，后者鲜活一些。就像死鱼和鲜鱼、蔫桃和鲜桃的区别一样。

　　以我目前的处境和我们国家现在的体制，要做一个皇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就收起想像的翅膀，再回到玻管局现实的土地上来。在玻管局，我当然不甘于做一个九爷，我的理想是要做座山雕！而且现在我在玻管局的实际地位，也已不是九爷，而是二爷，我的实际权力仅在马方向局长之下。

　　这天马方向局长叫我到他办公室，推心置腹和我说话儿。首先谈到局里的财务问题。马局长让我汇报一下小金库里还有多少钱，我准确地说出一个数字：一百九十八万五千元。接下来，马局长和我谈了局里的人事问题。陶小北做总工程师后，空出一个工会主席位子，这个位子是由李小南做呢？还是冯富强去做？两人现在各有优势：冯富强是局工会副主席，接陶小北的工会主席，顺着呢。李小南是政秘科副科长，目前位置重要一些，况且工会主席和妇联主任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应该由女同志去做。

　　我当时沉吟一下对马局长说：“这个问题老板你来拍板——”我这个“老板”的称谓是脱口而出的。我说出“老板”二字时，马方向的眉梢舒服地向上挑了一下，就像马的鬃毛兴奋地向上抖动一样，他显然十分受用。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从此我开始称马局长为老板，并由于我的示范带头作用，局里的同志渐渐都开始称马方向为老板。若马方向下乡去了，有些同志手里拿着我签过字的报销单准备找局长签字时，便会互相询问：“局长——不，老板回来了吗？”得到的将是一个肯定的回答：“回来了”；“没有回来”；“不知道”。可你若问：“局长回来了吗？”被问者就会反问你：“哪个局长？”局里有那么多局长，你问哪个局长：陈奋远局长？余宏进局长？朱锋局长？——在行政机关，称呼副职从来不带前头那个“副”字。市里一个市长，那么多副市长，大家称呼他们却都是“张市长”、“李市长”、“王市长”。即使正市长姓王，其中一个副市长也姓王，大家也不喊“王副市长”。为以示区别，喊作“大王市长”，“二王市长”，再若还有一个姓王的副市长，则喊作“三王市长”。

　　去商店买鞋子，你当然应直接对售货员说：“给我买一双鞋！”只有脑子有问题那种人才会撇开售货员，问另一个顾客：“我可以买一双鞋吗？”这就不是买鞋，而是在搞笑了。我们玻管局的四十多个同志脑子反应快慢虽有所区别，但还没有如这个买鞋者一般纯粹的傻逼。所以某一天，大家突然像经过集体培训一样，都开始称马方向局长为老板。

　　那天老板问我由谁去接陶小北空出的那个位子时，我将“由老板来定”这句话说出去后，又毕恭毕敬地对老板说：“我只负责具体操作，老板定作谁，我就去操作谁。”

　　我这里说的“操作”，就是指投票。老板定为李小南，我一操作，李小南在民意测验时票数就会领先。老板若定为冯富强，我同样有把握让他票数领先——虽然我内心里并不情愿。老板就是定做小虎或者小高，以及小胡或者小马，我也同样有办法让他们在投票时胜出！

　　“这个事情先放一放，待我考虑成熟再议吧。”老板对我这样说。接着他又说：“不过你现在就得开始考虑，李小南上去，谁做政秘科副科长？冯富强上去，谁做工会副主席？还有李小南空出的那个副主任科员，是让康凤莲去做呢？还是由小胡或者别的哪一个同志去做？小胡这个同志工作积极性蛮高的，年轻人有上进心总是好事嘛。总之这几个人选问题你现在就得开始琢磨。”

　　我真诚地望着老板说：“琢磨当然是我分内的事，但我只是替老板琢磨，替老板考虑，权当我是老板的第二副大脑，或者是第二双眼睛——老板你若是那种伯乐，我就配合你在咱们局里发现千里马。总之无论是哪个岗位需要提拔同志，我提参考意见，老板你拍板——你拍谁，我操作谁！”

　　我的这个“第二副大脑”、“第二双眼睛”的说法，将老板逗乐了。他用指头点着我说：“你这个鬼家伙，算我没有错看你！”

　　我当时嘴上那样和老板说，心里却在想：我的两只手早交给老板了，再将这副大脑和两只眼睛交给老板，那我不只剩下一副躯壳了吗？或者是骷髅？我现在这个角色也就是“躯壳”和“骷髅”。对老板来讲，我是一具躯壳，只为他行走；对局里其他人来讲，我则为骷髅，有时得将他们吓一吓。人就是这样，你不常吓唬着他，他倒可能过来吓唬你，甚至会像我心目中选中的那个调皮的小妃子那样——上你头呢！而对一个男性来讲，让别人上头远没有你去和别人上床那么快乐！小胡、小牛曾上过我头，现在他们敢吗？借一个胆给他们，他们也不敢！他们为什么不敢？就因为我变作了骷髅。相反我想上他们的头，他们会主动跪在我面前，甚至扶着我上呢！至于上去是拉屎还是撒尿，或者揪头发，那就得看我的兴致了。

　　那天在老板办公室，老板还和我研究了车辆购置问题。老板让我去省城给局里购买一辆吉普车。老板对我说：“我们局里现在几辆车都是小轿车，还没有一辆吉普车呢！”接着又说：“市里领导对我们新班子寄予厚望，我们应多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下基层总不能老是坐着小卧车，那样会脱离群众，也难以打开玻管工作新局面。买一辆吉普车，可以到农村去，在山路上跑来跑去。当年毛主席倡导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现在这些总是像泡沫一样浮在上面的机关干部，也有个新时期接受贫下中农——当然现在不叫贫下中农了，我的意思是说也有个接受人民群众再教育的问题！”

　　老板这样说时，我在心里寻思：莫非老板要买一辆那种四五万元钱的帆布篷北京吉普？那种车早淘汰了，据说厂家已不生产了，还不如买一辆“二一三”。那种新款“二一三”像陶小北一样，模样挺好看的。爬坡挺有劲儿，即使在沙土地里走，轰一下油门也就过去了。我正欲张嘴将我的建议讲出来，老板却吸了一口烟对我说：“我原考虑买一辆四缸或六缸日产三菱吉普，后来想干脆一步到位，买个八缸的算了！免得总是换来换去，八缸比六缸多出多少钱？”老板这样问我。

　　我当时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但我很快镇定自若地回答老板：“八缸比六缸多十几万元，下来得六十多万元吧。”

　　“多十几万元就多十几万元吧，这事你近日去办。车接回来上户时按六缸上。别人问起来，就说是新款六缸车！不过局里也没有几个人懂得八缸与六缸的区别，这种高档车又不是满山遍野跑的羊，翻开尾巴盖儿瞧一瞧，就知道是羯羊还是母羊了。”

　　“这些请老板放心，我会一一办妥的。”我谦恭地笑着向老板点了一下头，后退了两步，然后才转身出门。一边向我办公室走，一边还在心里自嘲：这可真是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方向同志——这样的一辆“吉普车”，可是两辆甚至三辆红旗卧车的价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