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民主测评的即将到来，每个人都必须尽快做出选择：自己的一票投给谁？

　　我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其实我早已做出了决定，将神圣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主任。

　　赵有才主任提拔为总工程师，陶小北当办公室主任，就会空出一个副主任的位子。据说阎局长在向市委争来这个副局长名额的同时，还向市政府编制办公室争来两个副主任科员的名额。这就意味着，我们局十三个科员中，这次要提拔三个人：一个副科长，两个副主任科员。

　　在局办公室的十二个人中，有三个人这次都有希望上一个台阶，这三个人就是：冯富强、李小南和我。

　　局里提拔三个副科级，不可能都放在办公室，但办公室是八个科室的“领头羊”，因其位置特殊，在办公室提拔一个是必然的，提拔两个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就像几匹被牵到赛场的马，各具优势，各有所长。

　　我的优势是，学历最高，具备提拔干部“四化”中“知识化”这一条；所处工作岗位比他们重要（在行政单位，写材料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因这些单位的成绩主要是靠“写”出来的。我们阎水拍局长常说：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写得好）。

　　我的劣势是：我的局龄——即在玻管局工作的时间比他们短。

　　冯富强的劣势是：以工代干的帽子刚摘掉；没有提拔干部必须具备的“大专以上学历”。虽然上了市党校的在职大专班，但再有半年才能毕业。

　　他的优势是：掌握局里近年来部分人事机密。

　　掌握某种秘密很重要。《围城》里的侍者阿刘，不就是在方鸿渐床上捡到三只鲍小姐的发钗，伸手就讨来三百法郎。冯富强若像阿刘那样，向阎局长伸出手来，阎局长总得往他手心里放点儿什么。

　　李小南的劣势是：她是一个女同志。在行政机关，女同志的提拔一般放在男同志之后。并且她目前不是党员。虽然副科长、副主任科员并没有规定必须由党员担任，但实际操作中党员总是优先考虑的。

　　据说赵有才主任当初提拔做办公室主任时，另一个资历、能力和他不相上下的副主任就败在不是党员这一条上。局务会讨论时，大家各持己见，连一向心中有数的阎局长也拿不定主意了，就像这次提拔赵有才和马方向拿不定主意一样。当时那两个人就像两根“个头”一样高矮、颗粒又一样饱满的玉米棒子，大家拿在手里比画来比画去，不知该先煮哪一根吃？又像两个斤两完全相同，包括皮上的花纹都完全一样，并且都熟到了的西瓜，大家用指甲盖将这个敲一敲，将那个弹一弹，就是不知该先将哪一个一刀剁开？最后还是陈奋远副局长一句话提醒了阎局长。陈奋远副局长说：“某某同志不是党员啊！”犹如在某根玉米棒子上发现缺了一粒小指头肚大的玉米豆儿，或者在某颗西瓜皮上发现了一个比筷头略小一点的斑痕。因这一点“缺陷”和这一点斑痕，赵有才的竞争对手被淘汰，他才得已脱颖而出，做了局办公室主任，为今天的再次升迁打下了基础。

　　因此是不是党员还是挺重要的。就像七十年代公社革委会要在某村两个复员军人中选择一个担任生产大队长，两人条件再次不相上下时，公社革委会主任皱着眉头对着两个同志的“革命工作简历”想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将手指头戳在其中一个的名字上面说：“这个同志在部队负过伤嘛！”于是这个缺一条胳膊的幸运的家伙便像那个没有斑痕的西瓜和没有缺陷的玉米棒子一样被选中。从此不用下田里劳动，披一件不佩领章洗得发白的黄军衣，一只空袖子在扛着铁锨下田劳动的社员们艳羡的目光中甩来甩去，抽着一锅烟，蹲在村头的槐树底下嗅着槐花的香味吆五喝六。

　　“是不是党员”和“在部队负过伤”原来是一个级别，关键时刻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

　　李小南的优势是：她担任局里的出纳员，知道局里全部的财务秘密。局里每年要花几十万元钱呢！支出这些钱的所有条据都要经过李小南的手。

　　我们三个就像那颗皮肤上都有点斑痕的西瓜，在这次竞争中呈现出势均力敌之势。三人各怀心思。李小南若是那种“怀春的少女”，我和冯富强即为“烦恼的维特”。即使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扑闪着眼睛思念着我们共同的情人——阎水拍局长。我们虽然会为博取阎水拍局长的欢心而争风吃醋，但有一点是有默契和共识的：在赵有才和马方向的角逐中，都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赵有才主任——只有赵有才提拔了，我们上一个台阶的可能性才会增大！

　　我们三个最终提拔谁，阎水拍局长也会搞民意测验。但民意测试只是一个幌子：阎水拍局长心里想提拔谁，在搞民意测验前会找同志们谈话的。因提拔的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副科级干部，阎局长不会大动干戈，挨个找局里的同志们谈话，这次谈话的范围会缩小——只给几个科长和信得过的副科长谈。阎局长会对他们讲：“每个科长都要把握好自己科里的局势，充分体现组织意图，不要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这也是考验你们这些科长领导能力和协调水平的一次机会！”当科长们都表示已领会了“组织”意图时，阎局长最后还会再强调一句：“总之要把这次测评工作当做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完成好！”

　　阎局长笑眯眯地对科长们这样一说，大家下来就会找科里的同志分头谈心，含蓄地透露一点儿组织意图，有时甚至会施加点儿压力。科长们之所以大都会认真落实阎局长的暗示，是因为阎局长有言在先，哪个科出了差错和纰漏，赵有才和马方向提拔之后，再若在科长中选一个“赵有才”或“马方向”时，选到这个出了纰漏的科长，阎局长就会淡淡地说一句：“这个同志控制局面的能力差一些！”就这样淡淡一句话，“这个同志”就算玩儿完了，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由重要科室调整到不重要科室，甚至突然会由科长降为主任科员：不是讲干部“能上能下”吗？主任科员也是“正科级”，各种待遇和科长一样，只是没有“领导”职责。

　　这种调整其实是阎局长给你的一个“窝心脚”，或者就是那种给你看看的“颜色”。科长和主任科员是一个级别，“正处级调研员”和阎水拍局长也是一个级别，“正市级调研员”和市委书记市长还是一个级别呢！级别虽相同，权力却有天壤之别。皇帝的妃子，一个百般受宠，皇帝为她甚至不愿上朝，春从春游夜专夜；一个却被打入冷宫，成天以泪洗面。同样是妃子，“级别”一样，可享受的待遇却全然不同：一个可以陪皇帝上床，一个却连门都进不了——在玻管局，要想享受陪阎局长“上床”的待遇，那就得在搞民意测验时按阎局长的“意图”办事——是科员，就得一个人按“意图”办事；是科长，就得带领全科大多数人按“意图”办事。

　　在我们玻管局，包括整个市县两级行政机关，没有哪个人愿意被打入冷宫，大家都摆出千姿百态，百般邀宠。有的人露出乳峰对局长说：看我的Rx房多饱满；有的人撩起裙摆说：看我的大腿多性感；有的人捋起衣袖说，看我的胳膊多白净。还有的人Rx房并不饱满，大腿并不性感，胳膊也不白净，心里一着急，干脆蹲在局长面前，像短跑运动员在起跑前呈“各就位”姿势一样，局长一发令，“刷”就窜了出去，然后气喘吁吁跑回来对局长说：看我跑得多快！

　　后来我才体会到，我们阎水拍局长虽然个子很低，却是一个老练的职业革命家。总结一下这个老同志的特点，应该是：面容很和蔼，握手很给劲；待人很亲热，语言很甜蜜；做事很厉害，心里很毒辣。他整人从来不动声色，甚至会一边整你一边笑眯眯地拍着你的肩膀鼓励和表扬你。难怪六位局级领导里虽有三位“凡是派”，阎局长仍然大权在握。在我们玻管局，他思谋好的事情没有办不成的。他整人就像那种内功十分好的武林高手，轻击一掌，你便五内俱焚，肝胆已破。打着马驹驴颤。阎水拍整人只是让你心里难受，却难以说出口。就像晕车的感觉，脏器里翻江倒海，却吐不出来。即便停车蹲在公路边“哇哇”地呕，也只能泛出几口酸水，胃里仍然十分不舒服。

　　获知阎局长手段如此高强，我不禁为自己刚调到局里来时在阎局长面前刻意缩小目标、降低姿态的做法暗感庆幸。我个儿高，阎局长个儿低，若我像那个半吊子宋蕙莲那样，将自己的鞋套着潘金莲的鞋儿穿——在阎局长面前挺直胸脯，让阎局长半仰着脑门儿和我说话，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宋蕙莲套着潘金莲鞋儿穿，是《金瓶梅》这部小说十分精彩的一笔！由于西门达的儿子西门庆错误的审美倾向，导致众多美女争着比脚——比谁脚小。潘金莲固然有一双令西门庆无比喜爱的小脚——要不她何以叫“金莲”！可强中更有强中手，偏偏又出了个宋蕙莲。几个美女花里胡哨逛灯会，这宋蕙莲竟借了潘金莲一双鞋子穿——将潘金莲的新鞋套在她的旧鞋上。逛灯会时走两步就让大家等等她，原来是潘金莲的鞋子太“大”，套在宋蕙莲鞋上松松垮垮的，走两步鞋子就掉了，她要停下脚往起钩鞋。这半吊子宋蕙莲以为傍上了大款西门庆，就可以和潘金莲一争高低。她也不想想，她怎么敢套着潘金莲的鞋儿穿？潘金莲是心胸何等狭窄之人，且又何等心狠手辣，害死人还看出殡的，宋蕙莲这不是寻着送死吗？果没几个回合，宋蕙莲便被潘金莲逼得上了吊——兀自把那双小脚吊在半空中骨碌碌转。你说她用一根绳子吊在那儿，脚再小又有何用？宋蕙莲的自不量力告诉我鱼在河一个浅显的道理：万不可拿自己的长处去烛照领导的短处——如果你并不想抹脖子上吊的话。

　　作为玻管局一个小小的小干事，我鱼在河当然不会和阎局长比高低，也不会像宋蕙莲那样套着阎局长的鞋儿穿，而会迈着小碎步紧跟在阎局长身后。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领导去精神病医院视察，正慷慨陈词，一个病人对另一个病人说：他真的比我们病得厉害，怪不得全院的医生都跟着他呢！在我们玻管局，阎局长就是这样的领导，无论他讲什么，无论他走到哪里，我们局里的全体同志都会像那所精神病院的医生那样簇拥着跟在他身后。局里的科长们即使心里对他有意见，可见了他仍得呈上一张妩媚的笑脸，开会时仍得拿个小本认真地记。阎局长吩咐某件事，仍得小跑着去办。谁都怕他哪天突然心血来潮，童心大发，蹲在局里撒一泡尿和尿泥玩。

　　“和尿泥”是阎局长在局里工作十年来最大的爱好。市编制办公室给局里批了八个科室，科长、副科长十六个职数。阎局长一不高兴，就会将科室打乱，拿在手里揉，然后重新捏一个形状出来。比如八个科室原是业务一科一直到业务七科，外加一个办公室。由一科到七科，有点像旧日的官僚，娶了七房姨太太。若局长是西门庆，一科就是吴月娘，二科是李娇儿，三科是孟玉楼，四科是孙雪娥，五科是潘金莲，六科是李瓶儿，七科是庞春梅。若哪房“姨太太”不讨“西门庆”欢心了，西门庆晚上便不到哪房去“办公”。到哪房走得勤，说明哪房受宠。从一科到七科，阎局长心里有哪个科，就让哪个科承担的工作多一些；心里没哪个科，就让哪个科闲在那里。有时一科比七科重要，有时七科又比一科重要。就像西门庆，宠幸的是“五科”和“六科”，“一二三四科”却总是受冷落。七个业务科室中，阎局长想宠幸某个科室了，便突然给这些科室改名字，他会冷不丁拿出一个“机构改革方案”：将业务一科改为生产科；业务二科改为基本建设科；业务三科改为事业发展科；业务四科改为扶贫开发科；业务五科改为调度科；业务六科改为市场科；业务七科改为统计科。而将办公室改为政秘科。然后阎局长便会将十六个科长、副科长拿在手里重新捏弄，像下围棋一样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摆棋盘上去。局长喜欢的人，摆到重要科室；不喜欢的人，摆到不重要科室。摆到重要科室的人当然高兴，摆到不重要科室的人自然难受。就像潘金莲常常乐不可支，而孙雪娥却夜夜独自垂泪一样。而阎局长“和尿泥”的目的，就是为让一部分人心里高兴，一部分人心里难受——难受却说不出口：原来是科长，现在还是科长呀！不重要？革命工作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市里早有要求，部门的科室要轮岗，不能在一个岗位上干得久了，以免使某个岗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局里这是爱护同志们的举措，况且干的岗位多了，将来便于掌握全局。阎局长说完这一番话，甚至会拍着你气鼓鼓的肩勉励你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阎局长会笑眯眯地说：“好好干，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阎局长拍着你的肩呵呵一笑，便会举起一张日报遮住脸，不再搭理你。宛若一个生殖器，阎局长刚使用完，洗都懒得洗一下，便侧身满足地呼呼睡去了。将你夹在双腿间——难受是你的事，与我何干？

　　十年来，阎水拍局长在我们玻管局，就这样不停地和尿泥：将八个科室打烂，捏好；再打烂，再捏好；乐此不疲。

　　局里的科长们即使有人对阎水拍局长不满意，甚至恨这个老家伙，但却没人敢出来公开抗衡——因为谁都怕做孙雪娥！就像我当年在袁家沟中学一样，做梦都在忿詈地狠劲儿掐袁长印的脖子，可第二天照样欢实地跑到他家帮他家盖房子。

　　我们三个人中，阎局长到底准备“用”谁，局面一点也不明朗，就像当年的雾重庆一样。我是阎局长力排众议调来的人，阎局长应该提携我。可冯富强这些年坚定不移地跟着阎水拍，况且这家伙说不准已像“阿刘”一样向阎局长伸出了手。阎局长虽已给他手里放了一点儿东西——他转干的事，阎局长亲自派赵有才主任出面，去人事局跑了多次，并将人事局主管此项工作的副局长请出来吃了几次饭，吃饭的费用全部由局里报销了。可仅此就能满足冯富强的“欲壑”吗？冯富强会在心里“问”你：“我转干的目的是为了啥？难道只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吗？”冯富强在心里提出这个疑问后，转身就又会去找阎局长，再次向阎局长伸出手。阎局长若不给他手里再放点什么，他或许会像“阿刘”鄙夷方鸿渐那样，“啐”的一声向阎局长射出一口浓浓的唾沫。而阎局长啥都可以不怕，这个老头现在甚至可以不怕威严的市委书记，但他却不会不怕从各个角度射来的唾沫。

　　周末，陶小北约我去红海湖玩。我本想婉辞，怕这小女子破了我的“色戒”。但一想红海湖幽静、偏僻，不会碰到熟人。况且调玻管局以来，小心翼翼地做人，蹑手蹑脚地走路，心很累，也想去放松放松。陶小北这女子本是一缕清风，我也想让这缕清风吹吹我身上的浊气。

　　那时市里的干部还没有开小汽车的，骑摩托车的也不是很多。陶小北上下班骑一辆红色的重庆80摩托车。她让我带着她，向紫雪城西四十公里外的红海湖驶去。

　　陶小北的摩托车八成新，骑上感觉很好。陶小北结婚刚一年多，也算“八成新”。我突然将摩托车与陶小北联系起来，觉得自己的思想意识有点龌龊，扑哧笑出了声。

　　陶小北问我笑什么？我当然不能说出我笑什么，只能回答说“不笑什么”。停了一下我又说，我心里觉得有点幸福，幸福在胸腔里盛不下，就将一部分幸福溢出来，于是就变作了笑声。接着我又扭回头瞧着她继续发挥，我说：“不是幸福的笑，是笑出去的是幸福！你仔细想想，这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这小蹄子乐了，拿小拳头擂鼓一样擂我的背，并说：“鱼在河你这家伙挺会说话的，怎么平时看不出来啊？”停了一下，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咦，你今天怎么不结巴了？”

　　通往红海湖的路全部是沙土路，路基还算平整，但也有一两个小坑。我娴熟地绕过这些小坑。陶小北的长发被清爽的风吹起，不时拂到我脸上，撩拨着我的内心世界。她的发香特别好闻，其实我特别想闻这种香味。什么是好女人，就是像陶小北这样的女人！好女人是海边的风——清爽；是学校——永远吸引着那些求知若渴的人；是解放初期党在农村办的识字班——那些头上包一块白毛巾的青年农民，虽劳累了一天，仍然兴致勃勃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一个一个去识字。

　　我多想变作海边的一块礁石，让绵软的海风吹拂着我；我多想变作一个孩子，去陶小北“执教”的那所学校上学；我多想变作一个青年农民，让陶小北变作那个我不认识的方块汉字，那样我就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将“她”成天写来写去！

　　公路两旁是绿树和农田，农田以稻田居多。水稻已有一寸多高，绿格蓁蓁惹人爱怜。前面突现一个较大的坑，我正准备绕过去，一阵清风遽起，将一缕陶小北的长发拂我眼前，迷了我的双目。“扑通”——摩托在坑里颠了一下，陶小北的双手没有撑住，其胸部向我的后背“团结”过来。

　　陶小北的胸“团结”在我背上的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描述。即使描述，也一定俗不可耐。初恋时，和你最心爱的女朋友第一次接吻是什么感觉，那么陶小北的胸和我的背“接吻”就是什么感觉。

　　这种令我心摇神荡的感觉尚未消退，红云山到了。

　　红云山是我们预定的旅游点之一。该山距紫雪城三十公里，距红海湖十公里，是紫雪市的第二名山。我们紫雪市旅游开发规划，简称“两红两白”。“两红”就是指红云山和红海湖；“两白”是指白石峡和白雾山。

　　我市的四大旅游资源，分布在三个县境内。“两白”一个在紫西县，一个在紫南县。“两红”都在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的紫雪县，紫雪县现称紫雪区。

　　红云山与白雾山相比，规模要小一些。白雾山是闻名周边数省的佛教名山，一年到头香客不断，香火旺盛。白雾山山势险峻，上山有九百九十九级台阶。有一个虔诚的香客为了还愿，不乘上山的旅游车，一步一磕跪拜上山，最后的几十级台阶全是额头和膝头磕出、跪出的血印。白雾山每年的布施收入达五百万元，而紫南县的财政收入只有七百万元。紫雪市的干部都知道，紫南县县乡两级的一万多名干部，全靠白雾山的神灵养活着呢！

　　红云山没有多少香客跪拜，游人也不多，显出一份幽静。有点像陶小北。陶小北在玻管局的地位耐人寻味：从不炙手可热，少有人去跪拜，但也很少有人去冒犯她。跪拜是针对权势，比如玻管局的同志跪拜阎水拍。可作为一个美女，陶小北门前的“游人”也不多，这就有点奇怪了。李小南门前的“游人”就不少。很多人都在小南门前探头探脑的，包括一些老同志，只是不知有人推门走进去了没有？

　　陶小北门前“游人”少的原因我在红云山找到了答案：红云山有一种高贵的气质，逼退了许多凡夫俗子。那些俗物之所以不大愿到红云山游玩，是因为在这里他们会感到自惭形秽，因此兴味索然。而白雾山则像一个娼妇，谁都可以在它那里留下龌龊的足印。我这样诅咒白雾山，请诸神万不可见怪，其实我不是诅咒神灵，而是在诅咒那种被称作“人”的动物。这种圆颅方趾的动物十分有趣，他们做了坏事，就到你面前忏悔一番，不过是给那个小箱子里塞十元钱或者百元钱，就求你“保佑”他们。他们心里有了些卑鄙的想法，比如有个叫鱼在河的家伙，在你那里塞了一百元钱，就想做梁山泊的宋江！而你总是慈悲为怀，竟让这些坏蛋的阴谋一个个得逞。其实你应该惩罚这些坏蛋，让他们变作猪狗，因为很多人不如猪狗——他们甚至比猪更贪婪，比狗更善于咬人。

　　小北，可爱的小北，你是我一生的红云山！

　　我和陶小北来到红云山的时候，上午十点刚过，几乎没有看到人。只有大殿的铃铛被风吹着，发出悦耳的响声。清风拂面，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红云山像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浑身上下紧绷绷的。山势一点也不陡峭，甚至显得过于平缓。可我们来到大殿，陶小北脸已酡红，娇喘微微，惹人爱怜。可见这个女孩从小养尊处优，没有多少“脚力”。如果退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那些年月，这样的女孩子一定会被人们称为“资产阶级小姐”。那个年月也奇怪，总是鄙夷一些美好的事物。我对“资产阶级小姐”没有多少研究，不知道“资产阶级小姐”长一副什么模样，如果“资产阶级小姐”就是陶小北这副模样，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倒从此愿意脱离“无产阶级”的序列，追随“资产阶级”而去。

　　我和“资产阶级小姐”在一座大殿里放慢脚步，观赏一尊弥勒佛两旁的对联：

　　终日解其颐，笑世事纷纭，曾无了局；

　　终年坦乃腹，看胸怀洒落，却是上乘。

　　佛像背后还嵌一联：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万事付之一笑；

　　大腹能容，容天容地，于人无所不容。

　　两联相比，我更喜欢第一联。我对小北说：“尤其是第一句‘终日解其颐’，我调到玻管局之后，发现只有你‘终日解其颐’。李小南有时也会脸现愁云，不像小北你，总是笑颐如花。”我说着有点动情，痴痴地望着陶小北如花的“笑颐”。

　　陶小北嫣然一笑，美目里波光流转，闪我一眼，这一眼在我心中激响的却是一声春雷。我不敢再看她，急忙收心敛神，移步向前，再凝神观看另一殿宇里题魁星神像的一联：

　　不衫不履，居然名士风流，只因丑陋形骸，险湮没了胸中锦绣；

　　能屈能伸，自是英雄本色，可惜峥嵘头角，谁识你的笔底珠玑？

　　转出大殿，有一歇息的凉亭。我俩刚坐了一会儿，突见前边不远处，有一幢新修的庙宇，披红着绿，与红云山其他建筑典雅凝重的风格极不协调，像一个乡下妹子，刚来到城里的书香人家做粗使丫头。近前一看，门廊上有几个大字：紫雪区旅游开发公司建于某某年，我一看某某年竟是去年。难怪那位老先生奉劝市里不可轻率决策开发红海湖，若让这个紫雪区旅游开发公司开发红海湖，无异于一个纯洁的姑娘被歹徒当众强暴。

　　新修的庙宇里，题写的几副对联更令人惊异。

　　第一联：

　　清清濯缨，奚取于水；

　　倩兮巧笑，旁若无人。

　　第二联：

　　水如碧玉山如黛

　　露似珍珠月似弓

　　第三联：

　　雁影横秋，助我高吟对江月；

　　菱歌唱晚，有人微醉倚斜阳。

　　让我们大感惊异的是，这几联都是古代的“风流名士”题写的嵌名赠妓联。第一联是赠给妓女“青青”的，第二联赠给妓女“玉珠”，第三联赠给妓女“雁菱”。将几副“赠妓联”堂而皇之镌刻在这样一处优雅所在，是出联者嘲讽游客，还是捉弄和羞辱这个旅游开发公司？

　　几副赠妓联让我俩倒了胃口，急忙下山向红海湖驶去。

　　只一会儿工夫，红海湖到了。

　　站在烟波浩渺的红海湖边，首先给人的是一种震慑感。湖水清澈幽蓝，看不到一点杂质，十多万亩水面被微风吹皱，掀起层层银色的浪花。西边是裸露的大片沙滩，东、南、北面则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树和灌木丛。

　　那天我俩来到红海湖的时候，碰到两个狩猎者。他俩每人挎一支猎枪，手里拎几只兔子。与我们擦身而过时，两人不约而同用目光使劲儿盯了陶小北一眼。漂亮女人就像墙上那种招贴画，谁都想看两眼。那两人在目光上使得劲儿有点大，以至于余光扫到我脸上，让我都感到热烘烘的。两人已走出去好几步，又分别扭头看陶小北——当然只看到了她优雅的背影。

　　陶小北此时却扭回头去——当然不是去接应那两个男人的目光，而是怜惜地看那几只被打死的兔子。我顿然想起几年前发生在紫东县的那件事：县政府某部门两位同事，上山去打兔子，一个举枪在这边瞄准，一个跑到那边观察兔子的行踪。观察者刚将脑袋从灌木丛中探出来，“砰”的一声枪响，瞄准者叩响了扳机，将观察者当兔子打死了。那天我突发奇想，有没有可能不是误伤呢？而是故意杀人。假设当时要在那两个人中提拔一个做副局长（县里的副局长级别相当于我们玻管局的副科长），两人中只能提拔一个：非你即我。于是两人相约去打兔子，一个就将另一个当做兔子一枪打死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有点害怕，若我和冯富强争一个副科长，这个家伙会不会把我当做兔子一枪打死？或者我将这个家伙当做兔子一枪打死？

　　冯富强若约我去红海湖的灌木丛中打兔子，我是绝对不能去的！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在男人与男人的争斗中，走到女人身边才是安全的，因为女人从来不会举枪将某只兔子打死。我拔腿向陶小北走去。

　　陶小北已跑到西边的沙滩上玩水。女人见水就忘情。陶小北干脆脱下鞋子，挽起裤角向水里走去。我则坐在沙滩上看她玩儿。我的目光那一刻变得温柔极了，像一个父亲慈祥地抚爱着自己的女儿。我的目光从陶小北的脊背掠过，望向蓝天，望向飞翔的大雁。我俩去红海湖时没有看见白天鹅，白天鹅每年只有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在红海湖栖息，然后便一飞冲天，不知去向。

　　如果拷问我的内心：爱谁恨谁？我会用心说：爱陶小北，恨袁长印。当然我也恨袁长鸣，但对袁长鸣的恨是淡淡的，对袁长印的恨则是深深的。

　　有恨就得去寻找爱，就像喝咖啡太苦需要加糖一样。若袁长印和袁长鸣是很苦的咖啡，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甜甜的糖。

　　这两个妮子我喜欢哪一个？应该说两个都喜欢。但若问我更喜欢哪一个，我当然会选择陶小北。我对陶小北的爱是深深的，对李小南的爱是淡淡的。

　　陶小北是一个典型的小资女人。据说小资女人须具备如下特点：一、爱好整洁，每天洗两次澡，早晚各一次。每天都要穿不同的衣服，一周内不重复。二、手包里有各个银行的信用卡，各个酒楼的打折卡，美容中心和健身中心的会员卡。三、讲究生活情趣，有品位。看电影看法片和意片，听音乐选爵士。十分清楚红酒的品牌，咖啡的种类，比萨以及牛排的各种口味。一周至少吃两次或两次以上西餐。四、穿用的名牌的标记不处于明显位置，不必需要人人都知道这些牌子，和你水平相当的人则一眼就会看出。五、英文未必很棒，但口头禅里务必时常夹带几句时尚的单词。

　　若按照以上几条标准衡量陶小北，她倒未必完全具备。她手包里是有这卡那卡，但一天是否洗两次澡我却没好意思询问。她吃西餐的姿势优雅而娴熟，但是不是一周必定吃“两次或两次以上”这我也从未向她询及。相反科里同志聚餐时，“宫保鸡丁”这样的菜她也动筷子，而且专挑花生米吃。有一次她甚至亲口对我说过：“这（指宫保鸡丁）里边的花生豆挺好吃的！”——而我也并没因此觉得她掉价或者庸俗，反倒觉得她挺可爱的。她的英文“很棒”，但口头禅里却很少夹带时尚的英语单词，尤其跟阎水拍局长或者余宏进副局长说话时，她只说一口标准的国语。

　　这就是陶小北的可爱之处，她的“雅”是一种内质，而不是像某些所谓的小资女人一般只注重外在——只注重“外在”的中产阶级、小资女人之类，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俗”——与农村大妞到县城赶集穿一件鲜艳的大红袄的“俗”也没什么两样！

　　陶小北的可爱和脱俗是多方面的，她是一个纯粹的女人。她的眼睛总是往远处看。即使坐在办公室，她也总是瞅着外面，无意于在局里争个一官半职。她并不在意她现在担任的这个副主任，也不处心积虑想当主任。主任、副主任对她来讲，好像小时候去田里拔出的那根胡萝卜的缨子，随手就扯掉了。陶小北的外公早年在南洋经商，她还略懂一点马来语，说“吃”是“马干”，“死”是“马地”。给我的感觉，她的目光早已从局里游离出去，一下就瞟到了蓝天白云里，瞟到了南洋她外公那里！她的目光就像红海湖的蓝天一样幽远而明净。

　　陶小北若是一只小鸟，说不准哪一天“腾儿”一声就飞蓝天中去了，至于她飞累了会在哪儿栖息，鬼才知道！

　　陶小北身上就有这样一种清馨芬芳的味道。男人都会喜欢这种味道的，我也不例外。

　　李小南则相反，陶小北若准备“出局”，她恰恰准备“入局”，若我对陶小北是一种喜爱，对李小南就是一种怜爱。这么一个可人儿，却与一帮臭烘烘的男人挤在一起，想去当一个副主任科员或副科长。她就像一只小猫，静静地卧在我们玻管局。如果她长得丑一些，那也没关系，可她偏偏长得这么漂亮。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卧在这么多男人身边，多危险啊！局里又没有那种古代的侠士，或者唐僧取经时的“六丁六甲”，总在暗中保护着她！

　　此时陶小北已从水里戏耍回来，坐在湖边向我招手。我走过去和她并排坐在一起，她一边和我说着话儿，一边将脚抵在一块半浸在湖水中的大石头上。于是我看到了她美轮美奂的脚。

　　我到局里上班的第一天，陶小北给我递那个小本时我看到了她的手，她的脸好看，可她的手比她的脸好看。今天我看见她的脚，才发现她的脚比她的手更好看！

　　她的脚不大不小，不厚不薄，不宽不窄。有的女孩的脚太大，像一条香烟；有的女孩的脚太小，像这条香烟其中的一盒；有的女孩的脚太厚，像从田里刚刨出来的一颗土豆；有的女孩的脚太薄，像一把收割庄稼的镰刀；有的女孩的脚太宽，像大卡车的轮胎；有的女孩的脚又太窄，像西餐中的炸薯条。陶小北脚背上被鞋子遮盖处，呈白色；不被鞋子遮盖处，有一抹淡淡的褐色。那一圈淡淡的褐色特别好看，宛若给她的脚戴了一圈项链。若她的脚是这片银色的沙滩，那条“项链”就是沙滩背后那片齐刷刷的小树林，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视觉效果。

　　我不敢再偷觑这小蹄子的脚，抬眼再次仰望白云和蓝天。

　　陶小北却嚷着要我给她讲一个故事。

　　我脑子里的故事倒不少，但大都是带“色儿”的，给这个小蹄子怎么讲？现在要找一个不带“色儿”的故事比找一个处女还要难。处女少了，“副处”却多起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要问中国什么最多，肯定是“副处”了！

　　我想了一会儿，仍没想起一个适合讲的故事，就说：“不讲了吧，讲出来怕吓着你！”可这小蹄子却缠着非让我讲，好像我是一个老爷爷，她是绕膝的孙女一般——她还给我撒娇。这样一个可爱的女性给你撒娇，且不是逼着要你拿出财产，让你给她买小汽车或者几室几厅几厨几卫的房子，只不过是要你一个故事，若不讲一个哄哄她，也太不人道了吧。我这样想着，就讲了一个：母亲告诉正在看连续剧的小女儿，生活中可不像电视里那样，陌生男女可以随便上床的。女儿眼也不眨地说：知道，他们上床之前总要喝上一点！这个故事讲出口，才觉有点不妥，仿佛我有某种企图似的。我急忙收口，没加思索，脱口又给她讲了一个：

　　“蚂蚁附在大象耳边说了一句话，大象当即被吓倒；一会儿大象站起来，蚂蚁又附在大象耳边说了一句话，大象再次惊愕倒地。大象两次被蚂蚁吓倒，心里颇不服气，也附在蚂蚁耳边说了一句话，蚂蚁当即被吓晕了。问这三句话是怎样三句话？”

　　小蹄子没听过这个笑话。我一得意，就像那头蠢笨的大象一样，脱口将三句话说了出来。蚂蚁给大象说的两句话是：“我有了，是你的！”“亲爱的，还是双胞胎呢！”大象回蚂蚁的一句话是：“那咱们再来一次吧！”

　　三句话说出去，才发现第三句有点粗野。再看小蹄子，早飞红了脸。此时已是夕阳西下，我急忙再次收口，懊丧地拍拍脑袋站起来，向那辆红色80摩托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