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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聂美凤通过秘密跟踪丈夫，终于发现那个女人就住在一个新开发的商住小区里面，听人说刚刚装修完就急匆匆地搬进去住了。她设法查了那房子的购房信息，户主名为：袁丹菲，总面积142平方米，售价11.6万元，户主一次性付清了全部房款。聂美凤想，加上房屋装修，少说也得十四五万元，她一个村小老师会有这么多钱吗？聂美凤不禁怀疑，难道自己的丈夫会是她的经济后盾？可又一想，丈夫的经济明明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为儿子准备婚房都花得差不多了，他没有这么一大笔钱在这里金屋藏娇啊！

　　然而随着匿名举报信的出现，随着纪委介入调查乃至对丈夫进行“**”，他的经济问题逐渐暴露。“你爸爸他真的让我好失望，好伤心啊！”聂美凤边说边抹着眼泪。

　　余非也十分心痛，没想到父亲竟如此丧德败行，不仅受贿犯罪，而且还极有可能是包养了情妇，严重伤害家人的感情。“我想去找找那个叫袁丹菲的女人。”余非说。

　　聂美凤摇摇头，说：“我已经找过她了，她根本不是什么老师，而是一个无业游民，曾经在教育局做过临时工。”“临时工？做什么的？”余非问。聂美凤说：“以前在教育局的办公室打打字、端端水什么的，后来没办法解决编制转正，就不干了。我找到她质问为什么要破坏别人的家庭，她竟反而责怪我没有收紧自己老公的心，说是你爸爸一再调戏她，她被缠得没有办法才答应的。”“谁信呢。”余非说，“如果女人不同意，哪有那么容易到手的。”聂美凤说：“但很多女人都比较虚荣啊。当大把的钱摆在面前时，以她一个无依无靠的临时工，能不心动吗？”“她没有结婚？”余非问。聂美凤说：“听说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我看她老公肯定看清了她的本质。”余非苦笑，说：“爸爸难道是因为这样一个女人而大肆捞钱的？”

　　果如聂美凤所说，纪检监察机关很快就找到了袁丹菲，让她协助办案。但聂美凤也许没有想到，一向不知情的儿子也卷了进去。

　　余非是被修州市纪委干部找去谈话的，让他交代受贿的事实。余非根本不知情，自然无所谓交代，但办案人员似乎认定了他参与受贿，非要他端正态度，抛却任何侥幸心理。余非一方面为自己的蒙冤、为父亲的堕落而焦心，另一方面又为叶仙儿在法国身陷囹圄而担心，因此情绪很不稳定，几次对着办案人员大吵。办案人员忍无可忍，训道：“别再拿自己当副县长看了，就是再大的领导干部，都必须遵守党纪国法。也不要以为谁会为你说话，老实告诉你，你的案子向市委常委会作了汇报，对你进行调查是经过了常委会和王晓慧**同意的。”余非看了看他们，生气地说道：“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就算是王**同意的，但也只是让你们调查，难道要你们逼供吗？没有也说成有吗？我再次强调，我爸爸的事我事前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我也没有收过别人什么钱。”

　　办案人员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参与了余洪清受贿案，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你若能主动交代事情的来龙去脉则可以减轻罪责。”余非怒视着他，说道：“有证据就拿出来，别跟我瞎扯淡。”“好，你不承认是吧，我问你，邹宝瑞你总认识吧？”办案人员问。余非不知何意，回答说：“他是县**办副主任，也是我秘书，怎么啦？”办案人员说：“邹宝瑞已经向我们反映，他曾按照你的意思向不少学校校长打过电话，让他们给新华书店教材、教辅资料征订、书款回收提供方便，可有此事？”余非一愣，自己从没交代邹宝瑞打过类似电话啊，“没有的事，你叫邹宝瑞来见我。”办案人员说：“你想对质是吧？邹宝瑞觉悟是很高的，他说即使对质，即使面对法庭，他也敢于承认事实，他再三表示你确实交代过让他给学校打电话的事，说你亲自打感觉不方便。”“你们叫他来，叫他来！”余非火冒三丈。

　　然而邹宝瑞并不惧他，当面对质仍死死咬定余非吩咐过让他打电话给有关学校校长，让余非很是气愤，也很是费解，邹宝瑞怎么能胡说八道呢？更奇怪的是，竟然有两所学校的校长承认邹宝瑞打过类似电话。

　　可尽管如此，余非依然坚称没有交代邹宝瑞打此类电话，对父亲受贿一事也毫不知情，从而让办案人员感到有些束手无策。因为余洪清那边经过一番攻心战术，虽然对行贿一事已基本供认，但就是不承认是与儿子联手，也不认同儿子早已知情。

　　是不是余洪清背着儿子独自行事，打着儿子副县长的招牌而又瞒住了儿子呢？办案人员也分析了这一层。但邹宝瑞反映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啊，是足以认定余非不仅知道父亲受新华书店经理请托推销教辅资料，而且利用分管教育的副县长身份积极参与并帮助父亲进行了教辅资料推销。

　　修州市纪委**雍中和向王晓慧汇报了此案的调查进展情况，称余非死不供认，因此一时难以下结论，不过余洪清受贿事实清楚，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办理。

　　王晓慧良久没有表态。她也不太相信余非会参与受贿，但办案人员说有邹宝瑞的有力证词，父子联手简直不可置疑，她才同意对余非进行调查。可即使邹宝瑞当面与余非对质，余非也坚决不予承认，是不是真的另有隐情呢？王晓慧沉默半晌，对雍中和说：“慎重办理此案，既不能放过一个**分子，又不能让一个正直干部蒙冤受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