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会想到，姨父一回到家乡，就当上了坡底的保长。

　　坡底的老人还记得，姨父所取代的原任保长刘拐子也算是一个人物。他从小没娘，是贺爷家长工刘大汉的儿子。管理贺家农事的二爷——贺爷的二哥看他可怜，就叫他跟着刘大汉住在长工屋，跟着长工搭伙。他十二岁那年上山放羊，从崖头上跌下来，摔断了左腿。一个老羊倌儿给他接上了断骨，等骨头长好了，才知道接错了茬口。他撇着“扫帚腿”，一颠一拐地找到老羊倌儿，把腿插到羊栏里一别，“喀嚓”一下，又把长好的骨头别断了，说：“你给我再接一回！”老羊倌儿吃了一惊，说：“这不是板凳腿，你想别断就别断，我想安就给你安上了？”贺爷在一旁看见，说：“嚯，这娃子小小年纪，就有这么狠的心劲儿，长大是个人物！”就找了一个接骨大夫，给他重新接上了断骨。断骨却叫他别走了样，长上以后，左腿短了三分，走路微跛，大家都叫他“小拐子”。

　　贺家大掌柜——贺爷的大哥主管贺家的生意，开着烟坊和染坊。贺爷把小拐子带到染坊里，交给账仙儿调教。账仙儿说：“多少徒弟不能带，咋叫我带个拐腿儿放羊的？”小拐子并不多言，只是手脚勤快，不光包下了扫地、抹桌子、倒夜壶的下活，还揽下了给账仙儿泡茶、装水烟袋、叠火媒子的杂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随身带着一个挠痒筢子，一看见账仙儿在椅背上蹭痒痒，就一拐一拐地跑过去，撩起账仙儿的长衫，伸进挠痒筢子，顺着账仙儿的脊梁骨一路挠下去，挠了每一个骨节，再移到肩胛骨底下那两道坎上重重地挠，直挠得账仙儿耸肩曲背、伸脖扭腰、浑身舒展、血脉通畅，美滋滋地眯着眼从牙缝里“咝咝”地吸风，不知不觉间，肚子里咕噜作响，一肚子打算盘的口诀、记账的规矩、心算的诀窍，都叫挠痒筢子给挠了出来。账仙儿又给小拐子找齐了全套小学课本，叫他跟着自己的孩子念书，还特许给他一盏油灯、可以续上两根灯草。小拐子十六岁那年，已能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不停音儿，还学会了两只手同时打算盘的绝活儿，眼看变成了坡底镇上又一个账仙儿，他却不辞而别，到县城考上了简易师范，还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账仙儿说：“拐娃子，记账、打算盘的学问，我算白教你了！”

　　拐子说：“咋会白教哩？人生在世，干啥也离不了算计。”

　　账仙儿又问：“那你为啥上师范，你是想当孩子王？”

　　拐子说：“师范不收学费，管我吃饭，还教给我哄孩子的本领，世上人谁不吃哄？”

　　贺爷听了，又吃了一惊说：“这娃子果真不同凡响！”

　　刘拐子刚从简师毕业，贺爷就叫他去保安大队当了两年文书，又给区长李紫东打了招呼，让他当了坡底的保长。贺爷万万没有想到，拐子一旦有了实权，就立即露出了小人得志的模样，随身带着保丁，除了对贺家大院还表现着旧日的谦恭，对贺家的染坊、油坊保留着一定程度的敬意，坡底街上稍大一点的店铺都慌慌地给他送上了“干股”，逢集摆地摊儿的也得向他报税。只一年，他就吃垮了保公所对面的一家饭铺，吸上了大烟，勾搭上一个外号叫“大白桃”的女人，就把“大白桃”的老实男人抓了壮丁。

　　地下党组织的接头人找他谈话说：“拐子，你咋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他笑笑说：“我的革命已经成功，你们的革命仍须努力。咱各干各的革命，两不招惹！”接头人说：“我真弄不明白，你当初为啥要参加共产党？”他又笑笑说：“那有啥稀罕？这跟参加青、红帮有啥不一样？”姨父回到家乡以前，地下党组织特意提醒他，已经开除了刘拐子的党籍，对他务必保持高度警惕。

　　贺爷不常在家，不知道刘拐子为非作歹。刘拐子的父亲刘大汉特意找到贺爷禀报：“三掌柜，你得把拐子拿下来，他从小是个狼娃，真的，他咬人！”这才引起贺爷的警惕，查明了刘拐子的恶迹，却又一时找不到取代他的人选。我姨父从布袋里拱出来以后，贺爷眼里一亮，好，有人了！我就叫我家这个马驹子出去遛遛，看他是不是驾辕的材料！

　　姨父把父亲的意图向上级党组织作了汇报，立即得到了批准。

　　贺爷却叮嘱儿子：“要拿下刘拐子，本来只用我一句话。可你要闹革命总得靠自己不是？我要看看你这革命是咋闹的，你要把刘拐子给我闹下来，还不能拿自己当枪使，不能一回来就给自己弄出个心狠手辣的对手，他手下还有一拨子人哩！”姨父说：“爹，你叫我革他的命，还不叫我得罪他，俄国十月革命也没碰上这样的难题！”贺爷说：“那你就去问问你们的列宁，坡底这革命该咋弄。反正，只要你把刘拐子弄下来，保长就是你的了。”

　　一天夜晚，刘拐子又溜到大白桃屋里睡觉，还亮着灯，大白桃浑身打着哆嗦浪叫。小院里，树枝扫着瓦片“嚓啦啦”地响。大白桃慌忙止住说：“我哩哥，快起来看看，门栓插好没有，顶门棍顶上没有？”刘拐子说：“我给你插上了，这就是你的顶门棍！”说着，“呼呼哧哧”大喘，大白桃又尖着小嗓浪叫……

　　大白桃正叫得邪乎，山崩地裂一声响，屋门从门墩上倒下来，“扑嗵嗵”跳进来几个大汉子，为首的用枪指着刘拐子说：“弄吧，弄吧，弄完了，跟我上联保处一趟。”

　　刘拐子照旧压着大白桃一动不动，只是翻眼一看，“哦，是孙队长，你请坐！天大的事，叫我弄完了再说……”说着，一拳砸翻了油灯，手伸到枕头底下拿枪。

　　手电“唰”地亮了。

　　孙队长按着他的手，把枪夺过来，说：“不急，不急，你接着弄吧，我等着你哩！”

　　大白桃大哭说：“姓孙的，我也没少侍候过你，你好狠的心！”

　　刘拐子说：“孙队长，为一个女人，值不得这样！”

　　孙队长说：“是区长有要事请你，只不过叫我撞上了。”

　　刘拐子和大白桃正要穿衣，却被几双手按在床上。

　　孙队长说：“不用穿了。听说你那个家伙比别人的家伙大一号，她那两个‘大白桃’也是全世界数得着的，也叫大家见识见识！”就用一根绳子拴了两个“光肚蚂蚱”，押送区政府去了。

　　接着，李紫东区长在坡底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撤销刘拐子的保长职务，同时任命我姨父当了保长。

　　贺爷夸奖儿子：“没想到，你把刘拐子打倒在一个女人身上！”

　　姨父说：“这是朋友们的主意，有点儿不讲卫生！”

　　“你们闹革命就不能戴上白手套！”贺爷说，“坡底这几百户人家，还有保安队百十杆枪都交给你了。眼下正在闹饥荒，眼看要饿死人了。你说要发动民众抗日，总不能叫民众拿着逃荒要饭的打狗棍去打鬼子！我还要看看，你娃子咋当这个‘泥水匠’？”

　　新上任的保长烧了“三把火”。第一把火是由自己兼任保安队长，把一百多杆枪抓到自己手里；第二把火，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了保文书、会计、保安队员和各甲甲长；第三把火就烧到了父亲头上，“爹，请你捐十石粮食赈灾，我这就去关爷庙召开富户认捐会，请爹去会上带个头。”

　　在富户认捐会上，姨父点了父亲的名字，说：“贺雨顺先生捐粮十石！”贺爷一瞪眼，说：“保长阁下，我啥时候答应了十石粮食？”姨父大惊。有人正要起哄，贺爷说：“别乱！我家的粮食是他二伯经管着的，刚才我跟他二伯清了仓底儿，要再加上两石，捐粮十二石，六千斤！”围观的饥民都流着眼泪鼓掌。富裕户主都傻了眼，又不得不看贺爷的眼色行事，一个个硬着头皮，举手认捐，一下子捐出了三万多斤粮食。只有“回春堂”掌柜自恃是外村“张大户”在坡底街开的药铺，捧着水烟袋一声不吭。姨父没有理他，只说了一声：“散会！”

　　回春堂掌柜离开了会场，忽地看见数百名饥民已经把“回春堂”团团围住，却并不吵嚷，只是像饿狼一样定定地瞅他，瞅得他心里发毛，却又进不了家门，就慌慌张张撵上我姨父说：“我认捐，我认捐，我捐两石粮食！”姨父好像没有听见，照旧自顾自地走着。他跟在背后颠儿颠儿跑着说：“贺保长，我再添五斗！”姨父仍不理他。他就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中，我不过了，我捐三石！”姨父停下脚步，向灾民们宣布：“回春堂捐粮四石！”回春堂掌柜打了个愣怔，说：“啥，四石？”姨父说：“对，两千斤。”回春堂掌柜拱手作揖说：“中，我认了！”灾民就“唰”地给他让开了一条去路。回春堂掌柜一边往家里走，一边向大家弯身哈腰，“包涵，多多包涵！”

　　坡底镇的清锅冷灶里冒出了温柔的炊烟。

　　贺爷叫着儿子的小名说：“胜子，你们共产党只要这样干，能行！”

　　胜子说：“爹，多亏你带了个好头！”

　　贺爷说：“你别以为我不懂，我是跟你搞了一回统一战线。”

　　父子俩的统一战线迅速发展到县城，L县中学成了地下党在全县的领导中心。坡底镇变成了L县北部山区的“小延安”。

　　一九三八年，三姨从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回来，也来到坡底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关帝庙小学当了国文教员。她组织抗日剧团，发动民众抗日救亡。那时正在上小学的明表叔记得，三姨召集歌咏队登上关爷庙的戏台，歌咏队员们耍着关爷的“青龙偃月刀”，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三姨手中捏着一根细棍儿一晃一晃。坡底人才知道唱歌也得有人指挥，而且，女人也能指挥。那支歌唱遍了坡底。

　　那时候，姨父是地下县委的统战部长。三姨喜欢跟他在关帝庙东边的小河旁边散步。小河两边生长着枝叶茂密的杨树林。在他俩多次逗留过的一棵白杨树下，一个富于观察力和表现力的学生，用削铅笔的小刀在树皮上刻上了他的艺术发现，让它随着白杨树长大，那是一支锐利的箭，刺穿了两颗叠在一起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