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三八年那个遥远的夏季，齐楚所以能够进入一个四岁幼童的记忆，仅仅因为他手中“噼里啪啦”地摇着一把破芭蕉扇。堂舅告诉我，在他摇着芭蕉扇的时候，他和大舅已经盯住了国民党一个排的溃兵，准确地说，是盯住了四十多个溃兵的四十多条“捷克式”步枪，再加上两挺特别诱人的重机枪。这群溃兵像蚂蚁搬家一样从徐州战场上惶惶地爬过来，到了杞地就把一个村庄里的祠堂当成了老巢，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有人捎信说，土匪头子大老李给这群溃兵的麻排长捎话，让他把溃兵拉过去，许给他一个副司令。麻排长正跟大老李讨价还价，眼看就要随大老李落草了。

　　晚上，齐楚与我大舅在客房相对而坐，芭蕉扇“噼啪”作响，一直扇到了鸡叫头遍。我三姥爷来了，问他：“小殿章，你的扇子扇得急，你是有事瞒着我了！”齐楚说：“我和诚弟盯上了一群溃兵的武器。”大舅说：“愁的是没有那么大的荷叶，包不了那么大的粽子！”三姥爷坐下来，说：“我这里有荷叶，先礼而后兵么！”三个人又唧唧哝哝说了一阵“鸟语”，齐楚的破扇子就“啪”地一响，说：“好，就听三老师的！”

　　次日下午，大舅和齐楚陪着麻排长和一个排的士兵来到了客房院。兵们用枪托赶来了一头一蹿一跳的黄牛，枪刺上挂着鸡的叫声。山羊却表现着一如既往的温顺，一声不吭地被拴在那棵拴过骆驼的牲口槽上。大舅脸色阴沉，齐楚却忽闪着芭蕉扇，向麻排长赔着笑脸，像一个惟恐丢了饭碗的教书先生。

　　三姥爷在这时走进了我的记忆。但我想不起三姥爷身上有前清“拔贡”或是高等法政学堂留下的任何痕迹，只记得他长得像杞地农民一样墩实健壮，有一张棱角分明的四方脸庞，两鬓霜雪而红光满面，只是他那双圆环眼里的内容与农民不同，有牛的善良，也有虎的威风；有黑沉沉的智慧，也有闪亮的锋芒。我望见他走出客厅，向满院子士兵打着招呼。周奶就连忙把我抱走了。

　　周奶的老伴——当年在客房院当差的老人告诉我，三姥爷迎上前说：“辛苦了，麻排长！”兵们轰然大笑，说：“我们排长脸皮麻姓氏不麻，他姓孙，是孙排长。”孙排长骂骂咧咧说：“这里的野百姓耍贫嘴，张口闭口叫我麻排长，把我的军威也给叫跑了！”三姥爷说：“对不起，误会了，请孙排长原谅！”麻排长斜睨着齐楚和大舅，说：“我姓孙可不是当孙子的孙，是国父孙中山的孙！”三姥爷说：“好，我就喜欢孙中山先生的孙。听说孙排长要带着弟兄参加游击队，留在杞地抗日，这是杞地的幸事！请贵部在这里安营扎寨，我为弟兄们接风洗尘。”麻排长说：“那好，弟兄们这辈子的给养就全靠你老庄主了！”三姥爷说：“一言为定，只要你们留下来抗日，给养我包了。”

　　客厅里摆了酒席，麻排长却不落座，让大舅和齐楚领着他进了游击队居住的二进院。他望见游击队员们手中没有枪支，兜里却插着钢笔，就露出啼笑皆非的样子，“这哪像部队？一群留着小分头的学生仔加上几个穿长衫的教书匠，打仗都是好样的肉靶子！”又说，驻防怎么没有驻防的样子？就在游击队驻扎的二道门外和客厅门前各派了两个岗哨，才走进客厅说：“好了，二位，咱喝着说着，就说说小蛇怎样吞大象！”

　　那一天，大舅表现了从未有过的耐心，为了表示真诚合作的愿望，特意解下武装带挂在身后的衣架上。三姥爷陪了三杯酒，说：“你们年轻人吃着喝着说着热闹着，我老了，不胜酒力，就不坐在这里碍事了。”齐楚忙着给孙排长斟酒夹菜，三姥爷丢下一个眼色出了客厅。

　　院子里也摆好了几桌酒席，兵们把枪支架在树下，就一哄而上，等不及当差的倒酒，已经在自斟自酌，猜拳行令。客房窗口里，学生们的眼睛像乌溜溜的弹丸瞄准了士兵。三姥爷又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向兵们敬了酒，就进了堂舅屋里，说：“不能大意，要侍候好这群‘丘八’，这是一群坏孩子！”

　　院子里，一个满嘴油腻的“丘八”斜睨着学生们住的客房，唱道：

　　“南边来了个洋学生，

　　嘴里噙着‘哈德门’。

　　有心问他要一根，

　　就怕丢了人！”

　　兵们大笑。

　　当差的慌忙对堂舅说：“当兵的要烟吸呢！”

　　堂舅就拿了几盒香烟跑出去，给兵们散烟。

　　三姥爷始终用悲悯的目光望着窗外的士兵，自言自语说：“不要流血啊！”

　　从正门出去的堂舅，却从屋后通向花园的暗道里匆匆走来，“爹，大老李回话说，三老师给我打招呼是看得起我，麻排长那四十多条枪我就让给游击队了，算我大老李也‘爱国’一回。”

　　三姥爷感叹说：“这个土匪也懂得民族大义！”

　　堂舅说：“他还说，他不敢忘了，他小时候吃过三老师的‘舍饭’。”

　　三姥爷说：“算我没糟蹋粮食！”

　　堂舅盯着客厅说：“爹，动手吧！”

　　三姥爷又叹了一口气，说：“叫他们再说会儿话，不能不教而诛。”

　　客厅那边，孙排长却把脑袋伸到窗外，喊叫说：“弟兄们，别嚷嚷，我也来一段小曲儿！”兵们齐声叫好。他就用筷子敲着碟子，唱道：

　　“送情郎送之在大门以北，

　　猛抬头看见了老王八驮石碑。

　　问一声老王八你犯了什么罪？

　　只因为烧酒里兑了凉水。”

　　兵们哄堂大笑。

　　当差的又小声问：“咋了？是嫌咱酒不好？”

　　堂舅说：“爹，看他那猖狂样，该动手了！”

　　三姥爷说：“再搬一坛好酒。”

　　天色渐暗，士兵们都已喝得嘴歪眼斜，却还在划拳行令。

　　堂舅又从屋后的暗道里走过来，说：“爹，上菜的伙计捎话，谈崩了！”

　　三姥爷掀开竹帘，站在廊檐下拍了三下巴掌。墙头、屋脊上，客房窗口里，就忽拉一下露出了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士兵们浑然不觉，只是醉眼惺忪地看着我三姥爷。

　　三姥爷大声问：“弟兄们吃好喝足了吗？”

　　孙排长从窗口里探出脑袋说：“庄主，你是撵我们走哇？”

　　三姥爷说：“孙排长，你不要走了，趟将大老李托我捎话，他不来跟你接头了。你们只有参加游击队……”

　　三姥爷话没落地，孙排长就倏地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枪响，三姥爷纹丝未动，孙排长却一头栽倒在窗台上。“真格的！”傅集农民说，“三老师伸手接住一颗热呼呼的子弹，吹了口气，叫它在手掌上翻了个跟头，那子弹就‘日’地飞回去，麻排长胸脯上就‘噗’地冒出一朵血红的大花。三老师是天上星宿下凡，玉皇大帝时刻保佑着他的！”当差的老人却说，不对，是齐楚拿起芭蕉扇，“啪”地向酒桌上拍了一下。站在窗下向屋里递菜的“看家队”队长虎子就从怀里掏出“小八音”，“啪”地一枪，把麻排长撂翻在窗台上。墙头、屋脊上齐声叫喊：“不许动！”士兵们都吓傻了。正在发懵的岗哨也早被假扮成跑堂伙计的枪手缴了械。“看家队”员都从墙头、房坡上跳了下来。学生们也跳窗而出，夺去了架在树下的枪支。齐楚望着孙排长的尸首说：“可惜了，可惜了，怪你不愿意死在抗日战场上。”

　　我在周奶的里屋一觉醒来时，学生们正在院子里高举枪支，欢呼胜利。一群农民向缩成一团的士兵们吐着唾沫，领走了鸡和牛羊。

　　三姥爷却闷闷不乐地问我大舅：“你不觉得孙排长死得冤枉么？缴了他的枪，打发他回家就是了！”大舅说：“三伯，来不及了，眼看他就要动手了。”三姥爷说：“你没看见么？直到他咽气，他手枪上的保险还没打开哩，罪不当诛啊！”齐楚说：“三老师，今天写的是一篇应急的大文章，顾不上细枝末节、字斟句酌了。”三姥爷长吁短叹说：“多划一撇，就是一条人命啊！买一口好棺材，把他厚葬了吧。要善待那些当兵的，想留下的留下，想回家的要发足路费。”

　　一个排的溃兵都是南方人，与杞地语言不通，且早已成了惊弓之鸟，都不愿留下来，千恩万谢地领了路费，换了便衣，急匆匆回家去了。脱下的四十多套军装，都穿到了游击队员的身上。大舅也扔了空枪套，挎上了孙排长的左轮手枪。

　　客房院的“鸿门宴”已经成了上一个世纪的传奇故事并在流传中继续增添着新的细节。《地方志》上却准确无误地记载着这次难得的缴获：重机枪两挺、“捷克式”步枪四十一支、左轮手枪一支、子弹五千余发。三姥爷却毫无得意之色，他说：“这本来就是中国人买来的洋枪嘛，只是在中国人之间倒了倒手。中国人拿它打鬼子以前，还要让中国人为它流血，这样的代价太沉重了！”三姥爷又卖了二百多亩地，为游击队购买了溃兵们散失民间的一批枪支弹药，这也作为一个爱国士绅对创建红色抗日武装的重大贡献载入了杞地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