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八哥儿总是像巫婆一样道破人类的灾难，它又扯着沙哑的嗓音叫出了一个新词儿：“警报，他妈的警报！”

　　那是一种拖长了的号哭声，从鼓楼上升起，在古城上空盘旋。行人在街巷里惊慌地逃跑，把我的记忆践踏成零乱的碎片。窗户蒙上了不透光的黑窗帘。窗玻璃贴上了十字交叉的防震纸条。停电了。煤油灯的玻璃罩上再套上一个伞形纸罩。干娘已经从惊慌中镇定下来，松了一口气说：“妥了，事儿就是这了。”

　　警报在天上号哭，小母鸡却涨红了鸡冠，无畏地在地下啼叫。

　　干娘手中托着一个白生生的鸡蛋，向钻在桌子底下的父母亲夸耀：“鸡下蛋了！”父母亲望着鸡蛋，怅怅地笑着，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开始打点行李。

　　地下堆满了书。一本硬壳书里，有一张照片掉下来。我捡起了那张照片。我记得，那应该是一张六大小的照片。照片上侧身站着一个穿黑裙的苗条女子，整齐的刘海，短短的剪发，半掩着清瘦的面颊，一双杏形的眼睛向我流露着哀婉的表情。

　　我跑过去问母亲：“她是谁？”母亲看了照片，向父亲瞥了一眼，说：“问你爸爸去！”

　　我又向父亲跑过去问：“她是谁？”

　　父亲看了照片，又看了看母亲，问我：“从哪里翻出来的？”

　　我说：“书。”

　　父亲的嘴角抽动了一下，说：“把她放回去！”

　　我把照片夹到书里，坚持不懈地问：“她是谁？”

　　空气凝固了，父母亲无言地望着窗外。

　　干娘跑过来，抱走了我。

　　我因为得不到回答而深感屈辱地大叫：“她是谁？”

　　父亲和母亲依旧保持着铁一样的沉默。

　　我从此对人间有了疑问，心里蒙上了抹不掉的阴影，阴影里躲藏着一个美丽而忧郁的女子。我又多次偷看过那张照片，记住了照片上的每一个细节，包括她唇角左边的一颗黑痣。干娘发现我又在看她，慌忙跑过来说：“你咋又把她放出来了？又想叫你妈不高兴不是！”每当我把她夹回书里，总会感觉到她的寂寞和孤苦。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见母亲对小姨说，她是省城K女师音乐科的才女。父亲在南阳同乡会上听她弹奏琵琶和古筝，竟听得如醉如痴，潸然落泪。她也拿出自己保存的父亲的小说集，请父亲签名。后来，就有人发现他俩出入公园或饭馆。父亲又有了她的照片，就把她藏在书中。她没有力气从书中走出来，那是一本很厚的书。

　　那天没有拉警报。父亲坐上老蔡的车出去了。

　　母亲也牵着我的手出了小院。

　　屋檐下不见了八哥儿，它正在幽黑的门洞里复习人类的语言：“刘响，刘响，胡辣汤，吃了没有？哈哈，吃啦吃啦！古德毛宁，警报，他妈的警报，哈哈！”我没有听到“八格牙鲁”，就为它打下了这条“蛔虫”感到高兴。

　　刘响从门洞里跑出来，“孟老师，上哪儿？”

　　母亲说：“跟上老蔡的车。”

　　刘响拉着车，奔跑在潘家湖、杨家湖中间的大道上。我看到了正前方的龙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龙亭。它坐落在空旷的湖岸上，由北向南虎视眈眈地俯视着整座古城。老蔡的车已经停靠在龙亭前边。父亲从车上跳下来，向龙亭后边走去。刘响把车停放在老蔡身边时，父亲已经消失在龙亭的阴影里。刘响伸长了脖子向龙亭后边张望。

　　“看啥？”老蔡瞥了刘响一眼，“把车头掉过去！”

　　母亲牵着我的手走向龙亭。我觉得是走向一个威严的老人。龙亭的底座是一座陡然升起的小山。大殿高踞其上，遮住了半个天空。鸽群正从大殿上空掠过。鸽哨如泣如诉，颤颤地划过蓝天，融入白云，消失在古城的一角。那是属于我的第一支遥远而感伤的儿歌。

　　我和母亲在湖岸北边的柳树下止住脚步。低垂的柳丝如透明的窗帘映着血红的残阳，把我和母亲隐藏在柳阴深处。在西边草地上，父亲和一个女子正在散步。他们背对着我和母亲。但我可以看见，那是一个留短发、穿黑裙的年轻女子。残阳在父亲和那个女子身上镀了一道起伏不定的光环，勾勒出他们并肩远去的轮廓。我来不及分辨她是不是照片上的女子，她已随着我的父亲融入城墙的阴影。那是宋代的城墙，它后来抵挡不住鬼子大炮的轰击，而首先受到伤害的是我的母亲。母亲的身子颤栗着，目送父亲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城墙阴影里远去。我想大声呼喊父亲，母亲却把一颗辣味的糖果塞进我的嘴里。母亲的腹部已经隆起，我知道我将会得到一个弟弟。弟弟在母腹里的心跳焦灼有力。

　　我和母亲又坐上刘响的“洋车”回家，留下了老蔡。老蔡缩着脑袋，坐在车斗上噙着烟袋，漠然地望着空旷的湖面。我想他是在等候我的父亲。刘响向我母亲瞅了一眼，就架起车把，一声不响地在回去的路上跑着，一路上没有哼歌儿，气喇叭也没有叫唤。只有一面三角形小旗竖在车把上随风翻卷。他对母亲说，那是“人力车抗敌协会”的会旗，他是这个协会的会员。

　　父亲回来时，天已黑了，母亲却“噗”地吹灭了灯。沉默使我感到了黑暗的沉重。黑暗中传来父亲的声音：“我说过的，我只是与她道别。”沉默再次压迫着我。父亲又在黑暗中说：“不要多想了，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她也要随学校出去逃难，现在只有战争。”

　　从此，“战争”作为一个压倒一切的词语储入我的记忆，伴随着一个神秘的女性。这个女性的影子时隐时现，笼罩着父亲的一生。

　　紧接着，我就在母亲的学校里看到了“战争”。

　　那天傍晚，我蹭上刘响的“洋车”去学校接母亲。学校却变成了一座医院，看不到一个学生。刘响带着我走进校门，就呆了一下，说：“啊，伤兵！”我看到了一群肢体不全、军装上染满血污的士兵。我的视觉第一次受到如此可怕的冲击，如同来到另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满眼都是变样的人形。一条腿和半截胳膊的人，重叠地裹着绷带而变得头大如斗的人，浑身血污、面色蜡黄、目光滞呆的人，脑袋像豆芽一样勾下来，没有声音、没有表情地横卧在操场里，歪靠在墙壁上，如同被刀斧砍伐过、被烈火焚烧过、被野兽的牙齿啃啮过而失去了知觉的一根根树桩。

　　教室窗口里却传来骇人的哭叫。刘响抱着我凑近窗口。我看见课桌已经并在一起，铺上了白色的被单。一群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的人正围着哭叫的声音忙碌。我忽地看见了一只没有血色的大手，那是一只与人体分离的大手，连着一截沾满血渍的胳膊，由一个白衣人用白瓷盘子托着，像是刚刚从树桩上撅断的一截树枝，断茬上挂着乱蹦乱跳的血丝。白衣人把这只手丢在一个白色的搪瓷桶里，手却不愿离去，又从桶里伸出，青灰色的手指颤颤地扒拉着桶沿。一个少了半截胳膊的人正在大声哭叫：“还给我，把手还给我，那是俺娘给我的呀！”刘响哭了。恐怖使我把脸颊贴在刘响的肩上，但在大桶后边的墙旮旯里，我又看见一堆与肢体分离的手和脚，血淋淋地堆在地上。我浑身发冷，我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打起了哆嗦。我把我的手交叉着夹到胳肢窝里，觉得那里并不安全，又急忙把手藏到背后。我看见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正向窗口走来，就踢着刘响说：“回家，我要回家！”我看见大口罩上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就“哇”地大哭起来。罩在白帽、白大褂下边的母亲使我感到是另一个人，但我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快走，不要吓着孩子！”刘响把我抱走时，我挣扎着，向母亲喊叫：“手，你的手？”母亲伸出手说：“怎么啦？我的手怎么啦？”我看见母亲的手还在老地方长着，只是戴上了橡胶手套。我又指着墙角，大哭说：“他们的手……死啦！”刘响抱着我离开了窗口，又呆立在操场上，格格地咬着牙巴骨说：“小日本儿，狗娘养的！”

　　刘响抱着我走出校门时，一群女子抬着几副担架急急跑来。我恍然望见了照片上的那个女子，她抬着担架的一角，从我身边一闪而过。一双忧郁的杏形的眼睛含满了迷茫和焦灼。还有那颗显眼的黑痣，正随着喘息不已的嘴唇一起一落。

　　夜晚，我的手痉挛着，手指像鸡爪一样蜷起来。父亲一拉我的手，我就惊叫着把手缩回来。父亲把我抱到胡同口一家小医院里，医生脸色阴沉，不知说了些什么。回来时，母亲正跟干娘小声嘀咕。干娘说：“那是吓住了！”干娘拿着手电，掂起一把大扫帚，去到胡同口，又把我的花兜兜搭在扫帚上，手电一明一亮地照路，扫帚在路上扒着扫着，一边往家里走，一边拖长声音叫我的小名：

　　斑，斑，咱回家，小日本儿来了我打他，

　　大鬼儿、小鬼儿都不怕。

　　斑，斑，咱有手，

　　敢捡元宝敢打狗，

　　小日本儿叫咱牵着走，

　　“呼嗵”给他一砖头。

　　干娘嘴不使闲地念着小曲儿，一直把扫帚拖进了西屋，才把花兜兜揭下来蒙在我的身上。那一夜，干娘用花兜兜裹着我，把我搂在怀里，用她粗糙、温热的大手揉搓我的小手，半睡半醒地哼哼着“招魂”的小曲儿。我的手在干娘的大手掌里感到了安全，小曲儿撑起了火红的幔帐笼罩着我，生命又回到了我的手上。

　　醒来的时候是早晨。我看见干娘的儿子来了。干娘的儿子叫麦穗儿。干娘说，那年夏天，她去地里拾麦穗儿，肚子大了，不能弯腰，她就跪在地里捡麦穗儿。只捡了半篮麦穗儿，肚子疼了，来不及回家，就在地头上生下了这个麦穗儿。我见到麦穗儿时，他已经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大黑孩儿，进门就叫：“妈，我来接你回家！”干娘吵他：“你喊叫啥，你想惹他哭是咋着？”麦穗儿就举起一个柳条编的小笼子，在我头顶上一晃一晃地逗我。我听见蝈蝈儿“吱儿吱儿”地在笼子里叫唤，就一跳一跳地追着麦穗儿抓笼子，总是差一点儿够不着笼子。干娘说：“对，你叫他多蹦蹦，多抓两下，人长着手就得敢抓敢拿！”麦穗儿逗得我满院子乱跑，干娘又吵他：“行了，别逗他了，今天我不能听见他哭！”麦穗儿就把小笼子递过来叫我捧着，钻到厨房里舀了一瓢生水，仰着脖子喝了，又抓起大扫帚，“唰啦唰啦”地扫院子。父亲正忙着往皮箱、网篮里装东西。母亲捧着隆起的肚子走过来，“穗儿，你歇着，都到啥时候了，院子不用扫了。”干娘说：“叫他扫，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母亲说：“穗儿，兵荒马乱的，你还记得你斑弟喜欢蝈蝈儿？”麦穗儿说：“俺家豆棵里有的是。”干娘接话说：“小日本儿再厉害，小蚰子儿照样叫，不是么！”

　　中午，干娘在我脖子上围了“围嘴儿”，又要喂我吃饭。母亲说：“他自己会吃了，不用管他，你跟麦穗儿好好吃一顿安生饭吧。”干娘说：“叫我再喂他一回。”说着，眼圈儿就红了。父母亲都放下筷子，一声不响地望着干娘。那天吃的是饺子，饺子馅里有麦穗儿带来的荠荠菜。干娘包饺子时，哼着一支好听的儿歌：“荠荠菜，包饺子，小狗小狗咱俩吃。”干娘用筷子夹起饺子喂我，每夹起一个饺子，都要先放在自己嘴边吹了热气，再送到我的嘴里。我吃得很香，不知道干娘为什么扯下头巾擦泪。

　　午后，干娘又把我抱到小西屋哄我睡觉。母亲嗔怪说：“快四岁的孩子了，你还要抱他？”干娘说：“你别管，我就是要抱他。”麦穗儿哥悄悄跟过来。干娘却叫他坐在小板凳上，靠着墙角打盹儿，又给我扇着扇子哼歌儿：“小狗小狗睡觉吧，小日本儿来了我打他！……”扇子越扇越轻，干娘的声音渐去渐远，额头上“噗”地热了一下，有什么东西落下来。母亲说，干娘把一切能够给我的都给我了，最后给我的是一滴豆粒大的眼泪。

　　我醒来时，干娘不见了，麦穗儿也不见了。只有小笼子还挂在窗棂上，孤独的蝈蝈儿正在拉着锯齿叫我。

　　次日，我就开始了童年的逃亡。

　　离开西小阁时，我哭闹着要干娘，哭哑了嗓子，发高烧昏迷不醒。母亲说，我是找干娘去了。老蔡换了一辆架子车，拉着我和蝈蝈儿。刘响也用“洋车”拉着他的老母亲到乡下避难。我依稀记得，人和车拥挤着出了胡同。刘响的八哥儿笼上套着一个黑布罩子，在车斗上不停地打着滴溜。刘响说，世道乱了，不能叫八哥儿看见听见，免得乱了鸟心、脏了鸟口。八哥儿却在黑罩子里沙声喊叫：“刘响，他妈的警报！”

　　七年以后，我们从陕西逃难回来。十一岁的我跟着十五岁的大哥找到了“西小阁”的小院。门楼变小了，房子变小了，树也变小了，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小院阴沉着脸，已经不认识我。门楼里增添了一盏红灯笼，站着一个浓妆艳抹、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卷的女人。她向我大哥的脸上吐了一个烟圈儿，我和大哥就从烟圈里钻出来，惶惶地折身而逃，拐到老蔡和刘响住过的门洞里，那里也换了主人，再也听不见八哥儿的叫声。

　　我和大哥在开封北郊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麦穗儿。他已经变成大人，正骑在房脊上给他的草房补窟窿，看见我和大哥，就愣了一下，从房坡上跳下来，说：“是斑、是瑟吧？”他声音变粗了，黢黑的脸上粘着泥浆和麦草，已经看不到生动的表情。大哥把一篮油馍杠子递给麦穗儿。他默默接过去，低下头说：“走，叫俺娘先吃。”他把我和大哥领到村外，在沙土窝里走着，越过一道黄沙岗，来到一个小小的坟包前，把油馍篮放在地下，对坟包说：“娘，斑、瑟来看你了。”我和大哥都失声哭起来。麦穗儿背过身子，望着灰蒙蒙的天空，脸上淌着无声的泪水。那天风很大，黄河滩上的黄沙铺天盖地扑过来，拍打着荒凉无助的村庄，小坟包上涌动着细细的沙浪，像干娘脸上的皱纹。我听见了蝈蝈儿在沙棘草里的叫声，是七年前的蝈蝈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