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干啥？”

　　“我在看月亮。你看，月亮圆了，又缺了。”

　　“真是个傻瓜！唉！嫁了你这么个人真没办法！”

　　除了睡觉，我尽量不到里面那一间屋去。自我发现了那件事以后，房子里似乎处处留有曹学义的痕迹，曹学义的味道，曹学义的影子。他们是在哪里……是在炕的这一头？还是在炕的那一头？他们总不会在我睡的这一头来搞吧？我极力想从空气中捕捉到他们当时的一举一动：曹学义是这样进来的；她是那样迎上去的；于是他们这样拥抱在一起，那样厮缠着进到里屋；是谁抬手拉灭的电灯？是他，还是她？然后他们是怎样一起滚到炕上的？她的动作我是熟悉的，包括她的呻吟，那么是不是她在曹学义的怀里也把这些过程演了一遍？……我知道我很无聊，但我控制不住自己总要反反复复地如此去想象。甚至会在半夜中突然惊醒，皱起鼻子：是不是有一股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的特殊气味？

　　所以，放牧回来，吃了晚饭，我多半是坐在我平整出的这一块庭院中乘凉。

　　还写什么论文？！这个阎婆惜比周瑞成还要危险！而且，我不过是“半个人”，是“废人”，我已大大降低了对这种工作的兴趣。

　　只能苟且偷生地观望和等待吧。

　　酷暑来临，麦子已经收上了场。热烘烘的风刮过正被翻耕着的麦茬地，带来浓郁的泥土气息。那边，“东方红”拖拉机在辚辚地吼叫，金属的声音居然象动物在嘶鸣，有一种颤动的灵气。即使是钢铁，也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了。无遮拦的庭院前面，是那一片杨树林和沙枣树。它们是忠实的见证人，永远挺立在自然法庭的证人席上，决不退缩，决不回避，有时在晚风中竦竦地向我表示他们的不满。

　　我看着悒郁的上弦月在傍晚高高地挂在天空的南方，并在半夜里落下。

　　我看着忧伤的娥眉月在日没之前出现在天空的西方。她追随着夕阳，几乎和夕阳同时隐没在山峦的那边。

　　“你看你，这些日子又黑又瘦，”她一件一件地收着晾在绳子上的衣裳，用既象是关心，又象是埋怨的口气说，“让人看了，还以为我咋欺负你了哩！是少了你吃的？还是少了你喝的？”

　　是的，我在人眼里，只剩下吃和喝两件事情了！

　　“人要瘦，有什么办法？”我无力地说，“至于黑嘛，你也知道，太阳这么毒……”

　　“你就不知道在树荫底下呆着？一个放牲口的，还那么负责！把你稀罕得不行！”

　　星星开始闪烁出微弱的亮光，而在西方的山顶上，一抹桔红色的霞光还没有完全熄灭，宁静地照耀着渐渐昏黑的坡地。

　　“你也搬个小板凳来坐一会儿嘛。”我说，“你看，夜里这么好……”

　　“我还忙着哩！哪象你有心思一晚上数天上的星星！”她抱着一大抱衣裳，掀起门帘啪嗒一声进去了。竹门帘是我趁放牧的方便，骑着马到三十里外的供销社买的。她细心地将四周用白布一针针地缝了一圈包边。“这样，就能用好几年，”她说。

　　她还想着“好几年”的事！

　　我进到里屋去的时候，她还在纳鞋底。

　　“给谁做的？”我搭讪地问。

　　“还有谁？这屋里就两个人，你说还有谁？”

　　她抬起手，把针锥在头皮上刮了一下。动作利索，手势优美，宛如京剧的花旦一甩水袖。

　　鞋底很大，那当然是我的。

　　我脱了衣裳躺到炕上。夏天的土炕，到夜晚会自然散发出如月光一般的清凉。光脊背贴在薄薄的褥子上，就象浮在平静的水面。我是一片落叶，任微风把我吹到任何地方。我曾想过：女人，我要逐渐地熟悉你！可是三个月过去了，仅仅是一个她就比刚开始接触时更难以捉摸，难以预料。大脚的女哲学家说得对：你能把人“思谋”得透么？

　　尤其是女人！

　　那天早晨，小李子开着拖拉机回来，我站在空空的拖斗里。拖斗后面，还拴着两匹马。拖拉机在前面不慌不忙地用马走的速度滚动着，马无精打采地一步一点头，仿佛瞌睡没有睡够。大队正巧出工，全体农工在路日上看我们这支奇怪的行列。小李子先声夺人，还没有走近人群就大喊大叫起来：

　　“妈的！这车能开么？！还没有到站就熄了火，把我们搁在荒滩上，幸亏老章半夜回来牵了牲口才拉着。要不，两个人早都让狼吃了！X他妈！不给咱们俩记四个工，老子跟他没完……谁有本事谁来开吧，老子要回场部睡觉去了！”

　　小李子跳下拖拉机，骑上自行车一溜烟回他当官的爸爸那里“睡觉”去了。在人群里，我看见她疑疑惑惑地盯着我的脸。

　　“是你昨晚上回来牵的牲口？”她露出尴尬的笑容。

　　“是我。”我沉着脸解下拴在拖车上的缰绳。

　　“那……你咋不回家？”她跟在我的身后。

　　“哼哼！”我冷笑了一声。自我们结婚，我还没有这样冷笑过。“好象家里不只你一个！”

　　我很平静地回答了一句，跨上光背马，就向马厩跑去了。

　　自此以后，她就开始用这种既象是关心，又象是埋怨的口气跟我说话。你怎么理解都可以。但这毕竟比单纯的埋怨听起来要舒服一点。在此之前，她可是一直用埋怨和讥讽的语气跟我说话的。

　　并且，她洗衣裳也洗得勤了，有时我甚至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我过单身生活过惯了，”我说，“衣裳脏一点没有关系，你看人家，比我还脏！”

　　“你惯了我可不惯！”她强迫我把厚厚的帆布工作服脱下来，“你身上一股马汗气，走到人跟前都呛鼻子！尽看人家：人家去死，你也去死？！”

　　也许是这样！

　　同时，不论我吃多少，她再也不说“咱们的定量可不够了”这类威胁的话。

　　现在，她又给我做鞋，一针针地纳着鞋底。她说忙，指的就是这件活。

　　然而，我倒于心不忍了。何必拖着她呢？

　　“香久，”我在炕上躺了一会儿，眼睛看着顶棚说，“你怕刚结婚就离婚，名誉上不好听，那么我们安安静静地过上一年吧，到明年，你去提我去提都可以。我们好合好散。理由嘛，就说我们感情不合。要不，就说一个南方人，一个北方人，生活习惯怎么也搞不到一块儿。你看怎么样？”

　　她不回答我。屋里只有嘶啦嘶啦纳鞋底的声音。

　　一只大甲虫砰地撞在玻璃上，想来扑灯火，却仰面朝天地落在窗台底下，嗡嗡地直叫。

　　广播喇叭里吹响了熄灯号——十点了。这是“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后的新气象。即使在这个荒僻的小村庄，作息制度也一律由军号来指挥。军号是录在唱片上的：起床号、出工号、收工号、熄灯号……场部管广播的小姑娘搞不清楚，经常在出工时播收工号，收工时播起床号。

　　可是今天播的很对：是熄灯号。

　　她动作麻利地将一大截麻绳绕在鞋底上。转身拿起管帚沙沙地把褥子扫干净，还没有躺下，就啪地把灯拉灭了。

　　时间在黑暗中流逝，生命也就随着消融。窗台下面的大甲虫还在嗡嗡地叫，始终没有翻过身来。也许它永远翻不过身来了，但它仍要不懈地翻。一会儿，甲虫的嗡嗡声和我耳鼓膜里面的血液流动声合在一起了。分不清哪是甲虫的声音，哪是我血液流动的声音。于是我觉得我似乎就是那只甲虫。我的背麻木了；我感到疲倦；我的四肢很沉重……而在我朦朦胧胧快入睡的时候，她却忽然说起话来：

　　“你可以上医院去看看嘛。我听说，这病是能治的。”

　　我终于弄清楚了这声音是她说的话。我使劲地把我的精神找回来。把神经调整了一下。为了表示心平气和，我又无可奈何地笑了一声。

　　“现在医院哪有看这种病的？只有人工流产，结扎……”

　　“到大医院去。”她的声音好象离我很远。“要不，找走江湖的郎中。”

　　“笑话！”我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到大医院要证明，别说场部不给我开这样的证明，就是开了。医院一看我这样的身分，又是看这种病，连号都不会让我挂。江湖郎中？现在哪儿有江湖郎中？早让人家当‘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我清醒了以后，我蓦地发现我内心里早已滋生了不能跟她再继续生活的念头。我断然地拒绝了使我可能好转的一切机会；我要把这道沟挖得更深一些，使我和她之间的地壳开裂。

　　又沉默了很长时间。是的，黑暗中说话最真切，我想。一切都是在黑暗中产生的；黑暗中的一切都是真的。黑暗真是一个奇妙的境界：在黑暗中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说。不是假话害怕阳光，而是真话害怕阳光，多么“特殊的状态”！

　　“扯淡！”她说，“我可没觉着跟你感情合不来。啥南方人，北方人？！你都劳改那么多次了，还有啥南方人的习性？你是面条吃不来，还是饼子吃不来？只怕给你一把糠你还觉得赛蜜糖哩！我有啥北方人的习性？只要好，我啥都可以随着人……”

　　“可是我就是好不了了！”我赶快表示自己的绝望。

　　“那你就别怪我！”她说。我懂得她这话的意思。

　　“我并没有怪你。我只希望在这一年里我们安安静静地过生活。”我相信她会懂得“安安静静”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不合适的话，还可以提前嘛，甚至明天去提也可以。”

　　“算了，算了！”她烦躁起来。“我说不过你。你们读书人肚子里道道就是多！”

　　“你也是读书人呀。”我说，“上过初中，你应该是懂得道理的、知道利害关系的。并且，你不是也挺注意名誉的吗？”

　　“你别讽刺我好不好？！”她发火了，但火气并不是十分足。“要提你去提！我是不去。反正结婚报告也是你写的！”

　　这个女人是真正的淫妇！我憋着一肚子怒气这样想，她把我的忍让当成孱弱，利用我作为掩护来胡搞，现在死缠着我不放，并且还要一直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