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次相遇，已是八年之后了。

　　也是一个刮风的天气。但不是那种湿润的风，而是砾石上干燥的热风；砾石上只能长耐旱的针茅草、芨芨草、沙葱和酸枣刺。这里不是劳改队的水稻田，而是农场的羊圈，在春天的空气中，散发出一股发酵的羊粪味和薰人的羊膻味，时间流逝了，场景变换了，但我们的身分似乎并没有怎么变。

　　我用四齿筢搂着撒在羊粪上的干草。于草四处飞扬，草秸在阳光下翻滚，象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远方，山腰上弥漫着明晃晃的岚气，使重叠的群山失去了层次，失去了立体感，宛如镶在玻璃框中的一幅静物画。山脚下，有一条发光的小路蜿蜒而下，直达到这个羊圈，又从这个羊圈延伸到居民点。在那里，和一条通向场部的土路会合。

　　她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羊圈的。

　　前天，我把羊从山上赶回来，羊圈已经颓败得一塌糊涂。没有羊蹲的羊圈，和没有人住的房子一样，会很快地坍塌掉的。所有的柱子都歪歪斜斜，哪个旮旯里全结着蜘蛛网，喂羊的槽也不知让谁偷跑了。槽是木板做的，拖回家去可以打一个柜子。在农场，除了野地里的石头没人偷，凡是生活中能利用一下的东西，一撂下转眼就不见。到快入冬的时候，连建筑用的青石片也有人偷——家家的咸菜缸上盖的都是青石片。

　　槽不见了，羊棚上的椽子也丢了好些根，怪不得羊棚塌下来了一个角。我要我们生产队的书记派人来帮我收拾。“这个圈连羊都不敢蹲，砸死了羊可别说是我搞破坏！”羊比人重要，如果说人住的房子坏了，对不起，你也别想生产队会派人来给你修。可是羊，那就不同了，尽管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书记还是答应派一个女的来。

　　“是刚来咱们连队的。原来在白银滩农场。她不愿在那儿呆，我就把她要来了。”书记说着，露齿一笑。“她过去也劳改过，是跟你在一个劳改农场哩。”

　　“哦？叫什么名字？”我心中一动。

　　“叫黄香久。”

　　果然！

　　和我同期劳改的女犯人有一百多名，我劳改过的那个农场，前前后后总关过上千人次女犯，但我还是一下子想到了她。我再一次坚信自己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过去，现在，无不应验。可是，好的预感从来没有应验过。也许是我命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丝毫的幸运。

　　但愿这次能出现奇迹。

　　我看着她从生产队的居民点慢慢地爬上坡来才转过身去。她扛着两根细木棍和一把铁锹。风使劲地掀动她蛋青色的头巾，把一身军绿色的衣裳——这是最时髦的颜色——紧紧地裹住她的身躯。她低着头，迎着风走到羊圈，哗啦一声撂下她肩上的东西，靠在栏杆上喊道：

　　“喂，我是在这儿干活吗？”

　　我耳边又响起“我恨不得宰了你！”那是一个遥远的声音，可是现在一下子变得这样贴近。是的，就是这种语气：任性而又有撒娇的意味。我微微一笑，迎上前去。

　　“你没走错。可是你带来的椽子太细了，”我踢了踢她脚下的木棍，“这样的火柴棍能支得起棚子？”

　　“管它呢！扛细的轻松点。”她撇撇嘴。接着，眯着眼睛看着我的脸。我紧张地等待着，几秒钟后她吸了一口气：

　　“啊，是你？”

　　“是我。”我很高兴她还能认出我来。

　　“你咋也在这里？前些天你在哪儿干活？怎么没见你？”她一边从栏杆上爬迸羊圈，一边问我。我手插在她腋下帮她翻过栏杆。在无边的干燥的空气中，只有她腋下有一点温暖的湿润。

　　“我怎么来的？象我们这种‘打了号的羊’，除了这样的农场还能分配到哪儿去？”我抑制着突然迸发的喜悦和兴奋，但禁不住变得饶舌起来。“劳改队不是实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的原则吗，我是这个农场送去劳改的，所以一释放就回来了。一冬天我都在山上放羊，前天刚回来。你是怎么来的？”

　　“哟，你还会放羊，真不简单！”她在羊圈里站定，抻了抻衣服，把沾在衣裳上的干草秸一根根地拈掉。这种仔仔细细的爱整洁的动作是十足女性的动作，我的眼睛里一定放出了奇异的光彩。但是，我却用无所谓的语气说：

　　“嘿嘿！我什么不会干？从五七年到现在，十八年过去了，要是上大学，都毕业五次了。农活里，我就是不会开拖拉机。他们不让我开，要让我开我也学会了。”

　　她再次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嘻嘻地笑着说：“真是巧！想不到咱们又在这儿碰见了。”

　　“巧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我说，“象我们这号人。迟早会又凑到一块儿的。世界非常非常大，可是对咱们来说，却非常非常小。这些年，我磕头碰脑地总遇见过去一起劳改过的。比如说吧，这次在山上放羊的五个羊倌，是从各连队调上去的，可除了那个啥也不会干的班长是复员军人，四个人全是从我们原先的那个农场出来的，有一个还跟我蹲过一个号子。你说怪不怪？来吧，把锹拿着，咱们开始干活吧。”

　　岁月好象在她身上井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也许是过去我并没有把她看得很清楚。她现在总有三十多岁了吧，和我记忆中的她比较，她似乎胖了一点，脸色比过去好得多，黄白但有光泽，过去，她不可避免地和大家一样，脸上有一股晦气；眼角和鼻梁间虽然出现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但却比我印象中的脸更为生动，表情更为丰富。因而，在我看起来，她仿佛比过去更年轻了。

　　“从那时候算起，有八年了吧。”她替我扶着羊棚的柱子。“这八年，你都在这个农场？”

　　“可不是。”我用铁锹埋着土，我们要把塌下的棚子支起来。“不过这八年可真不容易过。先是‘群专’了一年，以后又蹲了两年监狱。头一次是刚释放，就被‘文化大革命’裹了进去；后一次在七○年‘一打三反’里头。你呢？这八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八年啦，别提啦！’”她笑着，学了一句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唱词。随后，两脚倒着把我埋下的土踩瓷实，眼睛看着地面说，“这八年，结了两次婚，离了两次婚，就这些。幸亏没生娃娃。”

　　我不停地干着活，一点也不惊奇。我看见、听见的出乎意料的事太多了，到后来，竟没有一件事能出乎我的意料。她不那样生活还能怎样生活？幸福是一种奇迹，不幸才是常规。她对我的坎坷也没有感到惊奇。这样，我们倒是真正地相互理解了。她不说那些安慰的话语也好，这些年，我最怕那种老太婆式的絮絮叨叨的同情。

　　“你别笑话，”她接着说，“你蹲了两次监狱，我结了两次婚，其实结婚跟蹲监狱一样，有的时候比蹲监狱还要难受。前一次，我没告诉他我劳改过，成天提心吊胆的，怕他知道了。可他还是知道了，跟我打了离婚。后一次，在白银滩农场，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清楚了，可他老把这事拿捏我，我受不了，跟他打了离婚。前一次是人家不要我，后一次是我不要人家，一比一，平了！唉，人一辈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以后再不结婚了！”

　　“你打定主意再不结婚容易办到，我打定主意再不蹲监狱可不容易。”我笑着和她打趣。“结不结婚由你，蹲不蹲监狱可不由我。这么说来，你还是比我强。”

　　我们一见面就象老朋友似地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友谊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格局，有的格局是一见面就自然地很亲切，有的是必须在一段时间里逐渐啮合好齿轮，如果啮合不到一起便不能运转，我们都无视对方的痛苦，因为我们各自的遭遇就够自己心烦的了，但我们却能真正地同情对方，因为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虽然在形式上不同——蹲监狱和结婚二者虽有区别，但感觉的实质和程度是一样的。

　　干草秸飞扬了一会，飘落在地上，羊圈里满地闪闪发光。风吹着吊杆吱吱嗄嗄地响，水桶乒乒乓乓地磕碰着井沿。我从井里提了几桶水，和了一滩泥，跟她慢慢地修补围墙。其实，书记不派人来我也能把羊圈收拾好。但多年当农工的经验告诉我，给你派一个任务之前你先得喊叫，派一个人来你自己就省一分力。在劳动中入迷，和在接受劳动任务时的狡猾，二者并不矛盾，劳动，是自己的生活，而任务却是属于别人的。只有雇佣工人才能分得清它们之间的差别。现在，我们两人干着一个人的活，干得很轻松，很默契。这突然使我想到：小农经济给人最大的享受，就在于夫妻俩一块儿干活！中国古典文学对农村的全部审美内容，只不过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男耕女织”！

　　我们谈着各自认识的熟人。所谓熟人，绝不是失去的那一个、已经成为梦幻般的世界中的熟人，而是曾经一块儿劳改过的人。因为我们两人的生活只在这一点上有过交叉。他们中，有的又一次折腾进去了，有的丈夫跟她离了婚，有的妻子跟他离了婚，有的自杀了，有的被杀了……谈来谈去，我们发觉我们俩的遭遇还是比较好的；命运特别宠爱我们两人。我们虽然感叹着、惋惜着，但我们还是更高兴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呆在白银滩农场，要调到这个农场来？”我问她，“是不是白银滩农场活苦？”

　　“所有的农场都一个样。活嘛，看人怎么去干了。”她说着，有意地把额前的一络头发从廉价的尼龙纱巾中扯下来，并翻起眼睛看了看那绺头发。这里没有镜子，要有镜子她就会走到它跟前去的。而在这一瞬间，她的脸上的确有一种照镜子时的很蠢、很俏皮的表情。但她的头发真的是很亮、很黑的。“既然离了婚，再呆在一个农场有啥意思？还是离得远远的好。你们的书记跟我们那书记是战友，常去我们那儿。是你们的书记把我要来的。”

　　停了一会，她又说：“你们这个书记不是个好东西！”

　　“你怎么知道？在我看来，他还算比较好的。”

　　“哼哼！”她鼻孔里冷冷一笑。“男人嘛，我见得多了，一看他的眼睛就知道。”

　　我想了想，这位书记的眼睛好象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也许是我一直没有注意他的眼睛？但我立刻想到自己的眼睛。是不是她也从我的眼睛里看到了什么？我想起八年前所看到的情景，一切还都很清晰生动，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不过我不能知道那时我的眼睛是什么样的。在一个自信很会观察男人的女人面前，我得小心一点。我赶忙把眼睛移向别处，拿起她扛来的木棍思忖着，好象想把它派个什么用场。

　　这时，书记也爬上坡来，到了羊圈。幸好我们刚中断了谈话，她满不在乎地站着，我在装模作样地干活。

　　“嗬，你们干了不少嘛！”书记的情绪今天出奇地好。其实我们并没有干多少，书记从我旁边走过，瞥了我一眼。我也瞥了他一眼。我没有发现他的眼睛有什么异常。他笑眯眯的，眼角放射出几条饱经风霜的鱼尾纹。这是个很机灵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对我的态度很好。这个队原来号称“鬼门关”，是全农场管得最严的一个队，“文化大革命”后期又改作武装连，负责看管农建师设在这里的监狱。“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是由他来解散这所监狱的。但是，和社会上一样，所谓解散，只不过象一撮盐溶化在一缸水里，最后，盐消失了，而整缸水都含有稀释了的监狱的苦咸味。我听人说，他常告诫那些爱用拳头棍棒敲人的群众，“你们别把狗逼到墙根上罗！”虽然他还是把我们这种人比作狗，但在号召“痛打落水狗”的年代，这样的话已经够有人情味了。自他来了之后，“鬼门关”的制度的确宽了许多，农工们假日出门，甚至不打招呼也可以；“鬼门关”不怎么象“鬼门关”了。

　　他把笑眯眯的眼睛转向她，走到她跟前，接过她手中的铁锹，掂了掂，说：

　　“刚领的？口还没有开哩。”

　　说完，就将锹口搭在垫木槽的粗石上，手腕使劲地压住锹把，哗哗地磨起来。他披着褪色的绿军服，两支袖子象拨浪鼓槌般摇来摇去，但姿势很有力，矮墩墩的身躯半蹲着，更显得结实粗壮。磨了好半天，他站起来，用拇指试了试锹锋，交给她：

　　“看，这就好使了。你铲几下，利不利？”

　　她照他说的在羊粪上铲了几下，满意地笑了。

　　“嗯，真的，好使多了！”

　　书记很容易就改变了她原来对他的印象。这个书记真有办法！我就没有想到替她磨锹，光会磨嘴皮了。

　　我背对着他们，用铅丝把一根根栏杆拧紧。现在是书记代替了我，和她埋柱子，风一阵阵传来他们的说话声。

　　“曹书记，来这儿之前你在哪儿啦？”

　　“哦，那时我在大草原上，锡林郭勒大草原，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当骑兵。”

　　“嗬，那真是个好地方。”

　　“你去过？”

　　“没去过。我在电影上看的。那草原真漂亮……”

　　“是呀，草原是块宝地，尤其到了夏天。可是几百里不见人烟，更别说女人了。当兵的全是小伙子，有时候，真孤单呀……”

　　他也感到孤单过？

　　“那你为啥不把老婆带上？”

　　“那时候我还没娶老婆哩。再说，我还不够资格，我才是个排长。在部队，营长才许带家属。”

　　“你们那口子挺漂亮的，是不是在学校教书的那一个？”

　　“唉，啥漂亮不漂亮！俗话说：‘当了三年兵，见了母猪都是双眼皮的，何况我当了八年兵？！’我一复员回到老家就结婚了，管她漂亮不漂亮！”

　　曹书记的语气有几分懊丧。放在现在，他就不会娶这样的女人吧？他女人突出的特点是嘴大，满口黄牙，两腮红得发紫，并且皮肤粗糙，据说这是因为他们家乡的水土不好。黄香久夸她漂亮，是在恭维她。是的，不恭维她恭维谁呢？她是连队书记的老婆，虽然小学还没有毕业，写自己的名字也缺笔少划，却能在农场学校教小学。

　　她跟书记也能找得出话说。曹书记平常就没有什么架子，这时更说了些心里话。他说这里没有他们老家好，风沙大，交通不方便，可是来这里能当国营企业的干部，比在老家当公社干部好，二则他老婆和妯娌又闹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就来了。要是有机会转到家乡的国营单位去，他还是要回去的。她对书记不愿在这儿长久呆下去表示惋惜，说咱们农工就仗着一个好领导。“火车跑得快，就靠车头带。”又叹息说：“当干部就是好，能满世界里调，农场不愿呆了到工厂，工厂不愿呆了到政府。咱们当农工的调来调去还是在农场。”曹书记叫她也活动着调回老家去，说是只要她家乡有个接受单位，这里他一批就放走了。我眼角瞥见他还抖了抖手腕，做出了一个签字的手势。她说：“谢谢你啦。可我不愿意回去，在外边犯了事儿，回老家丢人败兴的。”曹书记说：“你那又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纯粹是人民内部矛盾！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要放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哪能给你判三年劳改？你没看大字报上揭发的，好些高干都搞这事哩！”我还不知道她犯的什么案子，书记是抓政治的，有权翻每个人的档案，当然知道。听曹书记的口气，她肯定犯的是所谓“男女关系”。只有这种罪过，不分高干、基干、平民百姓都能够犯。如果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她还没有这个资格呢。

　　他们两个聊着天，我心不在焉地干着活。不知怎么，我的情绪陡然低落下来，看看太阳，有点偏西了。明晃晃的山岗聚合成飘动的灰雾，缭绕在光秃秃的山间。风也减弱了，在去冬的葳草和今春的绿叶上疲倦地徜徉着。眺望面方，黄色的地平线上有一小片白色的尘埃。“哑巴”快把羊赶回来了。放羊的把式出工比大队晚，收工比大队早。他们回来，还得饮羊，还得给乏羊喂料，活多得是。

　　我不客气地一把把栅栏门拉开。门象一把散了骨撑的扇子，摇晃个不停。那意思是说：你们走吧，羊快回圈了！

　　曹书记掉过头来看看我，又抬起腕子看看表，说：“今天就干到这儿吧。”他把锹还给黄香久，向我走来。

　　“给，抽只烟吧。《参考消息》上说，抽一支烟要少活五分钟，我就不信。一个人咋能知道自己活多长？那五分钟又从啥时候扣起？”

　　我说：“抽就抽。反正多活五分钟少活五分钟，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把烟先点着，然后把火凑到他面前。他在我手上对着烟，喷了一口，意味深长地说：

　　“对谁来说都无所谓。这会儿，谁还怕死？”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特别是现在，活着并无趣。不过跟他说话要适可而止，我问：

　　“我这趟回来，是住在羊圈呢？还是回大队去住？”

　　“随你。”他爽快地说，“放不放羊也随你。你在山上苦了一冬天，想歇歇的话，就回大队。想放羊自在，就还是放羊。还有，你刚回来，给你三天假，咋样？”

　　“行。那我就回队上干活去。”

　　在农场，大队上最好混日子，按时出工，按时收工，按时休假，不管干得怎么样，工资一分钱也不少。这里不是劳改队，单独工作并不体现自由，反而会被牢牢地钉在岗位上，没有愿意放弃假日来替换你。尤其是我们这种人，还要冒风险。比如，羊只的成活率高，成绩不会归于你，倘若死亡率高了，倒会找到你的头上。

　　书记搓搓手，掸掸裤腿，走了，沿着他上来的那条小路向居民点走去，她抱着锹过来。

　　“书记开恩，放了我三天假。”我说，“奇怪，书记今天好象对人特别好，我看跟你聊得也挺热闹。”

　　“哼！”她哼了一声。“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些人可鬼着哩！”

　　“怎么不一样了？”我敏感起来。我在山上一个冬天，看不到一张报纸，听不到一句广播，难道这期间世界有了什么变化？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觉着不一样了。”她望了望地平线上逐渐变大的白色的尘埃，说：“你要是没事，到咱们房子来聊聊。我那儿挺清静，就两个人，那一个是个老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