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她不说话，我就去找那小伙子。不管怎么样，事情我总得搞清楚。我饭也没吃——这时候谁还咽得下一口饭，一甩手走了。

　　小伙子在畜产公司的锅炉房旁边，紧靠着大烟囱用土坯砌了两面墙，盖了一间土房房。这间房子又像是三角形的，又像是月牙形的，可利用了烟囱的热气，还挺暖和。这房子简直就是建筑上的一个新创造。

　　小伙子不是个窝囊人。见我推开摇摇晃晃的纸板门进来，好像早知道我要来找他似的，挺客气地又是让坐，又是倒茶。“伸手不打笑脸人”，我能怎么样呢？总不能一进门就揍人家吧，只好坐下来听他说话。

　　小伙子说，他们俩自小就在一个村长大的，七八岁开始就一块儿上山扒柴，一块儿上的学校，十七八的时候，两人订了终身，家里大人也同意的。以后他参了军，说好复员回来就结婚。可是这期间家乡闹灾荒，她爹又得病死了，他家也是自顾不暇，这姑娘只好到“口外”来投姨妈。她姨妈明知道他们有这档事儿，可是看我的工作好，工资高，又能报上户口，就硬逼着她嫁给我。姑娘呢，眼看姨妈家呆不成了，未婚夫又远在千里之外，一时失去了主张，就跟我结了婚。然而，姑娘跟他说，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

　　小伙子说：“咱们都是年轻人，我坦白地跟你说吧，我来是要她跟你离婚，把她寻回我身边的，或是回家，或是就在新疆找个工作——来这三个月，我也看了新疆好活人。她呢，虽然跟你没有感情，可她说你是个好人，又不忍伤你，这就两头为难了。最近，我也有点看开了，既然咱们仨都错了，我就退出算了。可我要跟你说的是：一，咱们没背着你干那见不得人的事。二，我和她订婚在前，你和她结婚在后；咱们俩在一块儿十七、八年，你和她只生活了半年。你们俩是在没有感情的情况下结的婚，就现在，你们俩又有多深的感情呢？而咱们俩是在有感情的情况下订的婚，在部队的三年，我每天都想着她；所以说，你要叫我一时抛开她不想，也是不可能的。你要能理解这点，那就能原谅我。要不原谅，那你就揍我一顿，可我也不会不还手，因为我没做那亏心事，我还觉着我满有道理哩！”

　　总之，小伙子絮絮叨叨说的是这样的话。一面说，一面还从枕头底下掏出她过去做的肚兜、荷包、布鞋、袜底来证明她对他的感情。大概这是他们陕北人定情的信物吧。我听着小伙子的话，看着这一摊花花哨哨的东西，心里酸溜溜的——她一件也没给我做过。可知道她还认为我是个好人，心里又暖暖的——这是她背着我说的真心话。我没把她看错，她果真不是个轻狂的女人，而是个有情有义的正经女人。可惜的是，她的情义不在我身上。

　　不过，我的气还没全消下去。我说，“你说你们没背着我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为啥你一见我就跑？”

　　小伙子红着脸说：“你手上拿着头号扳子，我怕你在气头上闹出事来。”

　　我说：“你跑了，你就不怕我揍她？还说跟她有感情哩！”

　　小伙子低着脑袋嗜嘟哝说：“那阵子，我正在门外站着哩……”

　　正说着话，她急急忙忙地推门进来了，大概她以为咱们两个男人打起来了吧。看见咱们好端端地坐着，松了一口气，可又靠着烟囱哭了起来。这次哭出了声音，哭得挺伤心。

　　我和小伙子都不吱声了，小土房房里光听见她的哭声，听着听着，我突然想起尾亚那两个姑娘。要是那两个姑娘遇着她这种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看还是跟她一样没有主张，凑凑合合跟随便哪个人结了婚，先安下身来再说。她有什么错呢？她也没有错。不知怎么，这时候，乱哄哄的脑子里却光想着尾亚那时候的情景。

　　停了好半天，我终于说：“算了，你别哭了，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子。现在很明白：我跟他，这两个人中间你只能跟一个。你现在就决定吧，究竟你跟谁？”

　　她还是哭，不说话。我看这一刻她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淌干了。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也呜呜咽咽地叫着她的小名说：“你还是跟他过吧。到这里来，我看见你生活好了，也就放心了。你还咱俩没缘份，白好了一场，过去的就过去了吧。”

　　小伙子的话刚说罢，她哭得更厉害了，可以说是嚎陶大哭起来。这不就等于表态了？何必再折磨她呢？我心里更怜惜她了，只怪自己没这个福份。我说：

　　“她的态度很明白了。跟我过，她难受，我难受，你也难受。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从‘口里’盲流来的。这种事，我见的多了，只怨自己老家没搞好。可咱们中国大得很，只要你们肯下力，没有绝人之路，在这儿，你们生活会好起来的。你们俩一块儿过吧。”

　　我说完这话，她不嚎了，抽抽搭搭地，情绪慢慢平静下来。尽管当时我有种好像卸了挑子的轻松的感觉，可是想到自己竟然不能得到这姑娘的感情，想到自己的孤单，心里又委屈，又凄凉，也不禁流下了眼泪。咱们三个，就在这小土房房里一齐哭。

　　我跟她很快就办开了。这当儿，说啥话的都有，我全没有听。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得自己拿主意。她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临走的那天下午，磨磨蹭蹭地不出门，给我做完最后一顿晚饭，她低声细语地说：

　　“要不，我就在这儿再睡一晚上吧。”

　　这是她跟我说的唯一一句带感情的话。我懂得她的意思。唉，农村的女人，只有用这个来表示她的感激。可这也仅仅是感激而已。我说：“算了，你走吧。我图的是人心，不是这个。你好好跟他过吧，别再分心了。以后，咱们虽不是夫妻，还是朋友，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我……”

　　可这两口子真能干。早几年，就住在那三角形不是三角形，月牙形不是月牙形的土房房里脱土坯卖钱。这三年允许私人营业以后，两口子摆了个小吃摊，专卖陕北小吃。有涝糟，有羊肉水饺——他们叫扁食，要吃便下锅，调着辣子醋水，有羊肉馅饼、枣儿馅饼，还有油炫烙；有荞面碗砣，看去黑巴巴的，说要一碗，她便削成片，调上羊肝汤和蒜泥递过来。我看他们的生意比维吾尔人的烤肉摊还好，眼下已经存了好几千块钱了。当然，我没少吃他们的。我不要，可他们知道我收了车就往我这儿送。现在，咱们两家经常来往。我爱人每次来乌鲁木齐，都要吃她的荞面碗砣。我劝你也去尝一尝，真不错！他们的摊就摆在兵团开的“百花村”旁边。

　　好，别扯远了，咱再接着前面说吧。

　　我师父从“口里”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事，特地叫师娘炒了几个菜，把我叫去。他说：“我眼睛没有看错，在路上捡着了你这样一个徒弟。你做得对，做人就应该这样！”

　　我喝了两杯酒，眼睛红了。不知怎么，我心里总觉得委屈。我师父又说：“你别难过。她本来就是属于别人的，不是属于你的，你不过是还给了别人罢了。你要认为她本来是你的，是你让出去的，那就错了。”

　　我说：“我想的不是这个，我总觉得我好心没个好报。”

　　师父说：“这你就更错了。存着好心想图好报，那好心也不是真的。做人哪能跟做买卖一样！”

　　我师父说得对。他当初收我这个走投无路的“盲流”当徒弟的时候，何尝想着我会报答他呢？开车的不像工厂的工人，我们出了师就各奔东西。他的徒弟不少，全新疆都有，有的到乌鲁木齐还来看看他，有的人出了师就奓起翅膀飞了，连面也不照。他从不在乎这个，谁来谁不来，随他们的便。想想师父，我的心也平静了，也不觉得委屈了。

　　可是，记者同志，我跟你说，有过家和从来没有家可大不一样。过去，不管她怎么样，我收了车总有口热饭热水，衣裳老是干干净净的，人也显得精神麻利她一走，我成天没着没落，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干什么好，好像变得萎靡不振了。唉，记者同志，你知道咱们开长途车的过的生活么？一年四季老在外面跑，住旅店的时候比在家的时候多。今天跟这伙人一屋睡，明天跟另一伙人睡一屋；旅店的被子又黑又粘，盖哪一头都有一股脚臭味。有家的司机都有个盼头在外面遭点罪不算啥，收了车就回家啦！而我呢，回到家也是冷锅冷灶，还要去下小馆才能吃上热饭。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有的司机停下车来，向路边的农民买大蒜、辣椒、买鸡蛋，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瞧！这是个有家的人。我就是在路上买上好东西、买上新鲜疏菜也没地方送。

　　我懊悔么？也说不上懊悔。有时收车回来，看到他们两口子就在锅炉房前面的空场上脱土坯。两个人满头是汗，又满脸是笑，朝着我的车子招手。我就感到又暖和，又辛酸，说不上啥滋味，不过不是懊悔。

　　以后，日子长了，也就慢慢淡忘了，生活也渐渐习惯了。记者同志，咱们开车的有个好处：可以多见世面，同时，新疆又是个好地方。春天到了，驾着车沿着赛里木湖跑，看着碧蓝碧蓝的湖水，看着刚飞来的大白天鹅，看着长满吉尔吉斯针茅草和马蔺山坡，还有山沟里挺拔的塔松，心里什么忧伤的事也没有了。到了夏天，第一次能打开窗子跑车的时候，让天山上的风一吹，人马上又充满了希望，又有了劲头了……

　　哦，咱们上到山顶，该下山了。上山容易下山难……不过你别怕，这一条路线我跑得熟熟的……

　　你还要听我讲？我第二次是怎样结婚的？好吧，只要你不打瞌睡就行。那说来也有点意思，那是在我根本没想到要结婚的时候……

　　两年以后，有一次，我就在这趟线上跑车。那天，风很大，沙石打得玻璃刷刷地响，五米之外不见人。车过库米什，进了榆树沟，太阳已经在山背后了。榆树沟两边是悬崖绝壁，中间一溜泉水，沿着泉水沥沥拉拉地长着许多榆树。不知它们有多少年了，很大很大，树干弯弯曲曲，上面长满疖疤，一棵棵都千奇百怪的。树冠被风吹得摇来摆去，像喝醉了酒一样。可是这里风毕竟小得多，有水有树，没有飞砂，能见度很好。

　　我顺着风往前慢慢地滑。远远地，看见一个蒙着灰头巾的妇女搂着孩子坐在路边上。妇女穿着棉大衣，用衣襟包着孩子，显得臃肿，看不出她多大岁数，身边还有两个提包。我以为她要搭车，把车速放慢了一点。可是，当我开到她旁边的时候，她并没有伸出手来招呼，只向我的车窗里瞥了一眼。

　　我开了过去。但是，她的眼光像刺眼的闪光灯在我脸上闪了一下，使我的眼蒙子上老印着她那副表情。那是一种什么眼光呢？又是怀疑、害怕，又是希望、要求。车子已经跑出去好几十米，我心里还不安宁，好像她是我车上掉下去的一包货，不把她带上就不能往前跑。

　　我把车停了下来。打开门，好大的风！差点把车门掀掉。我捂着帽子，顶着风跑过去，问她“你要上哪儿去呀？”

　　她说她要去肖尔布拉克。我说：“哪你还等啥呀？上来吧。”

　　她畏畏缩缩地打量着我。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个上海“知青”。她穿的不是普通的棉大衣，而是那时候挺时兴的铁灰色风雪衣，蒙着大半拉脸的围巾也是拉毛的。怀里的孩子那时只有四岁，白嫩的小脸蛋冻得青紫青紫的，埋在他妈的风雪衣里，用惊惶的大眼睛怔怔地盯着我。

　　这时，沟口外又来了一阵风，从沟底下穿过去，把老榆树刮得呼呼叫。我没穿大衣，冷得索索发抖，连声催她上车。她还是犹犹豫豫的，反而把孩子搂得更紧了一点，好像我要抢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