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考什么？”他生气地一甩手，“都说是初中毕业生，可问个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知道，还把高尔基当成中国人。简直是瞎胡闹！”

　　知识分子都有个拗劲儿，那胖子脾气更拗。兴许是那两个姑娘拿我的牌子骗了他，把他惹火了，这会儿非一头撞在南墙上，怎么说都拉不回来。

　　车开动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沙上地上。胖子还从驾驶室里钻出半拉身子，巴掌拍着车门朝我喊“小伙子，当教师，老实正派是头一条。不正派，你有多大的学问都不行！”

　　白高兴了一场，当老师的美梦破灭了，那些科学家、作家、军官都从我身边跑掉了，胖子也跑掉了，车轮打起烂泥溅到我身上。我垂头丧气地转过身，却看见那两个姑娘正在一座帐篷旁边怯生生地望着我哩。

　　“你们是咋搞的！你看，都是你们……”我把一肚子怨气发在她们身上。

　　两个姑娘挤在一块堆，低着脑袋说：“咱们没办法，……咱们小学还没毕业，胖子要考我们，我们说不用考了，我们眼你是同学，一块儿初中毕了业，是你带着咱们上这儿来的。后来，没想到……”

　　我看她们眼泪汪汪的样子，知道她们也知错了。人掉在水里的时候，连根稻草也要抓一下，她们决不是有意坑害我。我再没说啥，拔起腿就朝那大喊大叫的帐篷走。

　　“喂，喂，”姑娘叫住我。“干脆，你带上咱们俩吧。咱们都是老乡，你又是个好人，你到哪儿咱俩也到哪儿。”

　　我说，“不行。再是个好人，人家看我年纪轻轻的带着两个姑娘也犯疑心，你们没瞧见刚刚那个胖子朝我喊，这不就是个例子？”

　　“那咋办呢？”姑娘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咱们钱也花完了，这儿没一个熟人，回又回不去”

　　我一看她们掉下眼泪，心里又不落忍了，好歹是老乡哩。我说：“好了，你们别哭了。在没找到工作的时候，咱们仨就在一块儿吧，我还有几件衣服哩。”

　　我跟你说过，爹妈就我一个儿子，所以咱们家虽然是庄稼人，我的衣服可不缺。农业社兴旺的那两年，家里有点钱就给我置衣裳，爹妈一心想把我打扮得像个人样儿，送到学校去。唉，想起来，要是咱们国家按五六年那样发展下去，兴许我规在已经当了大学讲师了哩。

　　我不说了嘛，那时候的尾亚像个自由市场。帐蓬前面喊叫着招工，帐篷周围就搞小买卖。卖的都是随身带的东西，也有倒腾粮票的。当然，干这种事的全是我这样的“盲流”，有职业的干部工人谁搞这个？卖东西的时候不用摆摊也不用喊叫，把东西拎在手上就行了，一会儿就有人过来问你。我先拣冬天不穿的衣服卖，一条蓝卡叽裤子跟一件新新的白布衬衫，才卖了十块钱。六O年的钱不经花，一碗茶水三毛钱，一碗稀稀的面条一块钱，一块茶杯盖大的玉米饼子要五毛三个人吃了一天，把裤子跟衬衫全吃光了。

　　晚上我回到土坯房的小客店，两个姑娘也不知在那儿趷蹴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俩红着眼晴来找我，说：“咱们把你的好差事给蹬了，就够对不起你的，再这么花你的钱，心里更过意不去。咱俩商量好了，就到招干体力活的帐篷去报名算了，反正咱俩也没啥别的能耐。”

　　我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她们既然自己愿意去干体力活，我只好说：“那你们就去吧。干不动重的干个轻省的，悠着自己的力气。反正总比老家好，还能吃上一口饱饭。”

　　她们去报了名，当天下午就坐上大卡车走了。我又卖了件衬衫，跑到她们的汽车那儿，给了她们每人两块钱。那汽车旁边还在喊叫：“来咱们这儿呀，牛奶当水喝呀……”而她们俩在车上却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在车下也禁不住难过起来，好像咱们真是同学，真是一块儿到这人生地不熟的边疆来的……

　　我们开车的司机能在全疆到处跑。好多年以后，有一次我的车停在库尔勒的街上，前面有一辆卡车在往下卸香梨，那个在车上搬筐子的妇女，我越看越面熟，好半天才想起来，那就是我的老乡，两个姑娘当中的一个。她干活挺麻利，人也比过去胖多了，肯定是结了婚，还生了娃娃，一举一动都透出能主事儿的泼辣劲儿。我盯住看了一会儿，可没好意思跟她打招呼。我把车开过去的时候瞟了一眼，那车是农二师一个团场的。大概她俩都在农二师的哪个团场当了农工了吧。

　　我呢，当时还留在尾亚。老“盲流”的话把我的胃口调高了。自以为当不成科员，当不成教师，别的需要文化的工作还多得很，总不能跟那两个小学还没毕业的姑娘一样，也去干体力活吧。晚上，我也凑到一堆“盲流”跟前去聊天。你别说，出门人都有义侠心肠，在外面跑的“盲流”尽管自己经了三灾八难，对别人的事却都挺热心。大伙儿听了我的情况，把毕业证书传来传去地看了看，七嘴八舌地给我出了好多主意，最后一致怂恿我到哈密去，说在哈密能找到会计这一类的工作。

　　会计也不错！我在中学还学过珠算，于是决定上哈密。

　　那时候，尾亚的班车挤得要命，一星期之内别想买到往西去的汽车票。我等不起，兜里只剩下几块钱，衣裳也没啥可卖的了。我照“盲流”教我的办法，去寻辆货车捎个脚。

　　停车场在这个帐篷城市的西边。黄沙滩上横七竖八尽是车轱辘印，一滩滩油迹把雪染得乌黑；汽车停得也杂乱无章，约摸有一百多辆，谁爱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有的车门锁着，有的司机在车上忙活；有的司机面目和善，有的司机脸上挺横。那天清早我在车场转悠了半天，总不好意思向司机开口。太阳爬高了。汽车一辆一辆开动了，我还在畏畏缩缩。正在这当儿，我突然听到一辆油罐车的司机说的是咱家乡话，我就站在他车旁边看着，像对他修车感到兴趣一样。

　　记者同志，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真是根深蒂固，那两个姑娘因为听见我说话，才盯上了我，这会儿，我也是听见这个司机的家乡话才盯上了他。过了一会，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干部走了，司机也把车检修好了。他把车盖盖上转过脸发现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给我递上来。”

　　我把水递上去，巴结地问“大伯，您这车往哪儿开呀？”

　　这司机慈眉善目，脸红扑扑的。他一听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们还是老乡哇！你要往哪儿去呀？”我说我要去哈密。他说他上乌鲁木齐，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说他开的这车不许抽烟，刚刚那个交通厅的干部要他带个从“口里”来的“外调”人员，他想，搞政工的外调人员成天翻人档案，思谋着怎么整人，准是个爱抽烟的，还不如把我这个不抽烟的小伙子捎上哩，何况又是老乡。

　　他加好了水，从保险杠上跳下来，叫我赶紧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说家当全在这儿啦。他又笑了笑，打开车门，摸了摸我脑袋，说了声：“走吧！”

　　咱们车走上大路，就看到那个交通厅的干部领着一个提黑皮包的人边跑边朝我们叫唤……

　　不瞒你说，这司机就是我的师父。在车上，我把咱们老家的情况告诉他。他听着直摇头叹气，说全是“大跃进”搞坏的。谁都知道，“太跃进”那阵子，就数咱们老家吹得邪火。他又问我去哈密找谁，有哪门亲戚在那儿。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说了，又掏出毕业证书给他看。他说别看不起体力劳动，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所以当工人最光荣。他四七年在老家参军以后就开车，四九年进了疆，上面叫他当干部他还不当，转了业，照旧开他的车。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对脾气，还没到哈密，就决定收我当他徒弟了。

　　这样，车经过哈密，我就没下车，跟他一块儿直奔了乌鲁木齐。

　　这会儿，我师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岁，在家成天养个花，弄个草。我经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说，你来看我啥也别带，要有好花，给我讨换一盆来。你看见你背后那棵君子兰没有？这就是我昨天从一个东北老客手里面，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明天给他送去，他一准喜欢！

　　我说的这些你不厌烦吧？你们记者爱写大人物、英雄模范。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大事，平平凡凡。虽说也受过表扬，得过奖状，不过那都是咱公司内部的，连《新疆日报》也没上过。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写了也没哪家报纸登，我只是给你提提神罢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弯就上山了……

　　……从此，我开上了车。日子就跟车轱辘一样，转得飞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门的轱辘，一小时八十迈，烦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里的轱辘，光打转转不出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来年。这期间，车也换了好几辆了。我开的头一辆是苏联的“嘎斯”，后来换了咱们的“解放”，捷克的“司柯达”我也开过，我还开过罗马尼亚车，这辆“日野”是最近才换给我的。

　　汽车的岁数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来算的，我觉得人的年纪也应该是这样。有人活了五、六十岁，平平安安，没吃过苦、受过难，其实应该说还年轻得很哩，有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吃苦，长到三、四十岁又经历了不少事，那就应该说他很老了。记者同志，你别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

　　就拿我这个开车的来说吧，早先通商的时候，我还到过苏联、阿富汗，又到过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阵子，几次事故都差点把我命送掉。在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外国崇山峻岭上开车，真比驾驶宇宙飞船还难！咱们新疆内部呢，那些年哪有这么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滩。遇上刮风下雨，你一个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条河一样，结了一层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车开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盘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门关，闹不好就连人带车滑到万丈深崖下面去。这样的公路，我在苏联、阿富汗没见过，翻翻资料，别的国家也没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机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机就不开车。所以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中国人都够英雄的！

　　好了，咱别自吹自擂了，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抱怨的。一个庄稼人的娃娃，如今开上了大汽车，国家把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交给我，光这一点就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讲出身历史，咱们车队还数我清白，所以老让我出外勤，跑国际公路。我也兢兢业业，生怕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可是内心呢，在好长时间里，总有个冰疙瘩化不开。

　　我爹我妈，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时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来信说，我妈临死的时候老唤我的小名，死了以后，从她兜里还翻出来我给她寄去的两张汇票。原来她都没上邮局去取——粮店跟市场上没粮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钞票也白搭。我舅把这笔钱给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坟修了修。六四年，我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二老双亲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那年栽的杨树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里离开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后来都变了模样了：小路变成了大路，铺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个路边如今正是路当中，拖拉机在上面过来过去的。我师父说得不错：车是要往前开的，两眼老要盯着前方，偶尔在反望镜里朝后面瞧瞧可以，要是一个劲儿往后看，车非开翻不行！所以我还是回来照旧开我的车。

　　话虽是这样说，可世界上再没有我的亲人了，心里总觉着说不出的孤单。司机跟司机见面的机会少，我收了车他走了，他收了车我又走了，我跟我师父也很难有一块儿待两天的时候。以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连熟人在一块儿也不敢说知心话，弄得谁也不相信谁了。见了生人，那两眼更是瞪得像乌眼鸡似的，先要惦量这是不是阶级敌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现在我跟你这个刚认识的人就能随便说知心话！人跟人的关系，还不如六O年困难时期亲密。记者同志，你说什么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难受。早晨起来，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袄，棉袄外面还要来件无形的盔甲把自己装裹起来，这才出门。每个人都缩在自己那件无形的盔甲里面，所以一个单位的人尽管多，可都互相热乎不起来。

　　那几年，我老是闷声不响的。有一次，师父见了我，说：“你也该考虑结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个知疼问暖的人，兴许情绪会好起来。”我一想，也对！咱就准备结婚吧。

　　在新疆，寻个女人不容易，这儿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机会。幸好咱们开车的四处跑。不久，在达坂城的食堂里，咱们公司的几个开车的碰到了一起，吃饭中间聊起了这事，一个司机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达坂城就有个刚来的陕北姑娘，我替你说说去。”别人也都瞎起哄，还有个开车的唱起哈萨克民歌：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你嫁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