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5月，我父亲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他的个人画展。画展结束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有两位韩国客人同一名女翻译到石家庄家中拜访父亲，说画展的最后一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画展，很为那些作品而感动。遗憾的是他们因事急于返回汉城，没有见到我父亲，只委托那位身居北京的女翻译和我父亲会过面，并问到了我家的详细地址，准备日后登门拜访。后来据我父亲回忆，他在展厅确实见过这位翻译小姐，但她的言语却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他更没有做这次见面的准备。所以这三位客人的来访颇有点不期而至的意味。据他们说，今天早晨他们还在汉城，中午飞抵北京，晚饭前才开车从北京出发，现在已是晚上近10点钟。两位先生作了自我介绍，一位姓洪，一位姓李，翻译小姐姓白，中国朝鲜族。

　　我端详这两位韩国先生，洪先生50岁左右，个子很高，身材魁梧，脸形较宽，面部较平，是典型朝鲜族传统的方形脸。后来我读过有关韩国人脸形的资料，得知洪先生的这种脸形被认为是男人忠厚、和善、可靠的表征。我还得知，当今韩国男人的脸在逐渐变长，但，洪先生的这种方形脸，仍然具有明显的亲和力。那天晚上的洪先生显得有些疲惫，我想大约是因为旅途劳顿吧。但他却竭力保持着微笑，话不多，语气是和悦、诚挚的。似乎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心理基础在做底：他们致力要把这次的拜访完成得尽善尽美。洪先生的同伴李先生在那晚的拜访中是位“主讲人”，他个子偏矮，年纪比洪先生略轻。但是他的矮个子并没有妨碍他四射的激情，或者换句话说，很多矮个子的人，往往比有些个子高大的人更具一种抓人的气势和更加旺盛的精力。眼前的李先生显然属于这样的男性。他首先开宗明义地讲述了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次迫不及待的旅行，而这次旅行之后的期待又是什么。一切都因为那天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看了我父亲的画。从那天起他就不能再平静了，因为他们正在韩国完成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计划。他们将要建造一个亚洲一流的美术馆——亚洲美术馆。这美术馆不仅仅属于韩国，它将属于亚洲，乃至东方和全人类。为了这美术馆的建立，必得有几位东方艺术家的作品做基础。目前建馆和收藏正在同步进行，我父亲便是他们“相中”的中国艺术家之一。

　　当时李先生的谈吐和举止使我更多地想到了欧洲足球界的“球探”，但当他谈起艺术时又确是不容置疑的行家。他对父亲的艺术作了十分内行的分析，分析中流露着对父亲作品的痴情。在谈到某张作品时，他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制，常常手舞足蹈。为了证实他们行为和身份的真实性，李先生还出示了自己的名片，一瞬间我注意到了名片上的字：李在兴，亚洲美术馆馆长。接着，李在兴馆长又把洪先生作了含蓄而敬重的介绍，他虔敬地称他为洪大哥。从介绍中我得知“洪大哥”名叫洪正吉，可能不是亚洲美术馆的财力鼎助者，但在韩国是位极受人尊敬的社会活动家，此时似是这个计划的掌舵人。李先生常常撇开翻译和洪先生做着私下交流，显然是在向他请教着什么。

　　但，李先生和父亲的谈话却是艰难的。面对李先生光芒四射的演说，父亲一直表现出客气的警觉。父亲的态度不无道理。就在前不久，他为之工作的画院也曾来过两位韩国先生，身穿风衣，头发乌亮，很是有些派头。他们也声称为韩国某美术馆（或某画廊）挑选作品。他们请几位画家把作品在展厅一字排开，草草看过便要全部“收藏”。且出价之高，倒让几位画家有些瞠目了。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历来是卖方要价，买方杀价。事情一反过来，便显得有几分奇异。又有画家拿来些作品，两位韩国先生看也不看地声称“都要都要”！之后又当众宣布明天就来付款取画。但第二天他们没有来，又过了一天他们还是没有来。许多天过去了，他们没有来。有画家想打听他们的踪迹，可惜他们没有留下地址、电话。这两位韩国先生的行为成了一个谜，似乎他们的到来就是为了显示一下发达国家的“豪爽”。中国有个传统相声叫《逗你玩儿》，这不就是个“逗你玩儿”吗?

　　那次的事父亲没参加，是因为他不在单位。但这事却引发了他的警觉：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了，国人遇到什么情况也许都属正常吧。在后来的日子里，父亲曾向洪、李两位先生提及过此事，他们都坦诚地说，有，韩国有，全世界都有这种人。

　　如果说父亲对韩国人的警觉来自于那次的“逗你玩儿”事件，我对韩国的了解则多半来自上世纪70年代朝鲜的一些电影。那时中国人习惯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北朝鲜，称大韩民国为南韩。南韩当然联系着李承晚“匪帮”，而李承晚“匪帮”背后是“万恶的麦克阿瑟”。实际上，在1994年的5月，多数中国人对当代韩国和韩国人基本上是不了解的。中韩于1992年8月建交，距这时刚刚一年多。在我的少年时代，一提起韩国，首先会想到某些北朝鲜电影里的韩国“特务”形象。比如当时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电影，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南韩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和北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

　　问：你拿的是什么书？

　　答：歌曲集。

　　问：什么歌曲？

　　答：《阿里郎》。

　　我看这电影时正读初中，这段对话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上课时就有学生压低嗓音问旁边正在阅读课文的同学：你拿的是什么书？……而女生们更感兴趣的是另一部反间谍电影，说

　　一名南韩女间谍潜入北朝鲜去冒名顶替一个名叫贞姬的姑娘，为此她在韩国做了面部整容术。这高超的整容术真的奏了效，使北朝鲜人对两个贞姬真假难分。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间谍对于朝鲜的渗透和整容术的先进就是韩国的两大特点。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中国人对今天的韩国有了新鲜而又具体的感知，这感知不再是朝鲜电影中的戏剧化脸谱。韩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97年它已正式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通过电视对汉城奥运会的转播，中国人还亲眼看见了韩国的美丽、文明。一个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美称的发达国家摆在了我们眼前。但是，间谍的暗号和整过容的假“贞姬”，有时仍闪现于眼前。

　　在1994年5月的这个晚上，已是凌晨1点有余，谈话仍在艰难地进行。这时那位高个子洪先生偏又出现了一种异常情况：频繁地、一趟接一趟地去卫生间，这行为仿佛与他那和悦的有教养的谈吐很是不相符。每次从卫生间出来，他都会有些发愁地却又带出几分抱歉地冲我笑笑，好像在说，你看，我也不愿意这样，不过真是没有办法。然而抱歉的笑容未尽，他便又一次冲进卫生间。他头上淌着汗，脸色变得黄白，一手紧捂肚子，弯腰辗转于沙发间，似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这使我心里方生出一种同情，也许这该叫做“恻隐之心”？我想他这是肠胃出了问题，他在拉肚子。我拿出两粒黄连素请他吃掉，告诉他这是中药，吃下去不会有什么副作用的。这位洪先生对我拿给他的药倒是没有丝毫的不信任，他立即吃了，虽说还是有点愁眉苦脸，人倒是安静了一些。许多年之后，洪先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我们经常拿他那天的拉肚子寻开心，他告诉我说，那天因为急着往石家庄赶，没来得及吃晚饭，只在路边一个小摊子上吃了点东西，接着就开始肚子疼。刚进我家时还强做忍耐，后来就忍不住了。我问他疼到什么程度，他说，唉，这么说吧，我没有生过孩子，我想生孩子也不过如此吧。可惜我疼成那样都没打动你爸爸，我的难忘的石家庄之行啊！

　　那个晚上，李先生却不顾他洪大哥的痛苦万状，继续说服着我父亲，此刻重要的好像不是洪先生的肠胃，而是我父亲那一身警觉的不能被解除。为此，李先生颇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一种不顾人脸色的执着。他豪情满怀地一遍又一遍地向父亲描绘亚洲美术馆的前景：该馆将为几位中国艺术家建立个人馆，我父亲就是他们将要为之建个人馆的艺术家之一。这种个人馆的建立必得有足够的藏品，待藏品具一定数量时，便首先在汉城举办画家的个展。由此，这种交往将是长期的。接着，李先生便举出了几位中国画家的名字，说这些画家正准备同他们合作。父亲对这几位画家的名字很注意，因为他们确是当代中国画界颇具实力的画家，有两位还刚刚在北京同父亲见过面，那是周思聪和卢沉先生。父亲愿意把李先生的说法认做是真实的。这时我从旁观察客人，见他们已是口干舌燥，面容憔悴。加之天气闷热，洪先生又开始不断冲向卫生间，更使他们看上去有些狼狈。

　　事情就这样出现了转机。在客人的请求下，父亲终于拿出了几张画请他们欣赏。李先生差不多是从沙发上弹起来的，他叉开双手十指，不停地对那些画们鼓起掌来。在后来近10年的交往中，李先生常常面对父亲的作品鼓掌，鼓着掌喊着“阿伦达温”（美丽，好看）。这种对沉默着的造型艺术的欣赏方式，实属罕见。

　　关于那晚事情出现转机的原因，我曾经和洪、李二位先生讨论，是由于二位先生的执着？还是由于那几位中国艺术家的名字的出现？还是由于洪先生的拉肚子呢？这时洪先生总是笑着说，我想你爸爸是不会打发走一个病人的，我又不是装病。

　　父亲和他们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晚上开始的。在近10年的时间里，他们相互尊重，礼尚往来，连他们的夫人也成了我们家的朋友。另有几位先生及夫人，我在以后的日记里会提及。他们一起探讨亚洲架上绘画的前景，他们一同赴欧洲考察艺术，同行的就有那天晚上他们提到的画家：张立辰、姜宝林、贾浩义诸位。之后他们和父亲又几经在汉城、在北京相会。1998年当他们准备在汉城为我父亲举办个人画展时，亚洲金融危机袭击了韩国，画展不得不推迟。父亲对这样的局面表示充分理解。对方为了表达对此的歉意，他们刻意在自己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邀请父亲和我访问韩国，1998年的5月，在汉城，在济州岛，在雪岳山，他们尽全力给我们以贵宾的礼遇，让我一直难忘。

　　今年5月2日，在距1994年5月的那个晚上9年之后，父亲的个人画展在汉城举行，韩方再次特别邀请了我。此时韩国的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然而另一种灾难：SARS又袭击着中国。就在全世界正为此“警惕”着中国时，令人感动的是对方没有因此取消或再次推迟画展，他们坚持如期举行。

　　4月29日我陪父亲乘大韩航空公司的KE852次航班从北京飞汉城，开始了40余天的韩国之行，同行的翻译不再是那晚的白小姐，而是另一位名叫姜雪子的小姐。

　　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日记了，但是今年的韩国之行让我又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一些人和事。

　　真正了解一个国家是困难的，就像要真正了解一个人那样。曾经有位作家说过，当你在一个国家住一个星期，你可能会写成一本书；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一个月，你可能会写成一篇文章；当你在这个国家住上一年，或许你就什么也写不出来了。意思是知道得越多，越是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更多。所以日记在这时大约是个恰当而又取巧的方式：有点自说自话，目的并不是要告诉你韩国和韩国人是怎样的，内容也绝谈不上深刻，我只求真实传达出内心的感受。

　　写下以上的话，作为这本日记的由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