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在《花山》作一名小说编辑。那时保定地区文联的文学刊物叫《花山》。

　　我一直觉得《花山》这名字响亮又灿烂，但编辑部所在的小楼却是陈旧的。一层不断的更换着单位，从机关到商店；二层属于我们。脚下的红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筑中虽不多见，但因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开始松动。就像老年人那些松动的挤不紧的牙。

　　楼房临街，盛夏时那些卖冰棍卖西瓜的叫卖声悠悠地飘进窗子，仿佛紧凑着你的耳朵引诱。看稿看累了，我们就下楼买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编辑部充满着一种热闹的人情味儿。西瓜就在办公桌上切开，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却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发或者待退的稿件。待发、待退我们一样珍惜。

　　也许我说小小的编辑部并非过分：几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在外地的编辑的单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饭。于是家庭气味和办公气味混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产甜面酱；单人床下边就有了当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办公室结婚生子，于是婴儿的尿布如万国旗一样悬在了迎门。居住条件的窘迫造成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能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的远离人间烟火。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小楼也有清静的时候——过夏了，过秋了，过春节了，我那些家在农村的同事便会骑车奔回家去，过后他们又会带着一身被太阳慷慨晒过的气息奔回小楼，付出双倍时间处理桌面上的积攒。那时一个人会干起几个人的活儿，刊物按时和读者见面了。

　　在《花山》我以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编辑，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组稿了。从前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曾经对我说，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组稿，这意味着你要看作家家人（或专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脸色和那脸色演变出来的一些动作，如清扫床铺作即将休息状，整装看表作因急事要出门状。她的感触似乎使我受了惊吓，使我优先体味着编辑在某一瞬间的悲凉。幸好我的两次外出组稿与主编郝建奇同行。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称他郝主任）对我讲述了他在农村被专政的种种遭遇。他的经历催人泪下，他的经历使我为他脸上额上那些纵横的皱纹找到了出处。也许那曾是欢乐开朗的一张脸，岁月在那脸上印下了无法抹掉的哀伤，于是乐观、开朗、哀伤便集于一脸了。加上他那朴素、随意，有时显出背时的服饰，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县区来的基层干部。这一切使我的虚荣心不时闪烁。天津的无轨电车载着我们不分东西南北地行驶，我只是一迭声地唤他“郝主任”以表白我们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我恐怕车上的人将我们误猜成下天津卫串亲戚的乡下父女。他并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在拜访作家时，我也请郝主任一人先去登门。有一天，他在看过他的老战友、著名女作家柳溪后，回来气色很好地说，在柳溪家他吃了红烧鸡块。还说，柳溪知道我来了，一定让他和我再去她家，她要为我再做一次红烧鸡块。这意料之外的邀请使我特别高兴。我想也许我是幸运的，以当时我那普通编辑的身份，我没有领受名作家“清扫床铺”或者“整装看表”，我得到了一份平等相待的真诚。一路上我回想着她小说中许多好听的句子，诸如“我们花着社里的钱不能像拔着不疼的牙”等等，在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摆着她那大32开本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可惜后来我和郝主任迷了路，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乱走。郝主任居然指示我狠敲两扇紧闭的大铁门说这就是柳溪的院子，我却怀疑那是两扇久已不开的大门。郝主任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那眼神儿分明告诉我：敲吧，这门里定有平等待你的诚恳。我拼命敲起来。直到我扒着门缝看见紧贴大门堆积着十几个肮脏的垃圾桶时，才说服郝主任这门肯定许久不曾开过。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院子，柳溪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饭桌旁认真等待。小屋里弥漫着鸡肉的香味，桌子正中有一只砂锅，鸡块就盛在那里。

　　我对编辑工作渐渐认真起来，我不想说那纯粹是因为吃了一位女作家的红烧鸡块。我相信以诚相待的魅力，当年郝主任鼓励我拍门本身就是一种诚恳了。这使我对自己在电车上的那份虚荣觉出了不自在。

　　第二次外出组稿在次年初夏。这次的目标不是名家，是山西大同地区一个山野小县的两位作者。郝主任从来稿中发现了这小县里两位作者的潜力，于是便生出找到作者与他们面谈的愿望。我并不了解如今编辑们对于一般作者的组稿方法，只觉出郝主任的愿望委实有些崇高。《花山》虽小，却也不至于就缺少外省两位不知名作者的稿。请他们前来改稿也不算不礼貌吧？我们却直奔他们而去了。

　　路不太顺畅；先乘火车到大同，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赶到长途汽车站再买汽车票。票是买到了，但上车后才发现我的座位已被没有座位号的一个男人抢先占去。我知道我们要坐五个小时汽车才可到达那个小县，于是坚持要那男人让出我的座位，他却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这使我非常气愤，这气愤甚至令我想到了此行的多余。是谁使我站在人声嘈杂的汽车上同一个不讲道理的男人争吵？是郝主任和他的计划。当我看见郝主任对那男人的恼怒更甚于我，并且执意拉我坐在他的座位上时，我才停止争吵，硬挤在那男人的身边坐下来，这座位是汽车的最后一排。

　　这是一条漫长的乏味的大颠大簸的道路，那颠簸的剧烈使人觉得肝肠寸断。有一段崎岖路曾使后排座位的全体旅客在座位上有节奏地不断蹦跳，而我们的头顶就险些与车顶相碰。这种古怪的形体变异却莫名其妙地缓解了我对那不讲理男人的憎恨，我们忽然笑起来。那原是一个欲哭的苦笑，仿佛胳膊肘被撞在桌角时那瞬间的心理感受。而笑的本身却把被颠簸起来的怒火化为不期而至的幽默，这幽默就溶化了我那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我的心情好起来，在目的地我们见到了那两位憨厚的作者。

　　我记得作者请我们吃莜麦面“猫耳朵”，请我们吃一种很香的吃不黑嘴的葵瓜子。当我看见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深受感动时，当我看见郝主任同他们把稿子的修改意见谈得那么具体时，我才觉得此行并不多余。

　　并不是每一个被寻找的作者都能成为作家，并不是每一次寻找都能大见成效都能抓住刊物所需的头条。那两位作者如今还写吗？我不知道。他们还记得那年与我们的相聚的吗？我不知道。但我从来也没后悔过那年夏天跟随郝主任对他们的寻找。刊物与作者的感情就是这样产生的吧？《花山》的小楼上有婴儿的尿布，有本地的甜面酱，更重要的是那个编辑部里有编辑们热忱的愿望，有人们力所能及的一份认真。如今《花山》已经离我们而去，代之而来的是《荷花淀》的诞生。《荷花淀》仍然在那座旧楼里，主编仍然是郝建奇。这使从前的一切突然近在眼前。虽然我早已离开那座小楼，虽然我已许久不做编辑，但我仿佛又要跟着郝主任外出组稿了。我还会站在天津的解放南路去拍那两扇永远也拍不开的大铁门吗？我还会在外省的长途汽车上同不相识的男人吵得面红耳赤吗？当我远离了从前的一切，才发现在《花山》的日子里我曾经收获的并不仅是一名编辑的职责和本分。

　　也许我不再能做一名好编辑，可我相信，崭新的《荷花淀》里的新人们将比我做得好。那满塘荷花该会在夏日里盛开吧？那娇而不媚的清秀该会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