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谨订于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时庆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寿辰

　　敬备菲酌恭请光临

　　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妇鞠躬

　　席设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镇多弗庄

　　请赐回示

　　“怎么样？”詹尼弗问。

　　“这还用问？”我回答。我正忙于摘录刑法上一个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尔公诉案”的要点。詹尼拿着请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奥利弗，我看是时候了，”她说。

　　“什么是时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回答。“难道你非要他连跪带爬到这儿来吗？”

　　我继续干我的事，任凭她编派我。

　　“奥利，他主动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亲写的。”

　　“你还说你连看也没看呢！”她几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过一眼。也许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专心准备“珀西瓦尔公诉案”的提要啊，考试快要到啦。问题是她不该向我唠叨个没完。

　　“奥利，你想一想，”她说，现在她的语调像是在恳求了。“老爷子毕竞六十岁了。到你终于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谁能担保他还在世上呢？”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詹尼，和解是绝对办不到的，能不能请让我继续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来，缩在我搁脚的软垫的一角。虽然她没有发出半点声响，我还是马上就意识到她是在那儿死死地盯着我瞧。我抬起头来。

　　“有朝一日，”她说，“要是你儿子奥利弗第五跟你怄气——”

　　“他的名字不会叫奥利弗，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对她大喝一声。通常，我提高嗓门时，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这回她没有这样做。

　　“听我说，奥尔，即使咱们给他取名为小丑博佐，那小子照样会怨恨你的，因为你是当年哈佛的体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当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对她讲，我们的儿子决计不会怨恨我。于是她问我：凭什么这样自信？我拿不出证据。反正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决不会怨恨我。至于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而詹尼却由此推断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她说：

　　“你爸爸也爱你，奥利弗。他爱你，就像你将来爱博佐一样。但是你们巴雷特家的人个个傲慢、好胜得要命，总觉得彼此有股怨气，一辈子都解不开。”

　　“有你就不会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说。

　　“对，”她说。

　　“本案到此结束！”我说，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詹尼也站起身来，但这时她想起了：

　　“‘请赐回示’的事儿还没了结呢。”

　　我表示这样的意见：一个专攻音乐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高材生写一封得体的短信婉言谢绝，大概无需专家指导吧！

　　“你听着，奥利弗，”她说，“我这辈子可能撒过谎，或者骗过谁。但是有心要弄得谁心里不痛快的事我可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我于不了。”

　　说实在的，在这当儿她只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气气地请她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请喝回示”，只要这回音的内容实质是我们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狱上冻。说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

　　“号码是多少？”我听见她声音很轻地问。她已经拿起了电话。

　　“你就不能写个便条吗？”

　　“再过一分钟我就没勇气了。到底多少号码？”

　　我告诉了她，随即就去专心研究珀西瓦尔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事了。我没去听詹尼打电话。确切地说是我竭力不去听。她可毕竟就在这间屋子里。

　　“哦，先生，晚上好！”我听见她在说。是王八蛋接的电话？平日他不是该在华盛顿吗？《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人物侧记明明这样说的。该死的新闻报道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说一声“不”到底要多少时间？

　　詹尼弗这个电话怎么打了那么久呢，说一个“不”字总用不到这么多时间吧。

　　“奥利？”

　　她一只手捂住话筒。

　　“奥利，难道一定得回绝？”

　　我点点头表示一定得回绝，挥挥手催她把这劳什子赶快了结。

　　“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她向电话里说。“我是说，我们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先生……”

　　我们！难道她一定要把我扯进去？她为什么不能单刀直入把话讲完就挂断电话？

　　“奥利弗！”

　　她再一次捂住话筒，却又说得很响。

　　“他伤心极了，奥利弗！眼看你父亲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吗？”

　　要不是她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会再一次向她解释石头是无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错误观念搬到拉什莫尔山的-崖上去。可她现在心烦意乱。而且搞得我心也乱了。

　　“奥利弗，”她向我恳求，“你随便说两句行吗？”

　　跟他说话？詹尼准是发疯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说声‘哈罗’也行，啊？”

　　她把话筒向我递过来，一边竭力忍住眼泪。

　　“我决不跟他说话。永远不，”我说时毫不动容。

　　这下她哭了。完全没有声音，就只见眼泪顺着她的脸庞直淌。接着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奥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从来也没有求过你什么。这一回我求求你。”

　　我们一共三个人。三个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我的父亲也在跟前）。等什么？等我？

　　我不能照办。

　　詹尼难道不明白她的请求是办不到的？若是任何别的事情，我都愿意照办，决无二话，就是这一件不行，这她难道还不明白？我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乱到了极点，只顾摇头表示坚决拒绝，可这时却只听见詹尼压低了嗓门但按捺不住怒火冲我直骂，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用这样的声气说话：

　　“你是个没心肝的杂种！”说罢，她才又提起话筒跟我父亲把话说x：

　　“巴雷特先生，奥利弗希望你了解，尽管他的表现方式有点特别……”

　　她停下来喘口气。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说话很费劲。我简直呆若木鸡，只得由着她把说是我“委托转告”的话讲完。

　　“其实奥利弗还是非常爱你的，”说完，她匆匆挂断电话。

　　对于我在随后一瞬间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我只能说是一时的神经错乱。不，我毫无理由为自己辩护。我的行为是永远不可宽恕的。

　　我从她手中夺下电话，拔出插座，使劲一扔——把电话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你简直该死，詹尼！你怎么不给我滚！”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野兽，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气。大哪！是什么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转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见了。

　　我是说，她已影踪全无，因为我连她下楼梯的脚步声也没听见。天哪，她准是在我抢电话的一刹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围巾都还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这更甚，那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

　　我到处寻找。

　　在法学院图书馆里，我在一排排坐着用功的学生之间东张西望，到处寻找，转来转去至少有五六回。尽管我一声不响，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样紧张，脸色是那样吓人，那个鬼地方整个都被我惊动了。还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冲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没有。我到处奔走，恨不得两条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频率。

　　佩因堂？（可诅咒的名字①，简直是讽刺！）楼下是练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时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该死的琴键。可不是吗？但是，在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①“佩因”（Paine）与英语“痛苦”（pain）同音。

　　长廊两旁部是练琴室，走过这地方真能叫人发疯。莫扎特和巴尔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从各个琴室的门里漏出来，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这里！

　　从一间琴室里传来狠命弹奏（是因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门口站住，犹豫了一会儿。那曲子弹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开始，开始又停下，错误百出。在一次停顿时，我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嘀咕：“扯淡！”这一定是詹尼。我把门撞开。

　　一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在弹钢琴。她抬起头来。原来是个怪难看的阔肩膀嬉皮士，她见我闯进去显得很恼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问。

　　“没啥，没啥，”我说着重又把门关上。

　　我到哈佛广场上碰碰运气。潘普洛纳自助餐厅，汤美拱廊，甚至连海斯-比克馆——很多搞艺术的经常上那儿去——处处都找遍了。连她的影子也没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地铁已经没车了，但刚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广场的话，她赶得上去波士顿的地铁，到那里能坐长途汽车去克兰斯顿。

　　我把一枚两角五分和两枚一角的硬币塞进投币口时，已经快午夜一点钟了。我在哈佛广场售货亭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挂长途电话。

　　“喂，是菲尔吗？”

　　“呃……”他睡意很浓地说。“谁啊？”

　　“是我——奥利弗。”

　　“奥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吗？”他紧接着问。既然他问我，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没有的事，菲尔，没有的事。”

　　“谢天谢地。你好吗，奥利弗？”

　　确信女儿无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种随和的语调，仿佛根本没有从酣睡中被叫醒这么回事。

　　“很好，菲尔。好得很。我好得很。我问你，菲尔，詹尼跟你最近有联系吗？”

　　“不多，这鬼丫头，”他回答的语气平静得出奇。

　　“你说什么，菲尔？”

　　“妈的，这鬼丫头应该多跟我通通电话才对。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个人如果可能同时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她在你身边吗？”他问我。

　　“嗯？”

　　“叫詹尼听电话；我要冲她骂几句。”

　　“不行啊，菲尔。”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觉，就别惊动她了。”

　　“噢，”我说。

　　“喂，小子，你听着，”他说。

　　“什么事？”

　　“克兰斯顿难道就那么远，你们星期天下午都不能来？嗯？要不，我上你们那儿去也行，奥利弗。”

　　“哦，不，菲尔。我们来。”

　　“几时？”

　　“找个星期天。”

　　“‘找个’？不要对我耍这种花枪。孝顺的娃儿从来不说‘找个’，而说‘这个’。就这个星期天，奥利弗。”

　　“好吧。就这个星期天。”

　　“四点钟。不过要小心开车。就这样说定唆？”

　　“说定了。”

　　“下次挂长途电话你可以让我付账，鬼东西。”

　　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身处黑沉沉的哈佛广场，犹同团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岛，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黑人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打一针”①。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谢谢，不要。”

　　①指制成注射剂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时间是那么晚，我已经浑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过，说实在话，天气也的确不暖和）。到了离家门口几码处，我依稀看到有个人坐在台阶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为那黑影一动也不动。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

　　我已精疲力竭，没有大惊小怪；同时又如释重负，所以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真希望她手里有根圆头棍棒什么的，来揍我一顿。

　　“詹？”

　　“奥利？”

　　我们俩说得相当安详，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对方的语气中包含的是什么感情。

　　“我忘了带钥匙，”詹尼说。

　　我站在台阶下，不敢问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识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对不起——”

　　“别提了！”她打断我的赔礼词，接着心平气和地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我登上台阶走到她坐着的地方。

　　“我想睡觉了。行吗？”她说。

　　“行。

　　我们上楼来到自己那套公寓里。在我们脱衣服时，她以抚慰的目光望着我说：

　　“奥利弗，刚才我说的是真心话。”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