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帕格：比尔。斯坦德莱回国以后，对你备加赞扬。对于你在那边所办理的一切，我在此深表谢意。

　　现在，我请哈里给你写了封信，一并附上。至少，这可以让你离开莫斯科！你对于事实有一种直觉，因此请你接下这项任务，尽力而为。如果你能迅速电告有关德黑兰的情况，我们将十分赞赏。

　　顺便提一句，这几天我们又有几艘优秀的新战列舰下水。一俟我们能让你脱身出来，其中有一艘将归你指挥。

　　弗。德。罗于白官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这封信是潦潦草草写在一张熟悉的淡绿色便笺上的。霍普金斯那封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信要长得多。

　　亲爱的帕格：你和俄国人在一起确实做了些很出色的工作。感谢你对穿梭轰炸地点的查勘，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战略家们已经在着手制订波尔塔瓦计划了。费兹杰拉德将军给我写了封夸奖你的信；我已经给人事局送去了一份副本。此外，摩尔曼斯克军人医院和休息中心的竣工，也是对他们官僚作风所取得的一个胜利。我听说这件事已经增强了运输队的士气。

　　现在，我来谈谈即将召开的国家首脑会议：斯大林不肯去比德黑兰——就在他们高加索的边境以南——更远的地方。他声称必须随时了解他的军事情况。我们不知道这是否实情，是他装模作样呢，还是担心有失声望，反正在这一点上他是寸步不让的。

　　为了打赢这场该死的战争，总统几乎随便什么地方都乐意去，但是去德黑兰将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宪法问题。如果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而总统决定予以否决，他必须在十天内亲笔批示，否则这项法案就自动成为法律。通过电话或是电报进行否决是无效的。从华盛顿到德黑兰，只要天气好，不发生其他故障，并不需要十天之久。可是我们听说德黑兰的天气变幻莫测，风云险恶。也有人说并没坏到那种地步。反正这儿似乎没人很了解波斯的情形。对于华盛顿的人们说来，它就象月球一样。

　　我建议你坐飞机到那儿去，四下里看看，了解一些情况，赶快电告我们十一月底那儿的天气情形，以及安全方面的状况，因为我们听说那个地方布满了轴心国的间谍。此外，总统为了准备和斯大林会谈，正在用各种事实和数字充实自己，租借物资的问题肯定会提出来。我们有一大叠报告，可是我们想要一份眼光锐利的目击者的报道，详细陈述一下波斯补给走廊的实际情况。你不象大多数写报告的人那样，因为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

　　康诺利将军是德黑兰城外我们的阿米拉巴德基地的负责人。他是个大好人，是陆军的一位老工程师。几年以前，我主管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时候，和他很熟。他经办了几项很大的建设工程。我已经打电报给他，说了你要去的事。康诺利会为你安排一个日程，让你快速地参观一下我们的租借物资港口设施、铁路和公路、工厂和仓库。你可以提出任何问题，到任何地方去，和任何人交谈。总统希望在会见斯大林之前先见到你。如果你能够把你的观察提纲挈领写在一张纸上，那会对他十分有益处。

　　顺便提提，不出我之所料，登陆艇问题已经到了关键性阶段。它是我们所有战略计划中所遇到的一大难关。生产在增长，但是情况本来还应该更好些。好歹你很快就可以回海上去搞你的老本行了。总统知道你现在觉得自己跟一条搁浅的鲸鱼一样。

　　你％，哈利。霍普金斯这两封信的到来，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斯坦德莱将军大大发作了一通之后，并没再呆多久；哈里曼接替了他，还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军事代表团，为首的是一位三星将领。这意味着维克多。亨利使命的结束。但是他先前还没接到命令，他以为人事局大概不知道他的去向。莫斯科又是白雪皑皑的。他已经几个月没得到罗达和孩子们的讯息了。现在，他终于可以从斯巴索大厦的沉闷的会谈里脱身，躲开垂头丧气、牢骚满腹、灌饱了伏特加酒的美国新闻记者，并且摆脱那班支吾搪塞、顽固不化的不友好的俄国官僚了。接到来信的当天下午，他就坐上了一架俄国军用飞机去古比雪夫。这全得感谢叶市连柯将军给他的最后一次帮助。第二天，康诺利将军在飞机场上迎接帕格，把他安顿在沙漠中新建的庞大基地上他自己的营房里，吃饭时请他吃了鹿肉，然后一边喝咖啡和白兰地，一边递给他一份参观日程，使他看了很吃惊。

　　“这大约要花掉你一星期左右，”康诺利说。他是一个六十来岁、脾气直爽的西点军校校友，说起话来又快又着力。“不过参观之后，你会有些东西去告诉哈里。霍普金斯老兄的。我们在这儿做的事，干脆就是发疯。有一个国家，美国，正在把物资运交给另一个国家，苏联，可是是在第三个国家英国的管理或者不如说是干预之下，通过第四个国家，波斯的领土，这个国家眼下和我们哪一国家都毫不相干。而且——”

　　“你把我给说糊涂了。英国为什么要干预呢？”

　　“我不熟悉中东。”康诺利气冲冲地吁了一口气。“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英国人在这儿全靠侵略和占领，你明白吗？俄国人也是如此。早在一九四一年，他们就用武力瓜分了这个国家，为的是制止德国人在这儿进行活动。不论怎么说，这至少是他们举出的理由。现在，你仔细听我说。咱们没权利呆在这儿，因为咱们并没侵略过波斯，你明白吗？还是一笔糊涂账，是不是？从理论上说。咱们只不过是帮着英国人去援助俄国。强调形式的娃娃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讲着这一套。同时，咱们只不过在把物资通过任何一条古老的道路送过去，只要英国佬让咱们通行，波斯人不从中盗窃，俄国佬能够来接过手去，那就成啦。在苏联的兵站上，东西经常堆得齐天那么高。”

　　“真的吗？可是在莫斯科，他们老是叫叫嚷嚷要更多的东西。”

　　“自然啦。这跟他们自己运输上的混乱毫不相干。那可是乱得一团糟。八月里，我不得不下令让铁路停运了八天，一直到他们在北边铁路终点站把堆积如山的物资搬走为止。他们的飞行员、司机和铁路职工一出了那个工人阶级的天堂，就想逗留在外面。你刚从莫斯科来，也许没法明白这一点。”

　　“你真叫我大吃一惊。”他们彼此以美国人的方式咧开嘴尖刻地对笑了笑。帕格说：“我还得了解一下这儿的天气。”

　　“要了解天气干什么？”

　　帕格把总统在法律上遇到的难处讲了讲，康诺利将军听了恼怒地皱起眉来。“你在开玩笑吧？为什么没人来问我呢？这儿的天气确实变化无常，尘暴当然也很讨厌。可是我们大概有两条全年通航的定期军用航线。他和斯大林一定都在玩什么把戏。斯大林想让他老远跑到他的后院来，而‘伟大的白人之父’却要保持他的尊严。我希望他能坚持下去。老约应该自己摇着尾巴来。俄国人可不欣赏能给他们牵着鼻子走的人。”

　　“将军，华盛顿方面对于波斯的情况知道得太少啦、”

　　“基督啊，你说得真妙。晤，你瞧，就算两头都遇上冬天的狂风暴雨”——康诺利用捏着一支冒烟的大雪茄的手搔了搔头——“他可能会要否决的那项法案能在五天之内送到突尼斯，我们可以用一架B—24飞机把他送到那儿去。他到那儿一个来回，也许只会耽搁上一天。这个问题不大，”

　　“好的，我把这些全部打电报告诉霍普金斯。我还得调查一下这儿的安全情况。”

　　“先别忙。我会为你作出全部安排的。你双陆棋下得怎样；”康诺利一边问，一边又给他们两人斟上了白兰地。

　　帕格这几年在双陆游戏上消磨过不少时间。他一连赢了将军两盘，第三盘又快赢了，康诺利从棋盘上抬起头来，半眯缝着一只眼望着他说：“哦，亨利，有一个人你我都认识，对吗？”

　　“谁啊？”

　　“哈克。彼得斯。”看见帕格茫然的样子，他又详细说了说，“工兵部队的哈里森。彼得斯上校。一九一三年那一级的。是个身个儿又高又大的单身汉。”

　　“哦，对了。我在陆海军俱乐部碰到过他。”

　　康诺利连连点头。“他写信给我，说起这么一位海军h校，说是哈里。霍普金斯派在莫斯科的人。现在，咱们在这个倒霉的鬼地方会面了。这个世界真不大。”

　　帕格没再说什么，继续下棋，结果这盘输了。将军高兴地收起了那个精工镶嵌的棋盘和象牙棋子。“哈克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在一夜之间结束这场战争的玩意儿。对于这件事他口风很紧，可这是美国陆军工程专家搞过的最最了不起的工作。”

　　“我对这可一点儿也卞知道。”

　　在沙漠上那个料峭的夜晚，帕格躺在一张简朴的行军床上，盖着三床粗毛毯，心里老感到纳闷，不知彼得斯上校在信上说了他些什么。他们那次偶然相遇，在俱乐部里一张桌子上喝着香摈酒，戴上纸帽子，闹闹嚷嚷地玩了一个钟点。罗达曾经几次提到彼得斯，说是在教堂里认识的。帕格想到，通过铀弹，他可能跟巴穆。柯比也有关系，这使他心头起了一阵恶心。说到头，罗达究竟为什么不来信呢？和莫斯科通信是很困难的，不过还是办得到的。三个月沓无音讯……他的疲倦和喝下的白兰地终于使他忘却了这些想头，昏昏地睡去。

　　康诺利将军给帕格安排的参观日程要求他沿着铁路，跟着卡车运输队，从南往北横穿过伊朗。英国公使馆的一个名叫格兰维尔。西顿的人，在那段铁路旅程中将跟他同路走上一程。卡车运输队是美国方面为了补铁路之不足而一手搞起来的。据康诺利说，铁路经常遭到阴谋破坏、大水冲毁、盗窃、故障、撞车和拦截。德国人本来就把这儿的铁路造得效能很低，由于波斯人和英国人管理不善，问题就更加复杂。

　　“格兰维尔。西顿对波斯的种种情况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康诺利说。“他是个历史学家，是一个怪人，可是他讲的话倒值得一听。他就爱喝波旁威士忌。我给你几瓶老鸦牌的带在身边吧。”

　　在飞往阿巴丹的途中，那架小飞机里噪音太大，没法子交谈。后来，在那个荒凉的海滩地区一座庞大得惊人的美国飞机装配工厂里，格兰维尔。西顿一直在帕格和厂长身边沉重地走着，在热得叫人直冒汗的长时间跋涉中始终只是抽烟，一声不吭。那儿的温度一定远在一百度以上。随后他们又坐车到波斯湾上的铁路终点站班达沙赫普尔去。他们在一家英国军官食堂里吃饭的时候，西顿才闲聊起来，可是他说话的声音象从笛子里吹出来似的，很闷，含糊不清，简直象在讲波斯话。帕格从来没见过抽烟抽得这么凶的人。西顿本人看上去也象给烟熏黄了似的：干瘪、瘦长、皮肤微黑，又大又黄的上门牙间有一个大豁缝。帕格异想天开，认为这个人要是受了伤，流出来的血一定也象烟渍一样发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帕格拿出了一瓶老鸦牌。西顿见了，象小孩儿那样微笑起来。“最过瘾儿了，”他一面说，一面把玻璃杯递过去。

　　那条单轨的铁路跨过死寂的盐滩，蜿蜒着进入了死寂的群山。从飞机上看，这个国家已经够荒凉贫瘠的，可是从火车车窗里看，那就更糟糕。一英里连着一英里寸草不生，所看见的只是黄沙、黄沙。火车停下来换上另一个柴油机车的时候，他们下车溜溜腿。在沙漠上连只野兔的影子都不见，有的只是成群的苍蝇。

　　“这地方可能就是从前的伊甸园，”西顿忽然开口说。“只要有水，有能源，有人来把地整一整，它还有可能恢复旧观。可是伊朗在这个环境里，简直跟海蜇困在岩石上一样死气沉沉。你们美国人能够帮忙，也最好帮个忙。”

　　他们又回到了火车上。火车铛铛作响，呜呜叫着沿一条U字形转弯的路基驶上一个遍布岩石的峡谷。西顿打开包，取出火腿三明治，帕格又拿出了老鸦牌。

　　“我们应该为伊朗做点儿什么呢？”帕格问，一边把威士忌倒进纸杯去。

　　“把它从俄国人手里救出来，”西顿回答。“这或者是因为你们确实象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利他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或者是因为你们不愿意看到苏联打完这场战争后就统治全球。”

　　“统治全球？”帕格不相信地问。“为什么？怎么会呢？”

　　“地理的关系。”西顿喝着威士忌，目光炯炯地望了帕格一眼。“关键就在这儿。伊朗高原挡住了俄国，使它没获得不冻港。因此它在半年里是一个内陆国家。这片高原还挡住了它去印度的道路。列宁曾经贪婪地管印度叫作世界大仓库，说这是他的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可是波斯呢，好象是老天存心要把它当作个大塞子来堵住高加索山似的，它正挡住了大熊的出路。它象整个西欧一样大，而且正象你现在亲眼看到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崇山峻岭、盐滩和沙漠。这儿的人是些粗野的山区部落、游牧民族、封建农民以及诡计多端的低地人；他们全都非常独立不羁，难以驾驭。”他的纸杯又空了。帕格连忙又给他斟上了威士忌。“啊，谢谢你。现代波斯历史的基本事实，上校，就是这么一句话，你可记住：俄国的敌人就是伊朗的朋友。英国人从一八零零年以来就是扮演着这个角色。虽然，总的说来，我们搞得很糟，结果成了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火车呜呜叫着开进了一条漆黑的长隧道，等它轰隆隆地又开进耀眼的阳光中以后，西顿正盘弄着他的空纸杯。帕格又给他斟满了。“啊。好极了。”

　　“你刚才说的是，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

　　“正是这话。你瞧，我们常常需要俄国在欧洲给我们帮忙——反对拿破仑，反对德皇，现在又反对希特勒——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把波斯扔在一旁不管，而大熊每次都抓紧机会捞走一大块肥肉。我们结成联盟反对拿破仑的时候，沙皇攫取了整个高加索。波斯人为了收复失地进行了战斗，可是那时候我们不能够支持他们，他们只好退兵。俄国人就是这样把巴库和迈科普油田捞到手的。”。

　　“这一切，”帕格说，“对我说来都是新闻。”

　　“唉，坏的还在后头哩。一九零七年，在德皇比尔闹得越来越不象话的时候，我们又需要俄国在欧洲帮我们的忙了。德皇想通过他那条柏林一巴格达铁路插进中东，我们于是就和俄国人瓜分了波斯：北面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南面是我们的，当中有一片中立的沙漠地带。事先一点儿也没跟波斯人商量过。现在，我们又通过武装侵略分割了这个国家。这样干很不漂亮，可是伊朗国王是死心塌地亲德的。为了巩固我们在中东的地位，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不过话得说回来，也怪不了伊朗国王，是不是？从他的观点来看，希特勒所打击的，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南北两面侵吞波斯的两大强国。”

　　“你说话真坦率。”

　　“啊，是啊，自己人嘛。现在，请你试着从斯大林的观点来看一看。他和希特勒瓜分了波兰。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罪。他和我们瓜分了波斯。我们认为他这么做有理。所以，向他比较善良的一面本性呼吁，也许会叫他有点儿迷糊。你们美国人就应该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地抓一抓。”

　　“我们为什么该卷进这场纠纷里来呢？啪格问。

　　“上校，红军现在占领着伊朗北部。我们在南部。《大西洋宪章》使我们作出保证，战后得撤出去。你们当然希望我们照宪章办事。可是俄国人怎么样呢？谁来叫他们撤出去？沙皇也好，共产党人也好，俄国人做起事来总是一个样，这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很严肃地盯着帕格看了好一会儿。帕格也盯视着他，没有作答。

　　“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撤出去。红军却呆下来。他们控制住伊朗的政局，然后‘应邀’推进到波斯湾和开伯尔山口，又需要多久呢？他们不发一枪，就可以无法挽回地改变世界均势。”

　　经过一阵令人发窘的沉默后，帕格问：“我们对这该做些什么呢？”

　　“第一课到此结束，”西顿说。他把黄草帽拉下来遮住眼睛，睡着了。帕格也打起盹儿来。

　　当火车晃动着把他们惊醒时，他们已经驶进了一个大铁路停车场，里面停满了机车、货运车厢、平板货车、油槽车、起重机和运货卡车，四下里闹哄哄的一片嘈杂：装货，卸货，火车在侧线上调换车厢，再加上没刮过脸、穿着工作服的美国士兵大声叫嚷，还有一群群当地工人叽里呱啦乱喊一气。工棚和车库都是新建的，大部分铁轨好象也是新铺设的。西顿领着帕格乘坐二辆吉普车在车场里兜了一圈。虽然下午的太阳很厉害、车场里倒还凉风习习。这个车场占了几百英亩沙漠土地，一边是一个土砖房子的小镇市，一边是一大片陡峭、不毛的黄褐色岩石。

　　“美国人的精力老叫我吃惊。你们几个月内就象变戏法那样把这变出来了。考古学惹你讨厌吗？”西顿指着一座山坡。“那上面有萨沙尼德王朝的岩石陵墓。那儿的浅浮雕很值得一看。”

　　他们下了吉普车，顶着一阵阵的狂风爬了上去。西顿一边走，一边抽烟，象头山羊那样寻路上山。他的耐力超越了一切生理规律。当他们到达山腰上那些黑乎乎的洞口时，他可不象帕格那样上气不接下气。在帕格的外行眼光看来，那里的风蚀的雕刻象是亚述人的风格：公牛，狮子，僵立着的虬髯武士。这里一片安静。远在山下，铁路停车场里还在呜呜作响，发出铿锵的声音，在这片古老、沉寂的沙漠中，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小斑点。

　　“一旦战争打胜以后，我们就不能再留在伊朗了，”帕格提高喉咙压过风声说。“我们的人民可不是这么想的。下面所有那一切东西都会生锈，腐烂。”

　　“不错。可是在你们离开之前，有不少事情得做。”

　　在他们身后的陵墓里，响起了一阵洪亮空洞的呻吟。西顿象只猫头鹰那样说：“风吹过墓穴口。听上去很古怪，是吗？有点儿象在空瓶口上吹气的声音。”

　　“我真差点儿要从这座山上跳下去，”帕格说。

　　“本地人讲，这是古人的阴魂在为波斯的命运叹息。倒也比拟得很恰当。现在你再听我说。一九四一年，在侵略和瓜分之后，三国政府——伊朗、苏联和我们英国——签订了一个条约。伊朗保证把德国间谍驱逐出境，不再制造麻烦；我们和俄国答应在战后撤走驻军。可是斯大林根本不会理睬这一纸公文的。要是你们也加入这个条约——就是说，如果斯大林向罗斯福保证他会撤出去——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他也许真的会走。他会叽里咕噜，推推搡搡，大肆咆哮，但这是唯一的机会。”

　　“这事已经在进行了没有？”

　　“根本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西顿把他那双皮包骨的黝黑的手朝天一摊。

　　傍晚时分，火车经过一列翻倒在路基旁边的、炸坏了的货车。“这是很糟的一次事故，”西顿说。“德国间谍埋的炸药，土著洗劫了车厢。他们得到了准确的情报。车上装的是食品。在这个国家里，这跟同等数量的黄金一样值钱。大亨们在囤积所有的谷物和其他大部分食品。这个地方的贪污腐败叫西方人吓得目瞪口呆，可是在中东，就是这么办事的。拜占庭和奥托曼人留下来的遗风。”

　　他一直讲到深夜，讲波斯人如何设下巧计进行抢劫和袭击，这对租借物资讲来，可真成了个无底洞。他说，在他们看来，这条由南往北突然闯过他们国土的物资洪流，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疯狂的又一种表现。他们知道这不会持久的，所以拚着性命想捞一把。例如，铜电话线刚一装上，立刻就给偷走，已经有几百英里长的线不翼而飞了。波斯人喜爱铜制的小玩意儿，铜盘子铜碗。现在，波斯市场上到处都是这些东西。西顿又说，这些人已经被征服者和他们自己的王公贵胄盘剥了好几世纪，不抢人家，就给人家抢，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真理。

　　“你们要是能够把斯大林请出去，”他打了个呵欠说。“看在上帝份上，可不要把你们那一套自由经营的制度，以及什么政党竞选之类的东西搬到这儿来。在波斯人看来，自由经营就意味着他们对付你们铜电话线的方法。在一个落后、不稳定的国家里，民主只会让一个组织严密的势力集团砸个粉碎。在这儿，将是一个共产主义集团，向斯大林去敞开亚洲的大门。所以，忘掉你们那些反对君主制的原则吧，还是要加强君主政体才好。”

　　“我会尽力而为的，”帕格说，他对于这个人这种尖刻而又坦率的作风禁不住微笑起来。

　　西顿睡眼惺忪地也朝他微微笑了笑。“我听说大人物们很听你的意见呢。”

　　直到最后一分钟，德黑兰会议都是一会儿说要开、一会儿又说不开。忽然，它竟召开了。总统率领一个七十人的代表团从天而降，到了康诺利将军那里：有特工人员、陆海军将领、外交官、大使、白宫办事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随员，他们在阿米拉巴德基地上乱糟糟地横冲直撞。康诺利告诉他的秘书说他太忙了，谁都不见，可是一听说亨利上校又来了，他登时跳起身，走进了会客室。

　　“好上帝啊。瞧你这副样子。”帕格没刮过脸，形容憔悴，风尘仆仆。

　　“卡车运输队给尘暴困住了。后来又遇上了山地的一场暴风雪。我从星期五起就没脱过衣服。总统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马歇尔将军住在你的房间里，亨利。我们把你的铺盖搬到军官宿舍去了。”

　　“成。我在大不里士收到了你的信。可是俄国人好象把意思篡改过了。”

　　“哦，霍普金斯问你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到这儿来。这么说，俄国人当真放你通行，一直到了大不里士吗？”

　　“很费了一番口舌。霍普金斯现在在哪儿？”

　　“在市里苏联大使馆。他跟总统在那儿下榻。”

　　“在苏联大使馆？不在这儿？也不在咱们的公使馆里？”

　　“不在。这里边有缘故。其他人差不多全住在这儿。”

　　“苏联大使馆在哪儿？”

　　“我的司机会把你送到那儿去的。我看你得赶快。”帕格伸手摸了摸他那肮脏的、胡子拉茬的脸。康诺利朝浴室的门做了个手势。“用我的剃刀。”

　　除了被废黜的伊朗国王铺设的几条新林荫大道外，德黑兰城里大部分地区是迷宫般的狭窄、弯曲的小街，两边都是不开窗的泥巴墙。西顿曾经告诉过帕格，波斯人建造城市的这种方式是为了阻碍和延缓一支侵略大军的推进。现在，这个陆军司机也只好放慢速度，直到他开上了一条林荫大道后，才嘟嘟叫着驶往市区。苏联大使馆的围墙使它看上去象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在大门口，以及在那条街上和拐角处，布满了手持上有刺刀的步枪、皱着眉头的士兵。在大铁门外面，一个士兵拦住了汽车。维克多。亨利放下车窗，用清晰的俄语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士兵抽身回去，立正敬礼，然后跳上踏脚板护送司机穿过庭院。这是一个宽敞的、有围墙的大花园，好几所别墅分布在秋天的老树、飞溅的喷泉和点缀着小池塘的大草地之间。

　　俄国卫兵和美国特工人员把守住了最大的那所别墅的前面走廊。帕格一路报着自己的身份走进了门厅，英国、俄国、美国的文武官员正在那儿忙忙碌碌，各种不同的语言混合成一大片嘈杂声。帕格瞥见哈里。霍普金斯穿着一身灰色衣服，独自一个没精打采地走过去，两手插在口袋里，看上去比平时更瘦削、更病态。霍普金斯也看见了他，脸上高兴起来，忙和他握手。“斯大林刚过来会见了头儿。”他朝一扇关着的木门指了指。“他们在里面。真是个历史性时刻，是吗？跟我来吧，我还没打开行李哩。波斯湾指挥部干得怎么样？”

　　在那扇门里，弗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面对面坐着。房里除了两名译员外，再没旁人了。

　　在那条把俄。英两国使馆区分隔开的狭窄街道对面，温斯顿。丘吉尔正在他的公使馆内一间卧室中闷闷不乐地休息。他喉咙痛，精神上则更不痛快。自从由开罗分别乘飞机抵达这儿以后，他和罗斯福还没讲过话。他曾经邀请罗斯福在英国公使馆下榻。总统谢绝了。他还迫切地要求他们在和斯大林举行任何会谈之前先碰一次头。总统也拒绝了。现在，这两家竟然背着他会面了。还谈什么阿根夏和卡萨布兰卡的老交情呢！

　　对走过街这边来安慰他的哈里曼大使，丘吉尔嘟嘟哝哝地抱怨说，他很乐意“遵命”，又说他只希望两天后在他六十九岁生日那天举行一个晚餐会，痛饮一番，喝个烂醉，然后第二天一早就离开。

　　弗兰克林。罗斯福为什么要住在俄国使馆区里呢？

　　历史学家们漫不经意地记载说，他刚到达的时候，谢绝了斯大林和丘吉尔两人的邀请，这样可以随便哪一方都不得罪。半夜里，莫洛托夫紧急召见英、美大使，警告他们说德黑兰有人正在搞一场暗杀阴谋。根据日程的安排，斯大林和丘吉尔早上都要到美国公使馆去举行第一次会议。那地方距离紧相毗邻的英、俄两国使馆区有一英里以上的路程。莫洛托夫敦促罗斯福搬进这两个使馆区之一去。他暗示说，要不然的话，事情就不能安全地进行下去了。

　　所以，罗斯福清早醒来的时候，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搬到他的可靠的老盟友丘吉尔那里去住，丘吉尔也讲英语，会给予他殷勤的款待和可靠的办公条件；要么和斯大林一起住，这个凶残的布尔什维克过去是希特勒犯罪的同党，他给予罗斯福的是一个毫无隐蔽的住处，有一大帮外国侍从，也许还有暗藏的窃听器。一个美国特工人员已经检查过提供给罗斯福下榻的那所俄国别墅，可是这么一次草率的检查，能发现得了老练的俄国人装的窃听器吗？

　　罗斯福选择了俄国人。丘吉尔在他写的历史中说，这一种选择使他很高兴，因为俄国人房子比较宽敞。一位伟大的人物往往是不肯承认自己恼羞成怒的。

　　是不是有那么一场暗杀阴谋呢？

　　实际上谁也不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前纳粹间谍在他写的一本书里声称，他参予了这样一个阴谋。可是写这种书的人实在多的是。至少，德黑兰的街道是很危险的，那儿有德国间谍，在街道上乘车驶过的要人确曾遭到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那个疲乏的、残废的罗斯福无疑最好是呆在市区里。

　　然而——当英国人就在街对面的时候，为什么住到俄国人那儿去呢？

　　弗兰克林。罗斯福已经从老远来到了斯大林的后院。这样，他就承认了这一个冷酷的事实：俄国人正在为反抗希特勒承受最大的苦难和流血牺牲。采取最后这一步，接受斯大林的款待，对一个只懂得保密和猜疑的暴君开诚相见，这也许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进行的微妙赌博，是隔着东西方之间的政治鸿沟作出最后一种友好姿态。

　　这一姿态是否向斯大林表明，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天真朴实、容易上当的乐观主义者，一个可以轻易击败、可以牵着鼻子走的人？

　　斯大林难得透露他的内心思想。可是战争期间，他有一次对共产党作家德热拉斯说：“丘吉尔只不过想要摸你的口袋。罗斯福可尽偷大玩意儿。”

　　从这句话看起来，这个冷酷的极端现实主义者似乎并不是不知道，在一场行将使美国在世界上取得优势的战争中，俄国人正数以百万地死去，而美国人却不过死了几千。

　　我们这里记录下了他们会面时所讲的第一句话。

　　罗斯福：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在尽力想安排一次这样的会见。

　　斯大林。很抱歉，这都怪我不好。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法抽身。

　　换句话说，讲得更清楚些就是：罗斯福在第一次跟世界上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握手时，说的是：“喂，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一直都这么难打交道，这么不相信人？你瞧，现在我可上你家里来了。”

　　而那位连列宁也说他太粗暴的斯大林在回敬的时候，是一针见血的：“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仗打得最多，人死得最多。”

　　这样，这两位六十开外的人在波斯斯大林的后院里会面和闲谈起来：身材魁梧的残废的美国人穿着一身蓝灰色便服，大腹便便的矮个子格鲁吉亚人穿了一身军服，裤子从上到下有很阔的一道红色条纹；一个是三次当选、爱好和平的社会改革家，从来不曾有过运用政治暴力的任何犯罪记录，另一个是革命暴君，双手沾满了难以想象的千百万本国同胞的鲜血。这是一次奇特的会晤。

　　托基维尔曾经预测过，美国和俄国将会分治全球，一边是自由国土，另一边是极权统治。如今，他的想象化为事实了。把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结合到一起的，只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他们要从东西两面夹击，粉碎对全人类的一个致命威胁——阿道夫。希特勒的“寒霜一杜鹃国”。

　　一个特工人员朝霍普金斯的房间里张望了一下。“斯大林先生刚离开，先生。总统请您去。”

　　霍普金斯正在换衬衫。他匆匆忙忙把衬衫下摆塞进宽松的裤子里，又把一件一边肘部破了个洞的红色毛线衫从头上套下。“来吧，帕格。总统今儿早上还问起你来着。”

　　这所别墅里件件东西都嫌太大。霍普金斯的那间卧室已经很大了。那个拥挤的门厅也是如此。可是罗斯福坐在里面的这间房，简直可以用来举行化妆舞会。透过参天大树的干枯树叶，金色的阳光直泻进高大的窗户来。家具很沉重，很普通，杂乱无章地放着，而且没有一件十分干净。罗斯福坐在阳光下一把扶手椅里，嘴里叼着烟嘴抽烟，就跟漫画上所画的一模一样。

　　“哟，你好啊，帕格。瞧见你真高兴。”他伸出胳膊来热情地握手。总统显得干瘪、瘦削，人老了许多，可是仍然是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浑身焕发着力量，而且——眼下这会儿——兴致还很高：那张下颚宽阔的脸上气色很好。“哈里，情况很不错。他是个给人印象很深的家伙。可是天哪，翻译可真花时间！非常叫人厌烦。我们四点钟碰头，开全体会议。温尼知道了没有？”

　　“艾夫里尔已经过去告诉他了。”霍普金斯看了看手表。“就是再过二十分钟，总统先生。”

　　“我知道。喂，帕格！”他朝一张坐得下七个人的沙发摆了摆手。“关于通过这条波斯走廊送进俄国去的全部租借物资，我们有些挺好看的统计数字。你在各处看到点儿什么迹象了吗？还是象我十分怀疑的那样，这一切只是空谈呢？”

　　罗斯福说完这句玩笑话以后，开朗地笑了笑。很显然，他还在从自己和斯大林会面的兴奋中逐步松弛下来。

　　“各处都看到这种物资，总统先生。这是个叫人难以相信的、成绩辉煌的努力。今儿等一下我就给您送一份一张纸的汇报来。我还刚从各处看了回来。”

　　“一张纸吗？”总统瞥着霍普金斯哈哈笑了。“妙极啦。我是向来只读第一张纸的。”

　　“他从海湾边上到北部考察波斯各地，”霍普金斯说。“火车汽车”都坐了。“

　　“要是谈到租借物资的事，帕格，我该跟约大叔说些什么呢？”罗斯福稍微严肃一点儿说。他又转过脸去对霍普金斯说：“今儿大概不会谈到这个，哈里。他眼下还没心思谈。”

　　“他是很会变的，”霍普金斯说。

　　帕格。亨利立即叙述了一下他在北部仓库里，特别是卡车的终点站那儿看到的堆积着的物资。他说，俄国人拒绝让卡车运输队驶进伊朗他们防区的任何地段，只指定一个离俄国边界很远的卸货站。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大瓶口。要是卡车队能够直接开到里海的港口和高加索边境上的市镇的话，俄国人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资，而且要快得多。罗斯福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很有意思。把它写到你那一张纸上去。”

　　“这您可别担心，”帕格不假思索地说。罗斯福听了又笑起来。

　　帅B格对伊朗可下了一番功夫，总统先生，“霍普金斯说。”他赞成帕特。赫尔利的主张，认为我们应当作为一方，参加保证战后撤走外国军队的那项条约。“

　　“是呀，帕特翻来复去老在讲这件事。”罗斯福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烦躁的神色。“俄国人不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拒绝了这个意见吗？”

　　“他们敷衍拖延。”坐在帕格身旁的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皮包骨的瘦手，做了一个争论的手势。“我同意，总统，我们不大可能首先提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推进帝国主义那一套老把戏里去了。不过——”

　　“说得正对。我不会这么做。”

　　“可是伊朗人那方面又怎么样呢，总统先生？假定他们要求我们作出撤军的保证？那么就会起草一个新的宣言，我们也会给包括在内。”

　　“我们可不能要求伊朗人来要求我们，”罗斯福用一种随随便便的坦率口气回答，好象他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幢他的每句话几乎肯定都有人窃听的苏联房子里。“那样就谁也骗不了。我们在这儿只有三天工夫。还是抓住重点好。”

　　他微笑着和维克多。亨利握了握手，让他退出。帕格正从那熙熙攘攘的门厅挤出去时，忽然听到一个地道的英国腔调说：“哦，那边是亨利上校嘛。”这声音有点儿象西顿的。他朝四下一望，首先看到了金海军上将，象一根电线杆那么笔直地站着，望着那些攒动的穿军服的俄国人，显然缺乏好感。在他身边，一个穿一身英国皇家空军蓝军服、佩带着几条勋章标志、晒得微黑的人正在含笑和他打招呼。帕格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过勃纳—沃克了。他记得他从前似乎更高大、更威严一些。这位空军少将站在金的身旁显得很矮小，看上去还有点儿饱经忧患的神气。“你好啊。”帕格走近前的时候，他说。“你们代表团的名单上没有你，对吗？帕米拉说她找过啦，没你的名字。”

　　“亨利，我当你还在莫斯科哩，”金海军上将用冷淡、严厉的音调说。他和上将难得相遇，可是每次见面时金总使帕格觉得不很自在。他已经很久没想到“诺思安普敦号”的事了，可是现在他在一刹那间又想象到他那条起火燃烧的巡洋舰沉下水去，连鼻孔里也幻觉着好象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似的。

　　“我是奉了特殊使命上伊朗来的，将军。”

　　“这么说你在代表团里罗！”

　　“不在，将军。”

　　金睁大眼睛望着他，不喜欢他这种含含糊糊的回答。

　　勃纳说：“帕格，要是办得到的话，趁咱们在这儿的时候聚一聚。”

　　帕格尽可能冷静地回答说：“你是说帕米拉和你在一块儿吗？”

　　“是在一块儿。我是临时奉召从新德里赶来的。有关缅甸作战计划的问题。她还在整理我们混成一堆的地图和报告。现在，她是我的副官了，干得挺出色。可以想象得到，她给可怜的老韬基办过多少事。”

　　尽管金脸上的神色显示出他很不喜欢闲聊，帕格还是钉着问道：“她在哪儿？”

　　“我离开我们使馆时，她正在那儿忙着。”勃纳一沃克指了指敞开的门道。“你干嘛不过去瞧瞧，问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