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号房间的收音机仍然开到BBC3台。里面没完没了地播放震耳欲聋的新德彪西乐曲。偶而暂歇片刻，播音员宣布播出德利乌斯的乐曲，接着是沃恩-威廉姆斯的乐曲。

　　耐德愁眉苦脸地咕哝：“BBC和每一个英国作曲家签约，不管是活着的、死了的、有才华的、平庸的，定期播出他们那些毫不费劲地写出的蹩脚作品。”

　　简-威尔颀长的光身子滚下他的怀抱，脸朝天花板展颜微笑。“多看看光明面么。他们准会让你听到普赛尔和埃尔加的曲子。我们得回去上班了吧？”

　　他两眼直愣愣地瞅着她赤裸的身子、狭长的曲线、象牙般滑腻的肌肤、小小的Rx房、纤细的腰肢……

　　“完全不必。”他语气肯定地说。“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谁会对潘多娜策划的那个闹哄哄的星期日酒会感兴趣。我们现在不必担惊受怕，只需成立一个潘多娜夸口说她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对付的组织。简，我实在受不住你的引诱。我真想把我们两人关在404房间，一辈子与世隔绝。”

　　“酒柜里只有一袋花生米，原来的马铃薯片已经让我当午餐吃了。”

　　他悄悄瞥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但愿她没有注意自己的这个动作。“1点30分。”她说。“再过15分钟，我们就得分手了。弗兰契，今天可真够你劳神的。不是7月4号的花园酒会，因为根据我在会上能够掌握的情况，你已经对此作了充分的安排。”

　　他没有搭腔，知道她已习惯了自己慢悠悠的答话。不过有些事你谁也不想告诉，倒不是什么隐私，而是不想让人分忧。

　　“你和罗伊斯，”简说，“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在福尔默夫人发疯般地打邀请电话前，就应该设法抠出她的真实念头。”

　　“我们以前也对付过那些行动诡秘的大使夫人，记得有一回在波恩……”他的声音渐渐停息。

　　又是一阵无言的沉默。简转身俯视他的脸。“一次在波恩，发生了什么，在波恩？”

　　“一次在波恩。”他语气急促地开始了叙述。要向对方叙述这件他不忍启齿提及的悲惨往事，他只能滔滔不绝、原原本本地一气说完。“我犯了一个严重的职业错误。我来自威斯康星，你可知道？”

　　“天哪，那也是错误？”

　　耐德未予理会，径自说下去：“你也许以为我来自芝加哥，因为我上过芝加哥大学，其实那是在我从军以后。我来自温内贝格湖下游的一个小镇；名字挺古怪，叫湖底镇。我手下的一个特工是个名叫威考夫的小伙子，家住湖上游的一个小镇内恩拿，就是克里内克斯纸巾的出产地。我指使他和奥莱格-普罗特克利托夫演一出遮人耳目的把戏。按照约定得逮捕奥莱格，这样他就能不露破绽地继续为我们工作，克格勃也不会知道，他是10年前就插进他们中间的一根钉子。我是不是说得太快了？奥莱格是我们的人，可我们得使他看上去不像我们的人。威考夫，这个来自内恩拿的小伙子……”说到伤心处，他喉头哽塞，咳了几声。

　　两人沉默了许久。耐德重新开始他痛苦的回忆，声音恢复了往日的从容。“一切都经过精心策划。威考夫声称奥莱格在法兰克福一家同性恋者麇集的酒吧用言语激怒他。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是新纳粹冲锋队党徒经常光顾的藏垢纳污之地。根据事先的安排，威考夫挑起了争吵。可是后来却出了岔子。我永远……”他一时无语凝噎，心灵隐隐作痛，全身一阵痉挛。

　　“别说了。”简不忍见他这伤心欲绝的样子。

　　“等我说完。”他短促地咳了一声，接着又一声。他低头看着肿胀的膝盖，轻轻揉了揉，以使自己恢复镇静。然后，他伸手扯过床单，裹住他俩光裸的身子。

　　“后来情况失控，”耐德继续说，“我是说威考夫已经控制不了局面了。奥莱格跑着躲开了，可威考夫却给一帮狂徒拦住，霎时间，铁链、棍棒、皮鞭雹子般地落在他身上。后来发现——”他又咳了起来，“法兰克福机场附近有一片树林，在那里发现一具尸体，双臂被手铐铐在一棵树上。我想那是一株橡树，直径是……”

　　他暂顿片刻，出神地盯着头顶毫无特色的天花板。“酒柜里还有一瓶毕雷矿泉水。”

　　简打开酒柜取出矿泉水，没有钻回床单，而是坐在床沿，看他缓缓地大口吞下这瓶足有八盎司的饮料。

　　“是威考夫的尸体？”

　　“他们割下了他的脑袋。”

　　“耐德！”

　　“还有他的xxxx，不过我不说你也能料到。劳驾你看一下酒柜门有没有关严。”

　　“你知道，每个军人的指纹都已存入档案。可是过了好久，我们才从国内搞来死者的确切身份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唯一的依据就是指纹。我总是说我们，其实就是我。这馊主意是我想出来的，是我让威考夫栽进去的。奥莱格又不愿受到牵连，所以不是我们。那扇冰柜门……”

　　他瞟了一眼手中握着的状若保龄球柱的矿泉水瓶，轻飘飘地掷出去，砸到酒柜门上，断成几块绿色的玻璃片。

　　“你好像没费力气？”简说。“这种瓶子其实挺结实的。”

　　“它紧紧堵着我的心窝，”耐德解释自己刚才因何勃然失态，“这件让我厌烦透顶的陈年旧事。”

　　“已经讲过多少次了，是吗？”

　　“不，今天第一回。”

　　“剩下的找时间再讲吧。”她柔声相劝。“它让你伤心了。”

　　“差不多快完了。一星期以后的一个晚上，在波恩我们自己的寓所里。勒维妮与几个姑娘去一家迪斯尼影院看电影，说英语，配有德文字幕的片子。”

　　“勒维妮喜欢模仿迪斯尼影片中主人公的话，是吗？”

　　“也常说二战期间美国军中流行的俚语。”

　　“什么罗杰啦，威尔可啦，一套一套的。”简附和道。

　　“我从办公室回到寓所，看见勒维妮留的一张条子，说微波炉里给我留着晚餐。当时屋子里已经有几小时没人待了。我打开冰箱取——”他的喉咙哽住了。

　　“一瓶毕雷矿泉水。”简替他回答。

　　“他在里面。”

　　“什么？”

　　“他的头。他们一直撑开他的眼皮，直到尸体僵直。于是，威考夫眼泛死光直勾勾地瞪着我。”

　　“天哪！”

　　“想想看，倘若哪位姑娘先看到这个头？”

　　“不敢想象！”

　　为了有事可做，简从床上下地，弯腰屈膝，仔细拣起碎玻璃片，扔进废纸篓里。然后打开酒柜门复又关上，让耐德看得清清楚楚。

　　耐德看着她，心里骤然涌上一股喜悦的热流。有人在做一件有益的、不会给他心灵投下阴影的事情。凝眸注视一位身材高挑的女人裸体蹲在地上，俨若画师眼前的模特儿，脊背弯成优美的弧线，随意伸出两只纤细的胳膊，这委实是一件赏心乐事。

　　她的乌黑长发，平时盘上头顶挽成一个法国女佣式发髻，此时早已披散在身上，像是一股黑色的瀑布倾泻而下，上面隐约泛着一片忽明忽暗的蓝光，犹如烧旺的煤堆上摇曳着的蓝色火苗。

　　耐德很快恢复了常态，他刚才提起伤心的往事，悲痛得难以自制，同样也只是短暂的一瞬。谈话有助于他排忧遣闷，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心灵的创伤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我记得什么地方读过这个故事。”简说着，上床钻进床单和他偎依在一起。“上帝，你怎么全身冰凉！”她蜷缩起两条长腿，紧紧贴住他的上腹部。“不过我记得它和美国大使馆没有关系。”

　　他俩默然无语地相互对视。耐德撇嘴一笑：“这叫反向公关，懂吗？花钱让报纸保持沉默。”

　　“对你们为自己国家做的这些事秘而不宣，呃，弗兰契？”

　　耐德点点头。“我们得谎称他的头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的。不过，让威考夫之死归入死因不明的档案，这对他家里人是太不公平了。他们……是我告诉的……这是头号机密，简。我来伦敦上任前回国休假，去过威斯康星，作为威考夫的好友——对他父母撒了谎。他俩都是学校教师，聪明解事，悟性极高，就是有点认死理。他们一辈子向学生讲的都是些不容置疑的大实话，乍听到儿子的死讯，又没有任何合理的解释，很难想得开。”

　　“我母亲也是教师，”简说，“我父亲坚持让司机每天早晨送她到校，放学以后接她回家。她至今仍在布鲁克林区一所小学任教，里面尽是些跟人捣乱的小痞子。”

　　“她遭到过几次抢劫？”

　　“一次也没有。那些小流氓见她坐专车又有固定司机，还以为她跟哪个恐怖集团有联系呢。”

　　两人轻松畅快地笑了一阵，又陷入沉默。

　　“威考夫的母亲，”耐德忍不住开了腔，“对于她儿子的死因，倒是猜出了几分。可是任你想象力再丰富，也绝对想不到他会死得这么惨。我今天还是吃不准，那些恶棍杀他是为了取乐，还是新纳粹恐怖组织事先截获了我们的密谋？单凭冰箱里的一个头是不能得出可靠结论的。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死是由我的过失造成的。”

　　“不是你的过失。”简忙不迭地纠正。

　　“不容推委的过失。”耐德语气坚定地说。“另外，割下他脑袋的人，具有屠夫操刀割肉的实际经验。我花了几个月想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然而却一无所……再有，威考夫不是我派出去送死的第一个小伙子，而是来自内恩拿的小伙子中的第一个。军队中谁都知道，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指挥的权力就是生杀予夺的权力。”

　　简将身子稍稍挪后一些，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的另一侧。“所以，你在军中该做的漂亮事，”她的喃喃细语和沃恩-威廉姆斯那猫叫似的乐曲声交织在一起，“就是尽你所能，高高登上晋升的阶梯。”

　　“任你爬多高，总有人压着你。”耐德哈哈笑着，又咳起来。“我真不想让你操这些心，简。”

　　简有些不情愿地朝他转过身来，两道浓眉下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射出探寻的目光，扫视着他的面庞。“弗兰契，军队中这种事太多了，别让它老是折磨自己。也许这小伙子与你的关系真的不同一般？”

　　“我喜欢这孩子。他的死是个错误。可他不过是军方为了炫耀战绩而每天统计的许多具尸体之一。一场残酷的游戏。我们用尸体累计积分，解甲回乡的老兵会说：‘噢，嗬，伙计，我们的人真给敌人颜色看了。’设计这场游戏的人会说：‘瞧瞧，我们的公民看到军队的辉煌战绩是多么开心，我们有资格再连任一届。’像我这样替他们玩游戏的白痴会说：‘长官，瞧我得了高分，该让我晋升一级。’总之，每个人都能心满意足地乐上好一阵。”

　　收音机里的音乐戛然而止。播音员报告了刚才播出的音乐，略停片刻，一串嘟嘟嘟的信号提醒人们对时并收听新闻。

　　“……对定于下周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将产生消极影响……”

　　“弗兰契，”简欲言又止。

　　“我知道，我们早就该离开旅馆了。”

　　“不，还没到时问。”她的两只大眼睛似乎攫牢了他的目光。“‘游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是一种修辞手段，还是谍报活动的委婉语？”

　　耐德悄悄地翻身下床，去取整整齐齐地搭在长沙发两侧扶手和靠背上的衣裳。他穿上内裤和袜子，站住不动，收音机里的一则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你的膝盖！你该去看医生。”

　　“不碍事。”

　　“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大街上慢跑健身，”简数落道，“弗兰契，你真傻，有没有让医生看一下？”

　　他用衬衫遮住膝盖，闪烁其辞地敷衍：“最近没有。”

　　“别逞什么英雄了，弗兰契。”

　　“穿上军装，就得有股英雄气概。”

　　她一骨碌跳下床，站在他面前，眼里射出咄咄逼人的目光。“我们处在和平时期。像我这样的人愿意处在和平时期，我们不需要英雄。”

　　随之而来的沉默使屋里的气氛骤然凝滞。简和解地笑了，尽管笑得有点勉强。“唔，我又撒谎了。”她取下搭在他身上的衬衫。“我肯定需要一个英雄，你也一样。”她轻轻吻了吻他的嘴唇，转过他的身体，帮他穿上衬衣。“你这膝盖有没有擦点药膏什么的？”

　　耐德漫不经心地点点头，凝神谛听广播新闻。

　　“……绝不会忍气吞声地接受西方的侮辱和讹诈，毛拉告诉记者。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他指出，从西班牙到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欧洲处于伊斯兰的统治之下。他警告……”

　　“妙啊。”简说道。“他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吗？还是我不懂游戏的含义？”

　　耐德套上长裤。“简，谁也不敢挑起进攻。你丧失一切以后，那些政客就失去了他们赖以发号施令的一切；就连支持他们的那些公司，也会失去愿意购买商品的顾客。所以说，最热爱和平的人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别笑，简。只要我们继续玩游戏，统计尸体与原子弹造成的浩劫相比，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因此，谁能说玩一场游戏，不是保全我们性命的最佳途径呢？”

　　“喔，别说了，弗兰契。”

　　他伸手去取夹克，不等拿到便陡然停住，身体前倾，像是在照相机前迅速摆好一个姿势，同时满面怒容地盯着她，仿佛她是一个正在受审的犯人。她踌躇了一会问：“你落下这种毛病有多久了？”

　　“很久了。”他拎起夹克。“那是在可怜的威考夫死了以后，他的死对我的刺激实在太大了。”

　　简将头发梳理整齐拢起，扎上一根橡皮筋，轻轻套入一顶头巾式女帽内。“我知道美国的那帮政治骗子只想保牢官位，我知道统治苏联的也是一帮凶暴粗鲁的混蛋。可是像我们这样替他们效劳的人绝对不能自命不凡，否则到头来只能生气，骂娘，热情消失殆尽。像你这样，弗兰契。就像你这样。”

　　“说得不错。”弗兰契轻轻摩挲着她的身体，一遍又一遍：“热情消失了吗？”

　　“快走吧，弗兰契。立刻离开。如果我在办公楼碰到你，离我远点。”说着，又朝镜中窥视他的神情。“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好吗？”

　　他费力地挤出一脸苦笑，活像马戏团的小丑。“好点了吧？”

　　“还不如愁眉紧锁的样子好看哩。”她倚靠在他的胳膊上，把他身子转过来，紧紧搂了一会。“你没事吧？”

　　“不知道你为我做了什么，甚至是毫不费力地做了什么，使我能够继续干自己的事。”

　　她那惊讶的目光朝他脸上不停地扫视。“那也是危险的，我开始明白我到底爱上了谁。你就是一切，或者什么也不是，对吧？”

　　“别多想了。”

　　“你以前满怀一腔爱国热情，现在却是如此玩世不恭。你和勒维妮曾经有过的抱负都已消失殆尽。”

　　“我在没认识你之前早就是这样了。”

　　她颔首赞同。“是的，不过且听我一言，弗兰契。我这样分析你的为人，是很自私的。因为你我二人正将我们拥有的一切押在……这局牌、这场赌博上。我想变得一身轻松，而不是心情沉重，因为再过几分钟，你我都得坐在各自的办公桌边。”

　　他一时语塞。接着，吻她两边的面颊，轻柔而又有力地吻着。“我爱你，威尔。和其他事一样，我们之间的好事也得留到……以后再继续。”

　　“是的，”她开始穿衣裳。“以后。”

　　在距隆德斯广场不远，纳尔兹布兰奇与贝尔格莱维亚相交汇合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建于一次大战以后，正面镶有黑白饰条的大楼。这座华美气派的住宅——纳尔兹布兰奇路12号——的建筑风格，被冠以装饰派艺术的美名，现又重新风靡一时。它几易其主，每次脱手价格都要翻倍，最近，又以接近900万英镑的不菲价格，卖给一个阿拉伯人。

　　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阿拉伯人。几个面容和善的邻居会连忙告诉你。哈加德医生是他的国家中一位声名显赫的眼科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亿万富翁。想想吧，有几人能用现金买下12号住宅？

　　这幢住宅现已列入重点保护的名册，主人无权擅自改变外观，于是他只能把想象力发挥在室内装潢上：到处都漆成紫色和橙色：装饰墙，埋入地下的浴缸，装有金丝透雕床板的大床。走进风格古朴的贝尔格莱维亚广场中央的这座住宅，你会想起《一千零一夜》中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建筑。

　　房间里的两种颜色令伯特大为头痛。不，他绝不会对任何人提及，更不会跟凯福特提，如果那个叫南希-李的美国姑娘不先提的话。她整个下午都在顶楼悠来荡去，吸大麻，喝亚历酒。

　　“怎么我看着这两种颜色有点不对劲？看得我眼皮直颤。”南希-李睡意——地说。

　　“是这样。”伯特再也按捺不住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会使你的视觉和真实情景之间产生一种冲突。”

　　“我的兄弟，”凯福特用吟诵诗文般的腔调说着阿拉伯语，“大千世界何处没有冲突？”他转向南希-李：“亲爱的，你记下那个弗兰契上校每天或是隔天正午时分离开使馆办公楼，90到100分钟以后返回。那个叫简-威尔的女人也差不多是在这段时间离开和返回办公楼。”他瞟了伯特一眼。“安拉也会为你的精细观察高兴吧？”

　　南希-李格格地笑了一阵。“你就喜欢说笑话。”她闭起双眼。

　　凯福特笑着说：“我们从今天的报纸上看到美国大使夫人正在策划举办一个十分愚蠢的社交活动。我说兄弟，这个问题在你脑中转悠了准不下一千次了吧？你说这是撒旦设置的陷阱，还是安拉送来的一份奇妙无比的礼物呢？”

　　伯特忐忑不安地瞟了一眼南希-李，显然，她正倚在紫红色的长沙发上打盹，脑袋搁在缀有紫白两色亮晶晶的饰片的八角形靠垫上。他和凯福特走到房间另一头，从这里可以远眺贝尔格莱维亚广场。

　　两人注视着暮霭笼罩下马路上熙来攘往的车流。出租车、轿车、货车、巨型卡车，静静地等候交通灯由黄转绿，以便向前蠕动几辆轿车的距离。“英国人真守纪律。”凯福特轻轻吸了口气。

　　“像绵羊一样。”伯特口里咕哝着。

　　“要是有一个月就好了！”凯福特牙关紧咬，念咒般地恨恨吐出几个字。“可是从明天开始，我们满打满算只有五天了。”

　　“您说得对。”伯特附和道，用上了他和阿拉伯同事打交道时通常采用的策略——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他深知没有哪个阿拉伯人愿意听不同意见。“不过……还有一个办法。”

　　凯福特那双目不斜视的淡褐色眼睛骨碌一转，看了看伯特。“请讲。”

　　“您是否认为，我们有足够的军事实力突袭温菲尔德官邸？”

　　凯福特略一沉吟：“是的。”

　　“可是我们在和敌人举行几天或许几周的谈判时，温菲尔德官邸能被我们控制多久？”

　　“难说。”

　　“在此期间，敌人会用渗透的方法颠覆我们的军事力量。”

　　两人不再用阿拉伯语交谈，而是轻声说起生硬的英语，唯恐吵醒睡梦中的美国姑娘。

　　“凯福特，”伯特用理直气壮的口吻反问对方，“我们打败撒旦，难道只有掏空他的口袋一种做法？哪块石板刻上圣哲的训诫，说我们不能干掉那帮自命不凡的客人，让撒旦丢人现眼呢？”

　　在他们身后，美国姑娘翻了个身，响起鼾声。

　　凯福特迟迟没有回答。透过他那双淡褐色的眼睛，伯特能看出他正在绞尽脑汁，苦苦思索。

　　他们是独立行动小组。凯福特理解相机行事的小组和在国内领命派到西方完成单项任务的小组之间的区别吗？后者出击时，像导弹一样对准目标，这就要求他们平时留在国内，一俟出现合适的目标便潜入敌国。因此，这种行动小组由哈加德医生这样的“赞助人”提供活动经费。他负担他们的日常开支，监督他们的行动，并且参予他们的决策。他们蒙辱含羞，乖乖地听命于他。这个哈加德如果不是银行家，也就是可兰经上贬斥的高利贷者，除此之外，又能是什么人呢？

　　伯特的两片薄唇紧紧抿成一条隐隐透着冷酷的细缝。伊斯兰抵抗组织的反复无常，各派之间的重大分歧，一直令他大伤脑筋。他从凯福特踟蹰不决的神情中看出，他正被错综复杂的目的和手段弄得稀里糊涂。哈加德不会有丝毫迟疑：勒索赎金是他的目标。可是一个震撼全球的政治声明，如果不与利润发生联系，就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一点凯福特能理解吗？

　　凯福特眼中闪烁着奇怪的光辉，也许是朦胧夜色映在他淡咖啡色虹膜上造成的幻觉，也许是他流露出的由衷钦佩。

　　“两种方法都成。”凯福特轻轻吸了口气。“哦，对！两种方式都成。真……妙。”

　　耐德-弗兰契离开了办公楼地下室西北角国内收入署的办公室。他刚刚和一名女办事员谈论一笔久拖未结的旧账。这位办事员目前正试图和现驻伦敦的一位美国商人结清账目。

　　“他耍了我们差不多整整五年。”她不满地说。“这小子叫威姆斯。在此期间换了两次工作。”

　　“他为什么要换工作？为了瞒报收入？”

　　“我们总是这样着手分析问题。”她咧嘴一笑。“这叫‘有罪推定’。”

　　“他们告诉我，”耐德干巴巴的语气颇令办事员扫兴，“这就是英国习惯法的基础。”

　　耐德心里不无遗憾地想着威姆斯，朝帕金斯那间神秘的办公室走去。打开几道锁，耽搁了一阵以后，一个栎木般结实粗壮的汉子堵住门口，只容来人朝这个略显凌乱的房间投去短暂的一瞥。

　　“你来打听那个车祸的情况，上校？”

　　“那个被撞的人怎么样了？”

　　“脑震荡，足踝扭伤，拇指骨折。只要医生认为他没事了，就可出院。”

　　“开车的那小子呢？”

　　那张栎木般坚实的面庞上仿佛要竭力显露什么——耐德暗忖，也许是淡淡的幽默吧？

　　“那小子给抓起来了，这是他第三次犯事，一个地地道道的流氓。”

　　“很好，这回他没溜掉。”

　　“没溜掉？”帕金斯重复着他的话，牙缝里挤出一种类似机车嚓嚓远去的声音。“没溜掉？”他拼命按捺直往脑门上蹿的火气。“这狗杂种还指望能无罪释放呢。”他狂笑一声，脸上旋又变得漠然无神。“法案对他的约束是有限的，上校。他们不想找什么证人或证物。”

　　“谢谢。”

　　“没关系，上校。”

　　“再见。”

　　帕金斯低头看看表。“哦，该下班了。又一个星期一过去了，终于结束了。”

　　耐德-弗兰契不愿意不咸不淡地说上一两句社交场合常用的套话。他和帕金斯的关系，建立在双方对彼此的真实身份心照不宣的基础上，因此是极其微妙的。

　　耐德慢慢走上自己那层楼的楼梯，在走廊上的一扇窗前伫立片刻，眺望远处的广场。下班的人群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伦敦上班族的办事节奏深深吸引了他。不管上班下班，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抓紧过时间，接电话也是不慌不忙，每天总要让六七个电话响着不去接。伦敦这种悠闲从容的节奏，也许只有在哪个弥漫着古朴气息的地中海城市才能另外见到。

　　此刻，太阳钻出灰黑的云层，西边天上燃起一片粉红色的晚霞，这是夜幕降临前伦敦人常见的情景。“看守人”长长的身影映在草坪上，仿佛是一个稻草人，或者——耐德想起另一个奇特的形象——是一具钉在十字架上的尸体。

　　没人理会这个老人。倒是有三个右翼分子挤在附近的一张长椅上，对住一只打火机相继点燃各自手中的香烟。就在他们喷云吐雾的当儿，块头最大的那个家伙站起身。此人个子和另两人差不多高，但比他们壮实，短短的脖颈，臂部的二头肌像桶一样饱鼓鼓的。他带着一股“认识老子是谁吗？”的张狂劲侧身而行，耐德见状立刻对他产生了怀疑。

　　耐德看着这个身材粗壮的家伙绕着“看守人”走了一圈，站在稍远的一侧，向两个同伙挑了挑大拇指，使劲眨眨眼。很快，他们缩短了和老人之间的距离。

　　耐德立刻想起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哲学教授切姆尼兹。人的头脑多么奇怪！今早他起身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切姆尼兹的口头禅“全凭运气”。这位流亡到美国的老先生始终往他脑中塞进一些妙言隽语。

　　切姆尼兹能毫不费力地理解下面的格罗夫纳广场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不会像耐德那样将其视为施虐成性的莽汉对无力还击的弱者大打出手。他会提出一整套哲学概念，将公然动武的残忍行为与某些人对无政府状态的迫切需要等量齐观。

　　暮色四合，广场上行人稀少。再过几分钟，就不会有什么人打此经过，可怜的老人将只能完全听任三个流氓的摆布。

　　他看了看数字显示式电子表。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被当地几个流氓狠揍一气，与他有何相干？随便哪个过路的英国人都应该挺身制止：他们毕竟是他的国家的流氓。年轻人暴力袭击老年人的事在英国时有发生，或是为钱，或是因为老年人体弱好欺。

　　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这个身上挂了两块招牌的老人看来只有挨打的分了。耐德看到那个粗野壮实的汉子朝他紧逼一步，两个同伴就在他身边。

　　这个“看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不就是一个令我讨厌的人吗？

　　耐德瞅见打头的家伙从右边袖口取出一截长2英尺、阔1英寸的铁棒。“糟糕！”耐德的心格噔往下一沉。他一步两级地奔下楼梯，冲出前门。

　　前面草坪上，打头的小子扬起铁棒，虚晃一下，猛地一挥，直戳老头的腰部。旁边的两小子早就摘下了老头身上的招牌扔在地上，乐呵呵地用脚踩成碎片。耐德大步穿过马路，左右躲闪两边驶来的车辆，朝广场奔去。他看见为首的小子开始用铁棒猛砸老人后背，便运足气力箭一般直冲向前。

　　“喂，”耐德扯着嗓子喊，“你们几个小子！”

　　三个暴徒谁也没有理会，一个从老头身后照准他膝窝猛地一踢，撂倒在地。三个人上前又是一阵乱踢。

　　“住手！你们几个狗杂种！”

　　这一回，耐德的厉声喝斥发生了作用。为首的家伙目露凶光，冲着猛扑过来的耐德狞笑一声，举起铁棒使劲一挥，朝他劈来。

　　耐德弓身侧步灵活躲过，扭住他的胳膊，劈手夺下铁棒，像挥舞长矛似地将棒头戳住这个胖家伙的腹部。眼看他们的同伙在草地上骨碌碌滚到老头身边大口呕吐，其他两小子吓懵了，定了定神便仓皇逃去。

　　过了一会，刚才挨揍的小子摇摇晃晃地直起身，去追自己的同伙。他刚走几步，估摸无事，便转过身来，一张苍白的脸朝着耐德。他用手背抹去嘴角的呕吐秽物，恨恨地骂道：“该死的美国佬，咱们走着瞧。”说着，颠颠地逃命去了。

　　耐德蹲在老头身边。“老伯，你没事吧？”

　　“别碰我！”老人硬挤出了一句话，显然被打得不轻。

　　耐德听出了他的美国口音，也许是加拿大腔。这个老头和耐德的父亲年龄相仿，可却是一副穷酸苦相。耐德四下环顾，实指望找到一个人帮他搀扶老人或是叫辆救护车。可是此刻广场上空空荡荡。

　　老人挪动身子，挣扎着坐起来。“瞧你把我的牌子糟蹋成啥样了。”

　　“这是那几个流氓干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对你的牌子被糟蹋成这样不感到痛心。”

　　“你是大使馆的人。”

　　“不错。”

　　老人那张皱纹密布瘦削苍白的脸像是刻刀雕出的石像。他想直起身，耐德伸手搀扶，却被他躲开了。“不需要你的帮助。”他喃喃地说。他缓缓地、失望地捡起地上的招牌碎片。

　　“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好吗？”耐德问。

　　“恐怕不能。”

　　“你对美国好像有什么成见？”

　　老人紧抿的唇间挤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听上去像是一个满腔怨愤的人发出嘶哑沉闷的低吼。“如果那不是奇耻大辱，”他咬牙切齿地说，“甘受上帝惩罚。”他手里捧着招牌碎片蹒跚而行，身影渐渐融入茫茫夜色。

　　耐德怔怔地站在原地半天挪不开步。广场上闯无一人，小流氓、受害者、行人，此刻都正在前往各自的目的地。丑恶的世界，不是吗？对不起，切姆尼兹教授。丑恶的人类。耐德觉得自己救下那老头实在是办了一件蠢事。

　　不过话又说回头，耐德提醒自己，如果他确实是美国公民，那么救他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耐德思绪纷乱、气喘吁吁地返回办公楼，上楼去自己的办公室。他看见夏蒙办公室的门开着，一个信差从里面出来。耐德坐在夏蒙座位对面，看着他锁上门。耐德闭眼定了定神，睁开眼睛时，夏蒙已将录像机接在计算机的图像显示部件上。

　　“那是啥？”耐德问。“放了69遍的《我爱露茜》？”

　　“勒维妮送来的录像，你家前门的闭路监测电视录下的。”

　　耐德疲倦地点点头。“只管忙你的。”他又闭上两眼。“就当我不在这儿。”过了一会，他慢慢睁开眼，看见夏蒙拆开信封，取出录像带。夏蒙在计算机上揿了几个键，屏幕上映出了图像。虽说带有一闪一闪的白色横条，还是能看出一个金发剪得短短的平头正避开摄像机镜头。只见他哈腰蹲在门框外边，随即起身匆匆离去，而且正如勒维妮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没有背邮包，也没有穿有些邮差穿的那种式样特别的深灰色罩衣。

　　夏蒙面露不悦之色。前门用的低保真闭路电视监测系统总是存在这种弊病，因此很容易对付。耐德想起有一次在罗马几个歹徒拎了一罐黑漆去一个人家。他们将漆喷在前门防盗系统的摄像机镜头上，结果户主还以为整个监视系统运转失灵。“再看看最前面的一两个镜头。”耐德吩咐夏蒙。

　　夏蒙倒回带子，重头放起。前面有一两个镜头……他啪嗒揿住一个定格，旋即又稍稍倒回。就是这儿！耐德不知道能否把画面打印出来，他觑眼细看这幅画面。一张生疏的脸。“那人是谁？”他问道。

　　“谁？”夏蒙像个魔术师似地搓搓双手，将带子稍稍倒回至画面开始的地方。大半个脑袋仍然偏转过去，不过那只耳朵，形状独特、耳垂肥厚的耳朵，隐约可辨的嘴角和眼角，以及一只小鼻子的模糊的鼻尖，倒是能提供一点蛛丝马迹。当然，确切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人的完整画像。

　　“那人，”夏蒙告诉耐德，“是个小伙子，名字也许是贝索托-海涅曼，或是查尔斯-赫特，或是本-伊德雷斯-沃基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