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主教职位和于连，第-次在这个女人的头脑中联系在一起了，她迟早要分配法国教会里最好的职位。这种好处不大会让于连动心；此时此刻，他的心思用不到那些跟他眼下的不幸无关的事情上去：一切都加重了他的不幸，例如，看见自己的卧室，就让他受不了，晚上，当他端着蜡烛回来，每一件家具，每一种小饰物，都像是开口说话，尖刻地宣布他的不幸的新细节。

　　“今天，我还有-件苦活儿，”他回房时对自已说，并且带着一种久违多时的欢快口气，“希望这第二封信和第一封一样乏味。”

　　果然，它比第-封还要乏味。他觉得他抄的东西那么荒唐，到后来就一行行写下去，根本不想是什么意思。

　　“这比我在伦敦时外交老师让我抄写的闵斯特尔条约的正式文献还要夸张，”他对自己说。

　　这时，他才想起德-费瓦克夫人的那几封信，他忘了还给那个庄重的西班牙人唐-迭戈-比斯托斯。他找出来。果然和那个年轻的俄国贵族的信几乎一样地不知所云，模棱两可，空洞无物，什么都想说，末了什么也没说，“这种风格真是一把风吹琴，”于连想，“在这种关于虚无、死亡、无限之类的玄想中，我看害怕被人取笑这种可恶的心理才是真实的。”

　　经过我们删节的这种独白连续地被重复了两个礼拜。抄着类似《启示录》注释的东西酣然入睡，第二天神情忧郁地去送信，把马送回马厩时希望看见玛蒂尔德的裙子，工作，晚上要是德-费瓦克夫人不来德-拉莫尔府，他就去歌剧院，这就是于连生活中单调乏味的一件件大事。要是德-责庄克夫人来侯爵夫人家，他的生活就比较有趣了；他可以从元帅夫人帽子底下偷看玛蒂尔德的眼睛，说起话来也滔滔不绝。他那些别致而感伤的句子开始具有一种更动人、更高雅的结构。

　　他清楚地感觉到，在玛蒂尔德看来，他说的那些东西都是荒谬绝伦的，然而他想以措辞的高雅来打动她。“我说的东西越虚假，我越应该讨她喜欢，”于连想；于是，他肆无忌惮地夸大自然的某些方面。他很快发现，为了在元帅夫人眼中不显庸俗，尤其应该避免简单而合理的思想。他或者这样继续说下去，或者缩短他的夸夸其谈，全凭他在必须讨好的两位贵妇眼中看到的是成功还是冷淡。

　　总之，他的生活不像在无所作为中度日那么可怕了。

　　“可是，”一天晚上，他对自己说，“我现在已在抄第十五封了，前十四封都准确无误地交给了元帅夫人的卫士了。我快荣幸地塞满她那书桌的所有抽屉了。然而她对待我就像我根本没有写过信一样！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我的坚持不懈会不会让她跟我一样地感到厌烦呢？应该承认，科拉索夫的朋友，热恋里奇蒙的美丽的贵格会女教徒的那个俄国人，当时一定是个可怕的人；没有人比他更讨厌了。”

　　正如常人偶然后见一员大将在指挥作战，于连根本不懂年轻的俄国人对美丽的英国女人的心灵展开的攻击。前四十封信只是请求原谅写信的冒昧。这个温柔的人儿也许感到无比烦闷，应该让她养成接到一些信的习惯，这些信也许比她的日常生活少一些平庸。

　　一天早晨，于连收到-封信，他认出了德-费瓦克文人的纹章，您忙撕开封口，几天前他是绝不只能如此急切的：不过是一张晚餐的请柬。

　　于连跑去看科拉索夫亲王的指示。不幸的是，在原来应当简洁明了的地方，年轻的俄国人却想自己如多拉那样轻薄油滑；于连想不出他该在元帅夫人的晚宴上取什么样的道德立场。

　　客厅极其富画堂皇，金光闪闪，一如杜伊勒里宫里狄安娜画廊，护壁板上挂着一些油画。画上有明显的涂抹痕迹。于连后来才知道，女主人觉得这些画的主题不甚雅观，遂命人加以修改。“好一个道德的世纪！”他想。

　　在客厅里，他注意到有三个人参加过秘密记录的起草。其中一位是德-某某主教大人，元帅夫人的叔父，他掌管教士的俸禄，据说对他这个侄女是有求必应。“我迈了多大的一步啊，”于连心想，不禁苦笑，“而这一步对我来说又是多么地无所谓！我现在跟有名的德-某某主教一起吃饭。”

　　晚宴平平常常，谈话也让人不耐烦。“这是一本拙劣的书的目录，”于连想，“人类思想的所有最重大的主题都被洋洋自得地淡到了。听上三分钟，就会自问，占上风的究竟是言者的夸张呢，还是其可恶的无知。”

　　读者大概已经忘了那个叫唐博的小文人，院士的侄儿，未来的教授，他似乎负责用卑劣的诽谤来毒化德-拉莫尔府上的客厅的空气。

　　于连正是从这个小人那里第一次想到，德-费瓦克夫人不回他的信，却可能宽容地对待支配他写信的那种感情。想到于连的成功，唐博先生那卑鄙的灵魂被撕裂了；然而另一方面，一个有才能的人跟一个傻瓜一样，没有分身之术，“如果索莱尔成为高尚的元帅夫人的情夫，”未来的教授心想，“她会把他安排在教会里的那个好位置上，而我就会在德-拉莫尔府里把他摆脱掉。”

　　彼拉神甫先生也为于连在德-费瓦克府上取得的成功，大大训斥了他一番。在严峻的詹森派教徒和道德高尚的元帅夫人的追求风气改良和巩固王政的耶稣会的客厅之间，存在着一种宗派的嫉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