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月
1978年,玛丽雅姆十九岁;这年的4月17日,一个叫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的人被发现死于谋杀。两天之后,喀布尔爆发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每个邻居都在街上谈论这件事情。透过窗户,玛丽雅姆看到那些邻居围成一圈,兴奋地交谈着,将调频收音机压在耳朵上。她看见法丽芭斜倚着她家房子的墙壁,和一个刚搬到德马赞区的女人聊天。法丽芭面带笑容,双手的手掌抚摸着她那怀了孩子的隆起腹部。玛丽雅姆忘记另外一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了,她的模样比法丽芭年纪大,她的头发染了紫色,看上去很古怪。她手里抱着一个幼小的男孩。玛丽雅姆知道这个男孩的名字叫塔里克,因为她曾听见这个女人在马路上用这个名字呼喊他。
玛丽雅姆和拉希德没有加入邻居的行列。大约有一万人涌上街头,浩浩荡荡地向喀布尔政府所在的区域进发,他们则在家里听着收音机。拉希德说米尔·阿克巴·开伯尔生前是个杰出的人,他的支持者谴责达乌德汗的政府谋害了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着她。这些天来,他从不拿正眼瞧她,所以玛丽雅姆也不知道他是否在跟她说话。
“人是什么?”
拉希德哼了一声,双眉一扬。“你不知道人是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常识。你不知道……呸。我不知道我干吗觉得意外。”说完他双脚交叠,脚后跟架到桌子上,不耐烦地说人就是那些信奉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人。
“卡尔·马克思是谁啊?”
拉希德叹了一口气。
收音机中,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塔拉奇,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多数派的领导人,正在马路上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发布煽动性演说。
“我想问的是,他们想干什么?”玛丽雅姆问,“这些人,他们信奉的是什么?”
拉希德咯咯笑起来,摇了摇头,但玛丽雅姆见到他双臂交叉在胸前,眼睛望向别处,知道他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你就像个孩子。你的头脑一片空白。它里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我问是因为……”
“闭嘴!”
玛丽雅姆乖乖听从了。
要容忍他和她说话的这种语气,承受他的指责、嘲弄和辱骂,忍受他把她当做一只家猫似的、视若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经过了四年的婚姻生活之后,玛丽雅姆清楚地看到一个心存恐惧的女人的忍耐度有多么大。玛丽雅姆是一个心怀恐惧的女人。她害怕他反复无常的心情和暴烈的脾气,她也害怕他的专横,甚至平时买点油盐酱醋也会惹他发火,一次又一次地招来他的耳光和拳打脚踢,而过后,他有时候会说着脏话道歉,有时候则不会。
自从公共浴室那天之后,四年来,又曾有六次希望从玛丽雅姆心中升起,但后来都告破灭,每一次都是流产,每一次都是瘫倒在地,每次都是比上一次更加匆忙地去看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拉希德对她更加疏远和怨恨。现在无论她做什么,都无法令他高兴。她清扫屋子,确保他总是有一些干干净净的衬衣可穿,烹调他爱吃的饭菜。有一次,万般无奈的她甚至还买来了化妆品,为他上了妆。但当他回家时,他看了她一眼,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她赶忙跑进浴室,把脸上的妆全都冲掉,耻辱的泪水和香皂水、口红、睫毛膏混在一起流下来。
如今,玛丽雅姆害怕听到他夜里回家的脚步声,钥匙开锁的咔嗒声,房门打开的吱嘎声——这些声音都让她心跳加速。她躺在床上,听着他清脆的鞋跟落地声,听着他把鞋子脱掉之后沉闷的、拖着脚走路的声音。光凭耳朵,她能听出来他在干什么:椅子的脚被拖着擦过地板;他坐在藤椅上,不堪重负的藤椅发出凄凉的叫声;他拿着调羹敲击盘子的声音;他翻阅报纸时报纸发出的沙沙声;喝水时发出的啧啧声。她的心怦怦跳,脑里思索这个晚上他又会找什么借口来殴打自己。总会有些事情,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会让他大发雷霆;因为她无论做什么,都不能让他高兴;无论她有多么死心塌地地听从于他的要求与命令,她总是做得不够好。她无法把他的儿子还给他。就这至关重要的一点上来说,她已经让他大失所望——七次让他大失所望——如今,对他来说,她只是负担而已。从他看着她的眼神中——假如看着她的话——她能看出这一点。她是他的负担。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时她问他。
拉希德朝她瞟了一眼。他发出了一声介于叹气与闷哼之间的声音,双腿从桌子上收下来,关掉了收音机。他带着收音机回到了他的房间。他把房门关上。
4月27日,一阵枪炮声和突然响起的喧哗声回答了玛丽雅姆的问题。她光着脚丫,跑到楼下的客厅,发现拉希德已经站在窗边,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头发凌乱,双手按在玻璃窗上。玛丽雅姆走到窗边,站在他身旁。她看到战斗机在天空中渐升渐高,向北和向东飞去。它们震耳欲聋的呼啸声让她耳朵发痛。远方传来爆炸声的回响,突然之间,缕缕烟尘升向空中。
“发生什么事了,拉希德?”她问,“这是怎么回事?”
“鬼知道。”他不耐烦地说。他调了调收音机,但什么频道都没收到。
“我们该怎么办?”
拉希德焦躁地说:“只好等待了。”
那天晚些时候,玛丽雅姆在厨房做米饭和菠菜汤,拉希德仍在调试收音机。玛丽雅姆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她很喜欢、甚至期待给拉希德做饭。但现在,做饭成了一件令她提心吊胆的事情。做出来的汤,他不是嫌太咸就是嫌太淡。米饭不是太烂就是太生,面包不是太软就是太脆。由于拉希德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她在厨房里总是战战兢兢,对自己毫无信心。
当她把饭菜端给他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国歌。
“我做了菠菜饭。”她说。
“放下,别吵。”
一曲终了,收音机中传来一个男声。他声称自己是空军将领阿卜杜拉·卡迪尔。他报道说当天早些时候,起义的第四武装部队已经夺取了机场,控制了城里几条交通要道。喀布尔广播电台、交通部、内政部和外交部的大楼也被占领。他骄傲地宣布,现在喀布尔落在人民手中了。起义部队的米格战斗机袭击了总统府。坦克已经开到总统府前,那儿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达乌德的御林军全都在那儿,但必败无疑,阿卜杜拉相当有把握地说。
几天之后,起义军匆匆处决了那些和达乌德汗政权有所瓜葛的人,喀布尔城里流言纷纷,说波里查尔奇监狱里面的囚犯被挖掉眼珠,生殖器也遭到电击,玛丽雅姆还听说总统府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达乌德汗被处决了,不过在他一命呜呼之前,起义军还干掉了他家族的二十来个成员,包括妇女和他的孙子。但有人说他是自尽的,也有人说他在白热化的战火中中弹倒下,更有人说起义军留下他一条狗命,让他看着自己的家人相继被处决,然后再一枪将他击毙。
拉希德调高了音量,靠近收音机。
“武装部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的祖国将更改国号为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阿卜杜拉·卡迪尔说,“各位同胞,独裁、任人唯亲和不平等的年代终结了。我们结束了数十年来的专制统治。权力现在掌握在热爱自由的人民群众手里。我们祖国的历史,从此开启了光辉的新时代。新的阿富汗诞生了。新的政权将会对伊斯兰教义和民主的理念保持最崇高的敬意。这是一个值得欢呼和庆祝的时刻。”
拉希德关掉了收音机。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玛丽雅姆问。
“听起来,对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来说是坏事,”拉希德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没那么糟糕。”
玛丽雅姆不由想起了扎里勒。她心里寻思,这些人到时会不会革他的命。他们会把他关进牢里吗?把他的几个儿子关进牢里?关闭他的生意,没收他的财产?
“这是热的吗?”拉希德看着米饭说。
“我刚从锅里盛上来的。”
他哼了一声,让她给他端一盘米饭过去。
夜空中突然亮起几道红色、黄色的闪光,街道那边,精疲力竭的法丽芭正用手肘支撑着身体,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她凌乱的头发沾满了汗水,一颗颗的汗珠从她的上唇边缘滴了下来。床边是一个叫瓦吉玛的年老接生婆,她看着法丽芭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轮流抱着新生的婴儿。他们欣喜地看着婴儿那颜色淡淡的头发、粉红色的脸颊、皱皱的玫瑰花蕾似的嘴唇,看着她眯成一道缝的碧绿色眼珠在圆鼓鼓的眼睑后面滴溜溜地转动。当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时,他们相视而笑。她起初像猫叫那样低声啜泣,然后啜泣变成健康的、洪亮的号哭。努尔说她的眼睛像宝石。艾哈迈德,他们家信教最为虔诚的人,在他的婴儿妹妹耳边唱起了祷文,对着她的脸庞吹了三口气。
“那么,就叫莱拉了?”哈基姆问,怀里抱着他的女儿轻轻地摇晃着。
“就叫莱拉,”法丽芭说,露出疲惫的微笑,“夜美人。这是个完美的名字。”
拉希德用手指将米饭揉成一团。他把饭团塞进嘴里,嚼了一口,两口,然后做了个鬼脸,把它吐在餐垫上。
“怎么了?”玛丽雅姆问,对自己的低声下气感到厌烦。她能感觉到自己的脉搏加速,皮肤收缩。
“怎么了?”他学着她的口气,嘲弄着说,“没怎么,你再煮一次。”
“可是我已经比平常多煮了五分钟。”
“说谎倒是不脸红啊你。”
“我对天发誓……”
他愤怒地用手指搅了搅米饭,推开盘子,把菜汤和米饭都倒在餐垫上。玛丽雅姆看着他在客厅里大肆发泄,然后走出屋子,砰地甩上门,扬长而去。
玛丽雅姆跪在地上,试图拾起饭粒,把它们放回盘里,但她的手抖得很厉害,只好停下来,等手不再发抖。她害怕得胸口发紧。她试着深深吸进几口气。她从客厅阴暗的窗户中见到自己的模样,又把目光移开。
然后她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拉希德回到了客厅。
“站起来,”他说,“过来。站起来。”
他抓过她的手,掰开她的指头,在她的掌心放了一把小石头。
“把这些放到你嘴巴里面去。”
“什么?”
“放进去。这些。在你的嘴巴里面。”
“别这样,拉希德,我……”
他的手使劲捏住她的下巴。他插了两根手指在她嘴里,将她的嘴巴撬开,然后把那几块冷冰冰的、坚硬的石块塞进去。玛丽雅姆挣扎着,不断求饶,但他只顾把石头塞进去,脸上露出狰狞的笑。
“好了,你嚼啊。”他说。
满嘴粗砂和碎石的玛丽雅姆口舌不清地向他求饶。泪水从她的眼角不断滴下来。
“快嚼!”他咆哮说。他呼出一口充满烟味的空气,扑在她脸上。
玛丽雅姆咀嚼起来。她嘴巴里面有些东西发出被咬碎的声音。
“很好。”拉希德说。他的脸颊抖动着,“现在你知道你做的饭是什么味道了。现在你知道你跟我结婚之后给我带来什么了。只有难吃的食物,别的什么也没有。”
他说完就走了,留下玛丽雅姆在那儿吐出石块、血,还有两个被咬碎的臼齿的碎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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