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细雨，他在路上飞驰，他从没试过开车开得这么快，也许，在那飞跃的速度之中，他方可以自时间中抽离；也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忘记痛苦，忘记现实，忘记他还有另外一个女人放不下。我紧紧地抓着他，沉醉在那凄绝的飞驰之中。

　　终于，他把车停下来了，即使多么不愿意，我们还是回到现实，自流曳的光阴中抽身而出。

　　过两天我要去纽约了。我告诉他，卡拉．西蒙答应让我当她的助手。

　　他沉默无声。

　　你为什么不恭喜我？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我凄然说。

　　对不起，我不能令你留下来。他黯然说。

　　我本来就是个不安定的人。我安慰他。

　　这是我的错——

　　不。你知道旧金山大地震时，我在想些什么吗？我愿意用一切换取你的平安，我要守诺言。况且，你不是那种可以伤害两个女人的男人。

　　你是不是一定要走？

　　你听过有一种虫叫蓑衣虫吗？蓑衣虫一辈子都生活在用树叶制成的蓑衣之中，足不出户，肚子饿了就旋转着吃树叶。到了交配期，也只是从蓑衣里伸出头及胸部，等雄蛾来，在蓑衣里交配，然后老死在农夫的蓑衣里。我不想做这一种虫。

　　你说讨厌别离，却总是要别离——

　　他难过地凝视着我。

　　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如果天天跟你一起，日后也许会把你忘掉，这是别离的好处。在回忆里，每个人都年轻，一切都是好的。我哀哀地告诉他。

　　他用力地抱着我，我把下巴微微地搁在他的肩膊上。

　　你知道吗？我觉得能够把下巴这样搁在你的肩膊上是很幸福的。

　　他把脸贴着我的脸。

　　如果能够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你知道我想成为你哪一部分吗？

　　他摇头。

　　我想成为你的双眼，那么，我就可以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也许我会更明白你所做的事。我望着他说。

　　他使劲地抱着我，不肯放手。

　　这样下去，我会死的。我喘着气说。

　　他终于轻轻地放手。

　　你记得我还欠你一样东西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袋湖水绿色的玻璃珠来。

　　我还以为他已经忘了。

　　地震之后，还能买到玻璃珠吗？我愕然。

　　我答应过你的。

　　我把玻璃珠放在手上，十二颗湖水绿色的玻璃珠里，原来藏着十二面不同国家的国旗。

　　希望将来你设计的衣服能卖到这十二个国家。

　　谢谢你。

　　他沮丧地望着我。

　　我跨上车，跟他说：我想再坐一次你开的车。

　　他开动引擎，我从后面紧紧地抓着他，流着泪，再一次沉醉在那无声的、凄怆的飞跃之中，忘了我们即将不会再见。

　　终于，是分手的时候了。

　　我跳下车，抹干泪水，在昏黄的街灯下，抱着他送给我的玻璃珠。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用这些玻璃珠制造一件晚装。我凄然说。

　　那一定会很漂亮。

　　我来送机好吗？

　　不是说不要再见吗？祝你永远不要悲伤。我抱了他一下，依依地放手。

　　你这样令我觉得自己很没用。他难过地说。

　　没用的是我。我掩着脸，不让自己哭。泪，却不听话地流下来。

　　我回去啦！我转身跑进大厦里，把他留在微风中。

　　离开香港前的一天，我约了良湄再去那间印度餐厅吃饭。

　　你还有心情吃东西吗？她问我。

　　不，我只是想来占卜一下将来。

　　那盘幸福饼送来了。

　　我也要占卜一下。良湄先拿一块饼。饼里的签语是：

　　想把一个男人留在身边，就要让他知道，你随时可以离开他。

　　说得太对了。良湄说。

　　我闭上眼睛，抽了一块。

　　签语是什么？良湄问我。

　　签语是：

　　我们的爱和伤痛，是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他。

　　是的，只有一个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我带着在威尼斯买我和文治送给我的玻璃珠，一个人到了纽约。

　　卡拉．西蒙的工作室在第七街，我在格林威治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天坐巴士去上班。

　　纽约和香港一样，是个步伐急促的城市，人面模糊。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周末晚上可以和他们共度。

　　卡拉跟杨弘念不同，杨弘念是个极端任性的人，卡拉却是个很有纪律的设计师。她上午刚刚跟丈夫办完离婚手续，下午就回到工作室继续工作。回来之后，她只是淡淡的说：

　　不用天天跟他吵架，以后可以专心工作——

　　卡拉是很爱她丈夫的，他也是时装设计师，两个人一起熬出头来，她名声渐噪，远远拋离了他，他爱上了自己的女助手。

　　关于成名，女人付的代价往往比男人要大。卡拉说。

　　是的，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所爱的男人成名，但不是每个男人，也希望自己的女人成名。

　　在纽约半年，我没有到过唐人街，我刻意不去知道关于香港的一切，可是，我并没有因此忘记文治。每天晚上，我看着放在玻璃碗里的、他送给我的十二颗有国旗的玻璃珠，这是我在冰冷的异乡里努力的因由。我做每一件衣服，都是为他而做的。

　　那天，在信箱里，我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

　　蜻蜓：

　　你好吗？

　　现在是香港的春天，本来想传真给你，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字迹，这样好象比较亲切。

　　我的月经迟了两个月没有来，我很害怕有了身孕。那一刻，我才知道我多么不愿意替熊弼生孩子。

　　我曾经想过要怀着他的孩子。每个女人，在爱上一个男人时，都会有这种想法吧？当他压在我身上时，我多么希望我就这样为他生一个孩子，孩子体内流着我和他的血。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竟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验孕结果证实我没有怀孕，我高兴得一口气去买了八套衣服。那一刻，我才发现，我已经不爱熊弼了。

　　良湄

　　P．S．徐文治升职了，他现在是副总编辑，仍然有出镜报告新闻。他还没有跟曹雪莉结婚。我想，他仍然思念着你。

　　时光流逝，我愈想忘记他，印象却愈清晰。他有很多缺点，他犹豫不决，他没勇气，他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当我如许孤单的时候，他不在我身边。可是，因为他离我那么远，一切的缺点都可以忘记，只有思念抹不去。

　　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我回到工作室，卡拉神秘地拉着我的手说：

　　你看谁来了？

　　杨弘念从她的房间走出来。

　　在威尼斯分手以后，已经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还是老样子。

　　很久不见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日刚刚到，没想到你在这里工作。

　　她很有天份。卡拉称赞我。

　　当然，她是我教出来的。杨弘念还是一贯的骄傲。

　　你会在纽约留多久？我问他。

　　几天吧。你住在哪里？

　　格林威治村。

　　那里很不错。

　　我住的房子已经很旧了。你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顿饭？

　　今天晚上好吗？

　　今天晚上？没问题。

　　到你家里，看看你的老房子好吗？

　　好的。

　　晚上八点钟，杨弘念来了，手上拿着一束红玫瑰。

　　给你的。

　　你从来没有送过花给我，谢谢。我把玫瑰插在花瓶里。

　　要喝点什么？

　　随便吧。

　　你可不是什么都肯喝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天国蜜桃给他。

　　谢谢。他笑说。

　　这些日子你去了哪里？真没想到会在纽约见到你——

　　是卡拉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我特地来看看你。

　　我愕了一下，我还以为他是路经此地。

　　没什么的，只是想看看你。他补充说。

　　谢谢你，我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他拿起我放在案头的相架，相架里镶着我儿时在公园打秋千的那张照片。

　　这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嗯。

　　我从没见过——

　　他完全没有察觉照片里有一个拾皮球的男孩。除了我和文治之外，谁又会注意到呢？

　　冷吗？我问他。我听见他打了一个喷嚏。

　　不——

　　纽约很冷，叫人吃不消。我说。

　　我脚上依然穿著文治送给我的那一双羊毛袜。

　　这种羊毛袜，你是不是有很多双？他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每逢冬天，我就看到你穿这双袜。

　　不，我只有这一双——

　　那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没有，只是这一双袜穿在脚上特别温暖。

　　我把晚餐端出来：可以吃了。

　　你在卡拉身上学到些什么？

　　我认真地想了一想，说：

　　她的设计，看来很简洁，但是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好，看着不怎么样，穿在身上却是一流的。

　　你还没有学到。他生气地说。

　　我不太明白，我自问已经很用心向卡拉学习。

　　你要学的，是她的一双手。

　　双手？

　　她可以不画图样、不裁纸版，就凭十只指头，把一幅滑溜溜的布料铺在模特儿身上，直接裁出一件晚装。

　　是吗？我愕然，我从没见过卡拉这样做。

　　她出道的时候就是这样。

　　很厉害！我不得不说。

　　最重要的，是你的一双手。他捉着我双手说，要信双手的感觉。你要亲手摸过自己做的衣服，一吋一吋的去摸，你才知道那是不是一件好衣服。你学不到这一点，跟着卡拉多少年也没有用，她没教你吗？

　　我摇头：谁会像你那样，什么都教给我？

　　我忽尔明白，他那样无私地什么都教给我，是因为他真的爱我。

　　谢谢你。我由衷地对他说。

　　你已经有一年多没有作品。我关心他。

　　我的灵感愈来愈枯竭——他用手摩挲我的脸，情深地望着我。

　　不要这样——我垂下头。

　　他沮丧地站起来，拿起大衣离开。

　　谢谢你的晚饭。

　　你要去哪里？

　　到处逛逛。

　　要不要我陪你去——

　　算是尊师重道吗？他冷笑。

　　我没回答他。

　　再见。他说罢径自离开。

　　他走了，我静静地看着自己双手，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当他捉着我双手时，我没有爱的感觉，也许不是没有，而是太少，少得无法从掌心传到身体每一部分。他拥有一切应该被一个女人爱着的条件，可是，却遇上了我。是他的无奈，还是我的无奈？

　　他走了之后，没有再回来。

　　一天，我从工作室回到家里，发现门外放着一个精致的藤篮，篮子里有五只复活蛋，还放满了一双双羊毛袜，有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格子的。篮里有一张卡，卡上写着：

　　篮子里的羊毛袜都很暖，别老是穿著那一双。复活节快乐。

　　那是杨弘念的字迹，是用他那支PANTEL1．8CM笔写的。

　　他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经常穿著那一双袜。

　　我把篮子拿进屋里，他还在纽约，不是说好要走的吗？

　　以为他会出现，他偏偏没有。到了夏天，还见不到他。他总是不辞而别。

　　九月中，收到良湄从香港寄来的信。

　　蜻蜓：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律师行让我成为合伙人，以后我可以拿到分红。

　　熊弼在大学里教书，他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学校。

　　虽然已经不爱他，却不知道怎样开口，所以，我还是没有开口。

　　我跟一个律师来往。你一定会骂我的，他已经有女朋友，他也知道我有男朋友。也许这样最好，谁也不欠谁。他在女朋友身上找不到的东西，在我身上找到；我在熊弼身上得不到的，也在他身上得到。因为没有要求，我们很快乐。原来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要求，有要求，就有埋怨，有埋怨，就有痛苦。

　　熊弼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因为内疚，我对他比以前好了一点。我开始发觉，我是不会离开他的。即使将来我又爱上另一个人，我仍是离不开他。他是我的枕头，是疲倦的时候的一点依靠，彼此相依太久了，早成习惯。爱情就是这一点可悲。

　　我开始佩服他，你竟然能够一个人生活，竟然能够首先退出。

　　以雅回来了，她说，跟哥哥分开了那么多年，现在好象重新恋爱。

　　原来我是你们之中最不忠贞的。

　　你记得你做了一件雨衣给我吗？跟你那件一模一样的。

　　那天，我穿上雨衣，在中环走着的时候，一个男人从后面跑上来叫我，我回头，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是徐文治，他以为我是你。

　　良湄

　　收到良湄的信之后两天，杨弘念突然出现。

　　那天晚上，他拿着一束红玫瑰来找我。

　　你去了哪里？我问他。

　　一直在纽约。

　　你在纽约干什么？

　　我就住在巴士站旁边的房子。

　　什么？我吓了一跳。我每天早上在巴士站等车，从不知道他就住在旁边。

　　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我喜欢可以每天看见你在巴士站等车。他深情地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哀哀地问他。

　　我也不知道。你的花瓶放在哪里？我替你把花插好。

　　我把一个玻璃花瓶拿给他。

　　他在花瓶注了水，抓起一撮文治送给我的玻璃珠。

　　你干什么？我问他。

　　他把玻璃珠放在花瓶里，说：这样比较好看，你干嘛这么紧张？

　　没什么。

　　有没有喝的？我很口渴。

　　我在冰箱里拿了一瓶天国蜜桃给他。

　　你一直为我预备这个吗？他乍惊还喜的问我。

　　不，只是我也爱上了这种口味——我淡淡的说。

　　他显然有点儿失望。

　　他把那一瓶玫瑰插得很好看，放在饭桌上。

　　我从来不知道你会插花。我说。

　　还有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你也不知道——

　　是的，譬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忽然爱上红玫瑰？以你的个性，你不会喜欢红玫瑰，玫瑰毕竟是一种太普通的花，而且是红玫瑰。

　　你知道玫瑰为什么是红色的吗？

　　难道是用血染红的吗？我打趣地说。

　　是用夜莺的血染红的。

　　夜莺的血？

　　波斯有一则传说，每当玫瑰花开时，夜莺就开始歌唱，对它倾诉爱意，直至力竭声嘶，痴醉于玫瑰的芳香，随即倒落于玫瑰树枝下。

　　当夜莺知道玫瑰被阿拉真神封为花之女王时，它非常高兴，因而向吐露芬芳的玫瑰飞了过去，就在它靠近玫瑰时，玫瑰的刺刚好刺中它的胸口，鲜红的血将花瓣染成红色。

　　如今波斯人仍然相信，每当夜莺彻夜啼叫，就是红玫瑰花开的时候。他痴痴地望着我。

　　夜莺太笨了。我说。

　　所有的爱情都是这样吧，明知会流得一身血，还是挺起胸膛拍翼飞过去。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我只是无法明白，他为什么甘心情愿化作那可怜的夜莺。

　　他轻轻地摩挲我的脸，手停留在我的眼睛上。

　　别这样，有刺的。

　　我也不介意流血。我喜欢这样抚摸你的眼睛，我真想知道你的瞳孔里有没有我。

　　我忍不住掉下眼泪。

　　别哭。他抱着我。

　　为什么会是他？

　　为什么总是他？

　　难道他才是我厮守终生的人？在时间的洪流里，在我们无法控制的光阴里，浮向我生命的，就是他。

　　在寂寞的纽约，在寂寞的日子里，我再找不到理由拒绝这多情的夜莺。

　　杨弘念仍旧住在巴士站旁边的房子里，我们再一次相依。他在洛杉矶有一丬以自己名字为名的时装店，每星期他要飞去洛杉矶一次。每个星期，我们要分开两至三天，这样最好，他不在的时候，我会思念他。

　　他没有再送我红玫瑰，也许他已忘了自己曾化身夜莺。男人就是这样，得到了，又忘记了如何得到。

　　九零年十二月平安夜那天，我独个儿在屋里，有人按门铃。

　　我以为是杨弘念过来找我，站在门外的却是文治。他拿着行李袋，站在我面前，我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年没见了，竟然好象昨天才分手。

　　是良湄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的。他微笑说。

　　你刚下机吗？

　　他点头：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我让他进来。

　　你为什么会来纽约？

　　他傻呼呼的欲言又止。

　　你就住在这里？他环顾我的房子。

　　是的，外面很冷。要不要喝杯咖啡什么？

　　谢谢。你习惯纽约的生活吗？

　　我很容易适应一个新地方。

　　我跟曹雪莉分手了。他突然告诉我。

　　我愕了一下，为什么他现在才跟她分手？为什么不早一点？

　　是谁提出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关心这一点。

　　是她提出的。

　　我很失望，曹雪莉不要他了，他才来找我。

　　她爱上了别人吗？我问他。

　　不。她爸爸在地震中死去，她自己也受了伤，也许这种打击令她成熟了不少吧。我到过旧金山探望她一次，我们每个星期都有通电话，大家愈来愈像朋友，也愈来愈发现我们不可能走在一起。

　　那天，在电话里，她告诉我，那次地震的时候，她知道我为什么去找她，她看得出我想跟她分手，但是当时她很伤心，她很自私地不想我离开她——

　　看来她还是爱你的——

　　你会和我回去香港吗？他突然问我。

　　你来就是说这句话？

　　他茫然地望着我。

　　为什么你不早点来？我等了你这么久，你现在才出现，你不觉得太迟吗？

　　是不是情况不一样了？他难堪地问我。

　　你以为我永远在等你吗？你以为你是谁？我要用我所有的青春来等你？我在这里一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为什么要等到她不要你，才轮到我？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私歇斯底里地质问他。

　　对不起，我认为先把我和她之间的事解决了，对你比较公平，否则我说什么也是没用的。

　　我气得骂他：你不是男人来的！所有男人都可以一脚踏两船！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骂他，他是一个好男人，他不想欺骗任何人，我却恨他不骗我。他早就不该告诉我他有女朋友，他该把我骗上床，然后才告诉我。

　　他望着我，不知说什么好。也许，他千里而来，是希望看到我笑，希望我倒在他的怀里，跟他回去，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我的埋怨。

　　你说得对，我不是个男人，我也没权要求你无止境地等我。他难过地说。

　　我咬着唇：是的，你没权这样浪费一个女人的青春。

　　我只是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去。他以近乎哀求的语调跟我说。

　　如果时钟倒转来行走，我就跟你回去。我狠心地说。

　　他站在那里，红了眼眶，说：

　　对不起，我没法令时钟可以倒转来行走，是我没用。

　　我也不可以。我凄然说。

　　希望你幸福——他伤心地说。

　　谢谢你。

　　再见——

　　珍重。

　　我站在窗前，看着他，拿着行李，孤单地走在街上。四处张灯结彩，他是特意来和我共度圣诞的吧？他准备了最好的圣诞礼物给我，可是这份礼物来得太迟了。

　　为什么光阴不可以倒流？只要他早三个月出现，我就可以跟他回去。

　　我不能这样对杨弘念，我不能那样无情地对待一个爱我的人。我害怕将来我所爱的人，也会这样对我。

　　他走了，也许不会再回来。

　　杨弘念抬了一株圣诞树回来。

　　这是你在纽约过的第一个圣诞节吧？他问我。

　　不，是第二个。我说，不过却是第一个家里有圣诞树的圣诞节。

　　我用一块银色的布把整株圣诞树罩着。

　　你干什么？他问我。

　　这样看来比较漂亮。我任性地说。

　　你没什么吧？杨弘念温柔地抱着我。

　　没什么。

　　你有没有想念香港？他问我。

　　为什么这样问？

　　我忽然有点想念那个地方。要不要回去？

　　不。我坚决地说。

　　远处传来圣诞的音乐。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揉到了我的泪水。

　　你在哭吗？

　　音乐很动人。我撒了一个谎。

　　文治不一定能够立刻买到机票回去香港，说不定他还在机场，孤单地等下一班机。

　　两天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良湄。

　　不告诉你，只是想你惊喜一下，文治也是，我们希望你有一个难忘的圣诞节。她说。

　　我太久没写信给她了，没告诉她，杨弘念又回到我身边。

　　那怎么办？良湄问我。

　　他有找你吗？

　　他还没回来呀，在电视上看不到他。

　　不可能的，他两天前已经走了。

　　那么，他也许躲在家里吧。

　　一天之后，杨弘念要去洛杉矶，我送他到甘乃迪机场。

　　在巴士上，他问我：为什么突然要送机？你从来不送我机的。

　　不是做每一件事都有原因的。我淡淡的说。

　　在机场送别了杨弘念，我到处去找文治，他不可能还留在纽约的。即使他在机场，也不一定就在甘乃迪机场。

　　虽然那样渺茫，我却努力地寻找他。

　　告示牌上打出往香港的班机最后召集。

　　我立刻飞奔到登机闸口，一个人在后面轻轻拍我的肩膀，我兴奋地回头，站在我跟前的，却是杨弘念。我给他吓了一跳。

　　你在这里找谁？他阴沈地问我。

　　你不是已经登机了么？我立刻以另一条问题堵截他的问题。我是一个多么差劲的人。

　　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我改搭下一班机。

　　哦，是吗？我失神地说。

　　你在找人吗？

　　我再无法避开他的问题。他刚才一定看到了我回头那一刻，表情是多么的高兴，我以为轻拍我肩膀的，是文治。

　　不是的，我只是想在这里随便逛逛。我说。

　　机场有什么好逛呢？他微笑说。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要我陪你等下一班机吗？我问他。

　　不，下一班机一小时后就出发，我要进去了。他轻轻地吻了我一下。

　　往香港的那班机大概已经起飞了，我只好独自回家。

　　两天后，良湄打电话给我说：

　　徐文治回来了，我在新闻报告里看到他，样子很憔悴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我打电话给他，仔说这几天都在甘乃迪机场里，大概是惩罚自己吧。

　　他的确是坐那班机离开的。为什么生命总是阴差阳错，失之交臂？

　　我整天望着手上的浮尘子钟，分针怎么可能倒转行走呢？

　　晚上，杨弘念从洛杉矶打电话回来给我。他从来不会在洛杉矶打电话给我，尤其工作的时候。按时打电话给女朋友，从来不是他的习惯。

　　什么事？我问他。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家里。

　　我当然在家里。

　　那没事了。

　　你打电话来就是问这个问题？我奇怪。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说。

　　自从文治来过之后，他就变得很古怪。

　　几天之后，他从洛杉矶回来，一踏进门口，就抱着我不肯放手，问我：

　　你有没有挂念我？

　　我该怎么回答他？我的确没有挂念他。

　　我吻了他一下，用一个差劲的吻来堵塞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