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伟业在信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下“请你不要再回信了”这句话。但他总是没有足够的勇气把信扔进邮筒。康伟业想：人家姑娘那么好的条件，凭什么你说吹就吹？一个不是党员的扛猪肉的工人，月工资才拿十八块钱，你吹一个拿二十四块钱的漂亮党员姑娘，这不是故意伤害人家吗？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毛泽东逝世了。一个晴天霹雳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震响。噩耗传来，人们如丧考妣，失声痛哭，停下了手中正在进行的工作，奔向大街去购买黑纱和制作花圈的彩纸。大街上的人群一片呜咽，犹如世界末日来临。工厂、学校、商店、机关单位、公园、餐馆，到处有人因为过份的悲痛而晕倒。不管是什么人晕倒了，总会有一群人拥上去，抱的抱，抬的抬，有的递开水有的掐人中。共同的灾难感使中国人民一下子亲密起来，一只手总想握住另一只手，个人的肩总想依靠着大家的肩。这一天，突然有人叫康伟业接电话。康伟业对准电话筒大声说：“喂。”那边是段莉娜。段莉娜听到康伟业的声音就忍不住抽泣起来，抽泣使段莉娜显出了女姓的温柔，她说：“伟业，毛主席他老人家……”

　　康伟业也正沉浸在失去领袖的悲痛之中，他说：“小段，你不用说了。小段，你不要哭，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化悲痛为力量。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康伟业嗓音低沉，语气里充满了前所未有亲切，既阳刚又委婉。他敏感地意识到段莉娜对他的称呼是亲昵的“伟业”而不“康伟业同志了”。

　　康伟业趁机大胆地说：“我也很想见见你。”

　　下班后，康伟业挤上公共汽车赶往武昌蛇山公园。他们在浓重的暮色中找到了对方，哽咽着呼唤了一声“毛主席”，不知怎么的人就在对方怀里了。段莉娜滂沱的眼泪弄湿了康伟业的脸膛，康伟业用他的大手一把一把地为段莉娜抹去泪水和鼻涕，顺手揩在身后的树干上。这一夜，他们并肩而坐，在蛇山幽暗的秋草清香的树丛里，听着一列列火车在他们脚下哐哐、哐哐、哐哐地走过，由远及近，由近及远，仿佛历史的进程，既漫长又匆匆，不知来自于哪里。一切都突然变得无头无序，无依无靠，使人感到惘然失措。段莉娜的手一直猫在康伟业的手掌心时，两人都有很踏实的感觉。他们絮絮私语，从国内形势说到国际形势，又从国际形势说到了他们自己的状况。

　　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段莉娜把康伟业带回家见了她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康伟业也把段莉娜带回了家。康伟业的家住在单位宿舍里，宿舍由五十年代的苏联式大办公室间隔而成，两间房被书籍挤得满满的，厨房和卫生间是公用的。

　　段莉娜的家在部队大院。大门口有士兵站岗，院子里头绿化得像公园，一幢幢带了一点西洋风格的小楼错落在浓荫之中。几乎每一家的篱笆墙上都藤藤葛葛地挂满了丝瓜、苦瓜、鹅米豆。肥厚的青菜叶子悠闲自得地伸到篱笆外面，平坦的柏油马路一直通到小楼的门前。尤其是第一次，康伟业一进干休所情绪就晴天转多云了。他愤愤不平地想：好哇，原来是这样的啊！你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说是解放了我们的城市，倒偷偷地圈了这么大的院子，每家都住小洋楼，还种菜，肆意地把农村搬到城市里。这一切应该怎么解释呢？

　　段莉娜的父亲一身戎装，腹部膨起，双手背在身后，在段莉娜介绍了康伟业之后，仅仅对他点了一个头，以后就一直坐在阳光充沛的院子里听半导体收音机，打瞌睡，段莉娜的兄弟姐妹就不敢恭维了。他们一个个全都是大大咧咧的，用傲视武汉话的部队普通话交谈，无休止地谈他们的话题，从中央谈到地方。把军委领导人和军区司令员的名字说来说去，全都不带姓氏，只说某某同志，搞得像是他们的亲兄弟，牛皮哄哄的。他们根本不在乎康伟业的存在。段莉娜的母亲也仅限于客气，让保姆做饭，自己根本不下厨。于是，康伟业段莉娜有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康伟业如此强烈的感受和不平在段莉娜看来简直幼稚可笑。段莉娜反问说：“按你的理论，那么毛主席也不应该住北京中南海，而应该住到湖南长沙的韶山冲去是不是？”

　　康伟业说：“段莉娜，想不到你是这么刁猾！”

　　段莉娜说：“是我刁猾还是你农民意识，心胸狭隘，少见多怪？”

　　康伟业把一只水杯狠狠地摔到地上，说：“请你们摸摸自己的后脑勺，想想你们才进城几天？土腥气掉了没有？还敢说我有农民意识！”

　　段莉娜的脸都气得发绿了。她最后送给康伟业的话是：“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不要脸的话！”

　　这一次争吵使他们的关系濒于绝交的边缘。但是他们周围的人没有让他们绝交。李大夫受男女双方父母之托，穿梭往来，找当事人双方一再地谈话。大家都认为青年男女在谈对象的过程中闹一点别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有人帮忙和稀泥，一个粑粑就可以捏团圆。康伟业和段莉娜就这样被很有耐心的旁人又捏到了一起。最后的结果是：康伟业就摔水杯这个事实本身道了一个歉。众人就对段莉娜说：他道歉了他道歉了。段莉娜紧绷的脸便逐渐松弛了下来。

　　若干日子之后，在两人融洽亲密的某一个时刻，康伟业戏谑地羞弄段莉娜说：“其实你根本不想和我吹是不是？其实你在主动追求我是不是？”

　　段莉娜不打自招地说：“臭美你的吧。”

　　康伟业说：“为什么？我又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你为什么一见面就喜欢我？”

　　康伟业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撩人魂魄的回答，诸如我爱你这种火辣的情话。段莉娜一五一十地告诉康伟业，一是因为李大夫说他人品好，有知识，很聪明，将会很有前途。二是因为他高大英武，家庭成分也是革命干部。三是因为第一次见面就给她一张报纸垫石凳，说明他会照顾人。四是因为他闲话少，不纠缠女性，生活作风正派。五是因为她的中学同学贺汉儒告诉过她，康伟业在小学就曾经得到过水利部部长的赞赏。段莉娜有点泄气地说：“我个子太高了，很难找到一个比我高出十五公分以上，又具备各方面条件的人。只有你比较合适，因为入党问题和工作问题都来不是太难解决的问题。”

　　段莉娜清晰地列举出了一二三四五条，这使康伟业既失望又佩服。他说：“没有想到你考虑问题这么成熟。”

　　段莉娜神秘莫测地说：“亲爱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这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瓦西里的一句台词，它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被引申，被抽象，被当作了包含多种意义的弦外之音。康伟业明白了。段莉娜将动用各种力量来帮助他入党和提干。他感到了温暖。一种窃喜的自得的温暖。他感激地伸出手去，使劲握了一下段莉娜的手。

　　果然，接下来，康伟业入了党，提了干，成了厂办公室主任。在主任的位置上逐渐锻炼出了才干，不久又被调到了物资局，一去就是科长。康伟业春风得意马蹄疾，两年时间一晃而过。一晃之间，康伟业完完全全换了一副崭新的面貌。事业上的成功是男人最好的营养，社会的宠爱是男人最好的滋补，名利简直就是男人生命活力之源泉。康伟业一扫从前的蔫劲和霉味，精神抖擞，容光焕发，衣服穿得整洁合体，说话自信又响亮，他算得上一个英俊而有风度的男青年了。

　　就在这年的冬天里，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段莉娜因为她的父母去了外地而特意把康伟业叫来陪伴她。晚饭后，下雪了，是那种可爱的私语般悄悄而又绵密的大雪。他们在暖气洋洋的房间里隔着窗玻璃看雪，聊一些关于雪的闲话。段莉娜不住地嚷热。她双颊彤红，两眼粼粼闪光，一会儿脱一件外套，一会儿脱一件毛衣，后来脱得只剩下一件贴身的粉红色球衣，她处女之身那温热诱人的神秘气息一阵又一阵地扑向康伟业。康伟业不禁浑身发热，冲动难耐，望着段莉娜错不开眼珠。两人一番挑逗，一番推就，半真半假，试试探探，竟然慌里慌张，拉拉扯扯地把男女之事做了。

　　事毕，段莉娜仿佛突然醒悟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她羞得把脸久久地埋在枕头上，呜呜地痛哭。康伟业的感觉糟糕得一塌糊涂。他想他可能做下了一件巨大的后果不堪设想的愚蠢事情。他想：该哭的应该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