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努努·几米·绘本·努努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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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八千子弟俱散尽

  浩荡的闽江下游,是福州。

  小楼下放劳动改造,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要到的地方。在南边。北方的人流落南蛮去,南方的人远赴北大荒。八千子弟俱散尽。

  所有在“干校”苟活的反革命分子,混在一处,分不清智愚美丑,都是芸芸众生——念,咦?日子回到小时侯,科班的炕上,惺忪而起。

  仍是操练。

  拉大车,造砖,建棚,盖房子。在田间劳动,种豆和米,还有菜。凿松了硬地,或把烂地挖掘好,泥里有痰涎,鼻涕,大小二便,血脓,和汗。上下午,晚饭后,三个单元分班学习

  小楼的功架派用场了,当他锄禾日当午时,犹有余威。他逝去的岁月回来了,像借尸还魂。但他老了。

  听说蝶衣被送到酒泉去。酒泉?那是关山迢遥的地方呀。在丝绸之路上,一个小镇。酒泉,丝路,都是美丽的名字。蝶衣在一间工厂中日夜打磨夜光杯,连夜光杯,听上去也是美丽的名字呢。

  小楼并无蝶衣的消息。

  他想,整个中国的老百姓,也是如此这般的老去吧,蝶衣又怎会例外?

  福州是穷僻的南蛮地。

  闽菜样样都带点腥甜,吃不惯,但因为饥饿,渐渐就惯了。

  家家是一张家禽票,十只定量蛋过年的。拿着木棒,拼命敲打艰辛轮侯买来的一块猪肉,打得粉烂,和入面粉,制成皮子,包蔬菜吃,叫做“肉燕”。真奇怪。那么困难才得到的肉,还不快吃,反而打烂,浪费工夫。小楼就是过这样的活。岁月流曳,配给的一些“鸡老酒”,红似琥珀,带点苦味。它是用一只活鸡,挂在酒中,等鸡肉,骨都融化以后,才开坛来饮。因人穷,这鸡,都舍不得吃,留着,留着,再酿一次。就淡然了。

  留着也好。

  小楼总是这样想:活着呢。活着就好。他也没有亲人了。菊仙不在,蝶衣杳无音讯。

  当初,他们还是同在一片瓦面底下。

  是的。他原谅蝶衣了。他是为了他,才把一切推到女人身上。蝶衣决不会出卖他!他一定是为他好,不过言词用错了。但在那批斗的战况中,谁不会讲错话/自己也讲错过。他挂念:酒泉?是在哪儿呢?也许今生都到不了。当明知永远失去时,特别的觉得他好。恩怨已烟消云散。

  到底是手足。没错。

  而日子有功,他们一众都做得很熟练。每天早上起床后,全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先三鞠躬,再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便是“早请示”。

  晚上,睡觉以前,又再重覆一遍。然后,向毛主席像禀告,今日已有进步,思想已经觉悟,开会学习相当用心。念念有词,这叫“晚汇报”。

  人人都习惯了谦恭木讷,唯唯诺诺。不可沽名学霸王。连手握语录,都有规矩,大指贴紧封面,食指,中指和无名指贴紧封底,表示“三忠于”。还有,小指顶着书的下沿,表示“四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无限崇拜。

  认真地改造。九蒸九焙,很忙碌。

  还得提着马扎儿到广场,跟大队看革命电影,学习。

  某个晚上,一个老人在看电影中途,咕咚的倒地,他捱不住,死了。胡琴第一把好手。

  是几个男的,包括小楼在内,抬到山脚下给埋了。坟像扁扁的馒头,馊的。营养了黄土地。

  会仍继续开着。遥望是黯黄的灯,鬼火似地闪着。

  忽地发觉地里有人偷白薯。悉悉的挖泥声。埋死人的几个,喝骂:

  “妈的!偷吃!”

  “咱种的好,一长足就来偷!不止一次!”

  逃的逃,追的追,逮住一个脏兮兮的小孩,和两个比较大的,十六七岁模样。都衣衫褴褛,饥不择食。

  “住哪儿!父母呢?”

  小孩颤着:

  “爸妈都上斗私批修学习班去,一年多。家里没人饿”

  两个少年,看来像学生,原来破烂的衣袖仍缠着臂章,什么是用指定的黄油写上“红卫兵”三个字。红卫兵?是逃避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呀!

  曾几何时,他们串联,上京,意气风发。一发不可收拾,国务院发布指示,终止串联,并号令全部返回原来单位。他们的命运,是无用了,不知如何处置,一概上山下乡,向贫下中农再学习。

  流窜在外的,回不了家的,听说不少死于不同派系的枪下

  一个蓦地自他口袋中,掏出一把纪念章,向揪着他的小楼哀求:

  “大叔,我让您挑一个,您喜欢哪个就要了吧,请给我们白薯吃。两三天没吃了。”

  他来求他?

  当初凶悍地吧他们踩在脚底下的黄毛小子,倒过来求牛鬼蛇神放一条生路?同种同文,自相残杀后,又彼此求饶?

  十年过去了。

  毛主席死了。

  华主席上场了。

  华主席下台了。

  四人帮被打倒了。

  灾难过去,那些作恶的人呢?那些债呢?那些血泪和生命呢?

  回忆一次等于脱一层皮。

  举国都受了巨大的骗。因而十分疲倦。

  一时之间,谁也不知道什么是错?什么是对?——小楼在香港湾仔天乐里一间电器铺子上的电视机,看到四人帮之审讯戏场。

  小楼是在福建循水路偷渡来香港的。

  霸王并没有在江边自刎。

  这并不是那出戏。想那虞姬,诳得霸王佩剑,自刎以断情。霸王逃至乌江,亭长驾船相迎,他不肯渡江。盖自会稽起义,有八千子弟相从,至此无一生还,实无面目见江东父老

  现实中,霸王却毫不后顾,渡江去了。他没有自刎,他没有为国而死。因为这“国”,不要他。但过了乌江渡口,那又如何呢?大时代有大时代的命运,末路的霸王,还不是面目模糊地生活着?留得青山在,已经没柴烧。

  “别姬”唱到末段,便是“暑去寒来春复秋,夕阳西下水东流。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喂,是不是买?要什么牌子?”那电器铺子的职员见小楼专注地看电视,马上过来用这种招式赶客,以免他们占住门口一席位。

  “对不起,看看吧。”寄人篱下,小楼只好识趣地走了。

  幸好全港九的人都在追看这热闹缤纷的伟大节日,所以小楼走前一点,又在一间凉茶铺前驻足,与一大群好事之徒仔细追认。是她了,就是她!“四人帮”这审讯特辑,许是一九八一年全港收视率最高之电视节目了。江青,举世瞩目,昂首上庭,她说:“革命是一个阶级试图推翻另一个阶级而采用的暴力。”她说:“我,与毛主席共患难,战争时,在前线,惟一留在他身边的女同志,三十八年整,你们都躲到哪里去啦?”她说:“我只有一个头,拿去吧!”她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记不起!”她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戏明显地经过彩排剪辑。江青受审的时候是六十六岁。一般六十六岁的老人,若不是因为她,和她背后的伟人,应该含饴弄孙静享晚年,不过,如今

  但香港人,隔了一个海,并无切肤之痛,只见老妇人火爆,都鼓起掌来。

  “哗!这婆娘好凶!”

  “喂,给你作老婆你敢不敢要?”

  “谢谢!你慢用!”

  小楼落寞地,退出场子。尘满面鬓如霜,他也是六十多的老人了。

  一辆“回厂”的电车,驶过小楼身畔。

  小楼倾尽所有,竭尽所能逃来香港。最初他便是在电车公司上班。劳改令他的身子粗壮,可以捱更抵夜。

  在这美丽的香港,华灯初上,电车悠悠地自上环驶向跑马地。叮铃的响声,寂寞的夜,车轨一望无际,人和车都不敢逾越。

  “回厂”的电车到了总站,换往另一路轨行驶时,需用长竹竿吧电缆从这头驳过那头。扎着马步,持着长竿的,是垂垂老矣的末路霸王。是的,当年曾踏开四平大马的霸王。可是他勉强支撑,有点抖,来回了数番,终于才亮了灯,车才叮叮地开走。由一条路轨,转至别一条路轨。

  直至更老了。他又失去了工作。

  如今他赖以过活的,是他以前驾驶电车的同事,儿子申请到廉租屋,自己的一层物业隐瞒不报,在未处置之前,找小楼看屋,给他一点钱。小楼申请到公共援助,又把这情况隐瞒不报,于是他每月得到六百多元。如果一旦被揭发有外快,社会福利署便会取消他的援助金了。他有点看不起自己。

  但营营役役的小市民,便是靠一些卑微鄙俗的伎俩,好骗政府少许补助。像穴居的虫儿,偶尔把头伸出来,马上缩回去;不缩回去,连穴也没有。而香港,正是一个穷和窄的地方,穷和窄,都是自“穴”字开始。

  小楼踱回他的巢穴。那是在天乐里附近。他喜欢“天乐里”。他记得,刚解放那年,他与蝶衣粉墨登场,在天桥,天乐戏院。大张的戏报,大红底,洒着碎金点,书了斗大的《霸王别姬》。天桥,变戏法,说书场,大力丸,拉洋片,混沌,豆汁,小枣粽子,吹糖人,茶馆但小楼,自一九六六年起,嗓子打坏了,从此没再唱过半句戏。见到天乐两个字,只傻呼呼的笑了。多亲切。

  楼下还有警察抽查身分证。刚查看完一个飞型青年,便把他唤住:

  “阿伯,身分证。”

  小楼赶忙掏出来,恭敬珍重地递上。他指点着:

  “阿sir,我是绿印的!”

  一九八二年开始,香港政府为遏止偷渡热潮,实施“即捕即解”法令。小楼的“绿印”,令他与别不同,胸有成竹。他来得够早,那时,只要一逃进市中心,就重生了。他比其他人,幸福安全得多。

  “上海佬!”

  一个小胖子敲铁闸,小楼过去开闸,让他进来。小胖子才读四年级,他喜欢过来隔壁这个老伯的空屋中玩龟。

  今天不见了那龟。

  小胖子问:“上海佬,龟呢?”

  “我不是上海佬,”小楼用半咸淡的广东话强调:“我讲过很多遍,我是北京来的!”

  他很奇怪:“那有什么不同?”

  小楼无法解释,他有他的骄傲:“我是北京人!不是上海人!”

  “龟呢?”

  他环视小楼的空屋。一张枯藤椅,一张木板床,床脚断了一截,却没有倒塌,啊!原来小楼捉了那只龟,垫着床脚,它硬朗而又沉默地顶着,活着,支撑着整张床。

  龟旁有一小碟饭和水。

  “有没有搞错?”小胖子大叫:“它会死的!”

  他懒得同小孩谈论生死。本身没有文化,但文化大革命他惯见生死。在他自北方下放至南边时,五百多人被折磨掉二百多,一天之间,传染病死去三十人。不停的斗争,目睹有人双腿被锯断,满口牙齿被打落,生不如死,死不如死得早。往上推吧,小楼想,北洋,民国,日治,国共内战,解放,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三年自然灾害到了文革,中国死了多少人?中国人是世上最蠢,最苦,又最缘悭福薄的民族。蠢!总是不知就里地,自己的骷髅便成了王者宝座的垫脚石——但不要紧,小孩一个个被生下来,时间无边无涯,生命川流不息。死了一亿算什么?荒废了十年算什么?小楼面对小孩鲜嫩的岁月,他很得意,他快死了,但毕竟还没死。

  “很闷呀,没好玩的,我走了。”连小孩也跑掉。

  还是香港的小孩幸福。下列望着这个无礼但又活泼的小胖子。他懂什么政治?

  如果他在北京听说打倒四人帮之后,北京的小学生被教育着,上体育课,是用石块扔掷一些稻草人,上面画着江青的像。小孩扔掷得很兴奋——但,“万一”江青若干年后被“平反”了,这些小孩,岂非又做“错”了?

  大人都喜欢假借小孩的力量来泄愤。这是新中国的教育方针。香港小孩幸福多了。小胖子高兴的时候,来教小楼玩一种电子游戏机,是一个傻瓜千方百计要走入一间屋子内,在投奔的过程中,高空扔下水桶,木锤,锯等杂物,中了头颅,他就一命呜呼。但有三次“死”的机会——多像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小楼手指不甚灵活,总是很快便玩完了。“一听到音乐声就知你又死了!”小胖子是这样的嘲笑他。

  音乐?对了,他很久很久,没听过任何音乐了。他残余的生命中,再也没有音乐了。忽然,他又感到日子太长,怎么也过不完。

  幸好他拥有自由。

  他自由地乘坐电车。他爱上游车河,主要是便宜,且只有这种胡琴上弦动的节奏,才适合他“天亡我楚,非战之罪”的霸王。四面是楚歌。楚歌是雨。雨打在玻璃上,雾湿而不快。

  小楼为了谋杀时间,由湾仔坐到筲箕湾。途经北角新光戏院,正在换画片,又有表演团访港了。他没留神。后来又筲箕湾坐回湾仔。自昏晕的玻璃外望,十分惊愕——

  “程蝶衣”

  他赫然见到这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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